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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通向新民众时代的和平大道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06年1月26日

跨越全球化的威胁 创建人本主义地球文明

  为了纪念“国际创价学会(简称SGI)日”的到来,我想在这里论述一下对今后地球的和平与共生的展望。

威胁人类的各种危机

  去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六十周年的历史性年度,也是全世界遇到各种大型灾祸,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于瞬间陷入危机的一年。

  首先是使国际社会受到强烈冲击的各种自然灾害。

  2004年12月发生的苏门答腊地震、海啸所留下的伤痕还没开始痊癒,去年7月份印度又受到洪水冲击,而8月份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南部,使其遭受巨大的损害。

  另外,非洲西部地区发生的大量蝗虫灾害和乾旱,使得粮食短缺又面临新的危机。10月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生的地震,造成七万三千人死亡,约有三百万人无家可归。

  特别在美国,洪水使城市机能瘫痪,许多市民在恶劣的环境下孤立无援,暴露出先进国家遇到自然灾害也同样是脆弱无力的一面。

  除了自然灾害,使世界越加不安的,是不断于各地发生的、令一般市民也沦为被害的恐怖活动。

  去年7月,同时在伦敦的地铁及公共汽车发生爆炸事件,令众多乘客牺牲及受伤。而这正是发生在召开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的戒严状态下,强烈震撼了国际社会。

  在这之后,埃及、印尼的巴厘岛、伊拉克等地不断发生造成一般市民死伤的恐怖活动。这种滥杀的暴力事件愈益剧烈。

  除此之外,由对种族及民族歧视的不宽容而引起的纠纷、犯罪,以及由于移民增加而带来的社会摩擦也日益深刻。

  2003年以来,在非洲苏丹西部的达尔福尔(Darfur)地方发生阿拉伯派系民兵组织对非洲派系居民袭击事件,造成数万规模的平民被杀害,约一百九十万人成为国内难民。十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这个被联合国调查团称为“最坏的人道危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九十年代以来,在美国视为重大问题的“出自憎恶的犯罪”(hate crime),在2001年9月的恐怖事件之后,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徒的暴力及歧视,有着明显的增加。

  一方面,涉及移民问题的,就是去年10月到11月间在法国发生的大规模暴动,甚至发展到夜间戒严的社会性问题。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急速进行,传染病等疾病的危机也在不断增加。

  其中,爱滋病在非洲等地区日趋严重。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二千五百万人死亡,因爱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孤儿人数高达一千五百万人。据估计,全世界目前有四千万人感染了爱滋病病毒(HIV)。

  还有警告表明,“新型流行性感冒”也有可能发生。如果病毒蔓延的话,可能会造成与当年西班牙流感同样严重的祸害(发生于1918-1919,约有一至四千万人死亡)。

  上面列举的几个主要例子,都是现今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问题,每一个也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来对待。

  像全球变暖问题、及成为恐怖活动温床的贫困问题一样,上述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必定会遇到的“负面”。与被认同的全球化“正面”的各种现象,如经 济金融面的全球化、IT(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网络社会的全球化等,作为整个构造上的正负两面,息息相关,使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从地球文明这一悠长的道路来看,急于求成只会令人失败而丧胆。在新世纪伊始所弥漫着的、与新希望背道而驰的失落与不安,正是由于人类急于解决各种问题而感到束手无策所致。正如有名的环境运动标语所指,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全球性去思考、以地区性去行动”。

  对于这种闭塞状况,我们也应该如上述标语所示,先把覆盖整个地球的“大问题”转成日常的“小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不管是多大的问题,假如我们把它当作日常生活的身边实际状况来看,变换着眼点,就可以更明确事情的本质,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对应方法。

树立不随波逐流的“坚毅个人”

“自由的个人”与“欲望的傀儡”

  我注意到去年秋天《圣教新闻》书评专栏中所介绍的《在机械化时代保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 by Bill McKibben)这本书。

  书中指出诸如对生殖系统遗传因子也进行操作(注解1)的最新技术,是对人本身的最大威胁,如果置之不理的话,甚至会招来人类存亡的危机。

  其中,作者回顾了自产业革命以来的近代文明,说这些变化全部是走向同一方向,就是把所有作为人的因素用来交换个人的自由。

  他警告说,现在我们该注意的,是如何面对甚至连个人也将被消灭的危机。

  近代文明是以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为目标,致力于把人从各种各样的束缚中解脱过来。其结果是使人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与方便,和失去更多宝贵 的东西,例如与家庭和邻居的关系、对社区与职业或国家等框框的关与、对宗教等组织的参与,还有与自然的关系。失去了所有作为人的因素,失去了与周遭所有环 境事物的关与,如此的“自由的个人”,又究竟有怎样的实体呢?如此下去,人只会变成一个“被欲望支配的傀儡”罢了。

  众所周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把充斥着难以预测的危机的现代称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除非我们把这个学说从个人的观点与立场来考虑,否则也是很难理解他所指出的问题所在。

  问题在于“个人”。如果不是认真地从这点开始分析的话,就不能找出解决“大问题”的方法。

  近年来,日本发生了一连串由儿童或少年所犯的凶恶事件,或前所未有的凶恶犯罪案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周遭发出“真难以令人置信”、“完全难以理解”等惊呼。人每当遇到过去的经验不能解释的问题时,总会感到周章狼狈,不知所以。

  1997年,日本神户一个十四岁少年残忍地杀害了数个儿童,这件猎奇事件震撼了整个日本。但这只不过是一连串的青少年犯罪的开端。

  着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柳田邦男对少年少女的犯罪分析说:“在现时要找出真正的原因还是困难。最接近原因核心的是,犯上这些凶恶案件的少年(少女),几乎都绝不顾虑他人的伤痛情感,是完全自我主义的精神构造。”(《出故障的日本人》)

  同样地,许多围绕着“小问题”的不安和恐惧,其背后的原因不正是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吗?这些不正也是今天犯罪的特徵吗?

