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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11年1月26日

  正值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開幕之際,我要在這裡闡述一下對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看法,以及什麼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來促進實現一個和平社會。

「無緣社會」蔓延

  去年發生了一個震撼全日本這長壽社會的事件。7月於東京都足立區,一個被認為是日本最長壽老人的一百一十一歲男性,被發現死在家中的床上,屍體呈現乾癟狀態。經過後來的搜查表明,這男性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去世。這事件令全國的自治體發生警戒,開始對高齡老人進行生存與否的調查,接連發現本來應該接受祝賀的許多百齡老人卻不知去向的事實。儘管在政府記錄上這些人是生存著,但事實上卻不知道是生是死,不知所蹤。有些家人還涉嫌隱瞞老人死亡的事實來非法冒領養老金。

  這調查結果對被稱為長壽社會的日本來說,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衝擊。正如最近常用「無緣社會」一詞來形容社會上冷漠的人際關係,上述的例子正是缺乏人際交流的一個極端表徵,令人不禁為之毛骨悚然。

  佛教的「緣起論」教誨,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由人與人或人與環境之間的「結緣」所構成。上述的一連串事件,清楚地提醒我們這「結緣」所呈現的危機。隨著家屬、社區間人際交流的減少,社會中孤獨無朋的人口不斷增加,對前途持悲觀態度的年輕一代及中老年人絕非少數。

  造成「無緣社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極端缺乏人際往來」,和作為最佳往來手段的語言沒有充分地發揮作用。其背景雖然可數到嚴峻的經濟危機和小家庭化等許多問題,但也不能否認這是由於資訊社會飛快發展所帶來的弊病。資訊化的負面,就是信息量增大後的反效果:產生語言的空洞化,令語言失去了原有的份量和深度,變得如同漂浮著的記號那樣輕薄。這必然令人的語言能力衰退,同時也令人逐漸失去了其作為人的標誌。

  哲學家阿爾貝‧雅卡爾(Albert Jacquard)對資訊科學的意義作出非常貼切的評價。他指出資訊科學所帶來的,只是「急速冷凍的相互交流,而不能引發創造。創造產生自以沉默和語言組合而成的對話之中」(Petite philosophie à l’usage des non-philosophes)。

  當然,資訊科學的發展也對人提供了新的交流機會。但是,這種新的資訊科學交流,假如都是以「匿名」或「記號」等為聯繫手段的話,就會令「人的面孔」消失得無影無蹤。通過人的直接交流,能衍生出新鮮的驚訝,有形的反應和實際的滿足。但這種新的資訊科學交流是無機質和無感情的,完全有異於「面對面、靈魂與靈魂之間」的交流。

  在這種時代的潮流中,我特別想要強調的是我們SGI(國際創價學會)在全世界開展的對話運動,特別是自創立以來一直是活動軸心的座談會。我們每天於世界數千數萬個場所進行的「面對面」的交流,正吻合了雅卡爾所說的「以沉默和語言組合而成的對話」。話說到對方心坎上,引起共鳴時所感到的歡喜和充實;相反時候的猶豫和焦躁;在接下來的沉默之中努力尋找新話題;找到合適的言語而終於傳達到對方時所感到的更大的滿足。

  這種不厭其煩的對話所構成的循序漸進,正是鍛煉自己身心,磨練靈魂的熔爐,與「急速冷凍」的交流處於對立極點,不可同日而語。

  只有通過「語言」和「對話」,人才能真正成為人,沒有如此的經驗,人是不能夠成長為一個成熟的全人。正因如此,蘇格拉底(Socrates)指出嫌惡辯論(misology)與嫌惡人或厭世(misanthropy)出自同源。

  我正在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協會的前會長拉里‧希克曼(Larry A. Hickman)博士與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博士就杜威與創價教育為題展開對談。其中,希克曼博士談到,SGI各地的會館,是加強社區與社會紐帶的設施,是培育成熟的市民、或杜威所講的「公眾」的搖籃。(《人本教育的新潮流》)

  雖然我們SGI的對話運動是漸進和不搶眼的,但正因如此,我們才自豪地說,這運動擁有能改革當前社會的輕視和貶低語言價值弊病的力量。

  這令我想起了一個嘗試令語言和對話復權的例子。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政治哲學講座成為了該大學歷史上最受歡迎的講座之一。他的講座並不是單方向的,而是將身邊的話題提出,然後詢問學生們的意見,也就是通過雙方向的語言交流,來衡量話題的對錯。

  這種彷佛是蘇格拉底方式的對話,在日本也獲得很高的評價,電視報刊也不止一次地報道。桑德爾教授去年也到訪日本,嘗試日本版本的「正義與邁克爾‧桑德爾」講座,大受矚目。其著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特別暢銷,在同類型書籍中是十分罕見的。

  「正義」其實是一個非常難於定義和傷腦筋的問題。我在去年的倡言中,曾提到在雨果的《悲慘世界》的開頭,米里耶爾(Myriel)主教和一個不久於人世的老激進民主主義者(Jacobinist)從正反兩方面對「正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場景。

  對待「正義」這個問題要付出最大的細心和尊重,否則,各種正義的主張之間會不斷發生衝突,進而逐步上升,令正義這一詞語變得空洞無意義。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的大屠殺時代,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種所謂「正義」的無止境的競爭。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講座」如此風靡一時,其原因可能正是對此的反省和自戒。

為了什麼而生存?

  這裡我要引用年輕時喜愛閱讀的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著作,來嘗試進一步闡明我們SGI所提倡的佛教人本主義。

  像柏格森那樣對語言的貶值,換句話講,就是對語言的弱點進行敏銳分析的人可能少之又少。而且,像他那樣,對以語言及倫理中心主義為主流的西方哲學的偏向作出先導性和綜合性警告的人也是極為罕見。柏格森哲學的基本原則,就是如何為人的需要而作出貢獻。正如哲學家冉克雷維(Vladimir Jankélévitch,1903-85)在名著《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書中一針見血地評價那樣,「讓被人顛倒的哲學回復本來的面目」。

  說起柏格森,又令我回憶起在1947年夏天受朋友邀請首次參加創價學會的座談會時的情景。當時我十九歲,聽到朋友說是一個有關「生命哲學」的聚會時,我第一反應就是問他那是否研究柏格森的會?

