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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國 德米雷爾原總統

  世上有各種各樣的國家。譬如,朝西的房間在日本,因討厭下午的太陽而房價較便宜;可是在缺乏陽光的北歐國家,相反地,則爲好房間而房價較貴。有感到「直視長輩眼睛是不禮貌」的文化;相對地,也有認爲「不直視對方眼睛就不禮貌」的文化。

  在日本,習慣上是捧起飯碗吃飯,但在韓國則是不雅之舉。日本人認爲「不把氣息噴到對方臉上是種禮貌」;相反地,阿拉伯人卻有「嗅到朋友氣息最爲親切」的傳統。因此,原本以爲是禮貌的行爲,反被對方認爲「不把我當朋友看待」,而變成得罪對方。

  於這世界上,有人爲「祖國」犧牲生命也在所不辭,也有人認爲國家只不過是一個提供服務的機構,「只要服務好,哪個國家都一樣」。我認爲在論談哪種想法是對,或哪種想法不對之前,首先必須知道世上經常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有人帶一位到日本商談的印度商人去唱卡拉OK,卻遭到對方拒絕,說:「我不是在大衆前唱歌的等級」,大爲震驚。

  對印度人而言,他只想作合理的商談,卻被強迫作「肝膽相照的交際」,他對這種日本企業文化感到疲憊透了。同時,他也覺得日本的學歷歧視或民族歧視,比印度的「種性等級制度」來得更嚴重。

  世界愈加狹窄的今天,「理解異文化」則愈爲重要與迫切。以前,於紐約發生了海地人與韓國人對立的事件,其背景也就是文化的不同。海地人在交談時,常碰摸對方的手或胳臂,是種親熱的表現。然而,這在東亞文化圈來說,一般是不禮貌的舉止。因此,這觸摸行爲遭到對方厭惡時,海地人就認爲「自己受到歧視」。

  此外,韓國人經營的店鋪,商品陳列得極爲講究,所以不希望客人太隨便碰摸。可是,海地人卻認爲,直到雙方談好價錢爲止,拿起商品好好品評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日常瑣事的誤解,使雙方感情摩擦加深,聽說最後發展到海地人推行不買韓國人店裡貨品的運動。雖然通過加深人際關係,文化的不同能成爲「喔!原來也有這種看法!」的新鮮發現,或許更能加深對對方的敬意,但事實上往往較多會産生「誤解」和「對立」。但是,最不好的是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他人身上。 在日本是這樣!

  曾發生過這麽一則事情:一位住在日本的男回教徒,孩子們都上日本學校。因爲學校供應的午餐有回教徒不能吃的豬肉,對此感到非常傷腦筋。他向學校請求,說能否在午餐有豬肉的那天,讓孩子們帶便當上學。可是,學校以大家一起吃同樣的午餐是教育的一環,而拒絕了他的請求。結果,不得不讓孩子們「沒午餐吃」。

  說是「入鄉隨俗」,自己可作嘗試,而不應強加於他人身上。也有人明知回教徒不飲酒,卻強求說,「這裡是日本,喝吧!喝吧!」,或「不喝無法談真心話」等。日本存在著任何事都要「一致」的集團主義傾向。曾有外國人說:「住日本最討厭的是,一有事馬上就被說『大家都這樣呀!』、『因爲大家都這麽做呀!』。」

  最低限度,我們必須聆聽對方的想法。自己本身較難察覺出自己「不聽人言」的傲慢思惟。現今是個與多種文化邂逅的時代。爲了使這「邂逅」不變爲「衝突」,而使之成爲喜悅的「合奏」,則需要些什麽條件呢?

自由被鎖鏈鎖住了

  土耳其德米雷爾(Suleyman Demirel)原總統的綽號「巴巴」,是「老爸」的意思。真有意思,他確實擁有像老樹盤根的風格。

  至去年卸任總統爲止,這四十年間,他身爲土耳其政界中樞人物,爲人民鞠躬盡瘁。他經歷過狂風巨浪,曾擔任七屆首相,其中經歷過兩次軍部政變,並於第二次政變(1980年)時被捕下獄。