  为了更明确理解这一特徵,我要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优秀报告文学《死亡之家》(The House of the Dead) ,来作为对比的例子。书中描写了他自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四年间的体验。

  他特别强调了流放区的居民对犯罪及犯人的同情与共感。的确,犯罪是坏事,但作为一个人,要是处于同样的立场,可能也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犯下 同样大罪。居民对罪犯的反应,不是“完全难以理解”,而是感同身受的“可以理解”。所以居民称犯罪为“不幸”,称犯人为“不幸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动的描写了居民与罪犯虽然被高墙、铁丝网隔离,但心是相通的。

  作为现代社会病毒的冰山一角的少年犯罪,正缺少这种相互的沟通。

  对于最近在电视屏幕中出现的做了坏事之后,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而在无路可逃的状况下,才低头认罪的成年人的丑态,又能产生如此的共感吗?

  毫无疑问,难以感受他人的痛苦,又因表达不清自己的情感而感到焦躁困扰的人越来越多。

  “欲望的傀儡”终日感到空虚不安,其精神状态有异于一般健全的人。假如是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一直忍受这种状态的。

  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动向。比如作家堺屋太一,注视到血缘、地缘、职业缘等纽带,指出这些纽带可以帮助形成一个富有人情味与共感的社会 (《东京大学讲义录》)。剧作家兼评论家山崎正和,指出全球化世界像一个“无论怎样呼唤也得不到回应的无限空间”,促使要与他人建立信赖关系,并应共同处 理社会的种种问题。(《社交的人》)。这些主张都指出了,人只能生活于某种或多种的“人际关系”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创价学会的“确信”与“核心”

  即使如此,上述所指的富有人情味与共感的社会,也是靠人的参与,才能生效。

  人如果没有积极地参与这些人际关系、成为其中一员的意志和意欲的话,就不可能构成一个社会。不要堕落为“欲望的傀儡”,要锻炼成为有意志的、能动的“坚毅的个人”,是需要能支撑自己的立脚点。

  发展至今,文明差不多连个人也可以“消灭”。人只有变得积极,对外间事物能感同身受,才可以打破覆盖现今社会的阴霾。只有引发民众的活力,才可以开拓新的文明。

  三十多年前,当我眺望“新民众时代”,也是以此信念为基础。

  我们所推进的佛教运动、以佛教为基调的人性主义运动,正好提供了如此一个让人能锻链的立脚点。

  比利时出身、长年生活在日本的宗教学家让‧斯万热杜夫(Jan Swyngedouw,南山大学名誉教授)曾发表他对创价学会的感想。(《圣教新闻》1984年3月11日)。

  他通过二十多年对日本社会、日本宗教的观察,指出创价学会与日本传统信仰的不同之处。他说第一点是创价学会会员有对信仰的“确信”; 第二点是创价学会有一个宗教的核心,能促使人注意到自己内面的价值。正因为有此两个特徵,所以学会能不断辈出大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人材。

  “常常讲到日本是『和』的国家,但这个 『和』不能仅仅停留在日本。池田名誉会长、学会的成员所尽力的『和』,是以世界为对象的和平的『和』,这运动对日本宗教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革命。”

  他非常明确地讲出了我们运动的本质。过去,特别是江户时代的佛教,大都是隶从于权力。福泽谕吉曾对如此的日本宗教传统发出哀叹,说“可以讲在日本已经 没有宗教的存在”(《文明论概略》)。斯万热杜夫可能感受到,以日莲佛法为基础,而明确地伸张主旨的我们的做法,是可以突破日本的传统。

  时代在飞速前进,全球化社会不断渗透着每一角落。假如宗教的主旨是在培养能对应时代突变的坚强的个人,那现在正是宗教发挥其力量的时候。

蒙田--人性主义的楷模

  数年来,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何谓以佛教为基调的人性主义。

  这次我要尝试分析十六世纪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一生与思想。他虽然与佛教的传统无缘,但是他的思想行动,与佛教、特别是从法华经到日莲佛法的大乘佛教的人性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其代表作《随笔集》(Essays)的开场白中,他说: “人是难以想像的空虚、易变、不定的存在。对人做出等齐划一、一成不变的判断是很困难的。”

  正如他所说,他的作品中充满着相对性、可变性观点,富有东方色彩,非常吻合佛教的无常观。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其后欧美国家 对佛教定位的厌世、出家、隐居的生活方式。虽然他曾经表示在闲静的城堡里的执笔生活最适合他的性格,他不但成为高等法院的法官、波尔多市长、法国国王顾问 等等,更经常投入庶民的话圈之中。正像一个传统的道德主义家,他完全没有流露出对于尘俗世界的厌恶。

  如果考虑到在他五十九年的生涯中,欧洲正处于历史上最为凄惨的宗教战争(注解2)的旋涡之中的话,《随笔集》的每一句话,正好像“如莲华在水”般,闪耀着光芒和深远的意义。

  刚才所提到的从“小问题”去接近“大问题”,这正是蒙田的所为。可以说,他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人性主义、世界公民的楷模。 

以身边的日常为思想的出发点

  《随笔集》也有这样的描述:

“人们想摆脱自己,想摆脱自己的人性。真是荒唐。想变成天使却沦为动物。想高高地飞舞却摔了下来。那种所谓超越的思想,就高高在上地令人害怕。” (On experience)

  人是不能躲避“自己”,或日常身边的“小问题”。否则,后果会不堪设想。

  佛典中说:“此一人为范,一切众生平等者如是”(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590页)。蒙田的普遍精神也是以“自己”、以“人”为主角,彻底地注视着“一个人”而得以发扬光大。

  以这种普遍精神,蒙田超越了当时旧教与新教的严重对立;也出自“人”的观点,超越了以“宗教”名义下的差别与歧视。 “只要把我们的品行与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我们一直比他们差。”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没有比基督教徒更具有旺盛的敌意……我们的宗教是为了根绝恶德而有,现在却培育并促进了恶德的存在。” (同上)

  他自称是天主教徒,但是与宗派主义无缘。虽然他为人慎重温厚,但遇到以宗教名义歧视贬低他人之辈,则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