  柏格森哲學的原則就是「第一,生存」(primum vivere)。他如此述說其哲學動機的形成:

「我們人是從什麼地方來?我們又是什麼?我們要去什麼地方?這些問題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假如不依靠各種各樣的哲學體系,而私自去思考哲學的話,我們就會馬上碰到這些問題。」

  沒錯,只要我們想過好一點的生活,不管是誰,於某個時刻,總需要面對這幾個最根本的問題。但是,「各種各樣的哲學體系」是那樣拘泥於細微瑣碎的小節,很容易忽視了至為根本的問題。這和佛教所說的「毒箭的比喻」(注解1)是非常相似的。

  對於哲學的目的,柏格森一貫持有一種人道主義的立場。我認為,這種態度對於科學和宗教也是不可或缺的。

  對於哲學的目的,柏格森一貫持有一種人道主義的立場。我認為,這種態度對於科學和宗教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首次參加的創價學會的座談會上,我遇到了人生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58)。會上,我把邂逅恩師的感動寄託在一首即興的創作詩中。

旅人啊
你從何處來
要往何處去
月 已沉
日 未昇
於黎明前的晦暗
尋求光明
我 前進
一掃心中暗雲
追求 不為暴風動搖的
大樹
我 欲從地湧出

  當時我並沒有特別意識到柏格森,可現在回憶起來,這詩與他有不可思議的共同點。柏格森的哲學不斷回歸到做人的方向和目的這根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相信我在不知不覺中至為受到他哲學的影響。

  柏格森的哲學並非如傳統哲學般陳規老套。事實上,他的宗教觀點與佛教的人本主義非常相似。(儘管這麼講,柏格森對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理解也並不是完全的。)

  我們SGI是以十三世紀日本僧侶日蓮(1222-82)的人本主義哲學為思想基幹。日蓮以「依法不依人」為規範。然而在化道、流布方面,佛典中有「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之說,歸根到底是將重心放在「人」之上。「法」並不處於一種固定的狀態,只有被人悟得、體現,才開始在現實中搏動。

  與此想法同出一轍的,是柏格森的時間觀和生命觀。他認為時間和生命是一種與人的思想不可分割的物力論。順其主要著作來介紹,於《時間與自由意志》( Time and Free Will)中他把這稱作「持續」(duration),於《物質與記憶》( Matter and Memory)中稱作「收縮」(contraction),於《創造的進化》(Creative Evolution)中稱為「生命的衝動」(vital impulse),而於其最後的著作《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中,則稱之為「躍動的宗教」(dynamic religion)的「愛的推動力」(the impetus of love)。

  從第一的「持續」到第三的「生命的衝動」,柏格森一直從生物學的角度追索人的進化。但最後的「愛的推動力」顯示著一種提升到更高境界的完美人格。柏格森認為,需要出現一個體驗過神秘經歷的人,而這經歷完全與這人的身心結合,令他從一個閉關自守的獨善世界昇華到一個人類愛的境界。

  至於柏格森所說的神秘經歷,並非是神靈附體等超乎現實的行動,而是一個人全力奮鬥後所得來的結果,是一種能使他超越所有困難而前進的衝動,一種心靈的震撼,一種靈魂深處的鼓動。(《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

  柏格森形容這體現者為宗教創始人,或道德英雄。這一精神界巨人「不僅其自身的行動充實,而且還可以影響他人,令他人的行動充實;不僅自身崇高,還可以將崇高的火焰燃點在眾人心坎的爐子中。」(《心力》,Mind-Energy)這精神巨人的任務就是去「帶頭給人民做模範,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能使這目標達到的,就是至終所存在的神聖的人性,而從理論上這也是從開始就已經存在的。」(《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

  這種人有非常強大的魅力,能吸引響應的人的靈魂,而通過他們的互動,開拓新的精神地平。這進程是最有效的方法,或可以說,是唯一的方法,來傳遞宗教教義和思想。比如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評價甘地(Gandhi, 1869-1948)的出現,說是從長期受殖民地支配的印度人的心中脫下「漆黑的柩衣」,「一舉改變了民眾心中的想法」。(《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

  對於我來講,恩師戶田城聖正是具有這種魅力的精神巨人。戶田在第二次大戰時為反對當時的軍國主義而被投獄。在獄中,他悟得佛典所描述的「佛」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柏格森的理論來說,這就是戶田的「創造的推動力」(creative impetus)。出獄後,戶田將他的終生奉獻給佛法流布。我有幸邂逅這位難能可貴的老師,並能伴隨他左右,作為弟子終生繼承並實踐他的精神。這是我最大的財產,終生的自豪。

  這也是為何我一直強調並申訴師徒傳承的重要性。正是由於我深信這一精神傳承的重要,在畢生的著作《人間革命》中,就以這作為主題:「一個人偉大的人性革命,能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甚至可以改變全人類的命運。」

創造的生命

  柏格森對語言的濫用、缺乏思考,以及所帶來對語言的貶值和輕視傾向非常警戒。他說:「我對真正哲學的啟蒙,始自我在生命深處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經驗領域,而放棄以語言來解決的時候。」(《創造性的心理》,The Creative Mind)

  這令我想起了佛教本來「無記」的見解和語言觀。龍樹曾描述「緣起之法」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中論》),顯示了一個超越虛構語言的至高境地。

  對柏格森來說,重要的經驗領域,或真正的現實,就是「動的,或行動其本身」(《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創造性生命的沒有間斷的變化,變化的沒有一刻停止的連續。為了要感受這種行動,日本評論家小林秀雄(1902-83)所說的「與未知的事物衝突時,需對既知的語言有所警戒」,這種能正確地選擇語言的「精神的彈性」是必不可少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42:小林秀雄集》)。小林秀雄精通柏格森哲學,我們在1971年會面時,曾有過非常廣泛精彩的討論。

  但是,語言常常切斷這種沒有一刻停止的連續,而想以語言來固定其「不斷變化的瞬間片段」(《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令我們把它與連續存在的本身混淆。柏格森指出,把時間的概念與空間的性質混淆是錯誤的。所以他執著地駁斥古希臘哲學家芝諾(Zeno)的悖論(例如「停止著的箭」,或「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的悖論,注解2)。

  假如把流動的語言固定起來,就會帶來「過度相信」或「輕信」這兩個反效果,變成知性的怠惰,固定觀念、偏見和教條主義的溫床。從而令人變得輕易地提出結論,精神軟弱和懶惰。剛才論及到無論是思想體系、宗教或國家正義的膨脹現象,正是其典型的症狀。

  許多年前在和學生們攀談時,我曾經指出意識形態性的想法很容易變得死板僵硬、定型化。相反地,創價學會的佛法不主張這種統一定型化,而把重點放在把握時代的實質,由此而推斷如何作出至為理想的對應。「定型化」其實就等於「固定觀念化」,產生自流動空間與固定空間的混淆。

