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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11年1月26日

  正值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幕之际,我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看法,以及什么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来促进实现一个和平社会。

“无缘社会”蔓延

  去年发生了一个震撼全日本这长寿社会的事件。7月于东京都足立区,一个被认为是日本最长寿老人的一百一十一岁男性,被发现死在家中的床上,尸体呈现干瘪状态。经过后来的搜查表明,这男性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去世。这事件令全国的自治体发生警戒,开始对高龄老人进行生存与否的调查,接连发现本来应该接受祝贺的许多百龄老人却不知去向的事实。尽管在政府记录上这些人是生存着,但事实上却不知道是生是死,不知所踪。有些家人还涉嫌隐瞒老人死亡的事实来非法冒领养老金。

  这调查结果对被称为长寿社会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冲击。正如最近常用“无缘社会”一词来形容社会上冷漠的人际关系,上述的例子正是缺乏人际交流的一个极端表征,令人不禁为之毛骨悚然。

  佛教的“缘起论”教诲,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由人与人或人与环境之间的“结缘”所构成。上述的一连串事件,清楚地提醒我们这“结缘”所呈现的危机。随着家属、社区间人际交流的减少,社会中孤独无朋的人口不断增加,对前途持悲观态度的年轻一代及中老年人绝非少数。

  造成“无缘社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极端缺乏人际往来”,和作为最佳往来手段的语言没有充分地发挥作用。其背景虽然可数到严峻的经济危机和小家庭化等许多问题,但也不能否认这是由于信息社会飞快发展所带来的弊病。信息化的负面,就是信息量增大后的反效果:产生语言的空洞化,令语言失去了原有的份量和深度,变得如同漂浮着的记号那样轻薄。这必然令人的语言能力衰退,同时也令人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的标志。

  哲学家阿尔贝‧雅卡尔(Albert Jacquard)对信息科学的意义作出非常贴切的评价。他指出信息科学所带来的,只是“急速冷冻的相互交流,而不能引发创造。创造产生自以沉默和语言组合而成的对话之中”(Petite philosophie à l’usage des non-philosophes)。

  当然,信息科学的发展也对人提供了新的交流机会。但是,这种新的信息科学交流,假如都是以“匿名”或“记号”等为联系手段的话,就会令“人的面孔”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人的直接交流,能衍生出新鲜的惊讶,有形的反应和实际的满足。但这种新的信息科学交流是无机质和无感情的,完全有异于“面对面、灵魂与灵魂之间” 的交流。

  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中,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我们SGI(国际创价学会)在全世界开展的对话运动,特别是自创立以来一直是活动轴心的座谈会。我们每天于世界数千数万个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交流,正吻合了雅卡尔所说的 “以沉默和语言组合而成的对话”。话说到对方心坎上,引起共鸣时所感到的欢喜和充实;相反时候的犹豫和焦躁;在接下来的沉默之中努力寻找新话题;找到合适的言语而终于传达到对方时所感到的更大的满足。

  这种不厌其烦的对话所构成的循序渐进,正是锻炼自己身心,磨练灵魂的熔炉,与“急速冷冻”的交流处于对立极点,不可同日而语。

  只有通过“语言”和“对话”,人才能真正成为人,没有如此的经验,人是不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全人。正因如此,苏格拉底(Socrates)指出嫌恶辩论(misology)与嫌恶人或厌世(misanthropy)出自同源。

  我正在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协会的前会长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博士与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博士就杜威与创价教育为题展开对谈。其中,希克曼博士谈到,SGI各地的会馆,是加强社区与社会纽带的设施,是培育成熟的市民、或杜威所讲的“公众”的摇篮。(《人本教育的新潮流》)。

  虽然我们SGI的对话运动是渐进和不抢眼的,但正因如此,我们才自豪地说,这运动拥有能改革当前社会的轻视和贬低语言价值弊病的力量。

  这令我想起了一个尝试令语言和对话复权的例子。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学讲座成为了该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讲座之一。他的讲座并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将身边的话题提出,然后询问学生们的意见,也就是通过双方向的语言交流,来衡量话题的对错。

  这种彷佛是苏格拉底方式的对话,在日本也获得很高的评价,电视报刊也不止一次地报道。桑德尔教授去年也到访日本,尝试日本版本的“正义与迈克尔‧桑德尔”讲座,大受瞩目。其著作《正义: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特别畅销,在同类型书籍中是十分罕见的。

  “正义”其实是一个非常难于定义和伤脑筋的问题。我在去年的倡言中,曾提到在雨果的《悲惨世界》的开头,米里耶尔(Myriel)主教和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老激进民主主义者(Jacobinist)从正反两方面对“正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场景。

  对待“正义”这个问题要付出最大的细心和尊重,否则,各种正义的主张之间会不断发生冲突,进而逐步上升,令正义这一词语变得空洞无意义。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大屠杀时代,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种所谓“正义”的无止境的竞争。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讲座”如此风靡一时,其原因可能正是对此的反省和自戒。

为了什么而生存?

  这里我要引用年轻时喜爱阅读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著作,来尝试进一步阐明我们SGI所提倡的佛教人本主义。

  像柏格森那样对语言的贬值,换句话讲,就是对语言的弱点进行敏锐分析的人可能少之又少。而且,像他那样,对以语言及伦理中心主义为主流的西方哲学的偏向作出先导性和综合性警告的人也是极为罕见。柏格森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如何为人的需要而作出贡献。正如哲学家冉克雷维(Vladimir Jankélévitch,1903-85)在名著《亨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书中一针见血地评价那样,“让被人颠倒的哲学回复本来的面目”。

  说起柏格森,又令我回忆起在1947年夏天受朋友邀请首次参加创价学会的座谈会时的情景。当时我十九岁,听到朋友说是一个有关“生命哲学”的聚会时,我第一反应就是问他那是否研究柏格森的会?