  早于法国革命与“法国人权宣言”二百年,当“信仰自由”一词还令人陌生的时代,蒙田就在《随笔集》中插入关于信仰自由的“论良心的自由”(On Freedom of Conscience)一章,他的勇气是可想而知的。

  蒙田的普遍主义跨越了种族、民族的隔阂。对他来讲,当时许多欧洲人深信无疑的殖民地主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都是一些无聊的子虚乌有。

  他描写巴西土着的印象大胆而公平,也充满温馨: “从理性的法则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野蛮。但其实在野蛮此点,他们完全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我们在各个方面远远超过了他们。” (On the Cannibals)

  蒙田完全无视种族、民族之间的歧视与偏见,虽然这些因素直至现代仍在束缚着许多人。因此,也萌生出他对另一位“世界公民”苏格拉底的敬意。 “当向苏格拉底问及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时,他不会回答说是雅典人,而会说自己是『世界人』。他具有比普通人更充实宽广的思想。因此,他把全世界当作自己的家乡,并把自己的人际关系、交友、爱情扩大至全人类。” (On educating children)

  蒙田的世界观也令他摆脱了当时重视阶级身分的看法。以下的两段引用可以清楚地表现出他的观点: “老百姓与王侯,贵族与平民,官僚与一般市民,富人与穷人相比较的话,可以看出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但是,实际上说,只是他们穿的裤子不同而已。” (On the inequality there is between us)

“我见过上百比大学校长更聪明和幸福的工匠与农夫,而我想当的还是后者。”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就这样,蒙田对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制度毫不在意,但也不是说他赞成无政府主义那样激进。他从不否定自己是贵族社会的一员。可以说,他既是具有自由主义与宽容精神的人,又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而又不会令人感到一点矛盾,这正是蒙田思想的特到之处。

  日莲大圣人曾说:“生于王地,身随心不随。”(御书307页)

  蒙田也有异曲同工的发言。他认为这种处事的方法可以防止暴力与流血事件的发生,是最好的渐进方法。

  他的另外一个特徵,就是他那透彻的目光不仅仅向着人类,还指向动物、植物等自然界。

  在“论残忍”(On cruelty)一章里,他指出: “我要对我们人的骄傲打个大折扣,我要放弃人是优越于其它动物的架空支配权……在这里,不仅仅是对拥有生命与感情的动物,甚至对于树木、植物,人也应该表示出敬意和作为人类的义务。”

  他的想法与当时传统的把人类与自然清楚地划分界限的想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倒不如说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草木成佛”(注解3)的佛教法理相通。我相信这样的思维能帮助我们解决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

  另一段文章介绍了蒙田对日常生活的琐事产生怀疑的有趣观点: “当我与猫一起玩耍的时候,突然会想到,猫也许是在陪我玩耍,而并非我在陪它。”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充满幽默的寸言,其中包含了人与动物或自然的相对感觉、生命感觉,也含蓄地启发了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

  以上的引用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为何我指出蒙田具有“世界公民”的素质,亦即普世的人性主义。这种人性主义同时具备了优秀的实践楷模侧面。我不禁惊叹四百多年前的蒙田竟然能为我们提供研究事例的最佳材料。

  1993年1月,在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演讲中,我讲述了三点有关佛法人性主义的行动方针和实践规范:

(1) 渐进主义的研究与探讨, (2) 以对话为武器, (3) 以人格为轴心。

  细想一下,蒙田的哲学主张与这三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渐进主义的研究与探讨

  第一点最值得强调的是对渐进主义的研究及探讨。

  不管是谁,阅读了《随笔集》之后,都会注意到蒙田非常注重“习惯”的力量和作用。

  他说:“总的来说,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习惯』所不会做、或不能做到的。听说平达尔(Pindar)称『习惯』为世界的女王、世界的皇后,我相信他没错。” (On habit)

  又说:“『习惯』能自由自在地对我们的生活赋予它所喜欢的形态。它像一只盛满瑟茜酒的杯子,能随意改造我们的性质(注:根据希腊神话,瑟茜女神的酒是种会令人喝后变成猪的魔酒)。” (On experience)

  蒙田哲学的特徵,就是不断注视着个人身边的“小问题”。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小问题”因人而异,千差万别。没有两个人有同样的“小问题”,有时问题的内容甚至会是完全相反,反映着当地特有的传统习惯。人们诞生下来的时候并不是白纸一张,“由于我们是在出生的时候,与喝下的奶水一起将习惯也喝了……我们的出生从一开始就是以追随着习惯而前进为条件的。” (On habit)

  也就是说,这世上不存在完全跟周围没有关系的所谓“自由的个人”,人是不易变为零,或变回一张白纸。 “我们虽然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把人重新改造,但是,要想消灭他过往的习惯,则除非把一切完全毁灭后重新再造,否则是绝对不行的。” (On vanity)

  而且,当我们要处理如国家或民族等“大问题”时,我们要明白到这是由许多个人、许多小问题复杂错综地汇集而成的,经常需要根据过往的经验,渐进地慢慢处理,而绝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想像中所产生的政治形态”来进行破坏和建设。这只是人的自大狂莽的表现。 “要重新铸造如此巨大的事物,要重新移动如此巨大建筑物的基础,就如同为了清除污点而把整幅绘画也擦掉、为了纠正个别的缺点而带来全体的混乱、为了治病而杀死病人那样,而这正是那些与其改革不如破坏和推翻的人们的希望。” (On vanity)

  亲身经历了以宗教改革为口号的地狱般的抗争,蒙田对于急进的改革充满怀疑与不信感,虽然同样也是他于《随笔集》里预见了二百年后的“法国人权宣言”的理念。这正是之前我讲到蒙田是自由主义及宽容的同时,又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蒙田曾表明他“对带着任何面具的改革都感到可憎”,但考虑到他当时的经历,也是可以让人理解的。我们可以赞成或反对他这种想法,也可以说 他是太过杞人忧天,或把之后的法国革命及俄国革命的评价交给历史学家来进行。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指出的,就是急进主义的近代革命家们,对于改造人及社会 的可能性过于乐观。正是这种骄傲,促使他们对任何改革都采取急进的态度,使恐怖、拷打、虐杀等暴力行为变得正当化,从而留下鲜血淋漓的伤痕。