  柏格森的哲學傾向,與人的弱點和怠慢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說:「緊張、集中──這些詞彙正是我用以形容在面對每一個新問題時,以一種全新的精神努力來處理的做法。」(《創造性的心理》)他摒棄安逸與停滯的生活方式,鼓舞我們要向前看,要活一個更堅強更美好的人生,說:「所以我排除安逸,我推薦使用一種能招致困難的思考方法。我至為重視的就是努力。」(同上)

  緊張、集中、努力──這些讓精神變得緊繃的心理因素,對於培養可排除死板僵硬思想、把握這時刻變動的時代狀況的「能動視野」是不可或缺的。柏格森把這種精神的緊張感形容為「堅韌的精神健康狀態」,並如此描述:「一種熱衷於行動的傾向;能一再適應環境,不受所挫的能耐;堅毅意志與靈活柔軟思想的結合;能清楚分辨可能及不可能的先見;能以簡明的方法來克服複雜問題的精神氣質。」(《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

  這種美德,與我去年的倡言中提出的「堅強的心」、「健康的心」同出一轍。擁有「堅強的心」、「健康的心」的人是沒有止境的。佛教的人本主義真髓,就是使人對自己產生堅定的自信,發揮最大限度的能力。如此可見,佛法是絕對堅信人的無限可能性的。

  只要理解到這涵蓋宇宙的根源之法,就能令皈依的人產生持久的自豪和自信。這與《浮士德》(Faust)所描繪的傲慢和充滿無盡欲望的現代人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這自豪和自信,伴隨一種責任感與自律,要回應宗教的根本精神(為民眾服務,而並非為宗教服務),這種人格形成也是至為重要的。正如米什萊(Jules Michelet,1798-1874)所說,「精神活動包涵著宗教,而不是被宗教所包涵。」(《人類的聖經》)。

  這裡正是「為民眾的宗教」與「為宗教的民眾」的分水嶺。如果混淆不清,宗教就會變成一種被動的屈從,人會淪落為懦弱、醜陋、愚昧和怠惰的犧牲品。

  SGI的成員以服務人民社會為目的,經常向自己無限的可能性挑戰。這種鍛鍊和發揮自己的可能性,經常把眼前的難題作為成長的絕好機會來挑戰,是無止境的。這是一種積極向前的精神,敦促自己要不斷實踐人本主義活動。這正是在現實社會裡展開「自他歡喜」的菩薩道的行為。

  當我們鍛鍊自己,發揮出無限的可能性時,我們的未來充滿著無窮的力量、希望、勇氣和智慧,前途洋洋。一個無論遇到什麼艱難挫折,仍有勇氣披荊斬棘前進的人,定能擁有創造性的生命,享受著佛法闡述的「歡喜中的大歡喜」(《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的境界。

  佛法人本主義的「大歡喜」,和柏格森的「以經驗為依據的樂觀主義」異曲同工。柏格森對精神世界的無限可能性如此確信:「托賴努力的結果,人已經發揮出比過去更大的力量......(正因如此)我們已經超越了過去的自己。」(《心力》)

  如此的努力一定會帶來喜悅。柏格森說:「歡喜一直是人生取得成功、進步、勝利的宣言。所有的大歡喜都迴響著勝利的凱歌。(中略)我們發覺,凡是有歡喜的地方,就有創造;創造越豐富,歡喜也越大。」(同上)

新人本主義

  把目光朝向無限的未來,柏格森大膽也慎重地提到了有關「死」這問題。自古以來,「死」令人覺醒到人生的有限,這也成為了人追求宗教的原因之一。柏格森對「死」的看法有異於闡述死後的世界由神掌管的傳統基督教觀。他認為:「假如有意識的生物有來世,我看就沒有理由發現不到探究的手段。」(同上)這句話可以解釋為柏格森相信精神的永遠性,就是冉克雷維所指的「人的神格化」(《亨利‧柏格森》)

  柏格森把這種對於精神無限性的追求看成不是某些特殊人物的專利,而是在精神巨人的引導下,所有人都可以開拓的自我完成的道路。對他來說,人生的目標就是創造,也是所有的人隨時都可以渴求的:「這是自己對自己的創造,通過努力,從小到大的、從無到有的人格創造,能不斷地增長世界所擁有的各樣的財富。」(《心力》)這與佛教的「一切眾生皆成佛道」(《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相通,說出誰人都平等地擁有成佛這可能性。

  儘管如此,追求這至高境界時,為了避免流於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81)所寫的「人神」(man-god)的傲慢,是應採取極端慎重的經驗主義者的做法。柏格森說:「如果真的有靈魂這一個問題,定要通過經驗來推斷,要本著經驗來逐步解決。」(《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

  這與佛教重視經驗的法理相通。佛教主張以「文證、理證、現證」來驗證宗教的真偽。這使我想起也是卓越數學家的恩師戶田經常講到的:「科學愈加進步,就愈加能夠證明佛法法理的正確性。」

  雖然柏格森苦心窺探了生命的永遠性,但他並沒有以任何的教條形式來把它固定。佛法看「今世、來世」為一種無法分斷的連續生命,所以「現世」與「生前」、「死後」沒有分別。天台智顗(538-597)在《摩訶止觀》中以「起是法性起,滅是法性滅」來描述生命。佛法把「生」看作「起、出現」,「死」看作「滅、消滅」,生命這「法性」遇到「緣」而進行「生滅流轉」的變化。1993年9月,我在哈佛大學講演的時候,曾經根據這法理闡述了「生也歡喜,死也歡喜」,「生也遊樂,死也遊樂」的佛法生死觀(「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大乘佛教」),得到了許多贊同及共感。

  從這一觀點,我對柏格森的樂觀主義和生命觀抱有強烈的親切感。為了不讓宗教陷入教條主義的圈套,柏格森所主張的以經驗為依據的接觸方法是絕對不可或缺的。這是我於1970年代與湯因比博士(Arnold Toynbee,1889-1975)對談時也深深感受到的一點。

  柏格森的樂觀主義相信並追求精神力量的無限性,必然地志向於開放的靈魂、開放的社會、開放的道德和開放的宗教(活的宗教),來創建一個充滿人類愛的社會。但放眼現代社會,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閉塞的精神空間。人被重重的幾乎令他窒息的悲觀主義壓著,心靈萎縮到接近不存在,根本不會想到要「超越過去的自己」。

  正是由於柏格森的志向與現代的風潮處於兩極的立場,我更認為現代需要回歸到柏格森的樂觀主義。如此,能賦予我們對未來的希望,為在沒有海圖下航行的近代文明修正航路。這是與高舉人本主義的我們SGI的主旨同出一轍,而能否實現最終有賴於人的自覺和責任感。

