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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的宇宙观和人民议会——联合国的未来构想

~ 池田大作,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感谢尊敬的罗华斯‧莫奈哥(F. Roversi-Monaco)校长热情地为我作了介绍。而且对获得“博士指环”这荣誉衷心表示感谢。

  以校长为首的博洛尼亚大学的各位先生,各位来宾,以及各位敬爱的同学,今天能够给我一个机会,在这所拥有世界最古老历史传统的博洛尼亚大学进行讲演,对我来说是无比的光荣。

  我要对校长以及各位有关先生衷心致谢。

  我亦感谢各位同学虽然面对着忙碌的考试期间,亦抽空前来参加。我忠诚地希望校长和各位教授先生,对于出席了这次讲演的各位同学,破例地给予优秀的成绩吧!(大笑,拍掌)

  今天,我想就有关联合国作少许的谈论。

  当考虑到有关联合国的环球性课题时,我深深感觉到博洛尼亚是一个最适当的地方。

  五年前在东京,我和贵大学的校长与副校长会谈之际,我亦曾提及,要使联合国超越主权国家规范,为它带来一个环球性的展望,贵大学九百年传统所脉动着的“普遍性”与“国际性”风气,正是非常贵重的财産呢!

  据说早在13、4世纪时,欧洲各地已经有很多学生慕名前来学习,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治风气旺盛的国际性大学城市。

  这份意气轩昂的样相,什至对着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暴政亦毫不退缩。学生们扬言道:“我们不是被一阵风就可以吹倒的湖沼中的芦苇。只要你来到这里,就可以体会到!”(古特‧泽卡尼着《中世意大利的大学生活》)一步也不后退的精神,可想而知。

  无论是往昔或是今天,这份气概正是世界市民的“脊梁”呢!

竭力支持联合国

  我们SGI(国际创价学会),身为联合国NGO(非政府机构)的一份子,曾参与及支援联合国的各种活动。

  从1982年起,在世界好几十个城市与联合国共同主办过“核武器--现代世界的威胁展”“战争与和平展”“环境与开发展”等,为解决地球性问题,呼吁结集世界各国的睿智。

  为了强调人类尊严,又在去年12月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45周年而举办了“现代世界人权展”。今年2月,配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期,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举行了第二次的展览。更在前天(5月30日)为止,在伦敦举行了第三次的展览。

  对于肩负21世纪的青少年,我们的妇人和平委员会实施了“儿童人权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儿童展”等,也是一项独特的尝试,并且得到很高的评价。

  再者,以青年为中心,进行了多次救济难民的募捐活动,更为柬埔寨捐赠了大约30万部收音机。

  我自己曾三次鼓吹召开联合国裁军大会,并在多次的纪念倡言中,对世界提出了和平、裁军、和改革联合国的方案。

复苏联合国的创办精神

  话虽如此,SGI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也不单是一个社会团体。我们活动的宗旨是以佛教哲学为基础来推进人类内心的改革。因此,今天与其谈论联合国改革的具体问题,不如思考一下能令此“人类议会”活跃起来的精神基础,和肩负此责的世界市民的道德风气这些理念层面吧。

  我对贵国的伟大文化深抱敬意和感谢,所以今天想谈论一下诱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万能天才”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的“操控自己的意志”和“不断飞翔”这两点。

  因为联合国这环球性体制的本质,不外是基于以协调与对话为轴心这一软能基点上。为了要强化这份力量,即使好像走远了一点道路也好,可是在精神方面、理念方面的保证是不可欠缺的。

  正如在最近的波斯尼亚局势所看见一样,尽管是面对着迫近眉睫的选择硬能局势也好,联合国的首要任务仍是在于通过软能来实行任务,这是不容置疑的。

  明年联合国将要迎接创立五十周年的历史。从人类长远的历史来看,只可以说是刚掌握到头绪而已。然而,当我们想到那个短命而终的国际联盟的悲惨命运时,联合国能走过半个世纪是绝不能轻视的一回事。

  尤其是,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PKO等联合国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在今天来说,创立当时的精神终于能发挥出它的机能。这一趋势,我认为一定要跟充满希望的21世纪联系起来。