  每当看到这些“屍骨累累”的历史,总让我觉得蒙田对急进改革的怀疑还是更容易让人接受的。

  下面我想引用《随笔集》的另外一段,来介绍蒙田通过其公务活动而领悟到的政治道德。这里也精彩地表达了他的渐进主义观念。 “……德行有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摺痕和不同的形状,以便适合我们人类的弱点。是复杂而且人工的,并非直线、清楚玲珑、不 变或单纯的。……在拥挤的人群中行走,往往需要让步、碰肩、收臂、左闪右躲,放弃本想走的直路。生存往往也不能太靠自己的准则,而很多时要配合周遭的人 群。有时要放弃自己的意见来听取他人的建议,或等待时机、听从他人、服从判断……” (On vanity)

  在这婉转的话语中,蒙田指出了政治所需要的技俩,就是于日常中要时进时退,或要调整利害关系、或要调整不同意见、寻找妥协、折衷的方案等,而不应有过高的期望。

  “正当的前进方法就是冷静、沉着、有抑制”(同上),而不是“野蛮放肆的方法”(On habit)。由上述引用的文章,就可感受到蒙田于公务中所付出的劳苦与忍耐。相信对处理现今日本所面临的堆积如山的问题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以对话为武器

  能实现这种渐进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对话”。以下的一节可以表明蒙田如何重视对话。

  “我考虑到锻链精神的最有效的、自然的方法就是对话。交谈比人生其他任何活动都充满乐趣。” (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在这一章节中,蒙田详细地论述了进行对话时的心得和应有的态度。这里想提出其中二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蒙田身为贵族,但是公开宣言贵族与平民只是“裤子”不同,与其做一位好的理论家不如作一位好的马夫。他主张在与平民百姓的交流之中,有真实的对话、有人的品格。可见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性主义者。

  “令人羡慕的,是有多层不同精神构造的人:可以使精神集中、或变得松弛;不管命运如何都可以接受;能与邻居欢谈他的建筑、狩猎或诉讼;又能愉快地与木匠或园丁交流。” (On three kinds of social intercourse)

  毫无疑问,能贯彻悠悠自得的性格阔达的人,才有可能从日常的“小问题”开始实现渐进的研究与探讨。

  蒙田称苏格拉底为“师中之师”,无比尊敬,说苏格拉底的心灵吻合着庶民的自然行动;说这位人类最初的老师,不选择对象,不选择地点,不使用一句哲学的专门用语,而在民众之海、语言之海中自由自在畅游的同时,放射出智慧的光芒。这是没有任何人可比拟的。

  第二,蒙田说在对话时,假如要“先制定原因与结果,而自我陶醉地领导其中间过程”(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则会失去对话的意义。嘱咐人要以谦虚的心情,去面对超越自己理解能力的事物。

  “当我对事物进行思考的时候,首先会刻划出其轮廓,简单地处理一下最初的过程,之后就听天由命。” (同上)

  于宗教的领域来说,这就是“祈祷”。如果忘记了这种谦虚的姿势,太偏重于语言的游戏,当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就容易对言语 失去信用,从而转向无视言语的暴力。在我们日常的“小问题”上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假如同样情形发生在“大问题”上,结果只会带来纠纷、暴力革命与战争。

  蒙田所批评的这种自我陶醉倾向,于今天越来越严重。随着无止境的欲望,人甚至要以遗传因子技术来改造出生的小孩,这是骄傲人性的最丑恶的破局。

以人格为轴心

  第三,就人格这一点,蒙田也提出了很重要的观点。

  开头讲到在《随笔集》中到处可以看到非常接近东方的无常观想法。但是,这又与日本的无常观,即把人与“天”、“大自然”结合,以期得到这些超人力量庇佑的想法迥然不同。他的无常观是实在的,充满着日常的生活感觉。

  三卷一百零七章的《随笔集》,几乎每一章都是关乎庶民的处世哲学。在这里可以体会到蒙田对庶民日常生活的向往与自豪。

  在《随笔集》的开端,蒙田首先说:“读者,我自身就是我的着作的题材”。他进而说:“每一个人都拥有所有作为人的特性”,“我从各个方面都想成为自己 的主人”,“我是我所使用的材料(蒙田自身)的君主”,“我能清楚看见自己,研究自己甚至到五脏六腑,我知道什么是属于自己的”。

  如此,蒙田了解到世上所有的事物,包括他自己,都不是永恒而是不断在变化,故此也不断地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

  “我们最伟大的杰作,无如光明正大的活着。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统治、房屋、积累财富等,也不过是小道具或小装饰品而已。” (On experience)

  蒙田不断去发掘什么是“人格”,彻底地追求什么是人生的真实,到头来,他在《随笔集》的最后章节中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能明白如何正确地享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完成,几乎达到接近神的境界。由于我们不知道享受自己的处境,而追求他人的 处境;不知道自己的内面,而鲁莽地要显示自己。正像踩高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踩着高跷也得用自己的腿走路。不管登上世界上多么高的宝座,最后还得用 自己的屁股去坐。” (同上)

  本着他着名的宗旨“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蒙田继承苏格拉底衣钵,不断以“汝自身”自问。他彻底地怀疑,杜绝独断狂信,撕破欺瞒的假面。这也成为了他信念的轴心。

  由于他有一个稳固的信念轴心,所以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弹劾宗教战争、殖民地掠夺主义、阶级制度等冒犯人的生命和尊严的罪恶。由于他这绝对的信念 来自理性的深处,是通过不断以相对性来对恃相对性,以怀疑重叠怀疑所得来的境界,所以不会像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般,犯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的错误。

以人为本的宗教

  我想起文学家中野重治曾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与中国作家鲁迅相比较,说对他们两人的人性非常感动。

  他接着说,鲁迅的情况“不仅仅停留在人性的感动上,他更进一步地与丑恶斗争,达到憎恨丑恶的境地。虽然知道是难以战胜对方,也要在政治上给对方一个烙印,不留下烙印誓不罢休。”(《中野重治评论集》)