  當時他吶喊:「現在被關進監獄的不是我,是土耳其國民。被鎖鏈鎖住的不是我,是開始於土耳其紮根的民主主義!」

  軍部下令,要他從速解散政黨、十年間不准從事政治活動!實質上,德米雷爾原總統被「鎖鏈鎖住」長達七年之久。我和他會晤是在他被「解放」的五年後──1992年12月。

  他的訪日,是在他作爲第七屆首相東山再起之時。他那獅子般風貌,洋溢著飽受風霜的迫力!一切困難都成了他的精神食糧,使他散發出胸襟廣闊的魅力。

東西南北的十字路

  正逢冷戰結束、中東灣岸戰爭剛終結之際,德米雷爾首相說:「世界正在變動,正激烈地震蕩著。因此,和平的行動才是最重要。」我回答說:「土耳其正是連結東西南北的『中樞』、肩負人類融和的不可思議使命的國家。」實際上,於土耳其這個國家裡,有亞洲的一面,也有歐洲的一面。

  於會晤的半年前,我曾訪問闊別了三十年的土耳其。當時,我曾凝視伊斯坦布爾市內的「博斯普魯斯海峽」。

  狹窄海峽的西岸爲歐洲,東岸是亞洲。從西方來的旅客,於此地邂逅了馥鬱的東方世界;而從東方來的旅客,於此地接觸到西方的近代世界。於此,對東西兩方的旅客來說,世界開始顯示出「不同的臉孔」。

  並且,於北方是以俄羅斯爲首的「斯拉夫世界」,於南方是「地中海」和「非洲」。加上,蘇聯崩潰後,土耳其和土耳其系的五個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疆)建立了新關係!

  詩人荷馬誕生的土耳其,亞歷山大大帝策馬馳騁的土耳其。

  此地,有時是繁榮的希臘文明,於「東羅馬帝國」時代是基督教世界的中樞,於「奧斯曼帝國」時代是回教文明的中心。

  不同的歷史如萬花筒般點綴著整個城市──今天,走在街道上的人實在是多姿多彩,有阿拉伯系、蒙古系,有如希臘雕像般的臉,也有俄羅斯系和東歐系等等。土耳其大地擁抱著全人類,如欲將其合而爲一般。「西方啊,於我的胸中成爲東方!東方啊,於我的家中成爲西方!」

是野蠻人之友嗎?

  德米雷爾前總統也是位有名的讀書家,當他對我說:「我已讀完了池田會長與湯因比博士的對談集喲!」時,我甚爲震驚。出版該對談集土耳其語版,是在我訪問土耳其的時候,還不到半年前的事。說起湯因比博士,他是一位令我懷念的人物。土耳其對博士而言;也是個特別的地方。因爲使博士領先其他歷史學家,脫離「西洋中心史觀」的契機,就是土耳其。

  於倫敦博士的公寓,博士曾對我說:「過去曾發生過我非得辭去倫敦大學職位不可的事件。原因是,我發表了對土耳其人的真實見聞,而招惹了『對土耳其人持有偏見』的人的憤怒。」

  1921年,博士正好是三十二歲。博士爲了他從兩年前開始研究的「希臘‧土耳其戰爭」進行實地考察。他首先訪問希臘,接下來考察土耳其。對博士而言,這是必須作的。爲什麽呢?因爲他相信教父奧古斯丁箴言所說的﹔「須聆聽雙方言詞」。

  博士特別重視雙方當中,其主張不能得到他人公平聽取的一方。

  「若要正確觀察事物,須努力認識沈默一方的立場。」「於這場戰爭,獨佔發言權的是希臘。西歐諸國單聽希臘的主張,並且西歐又控制了全世界。我熟知希臘的主張,因此認爲不用花太多時間也無妨。相對的,我認爲須努力去理解土耳其人的主張。」

  博士訪問了土耳其人民被屠殺的城鎮,也實際見到土耳其難民的困景。這種悲慘實情,竟在西歐是無人知曉的!

  博士寫出了在當地親眼看見的事實,以電報將此報告寄往英國一家報社。該報社的《曼徹斯特前衛(Manchester Guardian)》主筆極爲勇敢地將該報告原封不動的刊登了。

  爲什麽說「極爲勇敢」呢?因爲於西方,在數世紀之間,土耳其人被渲染爲野蠻的「食人鬼」!同時於該時期,奧斯曼帝國殘殺亞美尼亞人(1915年)的記憶猶新,促使西洋更認爲是如此。不用說,博士的報告被刊登後,報社四方八面受到劇烈評擊。刊登同情「汙穢的不能上口的土耳其人」的報導,這是何等無恥的事!

