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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大道

池田SGI会长于2012年6月5日
牧口常三郎首任会长诞生141周年纪念倡言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池田大作发表了一篇题为“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大道”的倡言,寄予6月20日起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举办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倡言同时纪念6月6日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诞生141周年。内容提到罗马俱乐部创始人奥雷利奥‧贝恰(Aurelio Peccei)博士的警语:不要光考虑自己“可以做到的事”,而应该转换想法,考虑自己“应该去做的事”,以及牧口会长出于“为他人奉献,不仅他人得益,自己也同时得益”的思想而提倡的人道竞争于现代的意义。倡言也主张,环境破坏、灾难等威胁人类“无可取代的尊严”,为克服此危机,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变革的主体来行动,并以肯尼亚马塔伊博士所推行的植树运动为例,说明居住的“社区”应该成为变革活动的立足处。

此外,倡言论述“里约+20”会议应该达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共识:第一就是制定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后的新目标,积极推进人道竞争;第二是合并联合国的环境和开发部署,设立“可持续发展国际组织”(暂称),导入反映民间社会意志归向的制度;第三是积极继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精神,从2015年展开新计划。池田会长并呼吁透过教育来发掘人的潜能,由民众双手创造充满希望的未来。

寄予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我谨代表世界192国和地区的国际创价学会(SGI)会员,发表一些我的感想和倡议。

“里约+20”的焦点

世界现今每年都有约53,000平方公里(约日本面积7分之1)的森林消失,许多国家由于地下水位干涸引起水源不足,全球25%陆地受沙漠化的影响。

里约大会不单要商讨如何对应这些迫在眉睫的课题,还要如主题“我们期望的未来”所述,商讨和展望人类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于未来应呈现何种形式。这就是大会的最大焦点。

本着同是“地球村”居民的意识,确立对未来的清晰展望和理想,这当然是当务之急。同样重要的是,要踏实地增加响应这理想而行动的人员,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合作。

无论理想如何崇高,民间社会的强力推动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一个关乎人人生活的课题,让更多人分享和认同其中的精神,把它反映在每天的生活中,并确立为社会上行动的范畴,才会带来更好的效果。

大会主要议题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框架”。在摸索新的经济型态,或探讨新的国际制度时,假如不把视线固定在人和他们的生活上,这一切都恐怕无法达到所期的结果。

所以我提议,在大会上要深入商讨如何培育挺身参与“变革”的人,以及如何令其行动得以持续下去。

要看到“自己期望的未来”,首先必须自觉到“未来由自己打造”。

以下我要论述的是:通过培养“自强精神”,让每个人发挥本身具备的潜能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建设尊重“生命尊严”的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如何灌输“人人均为领导人”的概念,以便推广大众积极地参与变革社区和社会。

发展的目的

在展望这课题时,我耳边响起了去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就“里约+20”的意义所作的呼吁:

“可持续发展并非只是或主要是环境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如何生活,并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对当今的70亿人民和未来的子子孙孙产生怎样的后果。”(《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

现今,很多人指出需要一个把“物质的富裕”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框架。为此,我们不仅要重审现有的经济和环境政策,同时也需要从根本上审视社会和人的生存方式这文明论课题。

需要考虑到,现在仍旧有很多国家把经济发展作为最优先的目标。我冀望以这次大会为契机,能令各国重新审视国家发展到底是为了甚么目的?有没有其他更值得考虑的东西?

向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提出这质问的,就是去年(2011)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它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一个事实: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都难以阻止这场灾祸的扩大。

同时也令人痛感到,飞跃发展的科技,不管其目的何在,一旦发生意外,就有可能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态。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无数人因避难而被逼离乡背井,还要考虑到如何处理有严重放射性污染的地区,而且放射线是否对人的健康带来长远影响也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夺取宝贵的性命,伤害人的尊严,破坏居住环境的自然生态系统……如此事态的原由,不单单是自然灾害,环境破坏和纠纷也会毫不留情地带来同样的后果。尤其是环境破坏所引起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动,长远地来看,不但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可免受其害,甚至连我们子孙后代也会受到波及。

对于社会来说什么最重要?大家应同心协力维护些什么?──在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时务必切记,人的尊严不容亵渎。唯有如此,方可确保文明往“可持续发展”型态的转移,会以人等身的规模进行,并扎根于人实际生活的基础之上。

为此我要强调,促进“可持续发展”,并不单单只是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以便取得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那是一种由全球民众共同展开的挑战。其核心是建设一个以“生命尊严”为重的社会,让今后世世代代的人都活得有尊严,以及全球的生态系都受到维护。

贝恰博士敲响的警钟

这里,我想起了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恰(Aurelio Peccei)博士和我对谈时的一段说话。贝恰博士曾对早于“里约+20”大会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注1)有过极大影响及功劳。

他说:“好像对自己的力量自我陶醉,我们人类只去干自己‘可以做到’的事,而不是‘需要去做’的事,而且一直以来从不考虑什么是‘需要去做’的,什么是‘不应做’的,甚至全不顾虑新现状中所潜藏的道德和伦理规制。”(《敲响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又名《为时未晚》)

贝恰博士这句话,和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于《人生地理学》中所显示的问题意识相通,令我感触良多。

牧口对二十世纪开头时那种不管他人死活的弱肉强食世态,也就是贝恰博士所说的只强行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的社会体质,有如此描述:

“众人只会对有利益可图的地方虎视眈眈,瞄准了是否有经济利益的余地可侵占,或是否有政治权力的空隙可钻。国际势力的分布,以天气而言,正像空气从高气压流向低气压的地方一样。”(《牧口常三郎全集》)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将近110年的岁月,于现代又呈现着怎样的状态?