  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裡如此作出結論:

「人類臥地呻吟,差不多被自己所創的進步的重壓壓垮了。人類並沒有足夠地醒覺到未來是取決於自己手中。首先要確認的是,人類是否有繼續生存下去的意思。其次就是去確認,人類是否只滿足於生存,還是願意更盡一點努力,在這個執拗的地球上,成就宇宙這個生產諸神的機器本來的功能。」

  把宇宙描述為「生產諸神的機器」這令人難以理解的定義,是為了指出在生命進化的過程中,只有人才能實現的創造性生命的完全昇華。通過接觸一個靈魂被某種神秘經驗深深震撼的精神巨人,民眾受到感染,被觸發,會徹底地轉變,而顯示愛的推動力(the impetus of love)如何擴展到包容全人類這過程。

  我與莫斯科大學薩多維尼基(Viktor Sadovnichy)校長決定把我們的對談集名為《新人類 新世界》,也是出於這個理由。因為只有「新人類」,才有能力去領導如此巨大挑戰。他們是一批不願成為社會結構或組織中的一個零件、確信自己的無限潛力的創造性人群,以自由的意志努力挑戰,不斷去擴大和提升自己。

  假如我們過於注重社會體制或組織制度等外在因素,就會失去作為塑造歷史主角的地位。二十世紀的悲劇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柏格森呼籲人類不僅是要選擇生存下去,還要生存得好,他是在期待一種新人類的誕生。他的呼籲與另一位哲人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的話相呼應:「假如人的精神沒有真正復甦的話,社會也不會被復甦……拯救每個人的靈魂就是拯救世界。」(《未發現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

  為了要循著偉大的哲人、賢人所指引的道路邁進,我們SGI在世界上不遺餘力地建構一個人本主義運動的網絡。這是佛法史上史無前例的創舉。我確信我們的運動會不斷發展,集結世界上同心人士的支持,向著創建新文化潮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民眾社會的力量

  接下來,基於對人所擁有的無限創造力的確信,我要探討如何解決一些全球性的課題,以期能迎來一個滿溢希望的未來。

  回顧過去,在冷戰結束後,隨著以經濟為中心的全球化進展,對於破壞環境、貧困等全球性問題的關心也愈益高漲,要求國際間著手對應的呼聲也不斷加強。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從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到最近的金融經濟危機等一連串震驚世界的事件發生後,這些試圖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行動開始停滯,甚至呈現後退跡象。

   其象徵性的例子就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注解3)的進展狀況。世界上每年有八百萬以上的人直接或間接地死於極度貧困,有十億人的生命和尊嚴由於惡劣的生活環境而日常受到威脅。

  「千年發展目標」就是為了改善這種狀態而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立的。現在,由於世界性經濟惡化,支援進展緩慢,除了極度貧困層減半的項目以外,在2015年要達到其它目標是極度困難的事。

  同樣,在防止全球變暖所採取的步驟上也遇到了困難。去年12月在墨西哥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舉辦的會議上,因為無法決定京都議定書第一期的2012年以後的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框架,其議論也只好拖延下去。

  上述兩個急待處理的課題的緩慢對應,如實地顯示了政府間協議本身所受的限制。雖然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課題,直至它呈現對社會的致命影響以外,是很難鼓吹政府積極地去單獨或與其他政府協力落實一個議案。

  但是,不應該忘記的是,很多時候被推遲的支援及對策,本來就是對許多人來說的生命線,是保護未來世代的安全網。所以,政策遲遲沒有進展是絕不能坐視不管的。我們強烈要求於解決全球性問題時絕對不應攙進國家利益的衝突。我們要清楚注視到生命直接受到威脅的人民的處境。

  現在已經不再是「敲響警鐘」的時代,而應該踏入「行動的時代」、「團結的時代」。

  能在此發揮關鍵作用的就是聯合國。2010年聯合國大會的議題是「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正好反映了世界對聯合國的關心與期待。

  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1905-61)曾經摸索如何讓聯合國的功能不僅僅停留在調整國家間的利益上,而能夠對眼前的危機發揮積極主導性作用。

  基於柏格森的「創造的進化」概念,他倡議聯合國作為「一個活的有機體」(a living organism)要靈活地持續成長,來應對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他的洞察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其價值。

  為了實現哈馬舍爾德的展望,首先要實行和加強的就是聯合國與民間社會,尤其是NGO(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我認為令聯合國這一機關恢復生機的關鍵,在於其憲章序言的開頭「我聯合國人民……」所指的、這地球上每一個住民。

  關於這一點,我想提起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1995)時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的最終報告《天涯成比鄰》(Our Global Neighborhood)中的主要一節。其中,它提出了對「領導才能(leadership)」的嶄新洞察:「我們講到的領導才能,不僅僅指那些在國內及國際舞台上最高級的人物,我們指的是每個階層的人都得到啟發。」

  委員會呼籲NGO、小規模的社區團體、私營機構、企業、科學家、專家、教育界、大眾傳媒、宗教界等所有級別的各種各樣的人和團體來發揮「具有勇氣的、長期的領導才能」(同上)

  當欠缺國際政治領導時,民間社會就要填補這空缺,以他們的熱情和展望來引導世界走向一個更新更完美的方向。我相信我們需要轉變有關領導人的想法,要認識到民眾每一個人在各自的場所肩負起只有自己才可以發揮的作用,才能打破閉塞的狀況,並挑起地球的「阿基米德支點」(Archimedes fulcrum)(注解4)。

  我們要緊記飽受戰爭與暴力洗禮的二十世紀的教訓,每一個人發揮其不可代替的作用,擴大這團結,來把二十一世紀構築成為「重視生命尊嚴的世紀」。

  本著這一信念,以下我要探討如何能以聯合國為中心,基於覺醒民眾的行動和團結,去實現「禁止、廢除核武器」及「建設人權文化」這兩個對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來說至為重要的課題。

指向沒有核武器的世界

  2010年5月舉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的審議大會上,每個參加成員都充滿決意,不再重蹈2005年的覆轍,即由於激烈的意見對立而達不到任何主要的成果。

  2010年的會議所通過的最後文件裡,有三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1) 再度確認徹底廢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真正保障。
2) 考慮到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重申各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在內的國際法。
3) 申明需要作出特殊努力,以建立實現和維持無核武器世界的必要框架,並在《核武器公約》(NWC)中明文言及。