  虽然气质不同,鲁迅与蒙田同样是卓越的自由主义者。中野重治对漱石所感受的界限,可能就是日本的无常观。另外,斯万热杜夫也感受到日本“和”的界限, 而认为创价学会的和平运动、所推行的人性运动,是可以使日本的“和”发展成为世界和平的“和”。相信他感受到我们学会所推行的对话运动的意义、与邪恶斗争 的气概、及推动的学会员的顽强的意志,才会有如上的发言。

  我们认为宗教的目的是去锻链人的内心,赋予人顽强的生存意志。蒙田在《随笔集》里反复力说的,也是宗教是为人而有,是以人为本的。

  释尊在对弟子最后的说法中,教示他们要“以自己为洲,以自己为依靠,不要依靠他人。要以法为洲,以法为依靠,不要依靠其它”(《佛教百话》增 谷文雄着)。在此,释尊指出了要依靠自己、依靠法,以此来形成绝对人格(成佛),而这又是其它一切的轴心。我希望这种人格的觉醒能普遍成为世界民众的确信 和轴心,进而形成一个世界公民的广大网络。

以“人的尊严”作为强化联合国的着眼点

自由、保障与人权

  接下来,我想论及以觉醒的民众为主来建设和平共生社会的具体途径。

  我认为联合国应该成为其核心存在。恐怖活动、纠纷、贫困、环境破坏、饥饿、疾病等超越国境的危机不断威胁着人的生活与安全,我期望能改革与增强联合国,使它能对应这一新的时代。

  于联合国迎来创立六十周年的去年(2005年),各种改革的议论高涨。3月,安南秘书长发表了《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安全、发展和人权》为题的报告 书。其中他远眺了联合国今后更大的任务,举出了改革的三大方针:就是要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尊严生活的自由”。

  报告书中,他强而有力地诉说了三者的相关关系:“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也无法享有发展;不尊重人权,我们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发展。”

  我认为这个视点非常重要。至今为止,我也在展望联合国改革时一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三个主题:“人的发展”、“人的安全”和“人权”。因为正如以“我们人民……”为起首的联合国宪章所象徵的那样,联合国的根本使命,是为世界所有民众尽力,从地球上消除“悲惨”这二字。

  以这篇安南秘书长的报告等为基础,通过数次讨论,写成的一份改革联合国成果报告,在9月联合国大会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被采纳。

  但遗憾的是,在调整意见时触礁,言及核裁军与不扩散的部分全被删掉,只留下了一些大致上合意的项目。

  另外,对于世界瞩目的改革安全理事会方案,也只说到会支持“早期改革”,而对于扩大理事国成员等的具体方案完全被搁置。

  我是支持改革,希望联合国能立足于更广阔的国际视点,使更多的国家能够分担其责任。至于以怎么样的形式推进改革,需要今后收集更多的意见来作参考。

  与加强安全理事会实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就是如何确保安定的联合国预算。除了从加盟国徵收以外,我过去曾提议设立“联合国民众基金”,也希望今后能积极探讨此方案。

  虽然留下这些课题,但是成果报告中的设置“人权理事会”代替人权委员会、创设“构筑和平委员会”、改善“中央应急循环基金”(Central Emergency Revolving Fund)来对应人道危机等改革方案能达到同意,可说有一定的进展。

  联合国作为一个跨国组织,虽然有意欲进行改革及新的挑战,却总是碰到各国的“国益”这一厚厚的墙壁,这是可悲的现实。

  但仅是悲观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将达成协议的内容付诸行动,早日去除受威胁的人们的苦难。

  在此,我要对设置“人权理事会”及“和平建设委员会”发表一点感想。

维护人权 

  到目前为止,人权委员会就各国的人权问题和世界共通的课题,不断进行讨论研究,还通过采择决议提出改善方案,或公布侵犯人权的事实来谋求改 善。而另一方面,于某些人权问题上一直攻击特定的国家,而使问题越发变得僵硬,或基于本国外交政策而把人权问题处理得政治色彩太浓。恢复人权委员会的信赖 是当务之急。

  于此,我要对有关年内准备设置的“人权理事会”的任务与体制提出一点建议。

  第一是设立“人权教育与宣传”项目,作为理事会通常会议的议题之一,来商议如何预防侵犯人权的发生。

  不容置疑,人权委员会所要继续进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讨论各个侵犯人权的违法性,摸索对受害者的救济措施。同时,为了预防和防止其再发,要坚忍不懈地努力去改变容忍侵犯人权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

  从去年开始,联合国开始了“人权教育世界计划”,把启发人权教育作为“人权理事会”的议题之一,令理事会不断积极参与,进而使这项目能够活跃生效与持续下去。

  第二,确保以NGO(非政府组织)为首的民间社会代表有机会参与“人权理事会”。

  至今为止,许多NGO的积极参与实际上支持着联合国的人权运动。由于NGO组织是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的其中一个机能委员会,所以有资格参与人权委员会的各种协议。

  我强烈希望人权理事会维持这种体制,让NGO成员继续能在全体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上,与各国政府或联合国有关人士进行活跃的讨论及发表意见。

  第三,提议在“人权理事会”下设置由人权问题专家组成的咨询机关。

  具体来说,就是让人权理事会属下的人权小委员会继续开展活动,或者设立具有同样功能的组织。但是,要有能作为支持“人权理事会”讨议的智囊(调查研究机关)功能,同时肩负反映民间社会视点的作用。

  另外也希望这个咨询机构能把至今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下发展起来的,如关注土着居民、少数民族等特定人权问题的小委员会特别报告、工作部会等制度也继承下去。

建设和平

  第二,建设和平委员会。

  这是为了促进纠纷后的国家或地区早日和平复兴,从综合的观点提出一贯性国际援助的机关。去年底于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通过决议而正式成立。

  这是与我2004年倡言中所提议的“和平复兴理事会”异曲同工,我衷心欢迎其创设。

  根据联合国统计,在恢复和平的国家地区中,约有半数在五年之内又变回原状。我认为,切断这一恶性循环的正是“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使命。