以威胁他国来显耀自国威信,为此而不断进行扩军竞赛;不管贫穷和收入差距等问题如何继续扩大,于国际间无止境地进行经济竞争──现代文明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伦理规制,社会还只是在追求着“可以做到”的事。

人类最初满以为能完全控制的欲望,在现实中逐渐膨胀,甚至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欲望的连锁造成的,就是所有武器中最不人道的核武器、把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而于各地带来急速扩大的环境破坏,以及投机过热的金钱游戏所引起的经济金融危机。

去年3月所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虽然海啸是引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由于依靠核能源发电,而把核反应堆的危险置之不理的社会风潮。

指向“自他幸福”

当然,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物,改进了人类的健康和福利,改善了衣、食、住的状况,使交通和通讯技术发达,让人和物品的交流飞跃地扩大等等,其成为发展的原动力,令社会受惠这事实,也是毋庸置疑的。

牧口会长对于追求改进向上这件事本身也是赞同的,他也认为通过竞赛能使人互相琢磨,产生活力。他说:“竞争强大的地方进步发达,而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而阻碍自由竞争的地方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退步。”

然而,牧口会长至为主张的,就是放弃本着利己主义不管他人死活的军事、政治、经济竞赛,而指向“保护并改善自他的生活”、“为他人服务,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人道竞赛。

这是有效地活用“要改善生活”的欲望能量,把它移向更有价值的目的,指向能使“自他幸福”的目标,改变竞赛的质量。

我们所信奉的佛法教导:“烧烦恼之薪,菩提之慧火现前”(《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就是说对于自己所处于的状态的不满、愤怒或悲伤,不以伤害或歧视他人等破坏行动来发泄,而是把这情感升华成为一种要改革这令自己和他人痛苦的社会弊病的干劲,为社会带来希望和勇气。

牧口会长的理想与佛法思想共鸣,于现代来说,就是在把军事竞赛转移为人道竞赛时,不但考虑“国家安全”,还顾及“人类安全”,商讨如何在防灾或防止传染病散播对策等范畴作出贡献。毕竟,合力克服“共同的威胁”,可带来任何一个国家均期待获得的“共同的利益”。

在政治竞赛来说也是一样。放弃至今的“以硬能争夺霸权的竞争”,改为“如何发挥软能的竞赛”,为此推出有创造性的政策,相信也同样会造福不只是某一些国家,而是全人类。

最好的例子,就是由有志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NGO)团结合作,促使成立的《禁雷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

这无外是一项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舍弃以军事目的为理由的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物,而采纳以人道为优先的“需要做到”的事物的运动。该运动于国际社会上扩大,博得绝大共感,最终落实了这两份公约。

那么,把经济竞争的范畴,转变为“为他人服务,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形式所需的契机到底来自何处?我认为,这次“里约+20”的主要议题──“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正是其中的关键。

要以地球规模促进“绿色经济”,及其中所标志的减少温室效应气体产生的低碳使用,和高效率资源的采用,就非积蓄各国的成功经验和技术来支持他国不可。实际上,要求设置如此国际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多。

我热切希望这样的制度可在会议上成立,以方便在这方面有出色表现的国家,可积极地本着“为他人服务,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自己”的精神来行动。我也希望看到这样的人道竞争理念,在时间的轴在线展开,成为“为未来服务,有益于未来也有益于现在”的行动。

追求“可持续发展”,令人感到好像需要受到某种限制,或要于某方面压抑自己似的。如此狭隘的概念,将导致变革的涟漪无法扩展开来。

资源虽然有限,但人的潜能、人可以创造的价值是无限的。唯有在从事正面的角逐,为世界为未来创造价值之中,“可持续发展”这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概念,才可显现其真正的意义。

为他国(人民)行动,自己国家(自己的人生)必将变得更美好。同样地,在指向更美好的未来当中,现在的状况也会变得更为美好。在现实中追求“可持续发展”,尊重彼此“难以取代的生命尊严”,定能踏实地构筑到大家能分享和平与幸福的世界。

冲破无力感,勇于面对现实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生活于同一个地球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责任感”。

事实上,当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悲惨事态,或听到地球生态系受到严重威胁的新闻时,我们或许会感到心痛,并萌起想做些什么的念头,但如果类似新闻接踵而至,这股念头可能会被无力感腐蚀殆尽。

在哈佛大学共同研究文化人类学的阿瑟和琼‧克兰曼(Arthur and Joan Kleinman)夫妇如此述说:

“蔓延于我们这时代的意识,一种我们对于复杂问题难以理解或解决的意识,伴随着大规模痛苦影像的全球化,产生了精神疲劳、缺乏共感和对政治的绝望。”(《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

这段话敏锐地指出了现代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弊病。

为了不让自己陷于这种无力感,我们需要对自己每一个行动感到有其效应,感到自己变革现实的努力取得确实进展。换言之,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落脚点”,而我认为,这“落脚点”就是自己所居住的社区。

“生活于同一个地球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责任感”固然重要,但这些都不是于一举手一投足间或离开现实生活而能够掌握到的感觉。如果无法在自己熟悉的人际关系网或周遭环境中培养这样的责任感,又如何能对世界对未来认真负责?