  柏格森哲学的原则就是“第一,生存”(primum vivere)。他如此述说其哲学动机的形成:

“我们人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又是什么?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假如不依靠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而私自去思考哲学的话,我们就会马上碰到这些问题。”

  没错,只要我们想过好一点的生活,不管是谁,于某个时刻,总需要面对这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是那样拘泥于细微琐碎的小节,很容易忽视了至为根本的问题。这和佛教所说的“毒箭的比喻”(注解1)是非常相似的。

  对于哲学的目的,柏格森一贯持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我认为,这种态度对于科学和宗教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哲学的目的,柏格森一贯持有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我认为,这种态度对于科学和宗教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首次参加的创价学会的座谈会上,我遇到了人生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58)。会上,我把邂逅恩师的感动寄托在一首即兴的创作诗中。

旅人啊
你从何处来
要往何处去
月 已沉
日 未升
于黎明前的晦暗
寻求光明
我 前进
一扫心中暗云
追求 不为暴风动摇的
大树
我 欲从地涌出

  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意识到柏格森,可现在回忆起来,这诗与他有不可思议的共同点。柏格森的哲学不断回归到做人的方向和目的这根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相信我在不知不觉中至为受到他哲学的影响。

  柏格森的哲学并非如传统哲学般陈规老套。事实上,他的宗教观点与佛教的人本主义非常相似。 (尽管这么讲,柏格森对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理解也并不是完全的。)

  我们SGI是以十三世纪日本僧侣日莲(1222-1282)的人本主义哲学为思想基干。日莲以“依法不依人”为规范。然而在化道、流布方面,佛典中有“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之说,归根到底是将重心放在“人”之上。“法”并不处于一种固定的状态,只有被人悟得、体现,才开始在现实中搏动。

  与此想法同出一辙的,是柏格森的时间观和生命观。他认为时间和生命是一种与人的思想不可分割的物力论。顺其主要著作来介绍,于《时间与自由意志》( Time and Free Will)中他把这称作“持续”(duration),于《物质与记忆》( Matter and Memory)中称作“收缩”(contraction),于《创造的进化》(Creative Evolution)中称为“生命的冲动”(vital impulse),而于其最后的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中,则称之为“跃动的宗教”(dynamic religion)的“爱的推动力”(the impetus of love)。

  从第一的“持续”到第三的“生命的冲动”,柏格森一直从生物学的角度追索人的进化。但最后的“爱的推动力”显示着一种提升到更高境界的完美人格。柏格森认为,需要出现一个体验过神秘经历的人,而这经历完全与这人的身心结合,令他从一个闭关自守的独善世界升华到一个人类爱的境界。

  至于柏格森所说的神秘经历,并非是神灵附体等超乎现实的行动,而是一个人全力奋斗后所得来的结果,是一种能使他超越所有困难而前进的冲动,一种心灵的震撼,一种灵魂深处的鼓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柏格森形容这体现者为宗教创始人,或道德英雄。这一精神界巨人“不仅其自身的行动充实,而且还可以影响他人,令他人的行动充实;不仅自身崇高,还可以将崇高的火焰燃点在众人心坎的炉子中。”(《心力》,Mind-Energy)这精神巨人的任务就是去“带头给人民做模范,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能使这目标达到的,就是至终所存在的神圣的人性,而从理论上这也是从开始就已经存在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这种人有非常强大的魅力,能吸引响应的人的灵魂,而通过他们的互动,开拓新的精神地平。这进程是最有效的方法,或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来传递宗教教义和思想。比如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评价甘地(Gandhi, 1869-1948)的出现,说是从长期受殖民地支配的印度人的心中脱下“漆黑的柩衣”,“一举改变了民众心中的想法”。(《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

  对于我来讲,恩师户田城圣正是具有这种魅力的精神巨人。户田在第二次大战时为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而被投狱。在狱中,他悟得佛典所描述的“佛”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柏格森的理论来说,这就是户田的“创造的推动力”(creative impetus)。出狱后,户田将他的终生奉献给佛法流布。我有幸邂逅这位难能可贵的老师,并能伴随他左右,作为弟子终生继承并实践他的精神。这是我最大的财产,终生的自豪。

  这也是为何我一直强调并申诉师徒传承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我深信这一精神传承的重要,在毕生的著作《人间革命》中,就以这作为主题:“一个人伟大的人性革命,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全人类的命运。”

创造的生命

  柏格森对语言的滥用、缺乏思考,以及所带来对语言的贬值和轻视倾向非常警戒。他说:“我对真正哲学的启蒙,始自我在生命深处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经验领域,而放弃以语言来解决的时候。”(《创造性的心理》,The Creative Mind)

  这令我想起了佛教本来“无记”的见解和语言观。龙树曾描述“缘起之法”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中论》),显示了一个超越虚构语言的至高境地。

  对柏格森来说,重要的经验领域,或真正的现实,就是“动的,或行动其本身”(《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创造性生命的没有间断的变化,变化的没有一刻停止的连续。为了要感受这种行动,日本评论家小林秀雄(1902-1983)所说的“与未知的事物冲突时,需对既知的语言有所警戒”,这种能正确地选择语言的“精神的弹性”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42:小林秀雄集》)。小林秀雄精通柏格森哲学,我们在1971年会面时,曾有过非常广泛精彩的讨论。

  但是,语言常常切断这种没有一刻停止的连续,而想以语言来固定其“不断变化的瞬间片段”(《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令我们把它与连续存在的本身混淆。柏格森指出,把时间的概念与空间的性质混淆是错误的。所以他执着地驳斥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的悖论(例如“停止着的箭”,或“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悖论,注解2)。

  假如把流动的语言固定起来,就会带来“过度相信”或“轻信”这两个反效果,变成知性的怠惰,固定观念、偏见和教条主义的温床。从而令人变得轻易地提出结论,精神软弱和懒惰。刚才论及到无论是思想体系、宗教或国家正义的膨胀现象,正是其典型的症状。

  许多年前在和学生们攀谈时,我曾经指出意识形态性的想法很容易变得死板僵硬、定型化。相反地,创价学会的佛法不主张这种统一定型化,而把重点放在把握时代的实质,由此而推断如何作出至为理想的对应。“定型化”其实就等于“固定观念化”,产生自流动空间与固定空间的混淆。