  在半个世纪前,令联合国创立的核心人物不用说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F. D. Roosevelt)。他继承了鼓吹国际联盟的旗手威尔逊总统(W. Wilson)的心愿,而高举起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

  这一份信念正是创立联合国的精神、原动力,也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面对史太林和邱吉尔等强劲对手,他孜孜不倦地诉说普遍性安全保障的理想,他的态度被有些后世的史学家用嘲讽的口吻说是“宇宙人道主义”。

  的而且确,我们可以从往后的冷战中联合国的机能变得有名无实,被人揶揄的情形也是无可奈何的。

  然而,岁月的淘汰作用实在难以令人估计。现今,在复兴联合国创立精神的潮流中,“宇宙人道主义”不再是纸上谈兵、痴人梦话了。当我们来回思索之时,就好像把摄影机的镜头调教对焦,景物变得清晰起来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鲜明地、牢牢地出现的,就是巨人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他那高高地耸立的雄姿。

  这位像悠然独步于“善恶彼岸”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跟充满露骨的利害冲突、你虞我诈的打算漩涡的联合国,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次元,将两者拼为一谈,亦会叫人感到格格不相入。

  可是,我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有短距离和长距离的看法。

  雅斯培(Karl Jaspers)曾说:“莱奥纳尔多跟米开朗基罗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互相之间是不会往返的。莱奥纳尔多是世界市民,而米开朗基罗是爱国者。”从宏观来看,他所指出达‧芬奇的世界市民特征,我认为正是现今最需要的因素呢!

操控自我的意志

  首先,我们要向达‧芬奇学习、继承的第一点,就是“操纵自我的意志”了。

  达‧芬奇是一位独立不羁的自由人,不单只不受宗教和伦理规范所拘束,亦不受祖国、家庭、伙伴、朋友这些人伦社会的障碍所束缚,他是一个孤高的世界市民。

  众所周知,他是私生子,一生过着独身的生活,他的家庭并未有留下多少痕迹,对于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眷恋也是非常淡薄。

  当他完成了在祖国的学习后,便毫不犹疑地前赴米兰,投奔米兰公爵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替他工作了十多年。随着公爵的没落,他投靠塞泽尔‧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一段短时间,然后展转于佛罗伦萨、罗马、米兰等地,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晚年的时候应法国国王邀请,迁居法国,在该地结束他的一生。他并不 是一位冷淡的人,也不是欠缺品德;他的一生是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一心一意地贯彻着忠实的“脱俗”风格。

  达‧芬奇对于怎样的制度及仕官的进退,对于祖国爱、敌我之间、善恶、美丑、利害等世俗的规范,毫不表示关注,他一心要脱离这样心境。虽然对于名誉与金 钱的诱惑不表关心,可是也不拂逆权力的意向。他那只追求自己关心的步伐,忠臣不仕二君这些世俗伦理,在他眼里是毫无关系的。他是“蒙娜丽莎”的作者,也是 “安加利之战”一幅描绘泣鬼神的骑士们疯狂战斗的作者。

  达‧芬奇留意流水的模样,注视植物的生态,分析雀鸟的飞翔姿势。同时他对于被判死刑的囚犯也像要吞噬般的凝视,什至操刀进行人体解割。

  总之,他是一位不能用世间常识规则所能够推测的心胸广阔的人物。而且,由于是超出俗世的规范,所以是自由自在,可见,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自由人、典型的世界市民,独自地体现意大利精神复兴所独有的活泼时代精神。

  达‧芬奇曾在他的手记里写道:“除了操控自己的力量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更大的或更小的支配力量。”对他来说,如何操控自己是首要课题,只要这种力量获得充分发挥,无论处身怎样的现实,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应付。现实层面的动静、善恶、美丑仅是次要、或以下的价值。

  他欣然接受消灭自己前度主君斯福尔扎的法国国王的招聘,在旁人的眼中,也许被视为无操节也好,但对于这个巨人来说,无操节只是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正好表示出他的宽宏度量。

尼采说“达‧芬奇了解东方”