  以上三點,都是原子彈爆炸生還者及NGO長年訴說的內容。在NPT這個獲得最多國家簽署的有關核武器的正式文件中明確言及,意義非常重大。這會成為面向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協同作業的立足點。

  接著,我要仿照《聯合國憲章》,以「我聯合國人民」的名義,呼籲進行以下三個挑戰:

1) 認識到只有全面廢除核武器才是免除遭受核武器威脅的唯一保障,構築能讓核武器國家快速並有效地進行全面廢除核武器的體制,以實現全面核裁軍。
2) 絕不允許任何國家進行違反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行動,確立禁止、防止開發核武器的制度。
3) 認識到核武器是會毀滅人類的最不人道的武器,促成早日締結將之禁止的《核武器公約》。

  以上三個挑戰,除了需要國家領導階層改變以往對待核武器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覺醒民眾的熱情與行動來創出一個歷史的新潮流。

  有關第一點的「推進廢除核武器以實現全面核裁軍」,需要在聯合國內構築一個所有核武器國家參與對話、交涉的框架。

  2010年4月,美俄兩國締結了新的《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START)。兩國國會已通過該條約,現正等待著雙方正式交換批准書。條約內容雖然只限於小規模地削減部分特定武器,但是從美俄擁有世界90%以上的核武器的角度來看,這是值得讚許的。另外,美國的奧巴馬政權表明今後也將繼續與俄國就削減短程戰略核武器進行交涉,這也是值得歡迎的行動。

  就像新START的序言中所指的那樣,我希望美俄兩國削減核武器的過程能擴展到包含其它核武器國家在內的多國間探討。同時,希望多國間談判並不止於軍備管理,而是為實現「無核武器」此目標提出明確的方法。

  為了建構一個能實現此目的的環境,必須徹底改變現存的維持安全的思維,就是在擁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核威慑」這一抑制論。我們需要核武器國家從「核威慑」的詛咒覺醒過來,明白到對於國家和國民來說,真正必要的是「安全」而不是「核武器」這現實。

  去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訪問廣島時,高度評價2009年舉行的關於「核不擴散與核裁軍」的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的成功,並提議從今年起定期舉行如此的首腦會議,來加速政治對核裁軍的醒覺。

  我也一直通過倡言等提議定期舉行這類首腦會議,所以全面贊成這次秘書長的倡議。而且除了定期舉行會議以外,我還要提出參加者不局限於安理會理事國成員,還應該包括選擇了非核化路線的國家代表、核問題專家及NGO代表等,讓大家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正如1996年國際法院參與審理的法官全體一致通過的諮詢意見所述,NPT第六條明確指出核武器國家需要進行核裁軍談判之外,還有要誠實地履行談判結果去達成全面廢除核武器的義務。

  參加諮詢意見審理工作的穆罕默德‧貝賈維(Mohammed Bedjaoui)前國際法院院長指出,每個NPT締約國都有要求核武器國家承擔義務的權利,要是發現這些國家沒有承擔義務,可以訴諸NPT第六條行使權利。

  在審理過程當中,作為大眾譴責核武器的證據,提出了約四百萬人參與的「公共良心宣言」。如此來看,在進行討論人類重大問題時,誠意地傾聽民間社會聲音是不可或缺的。

  我呼籲要把這些內容加入定期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的議程中,然後以2015年為目標,商討如何具體去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並且提議考慮在廣島和長崎召開2015年的NPT審議大會,讓各國首腦及民間社會代表共聚一堂,來舉行具有為核武器時代劃上休止符意義的「廢除核武器的首腦會議」。

  去年4月,在廣島召開了前政府首腦國際行動理事會(InterAction Council)年會,與會者同時視察了展示原子彈受害慘狀的和平紀念資料館,並聽取了原子彈受害人的證言。之後,與會者發表了共同聲明,呼籲世界各國領導人,特別是核武器國家的領導人,應該訪問廣島。這正是我多年來一直在訴說的,希望核武器國家現任領導人到來原子彈轟炸地,耳聞目睹受害人民的慘況,一定可以加強他們去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的決意。

締結相互協定讓《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生效

  第二要點是要談論「全面禁止及防止開發核武器」,和如何令《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CTBT)早期生效。

  CTBT作為禁止所有爆發性核武器試驗的條約,自1996年通過以來,已經有一八二個國家簽署,得到一五三個國家的批准。但因為條約的生效必須得到擁有核技術的四十四個國家批准,條件嚴格,目前還處於未生效的狀態。

  但是,CTBT除了禁止核武器的試驗以外,還有以下三個重要的意義:

1) 作為有關核武器的條約,其有效範圍將囊括沒有簽署或批准NPT的國家。
2) 作為國際社會的共同意識,確立永遠禁止核武器試驗的義務,鞏固廢除核武器的心理基礎。
3) 監視條約遵守狀況的全球性檢查系統或監察制度,及負責其運作管理的專門機構(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CTBTO)的存在,能成為今後開始談判的《禁止核武器條約》的制度上的樣本,使該條約增加其現實性。

  因此我要呼籲無核武器國家與民間社會團結一致,加強促進核武器國家的簽署及批准活動,讓除了對批准表示積極態度的印尼以外的其他8個國家早日批准。

  作為打開局面的方法,我提議以聯合國等為斡旋,讓對象國家在「雙務性」的前提下締結協定,來推進早期的簽署和批准。

  在二年前舉行的促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生效會議上,作為今後採取的措施,全體與會者一致發表宣言,鼓勵各方提出相關的「「雙邊、區域和多邊協議」」。作為其具體實施,可以探討在還沒有簽署的印度、巴基斯坦之間締結互相簽署的協定,或在埃及、伊朗、以色列三國之間締結共同批准的協定等。

  東北亞方面,在「朝鮮的簽署、批准及放棄核武器」的前提下,我提議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積極商議「美中兩國的CTBT批准」及締結在該地區內不使用核武器的誓約協定。

  自去年起隨著韓國巡邏艦被擊沉及延坪島遭炮轟,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當務之急是通過各種外交途徑首先去穩定事態,然後為了實現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東北亞永久和平與安定,共同努力解決朝鮮的核武器問題。

  同樣地,為了確保中東永久的安定,必定要實現該地區的非核武器化。但是,NPT審議大會雖然同意於明年的2012年召開關於「建立中東無核武器和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區」的會議,綜觀現在的狀況,能否主辦也成問題,更別說能期待有什麼好的結果。今後更需要努力去營造可以對話的環境。

  我認為,作為召開會議的前期工作,應該嘗試進行以「關於停止包含核武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軍備擴張」為題的非正式級別的對話。重要的是各國代表共聚一堂相互對話,去充分理解自國的政策給其他國家帶來了怎樣的威脅,從而找出改善局面的辦法。