英文的“责任感(responsibility)”一语,是由“应对(response)”和“能力(ability)”这两个语干所组成,就是意味着“应对的能力”。

只有在自己活跃的社区,面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顽强地锻炼好自己的“应对能力”,才可以进而培养出“生活于同一个地球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责任感”。

过去我们SGI曾赞助制作一部影片《宁静革命》,其内容以各地民众的奋斗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

这部影片由地球理事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制作,在2002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表。片中登场的无名英雄,为了维护挚爱的故乡和孩子们的未来,在各地奋起向困难挑战,内有印度拉贾斯坦邦尼米村通过传统的雨水收成方法克服水源短缺问题、斯洛伐克的人民合力解决桑平斯卡席拉瓦湖严重污染问题、肯尼亚“绿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通过植树防止当地沙漠化等实例。

至今,SGI在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了这部影片,向世人发出“一个人也具有可以改变世界的无穷力量”的讯息。

马塔伊博士和无花果树

《宁静革命》中介绍的“绿带运动”由肯尼亚环境运动家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发起,博士通过这扎根于地域的民众运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孕育“对未来的责任感”。

非常可惜,马塔伊博士于去年去世。我们是在2005年2月初次见面。

为了表扬博士长年以来所作的贡献,我向她提议在美国创价大学种植冠上博士名字的无花果树。听了提议之后,博士高兴不已,展露出像太阳一样灿烂的笑容,令人难以忘怀。对于马塔伊博士来说,无花果树象征着她故乡的无可替代的尊严,也是令她投身植树运动的契机。

博士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决定回到家乡探望家属。虽然只离开不到几年,家乡所起的变化令她心痛不已。经济优先的风潮弥漫,为了扩张商业用地而采伐那一带的森林,连她母亲视为神圣的无花果树也被砍掉。

之后,周围经常发生地表滑落现象,可供饮用的水源也开始减少。当博士知道由于环境恶化而引起很多问题,令肯尼亚妇女的生活越来越困苦之后,她本着“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方法就在我们自身之中”(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致词)的信念,从自己所住的地区展开了后来演变为“绿带运动”的植树活动。

理解和效果

马塔伊博士自豪地说,这运动“证明了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环境的历史”(《绿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并指出其成功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是随着运动的扩大,要时刻确保每名参加者会全面“认同”该运动,而且会确实地感到运动的“效果”。

博士所推进的运动包括举办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博士让所有人举出目前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反问她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甚么。大部分的人会回答是“政府的责任”。她会解释说,虽然她们所说的几乎都是事实,但一味指责政府的作法将于事无补。

她会对她们说:“这是你们的土地,是你们的所有,但你们没有好好地照顾。你只是光看着地表滑落,其实你是可以采取行动加以阻止的。你可以植树。”(同上)

在植树时,很多时会有人说:“我不愿去种树,因为它们长得太慢。”这时候博士会跟她们说现在她们所利用的木材,也并非来自她们自己亲手种植的树木,而都是由前人所种下的。所以,为了让社区将来能受惠,我们需要植树。“我们的未来像一株树苗,只要有太阳、好的土壤、足够的雨水,就会落地生根,且生长成一棵希望的参天大树。”

无论目的多么崇高,假如人们认识不到其价值,就不会马上起来行动。展开至诚的对话,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怀着耐心一点一滴地溶解人们心中的疑惑,如此才会赢取他们的理解。

除了锲而不舍地进行对话,以期赢取人们的理解以外,这项运动能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是因为它所得到的明确效果,给了参加者一种具体的成就感。

马塔伊博士说:

“植树运动是一项简单的作业,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后在不太长时间之内,可以得到明确的收益。人们因此维持了兴趣,肯付出努力。

我们至今已经连手种了超过三千万株树。而这些树为人们提供燃料、食物、居所,以及支付子女的教育费和家用所需的收入。这活动同时制造就业机会,也改善土壤和河川流域。”(同上)

我相信这就是令人参与这运动的最大因素:明白到参与的运动可以为社会带来确切的变革,令人感到喜悦和自豪,并扫除心中的无力感和悲怆。

由“等待救援”变为“积极伸出援手”

第二点我要指出的就是,“绿带运动”令每一个参与者“自强”起来,令她们自觉到更大的使命,从而涌现出无限的潜能。

很多人会以植树的数目来评价“绿带运动”。但马塔伊博士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说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令人“自强”。她说运动的真正意义不单在于植树,而是在于让每一个参与者对自己的人生、环境、政府以及未来负起责任。博士说,当她了解到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一个更大的目标行动时,她变得更坚强。

通过亲手种植以及培育树木,参与者,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参与者,明白到维护环境令环境恢复朝气,或是袖手傍观任由环境继续受到破坏,选择权完全在于自己手中。