  达‧芬奇这种“脱俗”态度,跟佛法所说的“出世间”的意思很是相近。

  所谓“世间”是意味着差别、迥异之意。所谓“出世间”就是超脱利害、爱憎、美丑、善恶等差别,脱离这一切的执著意识。

  在被誉为佛教最高经典的《法华经》中,有“令离诸著”的记述。其实这个“离”字,在佛教的极理之中,被读作“明”(阐明),不仅是脱离对烦恼的执著,还要在超越的更高层次上确立起将种种烦恼认识清楚、巧妙运用的坚强主体,这就是“出世间”的真意。

  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位居于“善恶彼岸”的人物也曾指出:“达‧芬奇了解东方”。我认为这跟他接近“脱俗”的态度是不无关系的。

  这分接近,无论在佛教,或对达‧芬奇来说,“脱俗”以及“出世间”的心,往往会被形容为一面镜子。

  “操控自我的意志”这一句话是出自俄国文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D. Merejcovski)所著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传》中的一段。

  虽然这本传奇,大部分是凭作者的丰富想像力而创作出,可是那一幕描述主君斯福尔扎的军队被法国的军队所歼灭的战斗,达‧芬奇跟自己的学生站在高岗上眺望的情景,把他的面貌描述得栩栩如生,非常迫真。

  “他们在眺望着炮火交差的远处烽烟。那无边的平原尽头的烽烟映在他眼里,相信只是非常藐小的一阵烟。在圣火似的夕阳底下,难以令人相信那边有场战争,人在互相残杀。”

  “祖国、外交、名誉、战争、国家兴亡--人认为伟大、重要的一切东西,在永远无限的大自然之中,不就是相等于那快将逝于晚霞之中的小烟团一样吗?”(梅列日科夫斯基,《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传》)

  这正是在受操控的心境中反映出来,卑微而藐小的战争样相呢!毫不做作地显现出他的“宇宙人道主义”。

  我们SGI以佛法为基调,推行着以支援联合国为首的种种和平、文化运动。那虽然是标榜着“以人间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变革”为目标,可是,达‧芬奇的“操控自我的意志”,我认为跟我们的“人间革命”是相通的。

  不断将人类目光投向制度、环境等“外面”的因素,结果却迎来民族纷争这样悲惨的收场,对于世纪末的人类来说,达‧芬奇如何去操控自己的“内在”命题,我相信会日益愈显得重要。

“不断飞翔”

  第二,我要谈一谈达‧芬奇的“不断飞翔”。

  人类能跟雀鸟一样在天空中飞翔,是莱奥纳尔多的一个著名的梦想。而他的精神也是一生“不断地在创造的高空飞翔”。

  “在年青的时候要努力!”

  “铁不运用就会氧化,正如腐水或在冰冷中冻结的水一样,有才能不运用就是损失。”

  “宁愿死也不懈怠。”

  “任何一切的工作也不会令我疲倦。”

  这些说话,正好表现出这位天才其实是难得的既努力又勤奋的人物。正如在“最后的晚餐”的创作当中,他有时不眠不休,不饮不食地埋头于创作,可是有时又会几天也不动手作画,徘徊思索。

  他有惊人的集中力,可是,跟这分固执的创作精神相反,达‧芬奇的创作很少有完成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他在绘画方面,除了是极端的寡作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未完成的居多。

  他是一个“万能的天才”,除了绘画之外,他在雕刻、机械、武器制造、土木工程等方面也发挥出惊人的多才多艺,比如他朝思暮想却未能完成的人力飞机所象征一样,大部分的创意和构思也是未能实现而告终。

  最特别的就是达‧芬奇并未因此而感到有任何痛痒,不将未能完成视为命苦,也不怀什么眷恋,总是淡然处之,脑海里已经转到其他的思索。

  在旁人看来是未完成也好,可是对他来说也是经已完成,换言之,可说是“未完成的完成”的相乘作用吧!

  若非如此,他对创作的热情和众多未完成作品之间的差距,是叫人难以理解的。

  可是,“未完成的完成”同时亦是“完成的未完成”吧!

把普遍性收纳在个别作品中

  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被形容为“全体”“综合”“普遍”等等,但对达‧芬奇来说,相信早就对堪称为宇宙生命的全体性、普遍性的世界--往昔的雅斯培称之为“一切都要为它服务的全体”--这总括性世界有所预感。

  所谓创作活动,无论是绘画和雕刻,以至是装备和机械、建筑和土木工程之类,他也运用其技术,把全体性、普遍性的世界收纳在个别的作品中,进行其创造的工作。

  亦即是说把看不到的世界显现出来。因此,仅管是被认为完成的杰作也好,只要是个别世界的作品,这也难免是未完成的。人不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安逸,因他背负着向着崭新的完成的“不断飞翔”的命运。

  佛陀最后所留下的说话就是“种种事象是过去了的事情,你们要不懈怠地完成修行!”