  無論如何,明年的中東會議肯定是險峻難行,因此需要國際社會大力從旁推動。特別是作為原子彈受害國、並一直支持CTBT生效的日本,除了要不遺餘力地推展東北亞無核武器化之外,對於中東的無核化也應率先支援營造對話的環境。

  就SGI來說,將繼續在包括中東的世界各地舉辦「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展,喚起更多的國際輿論,來實現CTBT的早期生效和擴大無核武器區。

  結合CTBT的早期生效,我提議應制定「禁止開發改進新型核武器」決議。這個問題在去年NPT審議大會上雖然作為論點曾在開始時提出過,遺憾的是最終被核武器國家反對而沒被討論。但是,如果將這個問題繼續放置不理的話,很擔心會從根底上腐蝕NPT及CTBT制度。

  實際上,美國在去年9月再次開始次臨界核武器的試驗,也增加了對核武器及其相關設施現代化的預算。這不僅僅令圍繞CTBT的狀況越加複雜,同時也把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目標推得更加遙遠。

  所以,我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五個核武器國家,以繼2008年誓約「繼續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共同聲明形式,發表停止開發核武器及使其現代化的聲明。

認識核武器是絕對惡

  最後的第三要點,我提議把禁止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約》作為一種「產自民意的世界法」來使之成立。

  去年NPT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表明「審議大會對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深表關切,重申各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適用的國際法,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

  這比起1996年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更進一步,明示「於任何理由下使用核武器都是非法」這一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明確指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貫徹沒有例外情況的原則,就沒有考慮「根據情況而可以使用」的餘地。正如國際法院也曾就核武器異乎尋常的殺傷能力,勸告各國要「考慮核武器的特徵,尤其是其破壞力,其能造成數之不盡的人痛苦的能力,和其殃及未來世代的能力」。所以無論是任何國家,對於其擁有核武器的權利提出什麼樣的理由,都是與國際人道法的理念從本質上互不相容的。我們不但要把這銘記在心,還要努力宣說,讓它廣為人知。

  回想起恩師戶田城聖,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提出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把核武器視為「絕對惡」,從根本上杜絕所有把擁有、使用核武器正當化的理論。戶田明白到,戰爭受害最大的是一般民眾,這是無分勝敗與國境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戶田為求正義不怕犧牲,堅決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不再用『悲慘』二字來描述世界、國家和個人」(《戶田城聖全集3》)。他明白到,核武器戰爭,只會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地球上所有的人民帶來最殘酷、難以言喻的悲慘。

  當時東西對立,核武器國家只會猛烈指責批判對方陣營所擁有的核武器。於這種風潮中,戶田超越所有思想體系和政治體制,作為一個信奉佛法之人,遵守佛法重視生命尊嚴的法理,為了維護全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利,毫不畏縮地對核武器進行抨擊。

  今天,我們正面對著能否終止核武器時代的歷史性分水嶺。我們不應放棄眼前這大好機會,而應該向著全面禁止核武器繼續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NPT審議大會最後文件中,雖然是間接的表現,但也提到了《核武器公約》。在這裡,我想以此為起點,呼籲所有期盼廢除核武器的國家及NGO相互團結,早日召開關於《核武器公約》的準備會議。即使一開始沒有太多國家參加,但首先應該優先著手準備談判條約的母體。會議主要目的是制定「沒有例外的明確禁止規範」及「確定期限的日程表」這兩件事。在反復舉行會議中,爭取更多的贊同國家及NGO參加,為開始談判鋪路。

  去年,馬來西亞及哥斯達黎加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要求舉行《核武器公約》談判的決議,得到包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朝鮮在內的一百三十餘個國家贊成而獲得通過。雖然如此,仍然不足以實現《核武器公約》及「無核武器的世界」。

  但是,假如全球的民間社會增加其吶喊和存在感,以此帶動世界輿論,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視的。而且,不僅僅是喚起世界的輿論,必須提出明確的目標,並且把支援這一目標的全球民眾願望變成一個具體的法律方案。

  如此成立的法規,意味著民眾的積極參與,和人民不時在檢視著國家有否在遵守。在這意義上,這種傳統上只規律國家間關係的國際法,已經變成為實質上的「世界法」。

  目前,要求廢除核武器的主張有二大原因。其一就是因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其二就是核武器的擴軍及擴散帶來的危險性不斷高漲。

  這二點在NPT審議大會上,已經得到全體成員國的認同。我們要以這強健的雙翼,向著「無核武器的世界」展翅翱翔,努力於全球呼籲並推進贊成《核武器公約》的運動。

  重要的是,要讓更多人醒覺到核武器的存在是與自己唇齒相關的問題,挺身成為變革時代的主體,發揮領導潮流的力量。在此,我提出以下三點,來作為反對核武器的團結主旨:

1) 任何國家,任何領導人,都沒有權利使用可以於瞬間奪走眾多生命與未來的核武器。
2) 安全並不能建立在核武器之上。即使不使用核武器,開發、試驗核武器會帶來深刻的健康問題及環境污染,而且其存在本身會招來無休止的擴軍及擴散危險。
3) 擁有核武器,只是一種為了保護自國安危和國益而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不管他人死活的至為自私的想法,是不能被容許的危害人類和平共存的思想。

  就這三點也可以看出,從廣義的人道主義來看,絕對不應犧牲他人來謀求自己的幸福,以及保障安全的最終目的,就是保護所有生命的尊嚴。

  就此,我們可以清楚明白到為何核武器是「絕對惡」。這也是我們SGI通過最近的「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展,最想向廣大觀眾呼籲的主旨。

  因為眼看不見,而日常生活中也感受不到核武器的威脅,遺憾的是,對於許多人來說,與其說感到不安,還不如說覺得這是一件過往的歷史悲劇。

  所以,為了突破這堵牆,不應該僅僅使人認識到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及威脅,還要讓大家明白到,繼續生存在被核武器籠罩的世界本身是多麼不合理和非人性,以及核武器構造上的暴力如何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世界。

  基於這意義,我完全同意前聯合國負責裁軍事務的副秘書長、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達納帕拉(Jayantha Dhanapala)會長意義深長的說話:

「裁軍基本上是為了保護人民的人權及生存而進行的人道主義挑戰。我們應該看待核裁軍運動與追求反對奴隸制度、爭取男女平等、廢除童工等運動的重要性是完全一樣的。」(全球安全研究所的常年報告,Global Security Institute)