  柏格森的哲学倾向,与人的弱点和怠慢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说:“紧张、集中──这些词汇正是我用以形容在面对每一个新问题时,以一种全新的精神努力来处理的做法。”(《创造性的心理》)他摒弃安逸与停滞的生活方式,鼓舞我们要向前看,要活一个更坚强更美好的人生,说:“所以我排除安逸,我推荐使用一种能招致困难的思考方法。我至为重视的就是努力。” (同上)

  紧张、集中、努力──这些让精神变得紧绷的心理因素,对于培养可排除死板僵硬思想、把握这时刻变动的时代状况的“能动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柏格森把这种精神的紧张感形容为“坚韧的精神健康状态”,并如此描述:“一种热衷于行动的倾向;能一再适应环境,不受所挫的能耐;坚毅意志与灵活柔软思想的结合;能清楚分辨可能及不可能的先见;能以简明的方法来克服复杂问题的精神气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这种美德,与我去年的倡言中提出的“坚强的心”、“健康的心”同出一辙。拥有“坚强的心”、“健康的心”的人是没有止境的。佛教的人本主义真髓,就是使人对自己产生坚定的自信,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力。如此可见,佛法是绝对坚信人的无限可能性的。

  只要理解到这涵盖宇宙的根源之法,就能令皈依的人产生持久的自豪和自信。这与《浮士德》(Faust)所描绘的傲慢和充满无尽欲望的现代人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这自豪和自信,伴随一种责任感与自律,要回应宗教的根本精神(为民众服务,而并非为宗教服务),这种人格形成也是至为重要的。正如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所说,“精神活动包涵着宗教,而不是被宗教所包涵。”(《人类的圣经》)。

  这里正是“为民众的宗教”与“为宗教的民众”的分水岭。如果混淆不清,宗教就会变成一种被动的屈从,人会沦落为懦弱、丑陋、愚昧和怠惰的牺牲品。

  SGI的成员以服务人民社会为目的,经常向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挑战。这种锻炼和发挥自己的可能性,经常把眼前的难题作为成长的绝好机会来挑战,是无止境的。这是一种积极向前的精神,敦促自己要不断实践人本主义活动。 这正是在现实社会里展开“自他欢喜”的菩萨道的行为。

  当我们锻炼自己,发挥出无限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未来充满着无穷的力量、希望、勇气和智慧,前途洋洋。一个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挫折,仍有勇气披荆斩棘前进的人,定能拥有创造性的生命,享受着佛法阐述的 “欢喜中的大欢喜”(《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的境界。

  佛法人本主义的“大欢喜”,和柏格森的“以经验为依据的乐观主义”异曲同工。柏格森对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如此确信:“托赖努力的结果,人已经发挥出比过去更大的力量…(正因如此)我们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自己。”(《心力》)

  如此的努力一定会带来喜悦。柏格森说:“欢喜一直是人生取得成功、进步、胜利的宣言。所有的大欢喜都回响着胜利的凯歌。(中略)我们发觉,凡是有欢喜的地方,就有创造;创造越丰富,欢喜也越大。”(同上)

新人本主义

  把目光朝向无限的未来,柏格森大胆也慎重地提到了有关“死”这问题。自古以来,“死”令人觉醒到人生的有限,这也成为了人追求宗教的原因之一。柏格森对“死”的看法有异于阐述死后的世界由神掌管的传统基督教观。他认为:“假如有意识的生物有来世,我看就没有理由发现不到探究的手段。”(同上)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柏格森相信精神的永远性,就是冉克雷维所指的“人的神格化”(《亨利‧柏格森》)。

  柏格森把这种对于精神无限性的追求看成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专利,而是在精神巨人的引导下,所有人都可以开拓的自我完成的道路。对他来说,人生的目标就是创造,也是所有的人随时都可以渴求的:“这是自己对自己的创造,通过努力,从小到大的、从无到有的人格创造,能不断地增长世界所拥有的各样的财富。”(《心力》)这与佛教的“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相通,说出谁人都平等地拥有成佛这可能性。

  尽管如此,追求这至高境界时,为了避免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81)所写的“人神”(man-god)的傲慢,是应采取极端慎重的经验主义者的做法。柏格森说:“如果真的有灵魂这一个问题,定要通过经验来推断,要本着经验来逐步解决。”(《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

  这与佛教重视经验的法理相通。佛教主张以“文证、理证、现证”来验证宗教的真伪。这使我想起也是卓越数学家的恩师户田经常讲到的:“科学愈加进步,就愈加能够证明佛法法理的正确性。”

  虽然柏格森苦心窥探了生命的永远性,但他并没有以任何的教条形式来把它固定。佛法看“今世、来世”为一种无法分断的连续生命,所以“现世”与“生前”、“死后”没有分别。天台智顗(538-597)在《摩诃止观》中以“起是法性起,灭是法性灭”来描述生命。佛法把“生”看作“起、出现”,“死”看作“灭、消灭”,生命这“法性”遇到“缘”而进行“生灭流转”的变化。1993年9月,我在哈佛大学讲演的时候,曾经根据这法理阐述了“生也欢喜,死也欢喜”,“生也游乐,死也游乐”的佛法生死观(“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得到了许多赞同及共感。

  从这一观点,我对柏格森的乐观主义和生命观抱有强烈的亲切感。为了不让宗教陷入教条主义的圈套,柏格森所主张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接触方法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于1970年代与汤因比博士(Arnold Toynbee,1889-1975)对谈时也深深感受到的一点。

  柏格森的乐观主义相信并追求精神力量的无限性,必然地志向于开放的灵魂、开放的社会、开放的道德和开放的宗教(活的宗教),来创建一个充满人类爱的社会。但放眼现代社会,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闭塞的精神空间。人被重重的几乎令他窒息的悲观主义压着,心灵萎缩到接近不存在,根本不会想到要“超越过去的自己”。

