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 print

日中友好的橋 故廖承志先生

  「我不過是個普通人。」這是當時的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廖承志先生所說的。他是一位長年在中國革命的中央樞紐起著關鍵作用的人物,在他逝世前被當選為國家副主席。

  「廖先生是位歷經千辛萬苦的前輩,為了日中友好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請一定保重好身體。」我對他這麼說,他馬上就答道:「實在不敢當,就中日友好關係而言,我不過是周恩來總理手下的一工作人員罷了。」

  當時周總理已與世長辭,可是他對周總理的忠誠卻依然如故。「您太謙虛了。就算您是一名工作人員,如沒有強健的身體就無法奮鬥到底,作為一名偉大的工作人員,請今後也不懈地奮鬥下去﹗」我這麼一說,他即刻笑得前仰後合。

  當時周總理夫人鄧穎超女士亦在場,對我們的交談她高興得拍手鼓掌。如今我仍懷念著這兩位慈祥和藹的故人,我們的這次會見是於1978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時值我的第四次訪華。與廖會長一見面就能彼此意氣相投,這全仗他的人品。他的人格包含著嚴格、溫和、慈祥、威嚴等各種優點,是位能包容眾人、具有寬闊胸懷的領導人。他在縱觀歷史大局的同時,又特別注重「人心」,深懂人情的微妙,對任何人都以誠相待,在這方面很像周總理。  

  廖會長愛戴中日兩國的人民。如果沒有他,兩國間也許就無法促成友好的關係吧,他是日本的恩人。我初訪北京時,最先前來歡迎我的就是廖會長(1974年5月30日)。當時東京與北京間尚未通航,我們是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再從那兒換乘飛機至北京。降落於北京機場時已近晚上十點,可是竟有十幾位先生在那兒等候著我們。這麼晚了,真過意不去,當我心懷歉意走下飛機舷梯時,滿面笑容、站在迎候隊列最前的就是廖會長。他身材魁武、面容慈祥,一派「大將」風度。「熱烈歡迎您﹗」他一開口就把我給怔住了,因為他日語之流利「勝過日本人」;一經握手頓從他那柔和溫暖的手掌傳來一陣深情厚意。  

  廖會長出生在日本東京的大久保(1908年),自稱是「北京的地道江戶人」。他父親是近代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廖仲愷先生,母親何香凝女士是支援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的婦女運動中心人物。廖會長家是奮勇拯救人民的忠烈之家。當年他們與孫中山先生一起流亡日本,聽說孫中山先生經常在東京的廖家組織開會,現在還留有那張幼年的廖會長坐在孫中山先生膝蓋上的名照片,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後代。他在日本結識了很多朋友,不過並非都是美好的回憶。許多日本人,至今仍然患有蔑視亞洲的人格病。  

  廖先生追述了一段當年他在日本學校的往事,「那是一所天主教會學校,我的一位老師雖是信奉天主教的,卻看不起我,把我們中國人當成劣等民族,只要我在班上答不出問題,他就會說『你這頭支那豬仔,當然啥也不懂啦。』我生氣了,說什麼也不肯再回答問題,這時他就會嚎叫起來『我早就料到中國人會跟豬一樣蠢,日本人就不這樣。』」  

  在他十六歲的夏天,父親在廣州而且是在他母親面前遭政敵暗殺。之後母親在自家門前掛了一條橫幅以示抗議,上面寫著「精神不死」。即使肉體遭摧毀,但是精神決不朽﹗這熾熱的氣概貫穿了廖先生的一生。

  廖承志先生於1983年逝世,其後他兒子廖淳先生回憶道:「我父親一生共遭七次逮捕,加起來在監獄共渡了十一個春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曾前後被軟禁四年,甚至在長征時也慘遭特務之嫌,一直被迫帶著手銬。」長征,即使對健康的人也是大超體力的行進,而父親卻被迫帶著手拷行走到底,他是因指出方面軍指揮方針錯誤而慘遭這種報復的。在與周總理會合之後,他才從這手拷的軟禁狀態中解放出來。長征途中,他將自己的感慨寄託於詩:

  「休嘆友朋遮面過, 黃花飄落不知所。」

  「宇宙寬,恒星多, 地球還有億萬年, 百歲人生一瞬過。

   笑、笑、笑, 何須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腦自通,

  坦懷莞爾心光照, 繩套刀環不在手, 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夫人經普椿女士這樣對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7年起的四年裏)不只是活動遭停止,而且也不允許見任何人,就連我們夫妻都不准見面,處於徹底的軟禁狀態。後來多虧周總理的幫助,終於可以一週見上一面。」

  也許是時代的瘋狂吧,據說在當時的北京街頭到處張貼著「活燒廖承志」、「把廖承志扔進油鍋裏」等諸如此類的大字報。他們不但不讓他治療心臟老毛病,甚至連就診都不允許。廖會長雖然嘗盡艱難辛苦,但卻從不怨恨人生,一生豁達包容他人,那「逗人發笑的特技」也從未褪色。

  就說他姐夫(李少石先生)在重慶遭殺害(1946年)一事,他姐夫當時是做周總理的秘書,被圖謀暗殺總理的凶手槍擊錯手擊斃。廖會長雖悲痛欲絕,但還是給因父親之死痛哭不絕的侄女畫了一幅漫畫。他畫的是一個胖子坐在椅子上逗人十足地眨眼示意,並還在那幅畫上添寫了這樣的幾句話:「革命家的神經須如鋼絲,而不似纖維;應是笑口常開、天天向上,而不該有片刻的意氣消沉。」

  這就是從屢次的死裏逃生中磨練出來的樂觀主義精神吧。在我們交談中偶然提到「四面楚歌」的話題,他淡淡地說:「四面楚歌反而能使人拿出力量。」

  自從我們第一次見面以來,僅在一年裏我三次踏上那塊偉大的大地。第二次訪華是在同一年的年底(1974年),第三次是在翌年的四月。因我認定,剛打下的「金橋」基礎工程必須盡可能一氣呵成,而與廖先生的每次相見都不斷地加深了我們之間的友情。

  與此同時,我亦兩次訪問蘇聯(1974年9月和75年5月),我希望從自己的立場來溝通這兩個大國之間的和平意向。在那個時代,竟有位蘇聯人士對我透露了他的真心,說:「廖先生不愧是位傑出人物,在日本像他那種人到底能有幾位?」當時正值中蘇關係極為險惡之時,因此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廖先生如春風般溫暖,從不耀武揚威。當我說:「廖先生是位國家的重要領導,而我不過是一介民間人士。」他馬上鄭重其事地回答道:「不,我也是個普通人。」

  而另一方面,他對家人卻極其嚴格,聽說他幼年的孫兒曾對家庭廚師顯示傲慢粗魯的態度時,他立刻讓孫兒寫「自我檢討」,再讓念出來。應我的要求,他為我揮毫書寫了「經常改造自己」這六個字。

「鬥爭的藝術」

  廖先生對人爽朗真誠,是位善於緩和氣氛的名人,對待工作不屈不撓,又能體諒他人,甚至連監獄的看守也被他的人品所打動而成為他的擁護者。他能虛心傾聽不同的意見,只要是正確的,就予以採納;而且他既幽默又多才多藝,這使他周圍總是輕鬆愉快笑聲不斷。

  在他給周圍加油鼓勁的同時,自己又如同磁石般地吸引眾人。為此這被稱為是「鬥爭的藝術」。他真不愧是與周總理一體同心的楷模。我亦總是把他視為總理的代理人而與他交流。

  在第二次訪華的最後一晚,廖會長悄悄地對我說:「今天可有大喜事,池田會長,您和我一起走吧。」大約在晚上九點,我被請坐上車,不過我不知要去哪裏,見廖會長笑容可掬,我也就放下了心。

  然後他終於開口道:「其實周總理正在等候著您呢。總理雖重病在身,但還是作出了會見您的特別決定。」如他所說,周總理果真在醫院裏等候著我們。在我們相見的一剎那,我頓覺與總理之間存在心有靈犀一點通之感,而且無需用語言來表達。