  大乘佛教的精髓正如“每月、每日也要坚强起来,如果稍有松懈的心,魔就会乘虚而入。”及“譬如一面朦胧的镜,如果加以磨抺的话就会像珠玉般明亮,现在,一念无明的迷心就是未经磨抺的镜子,如加以磨抺就必会成为法性真如的明镜。”这样的说话,是表示出生命的本来样相。“未完成的完成”向着“完成的未完 成”,可以说是基于两者的相乘作用,是活跃地成长与变化下去的生命作用、现实的作用。

对“言语”的批评

  将一切先入观放弃而不断凝视现实动作的达‧芬奇,宣言自己是“经验的学生”,因此,他对容易把现实固定化的言语作用,抱着不信任和敌意。

  达‧芬奇强调“绘画”,对“语言”的特异性加以非难和批判,令我想起大乘佛教的中兴论师龙树菩萨的洞察。

  龙树把成为佛教根本的“缘起之法”--“空”,指为“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佛陀说过不灭、不生、不断灭、不恒常、不单一、不复数、不来、不去,相互依存性(缘起)是超越了言语的结构,是至为幸福的东西)。令人轻易身陷现实的固定化、实体化的语言的虚构性也给他锐利地剥露出来。

  言语所造成的固定化令完成与未完成的活力失去相乘作用,令人错觉短暂的“安定”是恒久的。

  达‧芬奇与龙树指出这样的“安定”,其实是容易造成怠惰精神的绝好温床,而鸣起警锺。

  “性急是愚昧之母”这一个达‧芬奇的箴言,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正是发放出优秀的光彩吧!

  而且,以言语描绘出来的乌托邦蓝图容易被错觉为实体,从而向着“性急”前进,也是指照出急进主义的危险性。

  同样地,所有一切的政治、社会各种问题,以至联合国的活跃化,急进主义正是要警惕的。

  对联合国“过份信赖”,一旦受挫就会转变成为“不信”。结果会变得“将重要和不重要的一起舍弃”,必定会犯上愚昧的错误行为,所以达‧芬奇的足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创造“人本主义”的底流

  以上,我集中在“操控自我的意志”和“不断飞翔”这两点,把它跟联系到佛教的教导上,作为我对莱奥纳尔多的精神遗産的致意。

  以往,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学者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说过:“所谓伟人就是令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人,世界上就会好像欠缺了什么似的人们。”(《世界史观》)正因为有这样的伟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才能发放出不灭的光芒。

  同时,达‧芬奇这个当时的“孤高独敖”的人物,在今日这个世纪末的混沌之中正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以联合国为轴心,形成崭新的环境秩序,归根到底是关系到有几许能肩负重任的世界市民的涌现而决定吧!

  正如联合国宪章的第一节是以“我们联合国的人民”为开始所象征一样,民众才是主体、人才是根本。

  所以,应以增大世界市民的团结力量,把联合国提升为“反映民众声音的人类议会”。

  同时,人类生存着的证据究竟是怎么呢?身为人的价值究竟在那里呢?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友好亲善,什么是关键呢?

  一种令文化兴起,使不同文化互相承认、加深交流的崭新的人本主义脉动变得迫切需要起来。

  那就是在贵大学这意义深远的九百周年志庆上,我们创价大学也有参加署名的“大学宪章”中,所大声宣言的理念。

  我亦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决意一面继承达‧芬奇的遗産,一面与各位一起向着人类历史的崭新黎明努力前进。

  最后,我祈愿身为“学问的伟大母亲”的贵大学日益光荣,并送上跟贵大学有深厚渊缘的大诗人但丁所作的《神曲》的一节,来结束我的演讲。

  “不要害怕。”

  “你安心吧!  

  我们老早就来到这里。  

  不要气馁,

  奋起你所有的勇气吧!”

  衷心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

(1994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