更而,运动的参与给了她们许多意识启蒙及学习的机会,令她们明白到自己植树和防止砍伐树林,其实是在实现一个更大的目的,那就是建造一个尊重人权和妇女的权利、遵守民主主义、有良知的法治社会。

如此,最初只是为了得到燃料和卫生的饮用水而造访马塔伊博士的农村妇女,在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渐渐变得充满自信,进而成长为社区的领袖,负起管理苗床、贮存雨水、粮食供应等社区公共事业的责任。

她们所展现的变化,从“自强”晋升为“发挥领导作用”,令我想起了佛法精髓《法华经》里描述的一个从“寻求他人的挽救”变成“展开行动,救他人脱离苦海”的觉醒过程。

佛法教导,从根本上解决苦难的力量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人人都含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觉醒到这一点,并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改变自己人生,引导周围的人走向“幸福”与“安心”的方向。在如此一个伟大的人性复苏过程中,自己的苦恼,将成为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动力。

佛典中,介绍了如此一位名胜鬘夫人的女子所发的宏愿:

“若见孤独幽系疾病,种种厄难困苦众生,终不暂舍,必欲安稳,以义饶益,令脱众苦,然后乃舍。”(《胜鬘经》)

据说胜鬘夫人紧守自己的誓愿,毕生为痛苦烦恼者努力不懈。

这种忠于誓愿的人生,与马塔伊博士在这段话中表达的信念是不谋而合的:“我们被召唤到这地球,就是为了帮忙治愈其累累伤痕。”(《绿带运动》)

这并非由法律或其他外在因素所规定的任务,也非为追求某种利益或酬报而有的行动,更不是一遇到挫折就放弃的决意,或求助于他人、静待改变来临的期盼。正如博士所说的“一旦认识到今后的工作任重道远,就会涌现无限干劲”(同上),所谓忠于誓愿的人生,就是一种无论遇到任何难题,亦为了自己的使命而勇往直前的生活方式。

这种扎根于社区的“自强”启蒙运动,能使人涌现勇气与智慧,令他们振作起来,为改善现状发挥领导作用。每一个前进的脚步,无论多小,将在众人的合力之下日积月累,它除了促使人们把心中的“誓愿”或“使命”确立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形成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这草根运动所需的稳固基础。

罗特布拉特博士的祈愿

第三点我要指出的,就是马塔伊博士为了令运动得以持续,如何努力去教育年轻一代。

在一次采访中,马塔伊博士被问到,每当提到她要推进的运动时,为何总是说“我们如何如何”,而不是“我如何如何”。她回答说:“我非常清楚知道就自己一人是无法成就任何大业的。是需要大家互相合作才可以进行的。如果只是孤军作战,就会有自己不在时没有后继接班的危险。”(《绿带运动》)

当然,一个运动或许可以由一个人开始,但目标越大,需要的年月就越长,需要的人手也就越多。

每当我和致力于解决各全球性问题的世界领袖倾谈时,如何把一个运动的精神一代传一代往往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其中一位世界领袖,就是终生为废除核武器和战争而奋斗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创始人之一的约瑟夫‧罗特布拉特 (Joseph Rotblat)博士。

在东西阵营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起,罗特布拉特博士便开始倾注全力创建一个跨国科学家精神联盟。1979年,以年轻科学家为对象的“帕格沃什国际学生与青年会议”组织(International Student/Young Pugwash)终于成立。博士那时已年过七旬,但他望向未来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

警惕世人关于核武器危险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注2)于1955年7月9日发布,当时,在众多签署这份文件的科学家之中,罗特布拉特博士是最年轻的。晚年时当他看到年轻科学家川流不息地宣誓“我绝对不会以自己的学问用于任何伤害人类或其环境的目的”(《美国学生帕格沃什会议宣言》,Student Pugwash USA, “Pledge”)时,博士的心中又会是如何的欣慰。

同样地,我一直紧记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于1957年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从年轻时就发起要求废除核武器的民众运动。近年,创价学会的青年部为了要求制定禁止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而搜集了227万人的署名,并把名册于2010年5月提交给联合国。没有比这类由年轻人率先采取的行动更振奋人心。

从7棵树开始

为了让孩子们参与植树运动,马塔伊博士在各地的学校设立苗圃,博士也透过其绿带运动,一直设法让年轻人有机会投身环保行列。她如此描述对年轻一代的期待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我一直确信,无论乌云多厚,总是会有一线的光明。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假如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就会是在下一代,或是在继这之后的另一代。总之,这一线的光明必会出现,相信届时将不是一线,而是整片的光芒。”

马塔伊博士开始她的绿带运动在1977年6月5日,与一群支持者在内罗毕(Nairobi)郊外的卡穆昆吉公园(Kamukunji Park)种植了7棵树。自此以后,绿带运动扩展到整个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种植了4千万棵树。自2006年起,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机关的协助,她呼吁全球参与项这植树运动(注3),结果在全世界增添了超过125亿棵树。虽然去年9月全世界哀悼马塔伊博士的去世,但植树的数目还一直在增长。

这绝对不是一个奇迹。而是起自马塔伊博士等人要对身边的危机做点甚么的坚强决意,争取到大众的认同,打动了全球众多人心,令他们起来行动的结果。马塔伊博士的行动,对于要同心协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楷模和最大的鼓励。

