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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道、文化之桥

~ 池田大作,于北京大学

民众间的纽带缔结起恒久的友谊

  今天,我拜访北京大学,遇到多位教师和学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今次能获得贵校首次颁发的“教育贡献奖”,使我感到无限光荣。

  我衷心感谢王学珍校务委员会主任、吴树青校长,以及在座各位老师,还有惠助拙着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杜麻子英社长,和汇聚一堂的同学们。

  创价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也托我问候各位。众所周知,创价大学是日本第一所与贵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关系的大学。光阴荏苒,到今年,协定签署已十年了。这也完全是贵国和贵大学的友谊之泽,藉此机会,我深致谢忱。

  除了贵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外,我还得到日本研究中心顾问的荣誉。过去曾六次访问贵大学,每次都受到各位满脸笑容的热情欢迎,大家都把我当作“北京大学 的一员”,这份热情使我也彷佛回到了“母校”般,胸中洋溢依依之情。今后,我要更进一步,为贵大学的蓬勃发展而贡献力量,以报答“母校”之恩。

教育才是培育人的事业

  我早就抱有一信念,即“教育是我毕生的大事业”。可以说,开拓未来,维护未来,其主体在于“人”,而造就“人”的事业正是教育。启发、锻炼“人”内在的无限潜能,把它导向创造价值的方向,就是教育。教育是建设社会,决定时代的最根源力量。

  尤其是现代,被高度细小分化的“知识”在泛滥,而另一方面,能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的“智慧”和高度的涵养,又成了这时代的需求。并且,由于前所末有的“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教育今后将不局限于一国,而是作为开拓地球未来的大业,越来越变得重要。

  那么,思索教育的未来时,应依据的“基础”是甚么呢?一想到这点,我的脑海裹便浮起中国教育思想的光辉传统。犹如看见一条把人诱导向完善的、奔流不息的大河。

  关于教育人才的智慧,古代希腊和中国堪称双璧。其实,双方面在培养完善人格、陶冶性情的教育“理念”、“课程”方面,都可说是极其精致和深遽的。

  试举一例,对于古希腊来说,教育重点之一在开发人的个性。就是说,不是单方面地“教”,而是要“引导出”每个人所蕴藏的潜能。从柏拉图亲自主持的“阿卡第米亚”──“学院”,就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互相启发和培育个性的“对话”。

  同样在东方,教育思想他在中国萌芽、盛开。例如孔子,游说诸国,对政治的希望幻灭后,晚年仍呕心沥血地培养后继的人才。晚年的孔子再不是个去“教”的人,而是个去“育”的人。

  “启发”一词,是源于《论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说若没有苦学的热情,甚么事也难成)。

  还有《论语》中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有四角的东西,告诉了一角,若不能领悟其他三个角,这样的人教他甚么也是徒劳的)。这是 个严格要求旺盛的向学心和自律的指导方法。所谓“学问”,应使“学”与“问”都有同样的比重。这几句说话中对人性有深刻的卓见,使我感到在中国文明裹有一 种教育理念在搏动。

  近年来,世界有识之士也关注到这种东方教育思想。其中一位,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巴里教授。在他的着作《朱子学与自由的传统》中,追溯存在于中国 思想底层的“自由主义”的由来。他又阐述过相互交换意见这种“讲学”的教学方法,在学问的范畴里培养出互相扶助、互相启发的精神。

  古希腊和中国的教育思想中,令我感叹不已的是:

  第一、常常以人为中心。

  如卢梭所指出的,在希腊的神话里,并不是人为神而流血;而常常是神为人而战争。

  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拒绝神怪的东西,也是个好例子。

  第二、带有很强的伦理性。虽然以陶冶人性为重,但并不止于此,而是把它连接上经世济民的实践上去。

   在古希腊,例如柏拉图的名着《理想国》,看起来重点好像是一心要整顿灵魂的层次序列,而他本人直到晚年犹对政治抱有烈火般的兴趣和热情。

  在中国的传统里,例如《大学》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八项条件里,前四项的“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是为了达到后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说迈向和平的康庄大道)的不可欠缺的前提。

  这里应注意一个事实:正如我刻意的说“古希腊”,是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在希腊杜会中,没有被源源不息地继承下来。现在只是将这些思想主要作为文明的、知识的遗产受到保存而已。