  然而,該報社爲了不屈服於「對回教徒持基督教性偏見」的勢力下,其榮譽至今還曆然地留在史書上。另一方面,這事在土耳其掀起了莫大的反應。什麽?英國人親自到土耳其難民營去?哎呀!真令人震驚!那英國青年寫下自己親眼目睹的情景,並把它寄到報社去?這是真的嗎?

  什麽?他寫的原稿,就這樣被刊登在報紙上?令人難以置信!讓我們看看!嗯!真的!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我們的主張向世界報導!往後,湯因比博士生動地描述當時的光景:「土耳其人集聚到報紙前面,興奮的臉泛紅潮」。西方只依據西方的資訊來觀看世界,就無法看到「真相」。

  有從非洲看到的世界,有從阿拉伯看到的世界,有從拉丁美洲看到的世界,也有從少數民族立場看到的世界。

  所謂「國際社會」並非是「歐美社會」的別名。博士在從伊斯坦布爾踏上歸途的列車裡,寫下了畢生巨著《歷史的研究》的構想。之後,根據該構想,出版了其歷史巨著,奠定了劃時代的「地球人類史觀」。然而,博士被視爲擁護土耳其,而被倫敦大學放逐。「之後,三十三年間,我在英國民間學術機構『王立國際問題研究所』撰寫有關國際問題的年報來維持生計。」

土耳其現代史的苦惱

  德米雷爾前總統誕生於1924年,剛好是湯因比博士辭去大學工作的那一年。他在小學時代靠放羊來貼補從事農業的雙親家用。中學和高中也都是靠獎學金。第一次參選時,他大聲疾呼說:「我是放羊的德米雷爾!」他四十歲就當上了首相,被稱爲「土耳其的肯尼迪」。以來,他歷經了一段長遠的旅程。土耳其現代史的另一面是,「西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對話」的實驗室。阿塔圖爾克(Kemal Ataturk)首任總統推行的「土耳其革命」,急速地促進了國家的近代化。

  「近代化」即指「西化」,革命激發了國家的「脫伊斯蘭」傾向。「土耳其革命」推行廢止國教制度、政治與宗教的分離、教育與宗教的分離等。也廢止了阿拉伯文字,改用羅馬字(拉丁字)。假日從星期五改爲星期日,日曆也從伊斯蘭曆改成太陽曆,也禁止女性使用面紗掩臉,和男性戴用土耳其帽。土耳其革命是和日本明治維新相提並論的大變革。

  當時也曾遭到猛烈反對,但是阿塔圖爾克總統徹底實施了這個「土耳其版‧脫亞入歐(脫離亞洲成爲歐洲一員)」路線。

  就這樣,西化確實發展了不少,但貧富懸殊等社會矛盾卻無法減少。七十年代以後,伊斯蘭回歸運動逐漸吸取這些不滿份子而發展起來。

  加上「雖西化卻仍是伊斯蘭,是伊斯蘭卻又是西方一員」的矛盾──爲了尋找心靈平衡,很多人開始渴望回歸到過往的傳統中去。如此情況下,再加上一些反歐美的情緒,政治運動則更一發不可收拾。左右勢力起了劇烈衝突,也發生了民族對立,恐怖攻擊或破壞行動變本加厲──。

  在此情況下,以「恢復秩序」爲名,軍部力量增強是歷史常情。由於軍部掌握實權,德米雷爾首相被捕。雖然如此,縱然再怎麽倒下去,德米雷爾原總統還是貫徹了「守護自由與民主主義」的立場,堅持奮鬥。他也曾遭到暗殺。1993年,我也曾會晤過的厄紮爾總統過世後,他被選爲下任總統。德米雷爾原總統的綽號是「不倒翁」。

不管好壞一律看待的危險性

  德米雷爾原總統一改滿臉笑容,以認真的眼眸說:「什麽是最重要呢?無論如何,沒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了。爲了和平信任對方,一起工作。邊共同工作,邊增強雙方的信賴,無論甚麽問題都需以友好來解決。」我認爲正是如此。互相理解,成爲朋友,絕不持「說也是白說」的先見。