跟着,我要从三个角度来对这次的“里约+20”会议作出具体的倡议。

1. 制定一组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作为全人类今后的指标,以及生存于地球上所有人的行动规范。

2. 合并联合国负责环境和发展的部门,设立一个新国际机构,藉此构筑与民间社会的团体协力合作体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

3. 向联合国大会建议设立教育框架,推进以激发由“自强”到“发挥领导作用”的变革为目的的启蒙运动,以期培育扎根自己社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的挑战

就第一个提议,重要的是所有的新目标,除了要继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精神,改善被迫于恶劣环境底下生活的人的处境之外,还要成为一种带来具有正面意义变化的因素,促使人们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而作出贡献。

《千年发展目标》在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它有异于过去只以改善宏观经济指标为重点的国际条约,表明确切的达成期限及数值目标。例如至2015年为止,使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是一个划时代的条约。

照目前情况看来,苦于极端贫穷的人口至2015年为止预计将会降到15%以下,完全能达成原定的目标。于最贫穷国间普及初等教育也有所进展,能饮用更为卫生饮用水的人口也达到了18亿人。

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最贫穷环境的人,以及由于性别、年龄、残障或民族等理由而于社会上被迫处于不利状态的人而言,这些改善并没有平等地令他们受惠。今后应该更细致更紧急地去处理该等问题。

由于要求于2015年后也继续对应这些问题的呼声很高,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主导而设置的“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的报告书中,也强调需要设置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完成其使命。

报告书指出,在检讨目标的方向性时,不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网罗所有国家面对的挑战,搜罗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保存、灾后复原工作及削减随之而来的风险等至今不包括在《千年发展目标》之内的紧要课题,让各国政府、社区共同体、民间社会,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所有人一起参与活动。

我曾于今年1月的《“SGI日”纪念倡言》中,提议于“里约+20”设置研讨新共同目标的工作小组。在商讨“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容时,我认为除了刚才提出的注意事项以外,还需要反映如下的二个理念。

其一就是,为了令更多国家和人民参与以人道主义为考虑的竞争,设定有利于人类和全球社会的明确方针,作为新目标的主旨。例如包括上述的“人类安全”、“软能”、“绿色经济”等。

《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指出:“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裁军所带来的人类安全有利于所有国家,其前进不但令国家受惠,同时令全球的所有人类,甚至未来的世世代代都有所受惠。

今年也是联合国制定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假如在这领域有一定成就的国家,能为了作出这方面的贡献而进行有正面意义的竞赛,就能减轻穷困国家对环境的负荷,同时也可以协助整备所需的基础设施,以确保人们的性命、尊严和生活均可受到维护。如此下去,必定可以大幅度地减轻于未来对环境的负荷。

同样地,在处理废物时实施所谓的“3R”,即“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可以使现有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不排出废物的循环型社会。

制定新目标时,要设定可以广泛地让国家和人民参与的项目,鼓励大家实践“为他人奉献,不仅他人得益,自己也同时得益”、“为未来服务,有益于未来也有益于现在”的人道竞赛。

谁都能从身边开始的实践项目

跟着我要提出的,就是设定以地域社区为实践舞台的目标。如此,可以让更多人切实体会到,通过自身的行动,可带来有建设性的改变,更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作出贡献。

从某种意义来说,《千年发展目标》的主旨在于减轻贫穷所造成的痛苦,消除威胁人生命和尊严的危险等,尽可能消灭社会及人类所承受的负面影响。同时亦着重追究在普及初等教育,弭平男女受教育差距等方面,各国所能够扮演的角色。

当然还需要再接再厉,并且要加劲推行。我认为除此之外,也需要添加一些任何人都可以从身边开始做起的项目,令优良的连锁效应传遍整个社会。

例如,推进绿化社区或保护自然环境的运动,进行由居民领导的社区活动如防灾、减低灾害风险等,与周边社区提携推进地产地消(注4)运动,设法促使削减废物排放量、废物再利用循环的思想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份,配合各地风土积极导入可再生能源来减低环境负荷等等。

这里,重要的是地方自治体和本土社区的作用,而城市的任务尤其重要。虽然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面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地球表面的2%,但它们消耗了地球上75%的资源,排出75%的空气和水体污染物和废弃物。所以说世界的城市如何行动决定地球的命运也不为过。

我提议在新目标中加上有关“城市”的项目,设立一个系统,透过一套评估指数,衡量每个城市每年的表现,看看它们的状况与前一年比较是否得到改善。假如有成功的例子,就积蓄起它的知识和技术,让其他城市能借镜和分享。

如此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联的目标,是很难藉以往以政府间交涉为中心的方法来推进的。所以我强烈希望以“里约+20”为契机,在民间社会代表能充分参与商讨的前提下,设立能让更多人认同并合力执行的新目标。

优先消解人们的苦恼

第二个倡议,是关于“里约+20”的中心议题之一,即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

提出这个倡议的背景,是由于很多国家都忧虑联合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处理缓慢。同时也需要解决相关部门工作内容的重复、欠缺整体性、资金不足、缺乏协调等问题。

虽然解决眼前的课题乃当务之急,但我认为不应只把这点作为改革的关键所在。通过这次对改革的议论,要树立适应21世纪世界状况的先进楷模的国际机关,来确立新的联合国运作方法。