  与此相比,在中国,作为拥有辽阔版图和众多人口的一大文明国,其精神文明,三千多年来从未断绝、生生不息。那种对教育的热情,不限于儒教的范畴,可以说有着从混沌中创造天地的力量和一种自强不息的意志。

  在那大河似的洪流中,有不少如今仍应刮目相看的论点。如王阳明的人民教育论,认为文化发展和杜会安定的基础在于“人民”。又如在明末清初的时期里,黄宗羲在他的着作《明夷待访录》中,主张学校的自治,按实力来起用人才。

  当然,他们的主张往往都未必能认真地实现过来。而教育的振兴,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堪称考试地狱的“科举制度”。同时,儒教的学识为统治阶层所独揽,并没有真正成为属于人民的东西。

  尽管考虑到这些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认为,努力去培养完美的人格、来形成心目中的世界,这种中国的秩序感觉、历史观点、乃至宇宙观,即使至今仍搏动流 传着;这一点,从引进马克斯主义、进行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例子中清楚显示出来。不单如此,法国首屈一指的中国学权威范德梅尔舒教授说:“与西欧文明相匹敌的 一个文明形态正准备出现。”他所指的就是“新汉字文化圈”。

  某位先哲说过,打碎中世纪世界观的哥白尼革命所带来的不是新的世界像,而是没有世界像的时代。我坚信,当这种“没有世界像的时代”渐临黄昏的时候,能广泛地代表教育思想的中国传统精神,必会成为普遍的人道主义的不可缺少轴心,为新世界像的形成做出巨大的贡献。

  时代的潮流揭开日中交流的新篇章。同时也导致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无须赘言,日本的教育思想等全部文化都蒙受了贵国的大恩,我们应如何报答这种恩泽呢?

  我认为答案就在日中交流这一点上。个人方面固不用说,在今天的全球性时代里,国家也不能孤立地生存。只要生存在这世界上,就会领受无数人们、国家的恩惠。所谓“恩”,乃是在生活裹互相支持帮助的一种精神的表露、人性的精髓。

  曾在北京大学草创期工作的文豪鲁迅先生,他的着作《藤野先生》,就是回忆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恩师。

  一度承受的恩德,不论是甚么,终生都不会消失的。所谓“恩”,重要不在于授的一方,而是在接受一方的“心的问题”。

  留在文豪心中的老师的恩情,好比一曲倾诉人类高贵精神的乐章。“感恩”、“报恩”,的确是人该走的“正途”。正因如此,我确信日本人越来越应该为“文化恩人”中国的发展和幸福诚心诚意地尽力协助。

  尤其是日中两国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自古以来习惯地称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一想到两国有这样渊源深厚的关系,我便相信,彼此共同致力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定,可以为亚洲,进而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友谊,只有贯彻下去才能变为真正的友情;日中友好也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成为真正的友谊。不管两国之间出现甚么样的迂回曲折,我们决不从友好的缆绳上撒手。

  对于我们来说,现今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怎样使这日中友好的“金桥”发展得更坚固、更稳定。

  不消说,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是重要的,但维持更长久的友好交流的,还得是连接人民与人民的“心的纽带”。如果缺少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么就算在政治、经济上有甚么样的关系也是等于空中楼阁。政治、经济之“船”,是需要有“人民”这大海,才能够航行的。

  人民和人民间的心的纽带是眼看不见的,但正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牢固。正因为无形,所以才是普遍的、永久的纽带。形成这纽带的,正是给予人类精神“永恒”、“普遍”的“文化”光彩。

  尤其是“教育”能启发人的无限潜力,在人与人之间系结“平等”与“共鸣”的纽带。

  惟有这样的“文化”、“教育”交流,才是使日中人民间的纽带永远牢固的根本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在此重申:应努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去发展日中友好金桥第二期的往来。

  还有八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创立一百周年。奔向崭新的“第二世纪”,东方屈指可数、传统赫赫的贵大学一定会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贵大学的宗旨之一的“创新”和我们的“创价”有着相通之处。我一边在心里描绘着北京大学“创新”辉煌壮丽的未来,一边尽全力促进彼此今后的友好交流。

  最后,对今天举办如此盛大仪式来欢迎我的各位再一次表示由衷的谢意。

(199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