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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通向新民眾時代的和平大道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06年1月26日

跨越全球化的威脅 創建人本主義地球文明

  為了紀念「國際創價學會(簡稱SGI)日」的到來,我想在這裏論述一下對今後地球的和平與共生的展望。

威脅人類的各種危機

  去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六十週年的歷史性年度,也是全世界遇到各種大型災禍,使我們的日常生活於瞬間陷入危機的一年。

  首先是使國際社會受到強烈衝擊的各種自然災害。

  2004年12月發生的蘇門答臘地震、海嘯所留下的傷痕還沒開始痊癒,去年7月份印度又受到洪水衝擊,而8月份颶風「卡特里娜」襲擊了美國南部,使其遭受巨大的損害。

  另外,非洲西部地區發生的大量蝗蟲災害和乾旱,使得糧食短缺又面臨新的危機。10月在巴基斯坦北部發生的地震,造成七萬三千人死亡,約有三百萬人無家可歸。

  特別在美國,洪水使城市機能癱瘓,許多市民在惡劣的環境下孤立無援,暴露出先進國家遇到自然災害也同樣是脆弱無力的一面。

  除了自然災害,使世界越加不安的,是不斷於各地發生的、令一般市民也淪為被害的恐怖活動。

  去年7月,同時在倫敦的地鐵及公共汽車發生爆炸事件,令眾多乘客犧牲及受傷。而這正是發生在召開八國集團(G8)首腦會議的戒嚴狀態下,強烈震撼了國際社會。

  在這之後,埃及、印尼的巴厘島、伊拉克等地不斷發生造成一般市民死傷的恐怖活動。這種濫殺的暴力事件愈益劇烈。

  除此之外,由對種族及民族歧視的不寬容而引起的糾紛、犯罪,以及由於移民增加而帶來的社會摩擦也日益深刻。

  2003年以來,在非洲蘇丹西部的達爾福爾(Darfur)地方發生阿拉伯派系民兵組織對非洲派系居民襲擊事件,造成數萬規模的平民被殺害,約一百九十萬人成為國內難民。十分遺憾的是,至今為止,這個被聯合國調查團稱為「最壞的人道危機」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視為重大問題的「出自憎惡的犯罪」(hate crime),在2001年9月的恐怖事件之後,特別是對伊斯蘭教徒的暴力及歧視,有著明顯的增加。

  一方面,涉及移民問題的,就是去年10月到11月間在法國發生的大規模暴動,甚至發展到夜間戒嚴的社會性問題。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急速進行,傳染病等疾病的危機也在不斷增加。

  其中,愛滋病在非洲等地區日趨嚴重。到目前為止,已有超過二千五百萬人死亡,因愛滋病而失去父母的孤兒人數高達一千五百萬人。據估計,全世界目前有四千萬人感染了愛滋病病毒(HIV)。

  還有警告表明,「新型流行性感冒」也有可能發生。如果病毒蔓延的話,可能會造成與當年西班牙流感同樣嚴重的禍害(發生於1918-1919,約有一至四千萬人死亡)。

  上面列舉的幾個主要例子,都是現今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問題,每一個也不能以隔岸觀火的態度來對待。

  像全球變暖問題、及成為恐怖活動溫床的貧困問題一樣,上述的問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是必定會遇到的「負面」。與被認同的全球化「正面」的各種現象,如經 濟金融面的全球化、IT(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網絡社會的全球化等,作為整個構造上的正負兩面,息息相關,使我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從地球文明這一悠長的道路來看,急於求成只會令人失敗而喪膽。在新世紀伊始所瀰漫著的、與新希望背道而馳的失落與不安,正是由於人類急於解決各種問題而感到束手無策所致。正如有名的環境運動標語所指,重要的是我們要「以全球性去思考、以地區性去行動」。

  對於這種閉塞狀況,我們也應該如上述標語所示,先把覆蓋整個地球的「大問題」轉成日常的「小問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看。不管是多大的問題,假如我們把它當作日常生活的身邊實際狀況來看,變換著眼點,就可以更明確事情的本質,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對應方法。

樹立不隨波逐流的「堅毅個人」

「自由的個人」與「欲望的傀儡」

  我注意到去年秋天《聖教新聞》書評專欄中所介紹的《在機械化時代保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 by Bill McKibben)這本書。