  那時候,湯因比博士對自己說:不應把土耳其人一律看成壞人。如此,那就看不見每個人的人性。重要的是去瞭解每一個活生生的土耳其人。博士把此決心付諸實際行動,他學習土耳其語,結交土耳其人的朋友。博士說:「任何宗教、國籍或人種的人,只要和他作個人的來往,一定會瞭解那個人和自己一樣,都是人。」(《交遊錄》)

「形象」的暴力

  今天,把人都「不管好壞一律看待」的危險性,比起博士的時代是否減少了呢?不能說有所減少,也許「形象的暴力」反而正在增加。譬如,一位新聞記者曾聽說北歐雖是福祉大國,但老人生活孤單,自殺事件也多,他去了瑞典就到處尋問:「在哪個公園可以拍攝到『坐在椅子上的孤獨老人』的照片?」,結果,引起瑞典人的反感。配合早已定型的形象而散播的資訊正泛濫於世。譬如若要強調日本考大學的辛苦,只要刊登孩子們熬夜、在補習班拼命加油準備考試的照片,即可達到其目的。但是,在日本也存在著孩子們夜遊街頭的另一面現實。

  戰爭時,只要在電視上播放被敵方攻擊的畫面,就能煽動國民的憤怒情緒。這時則絕對不會播放自己國家也在攻擊他國,使其他國民流離失所的畫面。媒體愈發達,散播「有意圖形象」的危險性越大。世上正到處充滿了這種陷阱。

「撫心自問」的重要

  因此,每個人都首先需要「撫心自問」。問自己,是否一味「盲信」被灌輸的形象?是否沒好好思索不確實的資訊,就信以爲真?是否不知不覺中被灌輸了偏見?究竟自己知道多少事實?自己曾否確認過?去過現場沒有?見過當事人沒有?聽過那人的主張沒有?是否受到惡意的「謠言」所擺佈?如此的「撫心自問」,不是件極爲重要的嗎?

  「自己一定持有許多自己未曾察覺的偏見」,擁有這種自覺的人比擁有「自己無任何偏見」的人,較容易和異文化進行對話。不凝視自己,不自問的人是獨善,將成爲一條單行道,不聽別人的話,也無法進行對話。爲了和平而「對話」,其出發點就是謙虛的「撫心自問」。

阿拉伯與歐美的橋梁

  德米雷爾原總統於伊斯坦布爾工科大學學生時代,曾對朋友暢談自己的夢想。他說:「我想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造一座橋梁來連接歐亞!」之後,得到日本的合作,兩座「博斯普魯斯大橋」完成了。他的夢想實現了。建造「橋」極爲重要,無「橋」是無法過河,只要有「橋」,後人可以跟著過來。

  日本不是也需要努力搭起一座和阿拉伯世界、和歐美世界之間的「對話之橋」嗎?因爲在歷史上,日本與阿拉伯世界之間並未曾有過爭執,同時也很接近歐美。爲了萌生和平,必須先發制人,勇敢地付諸於行動。不正如此,才能發揮出日本國憲法的精神嗎?

每個人都是「地球公民」

  我認爲,人並非出生時,就是土耳其人、美國人、巴勒斯坦人或猶太人。這些名稱僅是一個微小的「記號」。

  誕生時,無論任何人,都是作爲一個「生命體」而來到世上。是作爲一個「人」而誕生的。母親不會想著去生個「日本人」或「阿拉伯人」,單是祈願生個「健康的生命」。

  不管在哪個國家,以任何不同名字來稱呼,薔薇就是薔薇,紫羅蘭就是紫羅蘭,人就是人。當悠然地飄翔在蔚藍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空的雲和風俯瞰地面的人們時,也許它們相互如此喃喃細語:「覺醒吧!從這高空俯視,世界是一體的。每個人都是「地球公民」。世界上不存在什麽「美國人」、「伊拉克人」!存在的是剛好住在美國叫保羅的少年「生命體」、或剛好住在伊拉克叫穆罕默德的少年「生命體」。他們同樣都是「地球之子」。

  但是,他們卻被以國名區分,被教導互相仇恨!覺醒吧!認識你們的行爲如何的愚蠢、如何的傲慢!認識你們讓下一世代繼承此仇恨是如何的「殘酷」!現今最需要的是「地球人意識」。這並非在遠處,也不在電腦畫面上。這存在於能爲他人「憂心、痛心」的人的心靈中。

  「地球人意識」說:只要你痛心,我也痛心。無論你是誰,或是你的煩惱是什麽!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