  正是由于柏格森的志向与现代的风潮处于两极的立场,我更认为现代需要回归到柏格森的乐观主义。如此,能赋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为在没有海图下航行的近代文明修正航路。这是与高举人本主义的我们SGI的主旨同出一辙,而能否实现最终有赖于人的自觉和责任感。

  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里如此作出结论:

“人类卧地呻吟,差不多被自己所创的进步的重压压垮了。人类并没有足够地醒觉到未来是取决于自己手中。首先要确认的是,人类是否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意思。其次就是去确认,人类是否只满足于生存,还是愿意更尽一点努力,在这个执拗的地球上,成就宇宙这个生产诸神的机器本来的功能。”

  把宇宙描述为“生产诸神的机器”这令人难以理解的定义,是为了指出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只有人才能实现的创造性生命的完全升华。通过接触一个灵魂被某种神秘经验深深震撼的精神巨人,民众受到感染,被触发,会彻底地转变,而显示爱的推动力(the impetus of love)如何扩展到包容全人类这过程。

  我与莫斯科大学萨多维尼基(Viktor Sadovnichy)校长决定把我们的对谈集名为《新人类 新世界》,也是出于这个理由。因为只有“新人类”,才有能力去领导如此巨大挑战。他们是一批不愿成为社会结构或组织中的一个零件、确信自己的无限潜力的创造性人群,以自由的意志努力挑战,不断去扩大和提升自己。

  假如我们过于注重社会体制或组织制度等外在因素,就会失去作为塑造历史主角的地位。二十世纪的悲剧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柏格森呼吁人类不仅是要选择生存下去,还要生存得好,他是在期待一种新人类的诞生。他的呼吁与另一位哲人荣格(Carl G. Jung,1875-1961)的话相呼应:“假如人的精神没有真正复苏的话,社会也不会被复苏……拯救每个人的灵魂就是拯救世界。”(《未发现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

  为了要循着伟大的哲人、贤人所指引的道路迈进,我们SGI在世界上不遗余力地建构一个人本主义运动的网络。这是佛法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我确信我们的运动会不断发展,集结世界上同心人士的支持,向着创建新文化潮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民众社会的力量

  接下来,基于对人所拥有的无限创造力的确信,我要探讨如何解决一些全球性的课题,以期能迎来一个满溢希望的未来。

  回顾过去,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进展,对于破坏环境、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关心也愈益高涨,要求国际间着手对应的呼声也不断加强。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到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等一连串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后,这些试图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行动开始停滞,甚至呈现后退迹象。

   其象征性的例子就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注解3)的进展状况。世界上每年有八百万以上的人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极度贫困,有十亿人的生命和尊严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日常受到威胁。

  “千年发展目标”就是为了改善这种状态而在二十一世纪初成立的。现在,由于世界性经济恶化,支持进展缓慢,除了极度贫困层减半的项目以外,在2015年要达到其它目标是极度困难的事。

  同样,在防止全球变暖所采取的步骤上也遇到了困难。去年12月在墨西哥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举办的会议上,因为无法决定京都议定书第一期的2012年以后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其议论也只好拖延下去。

  上述两个急待处理的课题的缓慢对应,如实地显示了政府间协议本身所受的限制。虽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课题,直至它呈现对社会的致命影响以外,是很难鼓吹政府积极地去单独或与其他政府协力落实一个议案。

  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很多时候被推迟的支持及对策,本来就是对许多人来说的生命线,是保护未来世代的安全网。所以,政策迟迟没有进展是绝不能坐视不管的。我们强烈要求于解决全球性问题时绝对不应搀进国家利益的冲突。我们要清楚注视到生命直接受到威胁的人民的处境。

  现在已经不再是“敲响警钟”的时代,而应该踏入“行动的时代”、“团结的时代”。

  能在此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联合国。2010年联合国大会的议题是“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正好反映了世界对联合国的关心与期待。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61)曾经摸索如何让联合国的功能不仅仅停留在调整国家间的利益上,而能够对眼前的危机发挥积极主导性作用。

  基于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概念,他倡议联合国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a living organism)要灵活地持续成长,来应对它的不断变化的需要。他的洞察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价值。

  为了实现哈马舍尔德的展望,为了实现哈马舍尔德的展望,首先要实行和加强的就是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尤其是NGO(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我认为令联合国这一机关恢复生机的关键,在于其宪章序言的开头“我联合国人民……”所指的、这地球上每一个住民。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起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1995)时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最终报告《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中的主要一节。其中,它提出了对“领导才能(leadership)”的崭新洞察:“我们讲到的领导才能,不仅仅指那些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最高级的人物,我们指的是每个阶层的人都得到启发。”

  委员会呼吁NGO、小规模的社区团体、私营机构、企业、科学家、专家、教育界、大众传媒、宗教界等所有级别的各种各样的人和团体来发挥“具有勇气的、长期的领导才能”(同上)

  当欠缺国际政治领导时,民间社会就要填补这空缺,以他们的热情和展望来引导世界走向一个更新更完美的方向。我相信我们需要转变有关领导人的想法,要认识到民众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场所肩负起只有自己才可以发挥的作用,才能打破闭塞的状况,并挑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Archimedes fulcrum)(注解4)。

  我们要紧记饱受战争与暴力洗礼的二十世纪的教训,每一个人发挥其不可代替的作用,扩大这团结,来把二十一世纪构筑成为“重视生命尊严的世纪”。

  本着这一信念,以下我要探讨如何能以联合国为中心,基于觉醒民众的行动和团结,去实现“禁止、废除核武器”及“建设人权文化”这两个对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说至为重要的课题。

指向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2010年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上,每个参加成员都充满决意,不再重蹈2005年的覆辙,即由于激烈的意见对立而达不到任何主要的成果。

  2010年的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里,有三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再度确认彻底废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真正保障。
2) 考虑到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重申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
3) 申明需要作出特殊努力,以建立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的必要框架,并在《核武器公约》(NWC)中明文言及。