  書中指出諸如對生殖系統遺傳因子也進行操作(註解1)的最新技術,是對人本身的最大威脅,如果置之不理的話,甚至會招來人類存亡的危機。

  其中,作者回顧了自產業革命以來的近代文明,說這些變化全部是走向同一方向,就是把所有作為人的因素用來交換個人的自由。

  他警告說,現在我們該注意的,是如何面對甚至連個人也將被消滅的危機。

  近代文明是以使人獲得更大的「自由」為目標,致力於把人從各種各樣的束縛中解脫過來。其結果是使人獲得大量的物質財富與方便,和失去更多寶貴 的東西,例如與家庭和鄰居的關係、對社區與職業或國家等框框的關與、對宗教等組織的參與,還有與自然的關係。失去了所有作為人的因素,失去了與周遭所有環 境事物的關與,如此的「自由的個人」,又究竟有怎樣的實體呢?如此下去,人只會變成一個「被欲望支配的傀儡」罷了。

  眾所周知,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把充斥著難以預測的危機的現代稱為風險社會(risk society)。除非我們把這個學說從個人的觀點與立場來考慮,否則也是很難理解他所指出的問題所在。

  問題在於「個人」。如果不是認真地從這點開始分析的話,就不能找出解決「大問題」的方法。

  近年來,日本發生了一連串由兒童或少年所犯的兇惡事件,或前所未有的兇惡犯罪案件。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周遭發出「真難以令人置信」、「完全難以理解」等驚呼。人每當遇到過去的經驗不能解釋的問題時,總會感到周章狼狽,不知所以。

  1997年,日本神戶一個十四歲少年殘忍地殺害了數個兒童,這件獵奇事件震撼了整個日本。但這只不過是一連串的青少年犯罪的開端。

  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柳田邦男對少年少女的犯罪分析說:「在現時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還是困難。最接近原因核心的是,犯上這些凶惡案件的少年(少女),幾乎都絕不顧慮他人的傷痛情感,是完全自我主義的精神構造。」(《出故障的日本人》)

  同樣地,許多圍繞著「小問題」的不安和恐懼,其背後的原因不正是可以歸結為這一點嗎?這些不正也是今天犯罪的特徵嗎?

  為了更明確理解這一特徵,我要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優秀報告文學《死亡之家》(The House of the Dead) ,來作為對比的例子。書中描寫了他自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監獄四年間的體驗。

  他特別強調了流放區的居民對犯罪及犯人的同情與共感。的確,犯罪是壞事,但作為一個人,要是處於同樣的立場,可能也會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犯下 同樣大罪。居民對罪犯的反應,不是「完全難以理解」,而是感同身受的「可以理解」。所以居民稱犯罪為「不幸」,稱犯人為「不幸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動的描寫了居民與罪犯雖然被高墻、鐵絲網隔離,但心是相通的。

  作為現代社會病毒的冰山一角的少年犯罪,正缺少這種相互的溝通。

  對於最近在電視屏幕中出現的做了壞事之後,一味地為自己辯護,而在無路可逃的狀況下,才低頭認罪的成年人的醜態,又能產生如此的共感嗎?

  毫無疑問,難以感受他人的痛苦,又因表達不清自己的情感而感到焦躁困擾的人越來越多。

  「欲望的傀儡」終日感到空虛不安,其精神狀態有異於一般健全的人。假如是一個人,是絕對不可能一直忍受這種狀態的。

  有識之士敏銳地感受著時代的動向。比如作家堺屋太一,注視到血緣、地緣、職業緣等紐帶,指出這些紐帶可以幫助形成一個富有人情味與共感的社會 (《東京大學講義錄》)。劇作家兼評論家山崎正和,指出全球化世界像一個「無論怎樣呼喚也得不到回應的無限空間」,促使要與他人建立信賴關係,並應共同處 理社會的種種問題。(《社交的人》)。這些主張都指出了,人只能生活於某種或多種的「人際關係」之中,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創價學會的「確信」與「核心」

