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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文化中心前任理事長羅哈斯女士

  「我永遠也忘不了1944年8月27日這一天,幾個日本憲兵扛著來福槍突然闖進我的家,就在我面前,硬拉走了我母親,那時我十六歲。」

  菲律賓文化中心前任理事長羅哈斯(Maria Teresa Escoda Roxas)女士的胸中,永遠銘記著這無法消除的憤怒之情。

愛斯科達女士畫像(菲律賓女童子軍組織提供)

愛斯科達女士畫像
(菲律賓女童子軍組織提供)

  她母親愛斯科達女士(Josefa Llanes Escoda,1898~1945)為人高尚,以助人為樂,從不求報償,猶如天仙般。

  即使在日軍佔領期間,她也不顧生命的危險和周圍的強烈反對,堅持去探望囚於收容所、監獄的菲律賓、美國的士兵。

  「只要有需要幫助的人,我都會趕去。死,又有什麼值得可怕的呢﹗」

  有位士兵這幾十年來片刻都沒有忘記當年他和其全家承蒙愛斯科達女士援救的大恩。他曾這麼說過:「幸運的是,我們菲律賓還是有像她──愛斯科達女士那樣崇高的人,唯有這一點,就能使人感到『人生在世,其義無窮』了。」

  「憲兵隊雖然說話很有禮貌,但強迫我母親與他們同行,身高馬大的憲兵夾著我母親,強硬地把她帶出門塞進車裡,把她帶到當時充當監獄的聖地亞哥要塞(Fort Santiago),……然而這就成了我與母親的永別。」

  而且我那當記者的父親亦已在幾個月前被逮捕了。留在家中的三個憲兵翻箱倒櫃地四處搜索有關反日運動的證據。

  「或許是日軍發現我母親甚至對美國兵也予以幫助而大發雷霆吧。但我母親曾說過:『如果戰局與現在正好相反,在監獄受煎熬的是日本兵,那我還是會和現在一樣去幫助他們的,因為這只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做的罷了。』我母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道主義者,她只是想公平地幫助所有的受苦人。但對日本軍國主義者而言,他們是無法理解她的這種行動的。」

  愛斯科達女士就像佛法中所說的菩薩般的人。

  有一次,家裡的馬車夫在駕馭自家的馬車時,使勁地揮鞭抽打那匹馬,她立刻讓馬車停下並告誡馬車夫說:「你怎麼可以這樣抽打它呢,多可憐啊……。」可見,她的愛心不只是傾注於人。

  而再看看當時佔領菲律賓的日軍態度,他們強制菲律賓人在碰到日本兵時必須向他們鞠躬行禮,如果沒有鄭重地行禮,就會在光天化日的街頭被打耳光。

  人們把這段被日軍佔領的時期稱為「全體國民身陷囹圄的恐怖時代」。曾有日本兵把菲律賓小孩拋擲空中,當掉下時,竟用刺刀把他活活地刺死。

羅哈斯女士與池田大作、香峰子伉儷在馬尼拉會面(1993年5月)

羅哈斯女士與池田大作、香峰子伉儷在馬尼拉會面(1993年5月)

  當時還為少女的羅哈斯女士絕不饒恕日本人。但沒想到的是她母親居然這樣教誨她:「日本人也有好人壞人之分,菲律賓人也一樣,同樣美國人亦如此。所以對於善良的日本人還是應該以好意相待,而對那些作惡多端的日本人就該深惡痛絕!」

  在愛斯科達女士眼裡,根本不存在什麼國籍之類的問題,她的唯一標準是「大家都是同樣的人」。

  而日本恰恰與此相反,那「作為日本國民」高於一切,「同樣都是人」卻是次要的。所以不忍心對「日本國民」施行的殘暴行為,卻在菲律賓胡作非為,在中國、韓國也是一樣,或許在沖繩亦如此吧。

  那些反抗這種毫無人性行為的日本人,就會被視為「賣國賊」而慘遭鎮壓,如同第一任會長牧口先生和第二任會長戶田先生那樣。

  兩位會長在女士被捕的同一時期,也被關進監獄,同樣的都是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鎮壓。

  暴君們倚仗虛偽、歧視和自私自利的手段,橫行霸道。人民群眾則憑靠真實和人道主義精神,展開群眾運動。這兩者之間的鬥爭如今仍在繼續著。

  愛斯科達女士的信念是──活得「堂堂正正」,就是身在獄中她也未改自己的這一信念。日軍企圖從她那兒弄到有關反日運動家的情報,儘管他們不斷地對她進行殘酷的拷問,但是遍體鱗傷的她卻沒有泄露任何一個字句。