  以上三点,都是原子弹爆炸生还者及NGO长年诉说的内容。在NPT这个获得最多国家签署的有关核武器的正式文件中明确言及,意义非常重大。这会成为面向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协同作业的立足点。

  接着,我要仿照《联合国宪章》,以“我联合国人民”的名义,呼吁进行以下三个挑战:

1) 认识到只有全面废除核武器才是免除遭受核武器威胁的唯一保障,构筑能让核武器国家快速并有效地进行全面废除核武器的体制,以实现全面核裁军。
2) 绝不允许任何国家进行违反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行动,确立禁止、防止开发核武器的制度。
3) 认识到核武器是会毁灭人类的最不人道的武器,促成早日缔结将之禁止的《核武器公约》。

  以上三个挑战,除了需要国家领导阶层改变以往对待核武器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需要觉醒民众的热情与行动来创出一个历史的新潮流。

  有关第一点的“推进废除核武器以实现全面核裁军”,需要在联合国内构筑一个所有核武器国家参与对话、交涉的框架。

  2010年4月,美俄两国缔结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两国国会已通过该条约,现正等待着双方正式交换批准书。条约内容虽然只限于小规模地削减部分特定武器,但是从美俄拥有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赞许的。另外,美国的奥巴马政权表明今后也将继续与俄国就削减短程战略核武器进行交涉,这也是值得欢迎的行动。

  就像新START的序言中所指的那样,我希望美俄两国削减核武器的过程能扩展到包含其它核武器国家在内的多国间探讨。同时,希望多国间谈判并不止于军备管理,而是为实现“无核武器”此目标提出明确的方法。

  为了建构一个能实现此目的的环境,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维持安全的思维,就是在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核威慑”这一抑制论。我们需要核武器国家从从“核威慑”的诅咒觉醒过来,明白到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真正必要的是“安全”而不是“核武器”这现实。

  去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访问广岛时,高度评价2009年举行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的成功,并提议从今年起定期举行如此的首脑会议,来加速政治对核裁军的醒觉。

  我也一直通过倡言等提议定期举行这类首脑会议,所以全面赞成这次秘书长的倡议。而且除了定期举行会议以外,我还要提出参加者不局限于安理会理事国成员,还应该包括选择了非核化路线的国家代表、核问题专家及NGO代表等,让大家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正如1996年国际法院参与审理的法官全体一致通过的咨询意见所述,NPT第六条明确指出核武器国家需要进行核裁军谈判之外,还有要诚实地履行谈判结果去达成全面废除核武器的义务。

  参加咨询意见审理工作的穆罕默德‧贝贾维(Mohammed Bedjaoui)前国际法院院长指出,每个NPT缔约国都有要求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的权利,要是发现这些国家没有承担义务,可以诉诸NPT第六条行使权利。

  在审理过程当中,作为大众谴责核武器的证据,提出了约四百万人参与的“公共良心宣言”。如此来看,在进行讨论人类重大问题时,诚意地倾听民间社会声音是不可或缺的。

  我呼吁要把这些内容加入定期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的议程中,然后以2015年为目标,商讨如何具体去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并且提议考虑在广岛和长崎召开2015年的NPT审议大会,让各国首脑及民间社会代表共聚一堂,来举行具有为核武器时代划上休止符意义的“废除核武器的首脑会议”。

  去年4月,在广岛召开了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InterAction Council)年会,与会者同时视察了展示原子弹受害惨状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并听取了原子弹受害人的证言。之后,与会者发表了共同声明,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访问广岛。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诉说的,希望核武器国家现任领导人到来原子弹轰炸地,耳闻目睹受害人民的惨况,一定可以加强他们去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的决意。

缔结相互协议让《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第二要点是要谈论“全面禁止及防止开发核武器”,和如何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CTBT)早期生效。

  CTBT作为禁止所有爆发性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自1996年通过以来,已经有一八二个国家签署,得到一五三个国家的批准。但因为条约的生效必须得到拥有核技术的四十四个国家批准,条件严格,目前还处于未生效的状态。

  但是,CTBT除了禁止核武器的试验以外,还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意义:

1) 作为有关核武器的条约,其有效范围将囊括没有签署或批准NPT的国家。
2) 作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识,确立永远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义务,巩固废除核武器的心理基础。
3) 监视条约遵守状况的全球性检查系统或监察制度,及负责其运作管理的专门机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的存在,能成为今后开始谈判的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制度上的样本,使该条约增加其现实性。

  因此我要呼吁无核武器国家与民间社会团结一致,加强促进核武器国家的签署及批准活动,让除了对批准表示积极态度的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其他8个国家早日批准。

  作为打开局面的方法,我提议以联合国等为斡旋,让对象国家在“双务性”的前提下缔结协议,来推进早期的签署和批准。

  在二年前举行的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上,作为今后采取的措施,全体与会者一致发表宣言,鼓励各方提出相关的“双边、区域性和多边协议”。作为其具体实施,可以探讨在还没有签署的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缔结互相签署的协议,或在埃及、伊朗、以色列三国之间缔结共同批准的协议等。

  东北亚方面,在“朝鲜的签署、批准及放弃核武器”的前提下,我提议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商议“美中两国的CTBT批准”及缔结在该地区内不使用核武器的誓约协议。

  自去年起,随着韩国巡逻舰被击沉及延坪岛遭炮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当务之急是通过各种外交途径首先去稳定事态,然后为了实现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永久和平与安定,共同努力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问题。

  同样地,为了确保中东永久的安定,必定要实现该地区的非核武器化。但是,NPT审议大会虽然同意于明年的2012年召开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会议,综观现在的状况,能否主办也成问题,更别说能期待有什么好的结果。今后更需要努力去营造可以对话的环境。

  我认为,作为召开会议的前期工作,应该尝试进行以“关于停止包含核武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军备扩张”为题的非正式级别的对话。重要的是各国代表共聚一堂相互对话,去充分理解自国的政策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威胁,从而找出改善局面的办法。