具体来说,①合并联合国有关环境和发展的部门,②让所有有意参与国家加入讨论,③与民间社会全面合作,④让青年人积极参与。我提议把以上的4点作为核心,设立一个能大举地改革现今状况的“可持续发展全球机构”(暂称)。

关于第一点,正如联合国去年举出了“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为第一个优先课题,在考虑这问题时,同样地最应重视的就是“包容性”,也即是能让所有人参加并受惠的观点。

在面对全球问题时,按照目前的做法,根据“威胁的性质”把问题分门别类,然后由联合国各个组织去处理,或许会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由于现代问题错综复杂,牵涉甚广,往往会附带一连串的相关问题,要从根本去消解人的苦难并非易事。所以我们要改变构思,从“受苦的人们需要些什么”这观点出发,设置综合体制,构筑让人能度过有尊严生活的基础,才是至为重要。

跟着的第二点,就是设置一个框架,让所有有意参与的国家都有机会加入整个决策过程。

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来说,若非其执行局成员国,就无法参加最终的决策过程。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这主题的重要性和范围之广,我认为应该让所有有意参与的国家有机会参加讨论,把这作为最优先条件来处理。现今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共同行动”需要一个这样的制度基础,才能变得更实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民间社会的共同合作制度

除了上述的两点之外,我最要强调的改革就是设立与民间社会共同合作的制度。这样的机制应重点落实“万人皆为领导人”这种人人为了地球的未来,而踊跃发挥领导作用的理想。

以上我提出的制度改革,能继承、延续和结合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以来的各种努力。

这会议的特色就是,除了政府间的会议之外,也同时主办了以民间社会代表为对象的“非政府组织”(NGO)论坛,同时呼吁各国把NGO成员加进政府代表团内。

至此为止,联合国的活动性质,一直偏向于展示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组合的一面。人类环境会议此举,是首次真正维护《联合国宪章》序言的“我联合国人民”精神的行动,亦即在会议上首次反映民间社会意见的划时代的一步。同时也决定了联合国自1970至80年代所举办的处理人口、食粮等全球问题的一连串国际会议的方向,成了“市民社会参与”的起点。

基于这传统,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成功地作了另一个划时代的前进。那是联合国会议首次以峰会的形式举行,同时也允许在联合国没有正式咨商地位的NGO基于一定的条件下能参与,还设定了科学界或产业界等各界人员也可以参加的框架。

结果,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只有2国元首参加的,而里约地球峰会竟然得到94国首脑出席。参加的NGO也增加了4倍,其半数以上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草根活动的NGO团体。如此可见,从“民间社会参与”的观点来看,无论从数量方面、质素方面来看,都有极大的改进。

同时,地球峰会也开创了先例,之后很多国家在参加国际会议时,都在政府代表团中加入NGO成员。

现在和我进行对话的德国环境学者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对地球峰会能作为一个“巨大事业”成功地令世界上众多的人参与这成果如此评价:

“假如缺乏这样的动力和来自公众的压力,相信某些国家会墨守成规地让外交渠道去处理所有的课题,导致会议失败,况且鉴于南北之间对主要课题所持有的看法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会议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地球政治》,Earth Politics)

本着所积聚的成就,这次的“里约+20”正是一个好机会,去把“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的合作”这项目作为新机构制度的核心。

一个好实例就是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三方制度。这三方分别为政府、企业和劳工代表。借镜这实例,在设立新机构时,譬如设立一个以政府、NGO、企业和学术研究机关四方构成的制度,让民间社会各阶层的人员能够参与。

现时,联合国有为企业、商业界而设的“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注5),和为大学等大专学府教育机关而设的“学术影响工程”(Academic Impact)(注6)等框架,与这些能支持联合国活动的团体,建立了伙伴关系。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去进行自己“需要去做”的活动,正如我刚才就制定新目标时所提出的,是一种要为社区或社会产生良好价值、为世界带来良好变化的积极主动的行为。

“里约+20”筹备阶段所提出的文件中,强调:“让公众广泛参与决策过程,是达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先决条件”。我提议首先在这范畴上确立一个“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合作”的具体制度,在取得成功的实绩后,在处理其他全球性课题时也导入同样制度。

不把课题遗留给未来的一代

上述所提出的四点意见,目的是希望创建框架,让肩负下一代的年轻人能有机会积极参与其活动。

去年秋天,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的国际青年会议,有从118个国家的1,400名青年参加,会上通过了《万隆宣言》,其中的一节:“地球的未来——即我们的未来——面临危机。我们无法坐等下一代人,坐等里约+40峰会召开时再采取行动”,表达了与会者的决心,要以自己双手去变革时代。

我们需要尽早设定一个可以让青年的热情和力量有所发挥的场所,藉以引领人类迈向一个崭新、更有希望的未来。

在此,我提议设置一个“未来一代委员会”,让肩负未来的世界青年们共聚一堂商讨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方案,以及为新设的可持续发展机构,提供有关该机构每年的活动方针的咨询服务。然后,以这委员会为轴心,来加强世界各地年轻一代的活动网络。

