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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文化中心前任理事长罗哈斯女士

  “我永远也忘不了1944年8月27日这一天,几个日本宪兵扛着来复枪突然闯进我的家,就在我面前,硬拉走了我母亲,那时我十六岁。”

  菲律宾文化中心前任理事长罗哈斯(Maria Teresa Escoda Roxas)女士的胸中,永远铭记着这无法消除的愤怒之情。

爱斯科达女士画像(菲律宾女童子军组织提供)

爱斯科达女士画像(菲律宾女童子军组织提供)

  她母亲爱斯科达女士(Josefa Llanes Escoda,1898~1945)为人高尚,以助人为乐,从不求报偿,犹如天仙般。

  即使在日军占领期间,她也不顾生命的危险和周围的强烈反对,坚持去探望囚于收容所、监狱的菲律宾、美国的士兵。

  “只要有需要帮助的人,我都会赶去。死,又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呢﹗”

  有位士兵这几十年来片刻都没有忘记当年他和其全家承蒙爱斯科达女士援救的大恩。他曾这么说过:“幸运的是,我们菲律宾还是有像她──爱斯科达女士那样崇高的人,唯有这一点,就能使人感到‘人生在世,其义无穷’了。”

  “宪兵队虽然说话很有礼貌,但强迫我母亲与他们同行,身高马大的宪兵夹着我母亲,强硬地把她带出门塞进车里,把她带到当时充当监狱的圣地亚哥要塞(Fort Santiago),……然而这就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而且我那当记者的父亲亦已在几个月前被逮捕了。留在家中的三个宪兵翻箱倒柜地四处搜索有关反日运动的证据。

  “或许是日军发现我母亲甚至对美国兵也予以帮助而大发雷霆吧。但我母亲曾说过:‘如果战局与现在正好相反,在监狱受煎熬的是日本兵,那我还是会和现在一样去帮助他们的,因为这只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罢了。’我母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她只是想公平地帮助所有的受苦人。但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他们是无法理解她的这种行动的。”

  爱斯科达女士就像佛法中所说的菩萨般的人。

  有一次,家里的马车夫在驾驭自家的马车时,使劲地挥鞭抽打那匹马,她立刻让马车停下并告诫马车夫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抽打它呢,多可怜啊……。”可见,她的爱心不只是倾注于人。

  而再看看当时占领菲律宾的日军态度,他们强制菲律宾人在碰到日本兵时必须向他们鞠躬行礼,如果没有郑重地行礼,就会在光天化日的街头被打耳光。

  人们把这段被日军占领的时期称为“全体国民身陷囹圄的恐怖时代”。曾有日本兵把菲律宾小孩抛掷空中,当掉下时,竟用刺刀把他活活地刺死。

罗哈斯女士与池田大作、香峰子伉俪在马尼拉会面(1993年5月)

罗哈斯女士与池田大作、香峰子伉俪在马尼拉会面(1993年5月)

  当时还为少女的罗哈斯女士绝不饶恕日本人。但没想到的是她母亲居然这样教诲她:“日本人也有好人坏人之分,菲律宾人也一样,同样美国人亦如此。所以对于善良的日本人还是应该以好意相待,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就该深恶痛绝!”

  在爱斯科达女士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国籍之类的问题,她的唯一标准是“大家都是同样的人”。

  而日本恰恰与此相反,那“作为日本国民”高于一切,“同样都是人”却是次要的。所以不忍心对“日本国民”施行的残暴行为,却在菲律宾胡作非为,在中国、韩国也是一样,或许在冲绳亦如此吧。

  那些反抗这种毫无人性行为的日本人,就会被视为“卖国贼”而惨遭镇压,如同第一任会长牧口先生和第二任会长户田先生那样。

  两位会长在女士被捕的同一时期,也被关进监狱,同样的都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镇压。

  暴君们倚仗虚伪、歧视和自私自利的手段,横行霸道。人民群众则凭靠真实和人道主义精神,展开群众运动。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如今仍在继续着。