  无论如何,明年的中东会议肯定是险峻难行,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大力从旁推动。特别是作为原子弹受害国、并一直支持CTBT生效的日本,除了要不遗余力地推展东北亚无核武器化之外,对于中东的无核化也应率先支持营造对话的环境。

  就SGI来说,将继续在包括中东的世界各地举办“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唤起更多的国际舆论,来实现CTBT的早期生效和扩大无核武器区。

  结合CTBT的早期生效,我提议应制定“禁止开发改进新型核武器”决议。这个问题在去年NPT审议大会上虽然作为论点曾在开始时提出过,遗憾的是最终被核武器国家反对而没被讨论。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继续放置不理的话,很担心会从根底上腐蚀NPT及CTBT制度。

  实际上,美国在去年9月再次开始次临界核武器的试验,也增加了对核武器及其相关设施现代化的预算。这不仅仅令围绕CTBT的状况越加复杂,同时也把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推得更加遥远。

  所以,我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以继2008年誓约“继续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共同声明形式,发表停止开发核武器及使其现代化的声明。

认识核武器是绝对恶

  最后的第三要点,我提议把禁止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作为一种“产自民意的世界法”来使之成立。

  去年NPT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表明“审议大会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关切,重申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这比起1996年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更进一步,明示“于任何理由下使用核武器都是非法”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明确指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贯彻没有例外情况的原则,就没有考虑“根据情况而可以使用”的余地。正如国际法院也曾就核武器异乎寻常的杀伤能力,劝告各国要“考虑核武器的特征,尤其是其破坏力,其能造成数之不尽的人痛苦的能力,和其殃及未来世代的能力”。所以无论是任何国家,对于其拥有核武器的权利提出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与国际人道法的理念从本质上互不相容的。我们不但要把这铭记在心,还要努力宣说,让它广为人知。

  回想起恩师户田城圣,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把核武器视为“绝对恶”,从根本上杜绝所有把拥有、使用核武器正当化的理论。户田明白到,战争受害最大的是一般民众,这是无分胜败与国境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户田为求正义不怕牺牲,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再用‘悲惨’二字来描述世界、国家和个人”(《户田城圣全集3》)。他明白到,核武器战争,只会对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地球上所有的人民带来最残酷、难以言喻的悲惨。

  当时东西对立,核武器国家只会猛烈指责批判对方阵营所拥有的核武器。于这种风潮中,户田超越所有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作为一个信奉佛法之人,遵守佛法重视生命尊严的法理,为了维护全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利,毫不畏缩地对核武器进行抨击。

  今天,我们正面对着能否终止核武器时代的历史性分水岭。我们不应放弃眼前这大好机会,而应该向着全面禁止核武器继续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NPT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虽然是间接的表现,但也提到了《核武器公约》。在这里,我想以此为起点,呼吁所有期盼废除核武器的国家及NGO相互团结,早日召开关于《核武器公约》的准备会议。即使一开始没有太多国家参加,但首先应该优先着手准备谈判条约的母体。会议主要目的是制定“没有例外的明确禁止规范”及“确定期限的日程表”这两件事。在反复举行会议中,争取更多的赞同国家及NGO参加,为开始谈判铺路。

  去年,马来西亚及哥斯达黎加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要求举行《核武器公约》谈判的决议,得到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在内的一百三十余个国家赞成而获得通过。虽然如此,仍然不足以实现《核武器公约》及“无核武器的世界”。

  但是,假如全球的民间社会增加其吶喊和存在感,以此带动世界舆论,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的。而且,不仅仅是唤起世界的舆论,必须提出明确的目标,并且把支持这一目标的全球民众愿望变成一个具体的法律方案。

  如此成立的法规,意味着民众的积极参与,和人民不时在检视着国家有否在遵守。在这意义上,这种传统上只规律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已经变成为实质上的“世界法”。

  目前,要求废除核武器的主张有二大原因。其一就是因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其二就是核武器的扩军及扩散带来的危险性不断高涨。

  这二点在NPT审议大会上,已经得到全体成员国的认同。我们要以这强健的双翼,向着“无核武器的世界”展翅翱翔,努力于全球呼吁并推进赞成《核武器公约》的运动。

  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醒觉到核武器的存在是与自己唇齿相关的问题,挺身成为变革时代的主体,发挥领导潮流的力量。在此,我提出以下三点,来作为反对核武器的团结主旨:

1) 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没有权利使用可以于瞬间夺走众多生命与未来的核武器。
2) 安全并不能建立在核武器之上。即使不使用核武器,开发、试验核武器会带来深刻的健康问题及环境污染,而且其存在本身会招来无休止的扩军及扩散危险。
3) 拥有核武器,只是一种为了保护自国安危和国益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管他人死活的至为自私的想法,是不能被容许的危害人类和平共存的思想。

  就这三点也可以看出,从广义的人道主义来看,绝对不应牺牲他人来谋求自己的幸福,以及保障安全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所有生命的尊严。

  就此,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到为何核武器是“绝对恶”。这也是我们SGI通过最近的“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最想向广大观众呼吁的主旨。

  因为眼看不见,而日常生活中也感受不到核武器的威胁,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与其说感到不安,还不如说觉得这是一件过往的历史悲剧。

  所以,为了突破这堵墙,不应该仅仅使人认识到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及威胁,还要让大家明白到,继续生存在被核武器笼罩的世界本身是多么不合理和非人性,以及核武器构造上的暴力如何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世界。

  基于这意义,我完全同意前联合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达纳帕拉(Jayantha Dhanapala)会长意义深长的说话:

“裁军基本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人权及生存而进行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应该看待核裁军运动与追求反对奴隶制度、争取男女平等、废除童工等运动的重要性是完全一样的。”(全球安全研究所的常年报告,Global Security Institute)

  重要的是,作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在良心上都应该意识到,不能让任何国家的人民成为核武器的牺牲者,并基于这信念,拒绝继续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生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出决定,以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积少成多,以星火燎原之势去建构一个成立《核武器公约》的基础。