  重要的是,作為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人,在良心上都應該意識到,不能讓任何國家的人民成為核武器的犧牲者,並基於這信念,拒絕繼續在核武器的威脅下生存。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作出決定,以自己的雙手建設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積少成多,以星火燎原之勢去建構一個成立《核武器公約》的基礎。

  從戶田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五十週年的2007年起,SGI發起並擁護「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運動。除了舉行展覽、召開會議以外,還參與防止核戰爭國際醫生會議(IPPNW)所開展的「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與國際通訊社(IPS)合作共同發表有關核武器的新聞及評論。

  2010年,日本創價學會的青年徵集了要求制訂《核武器公約》的二二七萬人的簽名,提交聯合國秘書長及NPT審議大會議長。值得高興的是,在通過徵集簽名的同時,八個國家的SGI青年和學生,共同實施了「關於核武器的意識調查」。他們的行動,作為年輕一代對核裁軍的意欲表徵,深受聯合國及裁軍專家們重視。

  民間社會攜手開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了。SGI會繼續配合推進「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全力開展使制訂《核武器公約》走上正軌的運動。以SGI青年的熱情為引領,以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七十週年的2015年為一個目標,年復一年地擴大「無核武器世界」的潮流。

建構人權文化

  接下來,我要談論有關如何建構人權文化。

  自「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1995-2004)啟動後,人權文化成了一個流行語。那是指每一個人自發地去尊重人權、保護生命尊嚴,鼓吹這種生活方式,讓它成為全社會文化的潮流。這聯合國的框架是由NGO作為強大後盾而得以實現的。其根本的問題意識,就是如何能確立法律制度來保障人權,在人權受到侵害時如何給予救濟,和如何在日常生活上培育出不侵害人權的文化土壤。

  我現在正與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戰友、長期推進人權運動的歷史學家文森‧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進行對談。博士對建設人權文化的觀點令我深深感動。他認為「公民權運動」這名詞不能充分表達他和金博士所開展的運動。他擔心下一代人認為既然已經制訂了這麼多禁止歧視的法律,「公民權運動」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他強調說:「假如我們提到這運動時不用『公民權運動』這字眼,而說是『擴大民主主義的運動』,那麼所有後一代的人都會意識到他們除了繼承以外,還有責任及義務將民主主義擴大。而所有下一代應負起責任把它一直繼續下去。」(《希望的教育‧和平的行進》)。

  在此我要強調的是,並非成為法律所以人權就有價值。人權的價值,在於為爭取成立該等法律的鬥爭中,在於本著這精神連續不斷地把運動擴大的勇敢領袖們的奮鬥中。這種想法,是令生命尊嚴紮根於社會的關鍵,也是與我在上頭引用的「法不自弘,人弘法故,人法共尊」的佛法精神相共鳴的。

  正如釋尊所說:「不問出身,但問品行,正如火從木頭中產生……」(《經集‧大品第三章》),佛法一方面強調無論任何人都擁有至為尊貴的生命,也就是人根本上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強調只有自己的行動才是使生命放出光輝的關鍵。釋尊又說:「讓一切眾生幸福安全!讓他們快樂!」(《經集‧蛇品第八章》),教誨要實踐以自他同享幸福及社會安穩為目標的生存方式。

  SGI基於重視人的內在變革的佛法思想,作為聯合國NGO主要活動之一,努力推進人權教育活動。先於1993年6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會議,SGI於同年4月在東京的聯合國大學舉行了「現代世界人權」展及有關活動。至「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於2004年終止為止,該展覽一共在世界四十個城市巡迴展出,從民眾的範疇進行意識啟蒙。

  我也對2001年8月在南非德班(Durban)舉行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不容忍行為世界會議等等提出倡議,訴說聯合國人權教育的框架應該繼續下去。因此我很高興知道,作為繼續「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的框架,在2005年開始了「世界人權教育方案」,強調建設人權文化的重要。而代替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2006年6月開始活動的人權理事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去「推進人權教育與學習」。

  於2007年9月,接受瑞士及摩洛哥的提案,人權理事會決定起草《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草案,並準備於今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上把它通過。假如成功的話,這會是聯合國首次制訂人權教育的國際基準宣言。以此為契機,希望能更加鼓起各地為人權文化奮鬥的人士的自覺和團結,來落實全球的人權文化。

新制度框架

  在這裡,我想就如何形成這一基礎而提出三個具體方案。

  第一,整頓專門推進人權教育的聯合國組織。

  現在雖然正在起草《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草案,但是要在聯合國大會獲得更多國家贊成及通過,並在世界各地實施,不可或缺的是民間社會的全力支持。而且「世界人權教育方案」還沒有專門負責的國際機構,今後在繼續充實框架上,NGO有必要積極支援。

  目前,這方面是由「享有聯合國諮商關係的非政府組織會議」(CONGO)的下屬組織以日內瓦「人權教育與學習NGO工作小組」為中心開展活動,使民間社會的意見能夠反映在聯合國人權教育的有關政策上。

  2009年3月,NGO工作小組與「人權教育協會」(HREA)的國際網路合作,向人權理事會提出了由三百六十五個NGO聯名的提案,引起許多理事會有關人士的關心。一名SGI代表現正任此NGO工作小組的主席,而SGI也正與人權教育協會一起製作介紹人權教育具體成功例子的DVD,預計於2011年內完成。

  在這裡,我呼籲組建以關心人權教育的現有NGO網絡及團體為中心的「人權教育國際理事會」,來配合人權理事會及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推進國際間的人權教育。

  作為將來的展望,基於聯合國與民間社會合作至今所積累的實績,於聯合國設置處理人權教育計劃等的專門組織,在確保充分的運作體制及資金上,作為與聯合國與各國政府、NGO的協商機構,勸告各國切實履行世界人權教育方案及聯合國的宣言,使全球得以落實人權文化。

青年的任務

  第二,加強地區性團結來推進「以青年為焦點的人權教育」。

  聯合國把2010年8月起的一年間定為「國際青年年」,呼籲世界青少年發揮他們的能力、熱情和創造性來協助克服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

  回顧歷史,甘地或金博士等人都是在二十多歲時就投身人權運動。許多人權運動發自青年的熱情及力量。衝破嚴峻的社會現實,建立新時代,青年所起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

  金博士晚年曾對青年說:「假如一個人不再真正參與社會,或不再感到對社會負有責任,民主主義就變得空洞而不實際。」(《良知的號角》,The Trumpet of Conscience)

  對於建設人權文化也是同樣。正如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在與我的對話中所強調,不可或缺的是參與人權運動的代代相承和發展。鑒於全球化的現代形勢,我認為除了以國家為單位的人權教育之外,還應該加強超越國家框架的,以青年為中心的地區性人際交流等,來充實「以青年為焦點的人權教育」。