  有時竟整一個星期不給供飯,然而她還是向獄中的朋友們描述著未來的藍圖。例如,有關她親手培養的「女童子軍」組織的事情,發展婦女團體(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的經過,還有她那兩個孩子有朝一日也定會和她年輕時一樣,奔赴美國求學等等。

  只要有一點糧食和水,她準是與人分享,儘管自己也正陷於那種即使索取他人的份兒為己有,也是理所當然的苦境中。她總是說「我不要緊,還是你吃吧。」這句話,不知勝過任何名言,也充滿著溫馨的人性。

  1945年初,愛斯科達夫妻被拉出監獄處死,至今仍不知道他們是遭到什麼極刑。羅哈斯女士說:「直至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父母的埋葬所在。」

  母親在被處死之前,託人留下了這樣的口信:「我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死後,你們如果還能活下去的話,請一定轉告祖國的同胞:『菲律賓的婦女也徹底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直至最後的一瞬間,她們一直燃燒著真實與自由的餘火』。」

  母親終於倒下去了。為了使「自由」之火焰熊熊地燃燒。母親就這樣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真實」奉獻了自己。

  如果是為把靈魂燃燒至極限的殉教之死,那麼這種死的沉默則勝過任何雄辯。

  愛斯科達女士雖只渡過短暫的四十六個春秋,但是她的一生至今仍在發出無聲之聲、鼓起人們的勇氣。現今菲律賓紙幣的最高面額(一千比索)上,就印刷著她的肖像,並且還有很多以她的芳名命名的道路。

菲律賓芭蕾舞團應池田大作創立的民主音樂協會之邀赴日公演

菲律賓芭蕾舞團應池田大作創立的民主音樂協會之邀赴日公演

  然而最為重要的是,她擁有「精神的接班人」。

  「日本給人的印象是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和戰後的拜金主義,而今日本最需要的就是文化人士」

  愛斯科達女士留下的一兒一女,得到了那些曾經被她救助過的人們的援助,他們籌集了一筆錢,資助他倆赴美留學,實現了獄中「母親之理想」的其中之一。

  羅哈斯女士曾是她母親的掌上明珠,幼年時身體虛弱,她就聽從母親的吩咐,學跳芭蕾舞以「增強體力」。

  熱愛文化的「和平之母」的女兒,終於作為熱愛和平的「文化之母」茁壯成長。

  國立「菲律賓文化中心」,成了創造文化、繼承文化以及與海外展開交流的頂樑柱。

  羅哈斯女士作為這文化中心的理事長,創下了偉大的業績,包括與日本的交流。她真切地對我說「我認為日本人對菲律賓持有歪曲的認識,我希望改變這種現狀。」

  通過和我的交談,在民主音樂協會的協助下,「菲律賓芭蕾舞團」終於實現了在日本的公演(1993年)。他們的水平不僅是亞洲一流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獲得極高的評價,正如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報的評語「為看他們的演出,即使不得不走上一百英里,但也決不後悔。」

  其實在這之前隸屬「菲律賓文化中心」的「拉門‧奧博散(Ramon OBUSAN)國立民族舞蹈團」的民音公演(1990年)亦已讓日本人知曉了高水平的菲律賓文化。

  羅哈斯女士說:「亞洲人眼裡的日本,只具有兩種形象,一是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一是現代化經濟大國的拜金主義。而今日本應該創造與之不同的形象,為此,日本迫切需要的就是推進文化交流的人士。」

  她接著又說:「長久以來,我怎麼也無法對日本人敞開心扉,可是有次因隨丈夫出差來到日本,這使我接觸到了日本的藝術,而正是日本的藝術改變了我。我開始喜歡上了日本的藝術,進而終於能向創造這藝術的日本人打開心窗。

  藝術,能使人超越愛和恨;唯有文化,才是聯結人與人的牢固紐帶。」

  被稱為「無魂之邦」的日本,是否願意聽取這傾注母女二代生命的吶喊呢?或者還是照樣沉浸於卑劣的傲慢而再次走向自取滅亡的道路?

  亞洲各國正以嚴厲的目光,注視著日本的選擇。

<選自池田大作「暢談世界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