  从户田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五十周年的2007年起,SGI发起并拥护“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运动。除了举行展览、召开会议以外,还参与防止核战争国际医生会议(IPPNW)所开展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与国际通讯社(IPS)合作共同发表有关核武器的新闻及评论。

  2010年,日本创价学会的青年征集了要求制订《核武器公约》的二二七万人的签名,提交联合国秘书长及NPT审议大会议长。值得高兴的是,在通过征集签名的同时,八个国家的SGI青年和学生,共同实施了“关于核武器的意识调查”。他们的行动,作为年轻一代对核裁军的意欲表征,深受联合国及裁军专家们重视。

  民间社会携手开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SGI会继续配合推进“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全力开展使制订《核武器公约》走上正轨的运动。以SGI青年的热情为引领,以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为一个目标,年复一年地扩大“无核武器世界”的潮流。

建构人权文化

  接下来,我要谈论有关如何建构人权文化。

  自“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启动后,人权文化成了一个流行语。那是指每一个人自发地去尊重人权、保护生命尊严,鼓吹这种生活方式,让它成为全社会文化的潮流。这联合国的框架是由NGO作为强大后盾而得以实现的。其根本的问题意识,就是如何能确立法律制度来保障人权,在人权受到侵害时如何给予救济,和如何在日常生活上培育出不侵害人权的文化土壤。

  我现在正与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战友、长期推进人权运动的历史学家文森‧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进行对谈。博士对建设人权文化的观点令我深深感动。他认为“公民权运动”这名词不能充分表达他和金博士所开展的运动。他担心下一代人认为既然已经制订了这么多禁止歧视的法律,“公民权运动”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他强调说:“假如我们提到这运动时不用‘公民权运动’这字眼,而说是‘扩大民主主义的运动’,那么所有后一代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们除了继承以外,还有责任及义务将民主主义扩大。而所有下一代应负起责任把它一直继续下去。”(《希望的教育‧和平的行进》)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并非成为法律所以人权就有价值。人权的价值,在于为争取成立该等法律的斗争中,在于本着这精神连续不断地把运动扩大的勇敢领袖们的奋斗中。这种想法,是令生命尊严扎根于社会的关键,也是与我在上头引用的“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的佛法精神相共鸣的。

  正如释尊所说:“不问出身,但问品行,正如火从木头中产生……”(《经集‧大品第三章》),佛法一方面强调无论任何人都拥有至为尊贵的生命,也就是人根本上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只有自己的行动才是使生命放出光辉的关键。释尊又说:“让一切众生幸福安全!让他们快乐!”(《经集‧蛇品第八章》),教诲要实践以自他同享幸福及社会安稳为目标的生存方式。

  SGI基于重视人的内在变革的佛法思想,作为联合国NGO主要活动之一,努力推进人权教育活动。先于1993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SGI于同年4月在东京的联合国大学举行了“现代世界人权”展及有关活动。至“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于2004年终止为止,该展览一共在世界四十个城市巡回展出,从民众的范畴进行意识启蒙。

  我也对2001年8月在南非德班(Durban)举行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等等提出倡议,诉说联合国人权教育的框架应该继续下去。因此我很高兴知道,作为继续“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的框架,在2005年开始了“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强调建设人权文化的重要。而代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2006年6月开始活动的人权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推进人权教育与学习”。

  于2007年9月,接受瑞士及摩洛哥的提案,人权理事会决定起草《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草案,并准备于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把它通过。假如成功的话,这会是联合国首次制订人权教育的国际基准宣言。以此为契机,希望能更加鼓起各地为人权文化奋斗的人士的自觉和团结,来落实全球的人权文化。

新制度框架

  在这里,我想就如何形成这一基础而提出三个具体方案。

  第一,整顿专门推进人权教育的联合国组织。

  现在虽然正在起草《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草案,但是要在联合国大会获得更多国家赞成及通过,并在世界各地实施,不可或缺的是民间社会的全力支持。而且“世界人权教育方案”还没有专门负责的国际机构,今后在继续充实框架上,NGO有必要积极支持。

  目前,这方面是由“享有联合国咨商关系的非政府组织会议”(CONGO)的下属组织以日内瓦“人权教育与学习NGO工作小组”为中心开展活动,使民间社会的意见能够反映在联合国人权教育的有关政策上。

  2009年3月,NGO工作小组与“人权教育协会”(HREA)的国际网络合作,向人权理事会提出了由三百六十五个NGO联名的提案,引起许多理事会有关人士的关心。一名SGI代表现正任此NGO工作小组的主席,而SGI也正与人权教育协会一起制作介绍人权教育具体成功例子的DVD,预计于2011年内完成。

  在这里,我呼吁组建以关心人权教育的现有NGO网络及团体为中心的“人权教育国际理事会”,来配合人权理事会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推进国际间的人权教育。

  作为将来的展望,基于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合作至今所积累的实绩,于联合国设置处理人权教育计划等的专门组织,在确保充分的运作体制及资金上,作为与联合国与各国政府、NGO的协商机构,劝告各国切实履行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及联合国的宣言,使全球得以落实人权文化。

青年的任务

  第二,加强地区性团结来推进“以青年为焦点的人权教育”。

  联合国把2010年8月起的一年间定为“国际青年年”,呼吁世界青少年发挥他们的能力、热情和创造性来协助克服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

  回顾历史,甘地或金博士等人都是在二十多岁时就投身人权运动。许多人权运动发自青年的热情及力量。冲破严峻的社会现实,建立新时代,青年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金博士晚年曾对青年说:“假如一个人不再真正参与社会,或不再感到对社会负有责任,民主主义就变得空洞而不实际。”(《良知的号角》,The Trumpet of Conscience)

  对于建设人权文化也是同样。正如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在与我的对话中所强调,不可或缺的是参与人权运动的代代相承和发展。鉴于全球化的现代形势,我认为除了以国家为单位的人权教育之外,还应该加强超越国家框架的,以青年为中心的地区性人际交流等,来充实“以青年为焦点的人权教育”。