  現在,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正在推進民主的公民教育與人權教育,把公民定義為「在社會中共生的人」(《民主主義公民教育》,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這運動旨在培育勇於行動的青年公民。我認為,於其他區域,同樣可以由NGO等民間社會團體來積極推進超越國境的人權教育。

  我曾在1987年的倡言裡,呼籲實行「聯合國世界公民教育十年」,以環境、發展、和平、人權為四個主題,來提高肩負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世界公民對未來的挑戰意識和責任感。作為其具體的一環,SGI支持自1995年開始的聯合國人權教育框架,及自2001年開始的「為世界兒童建設非暴力與和平文化國際十年」。

  SGI還與其他NGO共同呼籲制訂「聯合國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並於2005年這運動開始以來,一直積極支援。

  為了讓和平文化在全世界紮根,為了構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SGI今後也將繼續舉行多元的活動,尤其積極推進國際間人際交流,培育青年對人權文化的認識和參與,讓青年們能求同存異,懂得相互尊重,刺激他們的創造性和活力。

宗教間對話

  第三,推進宗教間對話來建設人權文化。

  人權不是單憑學習就可以在民眾的心中紮根。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在為小、中、高學生的指南書裡明確指出此點:

「不管老師教課的本領有多高,有多麼認真,都不可能在課堂上單靠文件和講述歷史就把人權帶進現實生活……為了使這些文件超越純理論性的意義,學生們需要從其現實生活經驗的觀點來領會文件,並按照他們自己對正義、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來掌握文件中的精神。」(《人權教學入門》,ABC, Teaching Human Rights)

  例如,當兒童遇到同學遭欺負的時候,如何能令他有能力不但不加入欺負,而能夠站在制止欺負這一方呢?只有通過這些每天發生的事,通過現實的心靈搏鬥,才可以磨練出真實的人權感覺。這不僅局限於學校教育,也適用於所有的人。

  我認為,作為其基礎的,就是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我們的良心。無論面對任何情況,也能表現出自己不以為恥的「最好的自己」,以這一信念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宗教本來的目的,就是去鼓勵這種道德風氣的形成和發展。

  無論人權如何周密的受到法律保護,假如被認為是外在的規定、他律的道德的話,就不能真正成為保護人的巨大力量。

  正如甘地說:「非暴力不是像衣服那樣想脫就脫,想穿就穿,它位於我們的心中,和我們應該是一體不二的。」(《我的非暴力主義》,My Non-violence)

  只有當人權規範能昇華成為個人的誓言──「假如我不忠於這精神,就不再是真正的自己」,才可以成為變革社會的無限力量的源泉。當然,這並非說只有宗教才能提供如此的倫理基礎。例如醫師們作為信念的、鼓勵一己履行責任和義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注解5)那樣,如此的倫理規範今後將會越來越重要。

  另一方面,正如宗教學者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所指,由於宗教不斷在探求一些震撼心靈的重要解答,例如「人是為什麼而生存?」,這也是宗教大有貢獻的原因之一。宗教不斷令人探究更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如田立克所說,是一種「不失去自身同時能超過自身的創造力」(《存在的勇氣》,The Courage to Be)。

  如上面所述,SGI運動是以通過每一個人內在的變革,來實現自他共享的更美好生活。我們所推進的人權教育運動,是一種以民間社會的自覺為目標,令每一個人都成為「人權體現者」而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的草根運動。

  佛法精髓的《法華經》中,描繪了一位最好的楷模──常不輕菩薩。這位菩薩相信任何人的生命都極其尊貴,對於每一位見到的人都頂禮膜拜,說:「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當時世相混亂,人們對他惡言相向,加以嘲笑,有時甚至以木杖毆打,石塊投擲等。雖然如此,常不輕菩薩也絕不放棄實踐禮拜行。

  《法華經》傳到中國,由鳩摩羅什進行翻譯時,把他的名字譯為「常不輕菩薩」,表示他絕對不會輕視任何一個人。創價學會自創辦以來的八十餘年,一直以「常不輕菩薩」的精神為人權奮鬥至今。創立初期,雖然一直被嘲笑為「窮人與病人的集團」,但是會員卻把這些嘲笑作為最大的讚譽,認為為苦惱的民眾盡力正是佛法的根本精神,心中燃燒著這信條,腳踏實地的貫徹對話,為每一個苦惱的友人送上勇氣。

  《法華經》還敘述了普賢菩薩、藥王菩薩、妙音菩薩、觀世音菩薩等各種各樣的菩薩以自己的特長為人盡力的姿勢。於現代來說,就是所有人都應該最大地發揮其所長,互相磨練成長,身體力行人道主義和維護人權。

  今年聯合國正在推行一項鼓勵新世代參與的、以「大聲疾呼,制止歧視!」(Speak Up, Stop Discrimination)為主旨的活動。我相信全球的宗教人士也應該起來共同商討自己可以做到的貢獻,而這主旨正好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起點。1993年我在哈佛大學進行的講演中作了如下的提問:「宗教能令人強起來,或變得懦弱?宗教令人從善,或令人行惡?令人變得賢明,或變得愚蠢?」當然,這也是我們SGI不斷自戒的問題。

  我要呼籲全球的宗教人士參與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所提倡的「人道競爭」。讓我們以建設人權文化為共同目標展開對話,認清各自的原點和歷史,一起培育能帶動人權建設的人才。

覺醒的人民力大無窮

  在這倡言中,我以「禁止及廢除核武器」及「人權文化的建設」為中心提出了幾點意見。我們要緊記,假如每一個人民都起來行動,就能直接帶動人類歷史上的巨大改革,並能引以自豪。

  在此,令我想起了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的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所長的話。他在著作《貧困的終結》( The End of Poverty)中,回顧過去兩個世紀的歷史,分析什麼是終止奴隸制度、殖民地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成功因素。

  他說:「過去也曾有為擴大人的自由與福利而成功的世代。他們的成功來自奮鬥、對話、忍耐,還有闊步於歷史正道上的深奧自覺。」(《貧困的終結》)

  明白到通過我們的日常行動、對話和參與,能使世界朝著正確方向前進,這樣的歡喜和確信正是令民眾產生無窮力量的源泉。每一個看起來普通平凡的人,都是創造新時代的主角。人的精神覺醒與變革,是至為勇不可擋的龐大力量。我們SGI,今後向著建設「和平與共生的全球社會」,將會不斷擴大與志同道合的人民的團結,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