青年人期盼变革的意愿高,也确实拥有可以通过行动来广泛改善社会的潜力。联合国能否成功地聚集青年们这巨大潜力,将决定人类未来的一切。

我就以上四点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强烈期待各国代表,为了实现对未来的责任,责无旁贷地彻底进行改革,以益后世人民。

透过意识启蒙的教育,促使人们发挥领导作用

为“里约+20”的第三个提议,就是制定教育框架进行意识启蒙,让每一个人能从“自强”晋升为“能发挥领导作用”,为维护人的尊严在社区展开行动。

具体来说,就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为继承并加以发展现时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要求从2015年起,开始新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的教育方案”。

回顾十年前,在南非共和国约翰内斯堡举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时,我曾提出制定“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方案,强调了要通过“了解及学习现状”、“检讨生活方式”和“踏出具体行动(自强)”三个阶段,来推进综合性意识启蒙的重要。

当“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开始生效时,学校和NGO都在各自的范畴极力想方设法启蒙人们“了解及学习现状”和“检讨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意识,带来令人满意的效果。

但假如这潮流不能延伸到“自强”,进而到“发挥领导作用”的阶段,就不能期待会有大幅度的变革。

所以继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新框架,特别要重视这部分,把焦点集中在培育更多能终生成为变革的主体,为四周带来希望的人这目标上。

我们SGI与地球宪章委员会共同制作的“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展览,自2002年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展出以来,已经在27国和地区进行巡回展览。之后更新内容,制作了“希望的种子──可持续发展的展望”展览,自2010年开始巡回展出。这两个展览不但要启蒙大众,还着重于唤起人们的“自强”意识,进而发挥其领导作用去进行改革。

100年前牧口会长的提议

虽然这并非轻而易举的挑战,但马塔伊博士通过其一生为我们证明,令运动前进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中心的教育活动。

马塔伊博士曾说:“教育,假如有其意义,不应令人民离开其土地,反之,要灌输他们更多对土地的敬畏。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明白到那将会带来些什么损失。”(《永不屈服》,Unbowed)

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一生在实践和探究人本教育。早于100年前,曾在书本中同样地申诉教育应扎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的重要性。

牧口会长主张:“离地而无人,离人而无法成事”,提倡设立“乡土科”作为所有学科的核心课程,让孩子们能以实际生活的风土习俗作为“活生生的教材”来学习。

那不只是让孩子们学习山川对地理的影响,或森林海洋等生态环境中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增广对自然的一般知识。他希望学生们学习的,并不是“如博物学的材料般,可以随意移动的孤立的东西”(《牧口常三郎全集》,以下同样),而是“清楚地自觉到,我们是受到乡土的自然界、人类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势力和关系的影响,而得以生长发育,要观察四周天然和人为的森罗万象,认识各种事物相互间的美妙关系”。如此可以让孩子们通过每天的生活,实际学习到土地和人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认识到乡土是自己存在的基础,是无可替代的财宝,对乡土有形无形的恩惠产生感谢,进而萌生以自身的行动去回报乡土的想法。

牧口会长在《人生地理学》中,已经指出“慈爱、好意、友谊、亲切、真挚、朴素等高尚的情操,离开了乡土就难以获得”,强调“当人日后到大社会上活跃时所需要的德智,大概都网罗在这小世界里。假如我们能细致地观察周围的事物,就能确立理解日后的世界的原理”。他认为乡土就是个能通过身边的事物,观察到社会和世界上各种活动的原理的地方。

本着这种想法而提出的“乡土科”,能让孩子们通过自己与乡土的关联,培养出一种对“生命共依存”的感应,令他们不仅要成为良好的乡土居民,还萌生一种要为社会、为国家,进而为全人类贡献的想法,并以此为生活方式。

牧口会长说的“乡土”,并非只有“自己出生的家乡”这种狭义,而是广泛地指我们所生活的、所行走的、对所听到和遇到的所有事物共鸣或感动的地方──就是指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立足处、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他指出这种乡土居民的自觉,会成为世界公民意识的基础,说:“能认识到生命联系着世界,要以世界为家,以万国为自己的活动区域。”

以社区为舞台推进毕生学习

基于牧口会长的洞察,我要为继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新框架提出三个观点,来推进以“社区”为基础的教育。

⑴不但学习社区的风土历史知识,还要继承热爱乡土和珍惜乡土的精神。

⑵把社区人民的生产、经济活动等周遭环境所赋予自己的恩惠铭感于心,通过每日的行动回馈社区。

⑶思考要为下一代人维护些什么,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把这作为社区的课题,共同商议,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核心。

这种教育并非只以学校作为教授的场所,而需要网罗所有年代和各行各界的人参与,积极创设一个“于社区内共同学习的机会”。这需要包括整个社区,把社区变作一个毕生学习的场所,分享所有人的关心和志向,令它世代相传。

定期主办以孩子们为主角的维护社区自然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活动,可以发现大人们容易忽略的观点和课题,以及吸收到孩子们坦率的指责和改善的提议。

马塔伊博士通过自小就非常珍惜的作为故乡象征的无花果树被采伐的事,敏感地察觉到社区所面对的环境破坏危机。如此,在所有的威胁变成不可收拾的状态之前,通过“细微变化的征兆”而首先察觉到,马上通过众人的协力阻止其益发变得严重的过程。社区是这一切活动的“前线”,除此别无他处。