  现在,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正在推进民主的公民教育与人权教育,把公民定义为“在社会中共生的人”(《民主主义公民教育》,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这运动旨在培育勇于行动的青年公民。我认为,于其他区域,同样可以由NGO等民间社会团体来积极推进超越国境的人权教育。

  我曾在1987年的倡言里,呼吁实行“联合国世界公民教育十年”,以环境、发展、和平、人权为四个主题,来提高肩负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世界公民对未来的挑战意识和责任感。作为其具体的一环,SGI支持自1995年开始的联合国人权教育框架,及自2001年开始的“为世界儿童建设非暴力与和平文化国际十年”。

  SGI还与其他NGO共同呼吁制订“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并于2005年这运动开始以来,一直积极支持。

  为了让和平文化在全世界扎根,为了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SGI今后也将继续举行多元的活动,尤其积极推进国际间人际交流,培育青年对人权文化的认识和参与,让青年们能求同存异,懂得相互尊重,刺激他们的创造性和活力。

宗教间对话

  第三,推进宗教间对话来建设人权文化。

  人权不是单凭学习就可以在民众的心中扎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为小、中、高学生的指南书里明确指出此点:

“不管老师教课的本领有多高,有多么认真,都不可能在课堂上单靠文件和讲述历史就把人权带进现实生活……为了使这些文件超越纯理论性的意义,学生们需要从其现实生活经验的观点来领会文件,并按照他们自己对正义、自由和平等的理解来掌握文件中的精神。”(《人权教学入门》,ABC, Teaching Human Rights)

  例如,当儿童遇到同学遭欺负的时候,如何能令他有能力不但不加入欺负,而能够站在制止欺负这一方呢?只有通过这些每天发生的事,通过现实的心灵搏斗,才可以磨练出真实的人权感觉。这不仅局限于学校教育,也适用于所有的人。

  我认为,作为其基础的,就是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我们的良心。无论面对任何情况,也能表现出自己不以为耻的“最好的自己”,以这一信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宗教本来的目的,就是去鼓励这种道德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无论人权如何周密的受到法律保护,假如被认为是外在的规定、他律的道德的话,就不能真正成为保护人的巨大力量。

  正如甘地说:“非暴力不是像衣服那样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它位于我们的心中,和我们应该是一体不二的。”(《我的非暴力主义》,My Non-violence)

  只有当人权规范能升华成为个人的誓言──“假如我不忠于这精神,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才可以成为变革社会的无限力量的源泉。当然,这并非说只有宗教才能提供如此的伦理基础。例如医师们作为信念的、鼓励一己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注解5)那样,如此的伦理规范今后将会越来越重要。

  另一方面,正如宗教学者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所指,由于宗教不断在探求一些震撼心灵的重要解答,例如“人是为什么而生存?”,这也是宗教大有贡献的原因之一。宗教不断令人探究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如田立克所说,是一种“不失去自身同时能超过自身的创造力”(《存在的勇气》,The Courage to Be)。

  如上面所述,SGI运动是以通过每一个人内在的变革,来实现自他共享的更美好生活。我们所推进的人权教育运动,是一种以民间社会的自觉为目标,令每一个人都成为“人权体现者”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草根运动。

  佛法精髓的《法华经》中,描绘了一位最好的楷模──常不轻菩萨。这位菩萨相信任何人的生命都极其尊贵,对于每一位见到的人都顶礼膜拜,说:“我深敬汝等,不敢轻慢”。当时世相混乱,人们对他恶言相向,加以嘲笑,有时甚至以木杖殴打,石块投掷等。虽然如此,常不轻菩萨也绝不放弃实践礼拜行。

  《法华经》传到中国,由鸠摩罗什进行翻译时,把他的名字译为“常不轻菩萨”,表示他绝对不会轻视任何一个人。创价学会自创办以来的八十余年,一直以“常不轻菩萨”的精神为人权奋斗至今。创立初期,虽然一直被嘲笑为“穷人与病人的集团”,但是会员却把这些嘲笑作为最大的赞誉,认为为苦恼的民众尽力正是佛法的根本精神,心中燃烧着这信条,脚踏实地的贯彻对话,为每一个苦恼的友人送上勇气。

  《法华经》还叙述了普贤菩萨、药王菩萨、妙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等各种各样的菩萨以自己的特长为人尽力的姿势。于现代来说,就是所有人都应该最大地发挥其所长,互相磨练成长,身体力行人道主义和维护人权。

  今年联合国正在推行一项鼓励新世代参与的、以“大声疾呼,制止歧视!”(Speak Up, Stop Discrimination)为主旨的活动。我相信全球的宗教人士也应该起来共同商讨自己可以做到的贡献,而这主旨正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进行的讲演中作了如下的提问:“宗教能令人强起来,或变得懦弱?宗教令人从善,或令人行恶?令人变得贤明,或变得愚蠢?”当然,这也是我们SGI不断自戒的问题。

  我要呼吁全球的宗教人士参与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所提倡的“人道竞争”。让我们以建设人权文化为共同目标展开对话,认清各自的原点和历史,一起培育能带动人权建设的人才。

觉醒的人民力大无穷

  在这倡言中,我以“禁止及废除核武器”及“人权文化的建设”为中心提出了几点意见。我们要紧记,假如每一个人民都起来行动,就能直接带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改革,并能引以自豪。

  在此,令我想起了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所长的话。他在著作《贫困的终结》( The End of Poverty)中,回顾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分析什么是终止奴隶制度、殖民地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成功因素。

  他说:“过去也曾有为扩大人的自由与福利而成功的世代。他们的成功来自奋斗、对话、忍耐,还有阔步于历史正道上的深奥自觉。”(《贫困的终结》)

  明白到通过我们的日常行动、对话和参与,能使世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样的欢喜和确信正是令民众产生无穷力量的源泉。每一个看起来普通平凡的人,都是创造新时代的主角。人的精神觉醒与变革,是至为勇不可挡的庞大力量。我们SGI,今后向着建设“和平与共生的全球社会”,将会不断扩大与志同道合的人民的团结,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