  爱斯科达女士的信念是──活得“堂堂正正”,就是身在狱中她也未改自己的这一信念。日军企图从她那儿弄到有关反日运动家的情报,尽管他们不断地对她进行残酷的拷问,但是遍体鳞伤的她却没有泄露任何一个字句。

  有时竟整一个星期不给供饭,然而她还是向狱中的朋友们描述着未来的蓝图。例如,有关她亲手培养的“女童子军”组织的事情,发展妇女团体(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的经过,还有她那两个孩子有朝一日也定会和她年轻时一样,奔赴美国求学等等。

  只要有一点粮食和水,她准是与人分享,尽管自己也正陷于那种即使索取他人的份儿为己有,也是理所当然的苦境中。她总是说“我不要紧,还是你吃吧。”这句话,不知胜过任何名言,也充满着温馨的人性。

  1945年初,爱斯科达夫妻被拉出监狱处死,至今仍不知道他们是遭到什么极刑。罗哈斯女士说:“直至现在我仍然不知道父母的埋葬所在。”

  母亲在被处死之前,托人留下了这样的口信:“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死后,你们如果还能活下去的话,请一定转告祖国的同胞:‘菲律宾的妇女也彻底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直至最后的一瞬间,她们一直燃烧着真实与自由的余火’。”

  母亲终于倒下去了。为了使“自由”之火焰熊熊地燃烧。母亲就这样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真实”奉献了自己。

  如果是为把灵魂燃烧至极限的殉教之死,那么这种死的沉默则胜过任何雄辩。

  爱斯科达女士虽只渡过短暂的四十六个春秋,但是她的一生至今仍在发出无声之声、鼓起人们的勇气。现今菲律宾纸币的最高面额(一千比绍)上,就印刷着她的肖像,并且还有很多以她的芳名命名的道路。

菲律宾芭蕾舞团应池田大作创立的民主音乐协会之邀赴日公演

菲律宾芭蕾舞团应池田大作创立的民主音乐协会之邀赴日公演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她拥有“精神的接班人”。

  “日本给人的印象是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和战后的拜金主义,而今日本最需要的就是文化人士”

  爱斯科达女士留下的一儿一女,得到了那些曾经被她救助过的人们的援助,他们筹集了一笔钱,资助他俩赴美留学,实现了狱中“母亲之理想”的其中之一。

  罗哈斯女士曾是她母亲的掌上明珠,幼年时身体虚弱,她就听从母亲的吩咐,学跳芭蕾舞以“增强体力”。

  热爱文化的“和平之母”的女儿,终于作为热爱和平的“文化之母”茁壮成长。

  国立“菲律宾文化中心”,成了创造文化、继承文化以及与海外展开交流的顶梁柱。

  罗哈斯女士作为这文化中心的理事长,创下了伟大的业绩,包括与日本的交流。她真切地对我说“我认为日本人对菲律宾持有歪曲的认识,我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通过和我的交谈,在民主音乐协会的协助下,“菲律宾芭蕾舞团”终于实现了在日本的公演(1993年)。他们的水平不仅是亚洲一流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获得极高的评价,正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报的评语“为看他们的演出,即使不得不走上一百英里,但也决不后悔。”

  其实在这之前隶属“菲律宾文化中心”的“拉门‧奥博散(Ramon OBUSAN)国立民族舞蹈团”的民音公演(1990年)亦已让日本人知晓了高水平的菲律宾文化。

  罗哈斯女士说:“亚洲人眼里的日本,只具有两种形象,一是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一是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拜金主义。而今日本应该创造与之不同的形象,为此,日本迫切需要的就是推进文化交流的人士。”

  她接着又说:“长久以来,我怎么也无法对日本人敞开心扉,可是有次因随丈夫出差来到日本,这使我接触到了日本的艺术,而正是日本的艺术改变了我。我开始喜欢上了日本的艺术,进而终于能向创造这艺术的日本人打开心窗。

  艺术,能使人超越爱和恨;唯有文化,才是联结人与人的牢固纽带。”

  被称为“无魂之邦”的日本,是否愿意听取这倾注母女二代生命的吶喊呢?或者还是照样沉浸于卑劣的傲慢而再次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亚洲各国正以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日本的选择。

<选自池田大作“畅谈世界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