全球性危机,通常都是起自各地所发生的问题所引起的负面连锁,令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终于成为不可收拾的威猛局面。另一方面,把这些全球性危机置之不理,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和威胁,为地域社区带来更多新的坏影响。

既是如此,重要的是,在变化或征兆刚开始而容易发觉的社区中,每一个人敏感地察觉到问题所在,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演变成无法挽回的地步之前阻止问题的恶化。如此,既能维护自己居住的社区,又能在社区成员间建立团结互助的精神,也可以阻止危机的扩大。如此踏实的一步又一步的努力,可以确实地开拓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的康庄大道。

开拓未来继承财产

以上是我对“里约+20”的提议。除了“制定共同目标”,“改革制度”之外,还加上“推进教育框架”一项,因为我认为只有大家终生作为“变革的主体”,以及培养出“能对周围带来影响和希望”的人才,才是建设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的最大关键。

面对着决定人类未来的重要会议的来临,我心中泛起了罗马俱乐部贝恰博士的话:

“每一个人之中,都潜藏着一股有待开发的天然资质和能力,假如把它发掘出来,便可以利用于改变人类渐趋恶化的状态。(中略)

这潜力能作为我们扭转局面的‘王牌’。从至为有能或享有优越情况的人,到至为贫穷或属于弱势族群的人为止,人人都怀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气勃勃的资质和智慧。这正是人类至为宝贵的世袭财产,虽然我们一直把它误用和浪费。”(《敲响二十一世纪的警钟》)

我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把贝恰博士所瞩目的万人俱备的无限潜能──“宝贵的世袭财产”,用来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实现这前所未有的挑战。

教育能在任何场所、任何聚会上实践,也能让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虽然其结果并非马上清晰可见,但它会深深在社会扎根,其效果在代代相传中益发璀璨巨大。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SGI在尝试解决任何的全球性问题时,都以人类的“自强”为目的,展开“民育”、“民享”、“民有”的运动。

为了提高大众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意识,以及激发这方面的对话而主办展览取名为“希望的种子”和“变革的种子”,其原由是出自佛典的“物种者,其数虽一,植之则多焉”(《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这句话。虽然只是一颗种子,但种植后能产生数之不尽的果实。我们希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种植希望和变革的种子,藉以为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

我们在各国推行环保运动时,也把重点放在教育上。今年是巴西SGI设立“亚马逊生态保护中心”的二十周年。该中心一方面推进热带雨林再生计划,一方面推进环保教育,令住民学习到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推进这些运动之中,我有幸认识到蒂亚格‧德梅洛先生(Amadeu Thiago de Mello),一位长年保护被称为“地球肺部”的亚马逊雨林的诗人。

最后,我要与大家分享他1997年4月在东京和我会面时送给我的一首即兴诗,来完结这篇倡言。

我以愛作為武器
边讴歌边劳动
去建设新的一天。
爱奉献出一切
毫无保留地。
分享着希望,
我种下新生命的光芒。

时而人们要令我沉默
要把我心中的博爱吶喊
封锁在火光熊熊的
安地斯山脉顶峰。
但我踏平火焰
继续讴歌高唱。

没有新的道路,
只有新的行走方法。

贫困之人的痛楚,
空着肚子睡觉的孩子
的恶梦──
我感同身受而明白到
这地球并非只我所有。

我同时学到,事实上,
最重要的事
就是一息尚存,就要行动
去改变需要改变的
以各自的方法,在各自的立场。

语句解释:

1.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联合国会议。以“宝贵的地球”为口号,是首次以世界规模来讨论环境问题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国际环境合作等行动计划。同年,为了实施这些计划,设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行会议的6月5日被设定为“世界环境日”。

2.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以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为中心,由世界有名科学家11人于1955年7月签署的宣言。呼吁为了克服核武器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要转换想法,以人性为中心。本着这宣言的精神所结成的,就是帕格沃什会议。它要求科学家要本着良心去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和战争的世界,受到极高的评价。

3. 植树运动
2006年11月,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2届签署国会议为契机,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动的运动。得到全球由5岁起到80岁的人参加,当初的目标10亿棵树在开始后不到一年就达成了。之后运动扩展到193个国家,共种植了125亿棵树。

4. 地产地消
以当地所生产的东西在当地消费为目标,把食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运送距离缩短,来减轻环境的负荷。为此,呼吁提高地产地消的倍率。更为了确保食物的安全,并让消费者吃得安心,竭力加深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理解。

5. 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由联合国秘书长(当时)安南(Kofi Atta Annan)倡议,在2000年7月发起的国际性倡议。在人权、劳动准则、环境、防止腐败这四个范畴,制定10项原则,让赞同的企业和团体自动参与,同时也可以要求企业与团体对如上的项目作出说明。至今有140国的一万余企业和团体参加。

6. 学术影响工程(Academic Impact)
由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目的在于联结联合国和教育机关,2009年开始正式全球性地推行。世界各地认同“学术影响工程”的大专学府(主要是大学),对人权、识字能力、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这四个范畴下的10项原则,每年至少要积极推进支持某一项原则的活动。目的在于确立“知识范畴的社会责任”,备受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