  在成立时,联合国对“建设和平委员会”赋予了种种任务。但是,我希望委员会首先能全力以赴地实施以下三个项目:

(1) 决定活动内容时,不应只是听对立政府、集团负责人的意见。也应倾听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民的意见,优先为他们消除不安与威胁。

(2) 和平建设过程需要漫长的岁月,在确保继续得到国际支持的同时,设立与NGO协议的场所,加深相互间的合作。

(3) 努力起用克服了纠纷、达成和平建设的国家人民,让他们有机会与深受纠纷后遗症之苦的其它国家的人们分享其经验。

  讲到和平建设与国家复兴,往往会首先关注到实施国民选举、建立新政府,制订新宪法这些外在的因素。

  但是,如果不重视在这里生活的民众视点,是不可能阻止悲剧的重演。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这一教训,以联合国为中心,通过广泛的国际协力,去重建每一个人民的生活与幸福,不正是和平建设委员会的任务吗?

加强联合国大会的作用

  从民众的观点来看联合国改革,我提议要加强联合国大会的作用。

  虽然安理会在有关世界和平与安全领域方面负有主要的作用,能让所有成员国积极参与并讨论世界重要课题的会议,则只有联合国大会。使这个“人类议会”充满活力,是加强联合国实力的重要关键。

  在上述安南秘书长的报告中,就联合国大会的改革,他提出“应集中讨论当前的重大实质性问题,建立与民间社会进行全面系统合作的机制。”

  遗憾的是,在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没有对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毫无疑问地,这提议将会是今后改革联合国大会的关键所在。

  我认为,为了确立与民间社会的合作,应该制造多种机会,让联合国大会主席、各委员会代表与NGO能够进行协议。

  2005年6月,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主办了二天听取民间社会意见的非公式会议。从世界各地云集的NGO代表、专家广泛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刚才的成果报告中,也赞扬了上述会议的成果,评价是划时代的活动,表示欢迎民间社会的代表与成员国对话。

  另一方面,NGO也设立了“『千年』后五年 NGO网络”(Millennium+5 NGO Network),收集民间社会的意见提供联合国,发挥作为沟通渠道的作用。

  如此设立一个固定的民众与联合国意见交换的地方,使联合国能够立足于被“成员国”及“民间社会”两方所支撑的巩固基盘上。

  自SGI成立以来,以佛法“人性主义”的理念为基础,不断积极地支持着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其一例就是于去年6月,SGI的代表就任为“宗教性NGO委员会”(Committee of Religious NGOs)的主席。

  另外,我所创立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为纪念成立十周年,将在今年2月于美国洛杉矶召开以加强与改革联合国为主题的国际大会。话题包括 “人类安全与全球治理”、“文明间对话”等,基于至今的研究成果,将广泛地就如何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民有、民享的联合国而进行讨论。

地球环境问题

  接下来论述一下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地球环境问题”。

  2005年2月,我会见了在《京都议定书》生效时来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

  当今展望世界和平,就不可避免到世界环境问题。

  马塔伊博士说:“和我一起为环境问题活跃的人有数百万。通过这次受奖,能对世界发出强烈信息,就是维护环境对于和平非常重要,为了保卫和平,也应该保卫环境。”

  为了改善祖国肯尼亚的沙漠化,马塔伊博士发起了“绿带运动”。众所周知,三十年间在非洲推进了超过三千万株的植树运动。

  现在,以非洲及亚洲的乾旱地带为中心,沙漠化问题非常深刻。据说受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今后问题将益发变得深刻。

  根据联合国等所推进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注解4)的结果,如果温室效应越发严重,沙漠化问题也将越加深刻,估计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近二十亿人口的生活将受到威胁。

  为此,联合国把今年定为“沙漠和沙漠化国际年”,期望国际间能进一步合作来防止沙漠化。我在完全赞同此国际年主旨的同时,下面要谈到沙漠化元凶的温室效应问题。

  随着“酸性雨对策”、“保护臭氧层”之后,温室效应问题是第三个国际间合作的领域。

  《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生效,令发达国家有义务到2010年为止,把造成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排出量比1990年减少5%。

  但是,据说这对策还是不够的,要想抑制温室效应,就必须将排出量限制在现在水准的一半以下。

  今后的焦点是如何使脱离《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及使二氧化碳排出量不断增加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来加盟《京都议定书》。这个问题也是去年7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议题。

  2005年12月在加拿大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基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的结果,设置了工作部门,在今后二年里商讨2012年以后的对应办法。

  在不对讨论内容作出任何限制的条件底下,美国及发展中国家也参加了,使到会议达到一定的目的,从而回避了条约可能破裂的危机。

  在这里我提议,为《京都议定书》成立而做出贡献的日本,应该更积极地与热心于环境问题的国家共同合作,于防止地球变暖的第二阶段中发挥领头人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要求所有的缔约国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造林以扩大二氧化碳的吸收。也为了圆满地达成消减造成温室效应气体的目的,决定采取被称做京都机制(Kyoto Mechanism)(注解5)的方式,即把增加的森林吸收量用来相抵排出量的计算方式。

  日本除了在本国全面开展这一活动的同时,还应该率先在各国支援保护森林、植树造林活动,及协助导入再生可能资源。

  京都议定书的其中一个附带提案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促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投资来削减温室效应气体。在缔约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提出把推进保护森林事业也作为“绿色开发机制”事业对象的方案值得注目。

  正因为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履行任何削减温室效应气体准则,我非常赞成设立如此的具体方案,来协助促进发展中国家也来积极参加此运动。

  世界性温室效应气体排出增加量的10%到20%,是由于森林面积减少而造成的。因此,组织一个全球性的保护森林的合作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所以于2002年,我曾提出要缔结“促进可再生能源条约”,以及设置“地球绿化基金”。

对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除了温室效应范畴,我期望日本也能在环境教育领域里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去年起,开始了联合国制订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DESD)”。这是2002年在南非举办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响应我们SGI及其它NGO的共同呼吁,由日本政府提议,之后通过联合国大会而实现的计划。