友誼源自相會之前

  其實,周總理早在近十年前就通過他人給我捎來鄭重的口信等,一直保持著給我聯繫。我於1968年所提倡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經過,以及社會對創價學會的攻擊與迫害,對此總理都了如指掌。那麼總理到底關心的是什麼呢?當時擔任我們會見的翻譯林麗韞女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曾作了這樣的證言:「周總理認為:『創價學會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就是重視創價學會的理由』」。

  還有孫平化中日友好協會會長亦公開介紹:「周總理曾經說過:『中國必須與創價學會建立友好關係』。」

  據說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孫先生就與廖先生一起向總理作了匯報,那時總理親自提議要與創價學會建立往來。後來我得知,在1970年12月周總理會見了學者菅沼正久,據說總理就創價學會向他提問,而問題的焦點是「創價學會是否是一個能超越國家的團體。」

  周總理關注的不是「國家」這一層次,而是「人民群眾的心」。

  其實真正的邦交正常化,並不只是政府之間的條約,如果只有那紙上條約,那麼在滾滾的歷史浪潮中,不知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只有在兩國人民能由衷地相互信賴、相互尊敬、攜手共進的基礎上,才能達成真正的中日友好關係。這就是總理那極具責任感、高瞻遠矚的堅定信念。在總理的內心深處懷有鋼鐵般的覺悟,即決不能再次發生那地獄般的日中戰爭。

  有很多中國人,只要一看見日本國旗就會觸痛當年家園被燒、親人被殺那痛苦不堪的創傷,令他們惡心。但是總理認為「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犧牲品」,他大力宣講中日友好的重要性,並且決定不索求戰爭賠償費,以免除同樣是戰爭犧牲品的日本人民更要為之而受難。

  我知道在總理的慧眼裏活生生地映現著因抗爭日本軍國主義而一度被毀滅的創價學會的和平精神。總理選定我們支援的公明黨作為日中恢復邦交的中間人。再者他在秘密地施展「恢復中美邦交」這一登峰造極的外交手腕時,在此事尚未公諸於世之際,已經從中國發來電報邀請公明黨代表訪問中國(於1971年6月訪華)。

獻身於民

  據說周總理在1972年春就得知自己已患癌症。促成中日友好是總理「燃盡生命」之前的最後一項外交大業。為了十億人民,總理不斷與四人幫作殊死的鬥爭、挺身挽救身處困危的人,而他自己卻不顧重病在身,宛如一顆大樹傲然挺立。

  又據說總理常言道:「最好的死法是飲敵人的子彈而身亡,但如不可能時,則拼命地為人民工作。以此為民殫精竭慮,獻身於民。」

  總理就是以這種精神費盡心血促成日中友好,而作為總理分身的廖會長以總理之心為己心進行了徹底的奮鬥。

  因為我深深了解總理的這種精神,所以在首次訪華啟程時,在羽田機場我發言道:「至今我一直是與那些被稱作窮人和病人的人一起奮鬥過來的,我從未去倚仗權力和財力。」

  只有我們才是那些痛苦不堪、深受蹂躪的人的維護者。正因為如此,我感到特別的自豪。我與周總理雖只見過一面,但我已深為滿足。會見時我唯恐影響總理的身體,曾幾次想告辭,當我不時地看錶催促廖會長時,但都被示意「不急,再談一會兒」,如此反覆了幾次。

  自那以來轉眼已過二十二年,日中「金橋」欄杆的左右兩側將永遠刻畫著這兩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周總理和廖會長的願望,就是要把日中友好關係世世代代地、更深更廣地永遠傳下去。廖夫人撰寫了一篇文章以追悼廖會長,其中寫道廖會長現已回到他所敬愛的雙親身邊,也許他們在沒日沒夜盡情地暢談一切,這篇追悼文的結尾這樣寫著:「廖家父子二代為超越前人的不幸而奮鬥了終身,或許現在正在商討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業吧。不過,請放心﹗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一定會繼承你們的遺志,實現你們未能完成的大業。」

  我亦以同樣的心情,為總理夫妻與廖先生合掌祈禱。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