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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重视人权的全球性文化

——IPS访谈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联合国,三月二十八日,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简称IPS)报导——在联合国迎来《世界人权宣言》问世六十周年的今年,总部设在东京的国际创价学会(SGI)呼吁召开关于人权教育的国际会议。

  这个在世界约一百九十个国家、地区拥有一千二百万名会员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指出,它所提案的会议,应该由民间社会团体来推动。

  SGI会长池田大作坦承,传统上人权问题几乎一直都由各国政府来处理,这当然是他们应尽之责。他说:“但问题的处理,不可仅限于这一方面。”

  池田是一位佛教哲学家、作家,以及和平的倡导者。他说:“追根究底,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重视人权的全球性文化。这种文化为人人共有,并扎根于人们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

  当被问到他的祖国日本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提案时,他表示:“我当然希望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政府能为这样的会议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但对于民间社会在这个会议之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我也同时抱有很大的期望。”

  池田接受IPS联合国联络局主任迪恩(Thalif Deen)的专访,谈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已向日内瓦人权理事会提交有关人权教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对这样的会议表示兴趣。

  池田又说:“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支持,但我认为我们不可让这种由民间社会主动发起的会议丧失其本意。”

  在他于二OO八年一月发表的年度《和平倡言》中,池田呼吁国际社会作出具体承诺来致力处理核裁军、非军事化、消灭贫穷和饥饿、提升青年的社会地位、保护环境等全球性问题。

  以下为访谈的摘录:

IPS: 冷战结束已近二十年,世界依然面对着发生于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且数量与日俱增的纷争事件,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为何无法实现永久的和平?

池田:联合国有其不足之处,为此招来诸多批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联合国是仅有的一个供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讨论全球问题的论坛,是以我在所 发表的倡言中一直提议: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和平活动,皆应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进行。二十世纪已见证了两个横扫全球的战争的发生,我们绝不可让这悲剧重演。

  联合国在援助难民、解决冲突、在冲突发生后建立和平等各领域中默默地耕耘,在付出往往不为人知晓的努力之下,创建出可称谓全球的安全网络。若联合国失去这般功能,就会大大地增加世界各地人民面临的痛苦。

  几年前,我和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会面。我们谈到,相较于被寄予的厚望与重任,联合国所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支持。换句话说,联合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无能的组 织,问题是,国际社会缺乏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应对问题这方面的意愿,这影响了联合国所能发挥的功能。

  就我个人而言,在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会面时,我都会促请他们给予联合国更大的支持,希望藉此为联合国营造更合宜、稳定的工作环境。我在自己的和平倡言中不断强调联合国的成就,并且提出有关透过联合国的机制来处理问题的各项建议,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SGI会员一直与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共同提高人们的核裁军及环保意识,并推广世界公民的伦理概念。我们的立场是,不做冷视联合国成败的旁观者,而力求加深自己的责任感,思考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才可确保联合国的有效运行。

  圣雄甘地曾说过:善的进度如爬行中的蜗牛。若因联合国的短处而一味抱怨,又或因社会现实残酷而自暴自弃,我们将一无所成。我们必须积 极展开行动,结合民众之心,源源不断的支持联合国的活动。当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联合国机制之下合作时,他们所能够累积的经验和智慧,都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确信,在数百年后的世界,这将被视为我们这一代人为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

IPS: 国家间的对话,对于现今日益严重的狂热主义和不宽容问题的解决,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池田:动用包括武力的硬能,不仅无法解决极端主义和不宽容所构成的威胁,就连防止这问题的扩大也无法办到。但话又必须说回来,仅仅怀着对 话的意愿,尤其是单方面的对话愿意,是不能让问题立即得到解决的。世事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实上很多时,我们不是想对话而苦无对象,就是因历史包袱而无法进 行对话。

  但是,即使其中的理由显得多么冠冕堂皇,暴力和武力终究还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仇怨会代代延续,并且将越紮越深,无可了结。若不打开这冤冤相报的不了之局,就无拔除暴力根源之望。秉持着勇气、持续不断地进行对话虽然有其难处,但我相信那是超越种族间的极端主义和不宽容的唯一之道。

IPS: 你对于自己和平倡言中的建议在这十年内或在我们这代人的一生中被实现抱有几成信心?

池田:今年正好是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逝世五十周年。户田先生常说,自己的使命是要从人类的辞汇中删除“悲惨”二字。我尊户田先生 为我的人生之师,而实现恩师的梦想是我一切努力的原点。我之所以提出《和平倡言》,便是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上有好几亿人因为战争和纷争、贫穷和饥饿以及环 境破坏而苦不堪言。让这些人成为可力改现状、克服生活中所有困苦之人,正是《和平倡言》中所包涵的意愿。

  我既不是一名政治家,也不是一名政策方面的专家,我的倡言必定存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地方。我之所以锲而不舍地发表倡言,是因为我想以一个民间人士的立场,竭力使各重大问题的讨论过程有进一步的发展,期望为问题的解决略尽绵薄之力。其中也有一些提案,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 年”(DESD),就是透过与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联合国办事处合作,而得以实现的。

  对我而言,青年的潜在力是无庸置疑的,他们一旦下定决心,相信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们,任何情势皆可经由他们之手得到改变。在青年的心中撒播“改变时代的种子”──这是我执笔倡言的最大心愿,也是我立意务必达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