  SGI作为教育十年的提倡团体,于世界各地举办环境展览“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也推进上映SGI协助制作的环境电影“宁静革命”等支持活动。

  去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DESD设定了“国际执行计划”,提议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价值观和做法与教育和学习的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促进人们从行动上开始改革,以期创造更可持续的未来;也呼吁各国制订实施、推进计划,来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日本作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的提案国家,应以身作则地树立一个环境问题的教育榜样,并积极支持其它国家,例如支持非洲及亚洲国家去处理沙漠化及环境恶化等问题。

  我曾经主张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发展道路就是以环境立国、人道立国。在环境领域做出贡献,其结果也就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解救受地球环境之苦的人民。

于东亚构筑“不战共同体”

在亚洲确定首脑间对话

  接下来,我要注视至今仍然残存冷战与对立的紧张状态的亚洲。

  2005年12月,于马来西亚首次举办了由东盟(ASEAN)十个成员国、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六国参加的东亚首脑会议。

  其最大的成果,就是为创设“东亚共同体”而开创了首脑间对话的先河。

  在之前举行的ASEAN+3(东盟与日中韩)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吉隆坡宣言”,提出了

(1) 为提供形成东亚共同体的政治条件,每年在东盟首脑会议后继续举行ASEAN+3首脑会议;

(2) 为了实现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于2007年制订的第二次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等项目。

而且,于东亚首脑会议上,参加国赞成为形成东亚共同体而努力,并决定今后定期召开首脑会议。

  作为长年期望促进亚洲和平与友好、并付诸行动的人来说,我是非常欢迎这次的合意,并强烈期望今后有关国家能克服国益的相互对立,同心合力去实现这远大的理想。

  通向举办首脑会议的过程中,正着实地为实现目标打好基础。

  作为参加东亚首脑会议的条件,就是要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其结果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纷纷在条约上签名,同意在地区内“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虽然这些项目都包含在联合国宪章内,但这些原则在亚洲地区中得以再次重复阐明,促进各国间建立和平合作关系,则有可能开拓今后东亚“不战制度化”的道路。

  为了能具体地实现目的,重要的是定期召开首脑间对话,及设置地区间合作的办事机构。

  关于首脑间对话,各国已同意举办ASEAN+3首脑会议,及定期召开东亚首脑会议。

  关于设置办事机构,我提议设立如“东亚评议会”的机构来讨论制定东亚合作的第二共同声明。也可以改组东盟中担任实际工作的常务委员会和秘书处来负起这个责任。

  也可以通过“东亚评议会”,来解决当前的几个重要威胁:

  (1) 促进新型流感对策等保健卫生合作。

  (2) 以苏门答腊地震海啸为教训,推进防灾、复兴的合作。

  (3) 防止破坏环境和扩大污染。

  这样的共同作业必然可以酿成信赖,有助于强化共同体的基础。地区间的合作配合着首脑间对话,民间与政治相结合,对实现东亚共同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共生的精神气质

  现在,欧洲各国正努力通过批准EU(欧洲联盟)宪法,进一步向实质的地区统合挑战。明年是EU前身的EEC(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五十周年。经过半世纪的地区间对话及合作,构筑了今天欧洲不战共同体的坚固基础。

  在东亚也应如此,早日清算冷战以来的对立与紧张的负面遗产,各国携手为建立共同体迈出一步。

  这样放眼五十年、一百年来看时代,如雨果所梦想的“欧洲合众国”那样,“东亚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不失每个国家的特质及个性,在更高层面的联合中放出光辉的“亚洲合众国”,共存共荣。

  当然,在欧洲建设共同体时,基督教文明这一共同的精神基础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么在东亚,又有甚么精神思想可以负起这重任呢?

  当然不是冈仓天心所提出的“亚洲一体”的幻想。

  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中讲到,东亚是多样的民族,具有各自的传统及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性格,如果真要归结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共生的精神气质”。

  也就是说,东亚的风土比较稳重,人民好协调而嫌对立,好联结而嫌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有种好共存共荣的心态。这与西欧文明的重视“个人主义”有着显着的不同,人民重视与他人亲密交往,而于此中享受生活的乐趣。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亚各国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过来的。为了成立共同体,我们需要一个可以有助于沟通和交流的普遍价值观和思想。为了早日实现亚洲和平,我至今一直努力推进个人及民众间的对话与交流。

日中友好是亚洲安定的基础

日中的恒久友好

  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日中韩三国关系。可惜的是,特别是日中间的政治关系,近年来处于非常冷淡的状态,是急待改善的至要问题。

  我们经常说,“碰壁时就返回起点”,为使日中关系有所改善,应重新确认建立邦交正常化时的精神。

  想当初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1968年),中国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日本对与中国的交流有所顾忌,因而我的倡言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但是,我是本着不建立日中关系,就没有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坚定信念,故此一点也不退缩。

  在此之后,在1972年实现了我所提倡的日中首脑会议,其共同声明开拓了邦交正常化之路。

  我受到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于1974年5月首次访问中国。

  半年后,当我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于医院里疗养中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生的反对,与我进行了会谈。

  我与周总理的谈话涉及许多领域,其基本就是如何令二十一世纪的亚洲与世界繁荣与和平这一问题。

  周总理对我说:“今后,我们要建起世世代代的友好……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世界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时期,所有国家都应该以平等的立场相互帮助。”

  非常遗憾的是一年后周总理去世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为了实践与总理的约定,全力以赴地致力建立日中两国世世代代的友好,努力推进民众间的教育、文化交流。

  如果把政治与经济比喻为船的话,那么,大海就是人民的交流。即使有时候船会遇险,但是只要有大海,船舶就会继续往来。这一信念是我行动的根源。

  在“日韩友谊年”的去年,出版了我与韩国国立济州大学赵文富前校长的二本对话集。

  现在,我正与着名中国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进行对话。

  2005年12月,我在日本会见了来访的章教授。在谈话中,教授提到一百多年前日本人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运动的历史事实,作了如下的叙述:“我们在尊 重历史的同时,必须超越历史。纵览两千多年日中关系,都是以友好交流为主流的历史。一衣带水的两个大国如果以和为贵的话就能共荣,如果相互对立的话则都会 受损。因此构筑正常安定的友好关系才是日中两国的幸福,也是亚洲、世界的幸福。”

  对此我完全赞成。日本至今的外交政策,是以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为最优先。在坚持这一大前提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在亚洲构筑另一个外交的轴心?

  最近,日本与中国达成了今后每年互相招待总数二千名高中生的交流协议。这是有很大的意义。我曾经呼吁大力推进两国间的青年交流,让这些未来的主人翁相互正视过去的历史教训,并共同面向未来,所以非常欢迎达成这一协议。

  日本与中国及韩国应该携手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成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牵引力。所以,我强烈呼吁,构筑恒久的世代友好正是二十一世纪日本的使命。

面向未来

  现在日中韩共同探讨的课题之一是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自2003年8月起,已召开过五轮“六方会谈”,而在第四轮会谈中,通过了为解决北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第一个共同声明。

  在此,北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及“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回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同时,美国表明“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和“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北朝鲜”。

  发表的共同声明终于使六个国家站到同一起点上。可是,要实际使它生效还有待更大的努力。

  首先,声明没有具体地表明放弃核武器的具体程序和日程,也没有言及进行检查的体制。另外,从去年11月以来,会谈一直处于休止状态。在伊朗的核武开发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注目的今时,这种状态放置下去的话,绝对没有好的影响。

  在此我提议,为了使会谈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招集联合国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与六国首脑共聚一堂,通过直接对话与商讨来排除各种现存的障碍。

  如果首脑间能够达成合意,将会使问题不再倒退。然后,对于各个主题设立工作组,对完成解决核武问题为止设定具体程序、检查体制和期限,如此始可窥见解决问题的曙光。

  这种通过会谈来解决地区间问题的方法,即不依赖军事力量等硬能(hard power),而是以对话的软能(soft power)来酿成信赖基础,藉以解决问题,假如成功的话,不仅带来东亚的安定,也会起了以软能来解决纠纷的先河,帮助解决其他地区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扩散问题。

  就这一点,我很高兴看到在刚才的共同声明中,有“六方同意探讨加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途径”的一文。我经常希望六国会谈能为东北亚的和平带来建设性的对话。如此,假如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日本与北朝鲜间悬而未决的绑架问题、国交正常化的交涉等也会有所进展。

以和平文化为时代精神

和平教育

  最后,我想强调为了从对立、冲突的“战争文化”转向以协调共存为基础的“和平文化”,裁军教育对于改变社会风气的重要性。

  去年是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六十周年。遗憾的是,去年两次失去了使核裁军向前发展的机会。

  5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NPT Review Conference)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闭幕,而9月的联合国大会特别首脑会议的成果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核武器的事。

  在审议大会上,就应把“核裁军”还是“核不扩散”当作优先课题一点产生了激烈对立,使到实质性的审议不但毫无进展,甚至连议长声明也未能达成。遗憾的是,在此之后对立没有消除,在特别首脑会议的报告中,也削除了有关核裁军及不扩散的记述。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总干事曾指出围绕核武器的三个动向:

(1) 出现贩卖核武器的黑市;

(2) 想取得核分裂物质的生产技术,从而使用于生产核武器的国家增加;

(3) 恐怖分子竞相夺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着两次商讨核裁军的失败,令国际社会益发充斥着不安。

  正如上述的核武器状况所象徵的那样,世界上的裁军问题也面对着严重的局面。除了各国的政治家缺乏了意识以外,国际舆论也不够高涨。

  应尽早重新建立核不扩散条约体制等,制定健全的国际法律制度。同时,不可或缺的是从民众发出要求裁军的呼声。为此,要通过推展和平与裁军教育,来改革每一个人的意识。

  近年来在联合国这种意识也不断高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02年由专家小组总结的“联合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教育问题方面的研究”报告。

  我认为,为了推行裁军教育,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民间的意识,和寻找新的实施方法。

  为提高对裁军的国际舆论,不仅要靠专家及和平运动人士,还必须有各种人参加。裁军教育不是仅以教育技术上和物理上的各种裁军知识为目的,重要的是去改变人民对和平的概念,令他们觉得和平是切身相关的问题。

  不处于战争状态并不就是和平。人民的尊严不受到威胁,各自能发挥最大潜力来建设幸福生活--如此的社会,才能称为真正和平的社会。

  故此我提议,应具体地在“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注解6)的活动中加进裁军教育,和在民间社会展开各种草根活动,努力推广思想的 变革,培养更多比“国际主权”更重视“人的主权”、以“人类公益”、“地球公益”为立脚点的世界公民。我们不应以推广对裁军的情报和知识为中心,而应着重 于在人的意识行动中根植“和平文化”。

  我们SGI,去年举办了各种展览来作启蒙,例如“为世界的儿童建设和平的文化”展等;也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开设“和平文化资源中心”(Culture of Peace Resource Center)来协助此举。

  明年又是户田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五十周年。我们要努力推进民众阶层的裁军教育,从而把现今的战争文化扭转到和平文化的时代。

努力建设没有战争的世界

  每个人“心灵的变革”会感染周围,促使他人进行同样的变革。这会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领导国际舆论。民众的力量可以促进裁军活动,将使“和平文化”开花结果。

  去年不幸去世的帕格沃什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名誉会长罗特布拉特博士(Sir Joseph Rotblat)讲述的话令人难以忘怀。这是博士与我在谈论“没有战争的世界”及“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时所反复的说话: “向池塘里扔块石头,波纹就会扩展开。波纹虽然会变得越来越弱,但不会完全消失的。不管什么人都有产生波纹的力量,我 们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像NGO那样的形式联结起来的话,毫无疑问必将增加对外部的影响力。团结可以使我们改变世界。这也许要花费很长的时 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民众。”

  我们SGI,本着佛法的慈悲哲学,在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和平、文化、教育”运动。我们的目标,正是罗特布拉特博士所殷切期望的民众的觉醒和团结。

  到2010年为止的五年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今后,我们将与志同道合的世界人士携手并肩,充满勇气和希望,为建立“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努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