  即使如此,上述所指的富有人情味與共感的社會,也是靠人的參與,才能生效。

  人如果沒有積極地參與這些人際關係、成為其中一員的意志和意欲的話,就不可能構成一個社會。不要墮落為「欲望的傀儡」,要鍛煉成為有意志的、能動的「堅毅的個人」,是需要能支撐自己的立腳點。

  發展至今,文明差不多連個人也可以「消滅」。人只有變得積極,對外間事物能感同身受,才可以打破覆蓋現今社會的陰霾。只有引發民眾的活力,才可以開拓新的文明。

  三十多年前,當我眺望「新民眾時代」,也是以此信念為基礎。

  我們所推進的佛教運動、以佛教為基調的人性主義運動,正好提供了如此一個讓人能鍛鍊的立腳點。

  比利時出身、長年生活在日本的宗教學家讓‧斯萬熱杜夫(Jan Swyngedouw,南山大學名譽教授)曾發表他對創價學會的感想。(《聖教新聞》1984年3月11日)。

  他通過二十多年對日本社會、日本宗教的觀察,指出創價學會與日本傳統信仰的不同之處。他說第一點是創價學會會員有對信仰的「確信」; 第二點是創價學會有一個宗教的核心,能促使人注意到自己內面的價值。正因為有此兩個特徵,所以學會能不斷輩出大量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的人材。

  「常常講到日本是『和』的國家,但這個 『和』不能僅僅停留在日本。池田名譽會長、學會的成員所盡力的『和』,是以世界為對象的和平的『和』,這運動對日本宗教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革命。」

  他非常明確地講出了我們運動的本質。過去,特別是江戶時代的佛教,大都是隸從於權力。福澤諭吉曾對如此的日本宗教傳統發出哀嘆,說「可以講在日本已經 沒有宗教的存在」(《文明論概略》)。斯萬熱杜夫可能感受到,以日蓮佛法為基礎,而明確地伸張主旨的我們的做法,是可以突破日本的傳統。

  時代在飛速前進,全球化社會不斷滲透著每一角落。假如宗教的主旨是在培養能對應時代突變的堅強的個人,那現在正是宗教發揮其力量的時候。

蒙田--人性主義的楷模

  數年來,我從不同的角度來考察何謂以佛教為基調的人性主義。

  這次我要嘗試分析十六世紀法國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一生與思想。他雖然與佛教的傳統無緣,但是他的思想行動,與佛教、特別是從法華經到日蓮佛法的大乘佛教的人性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

  在其代表作《隨筆集》(Essays)的開場白中,他說:

「人是難以想像的空虛、易變、不定的存在。對人做出等齊劃一、一成不變的判斷是很困難的。」

  正如他所說,他的作品中充滿著相對性、可變性觀點,富有東方色彩,非常吻合佛教的無常觀。但是,他並沒有選擇其後歐美國家 對佛教定位的厭世、出家、隱居的生活方式。雖然他曾經表示在閑靜的城堡裏的執筆生活最適合他的性格,他不但成為高等法院的法官、波爾多市長、法國國王顧問 等等,更經常投入庶民的話圈之中。正像一個傳統的道德主義家,他完全沒有流露出對於塵俗世界的厭惡。

  如果考慮到在他五十九年的生涯中,歐洲正處於歷史上最為凄慘的宗教戰爭(註解2)的旋渦之中的話,《隨筆集》的每一句話,正好像「如蓮華在水」般,閃耀著光芒和深遠的意義。

  剛才所提到的從「小問題」去接近「大問題」,這正是蒙田的所為。可以說,他正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人性主義、世界公民的楷模。 

以身邊的日常為思想的出發點

  《隨筆集》也有這樣的描述:

「人們想擺脫自己,想擺脫自己的人性。真是荒唐。想變成天使卻淪為動物。想高高地飛舞卻摔了下來。那種所謂超越的思想,就高高在上地令人害怕。」 (On experience)

  人是不能躲避「自己」,或日常身邊的「小問題」。否則,後果會不堪設想。

  佛典中說:「此一人為範,一切眾生平等者如是」(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590頁)。蒙田的普遍精神也是以「自己」、以「人」為主角,徹底地注視著「一個人」而得以發揚光大。

  以這種普遍精神,蒙田超越了當時舊教與新教的嚴重對立;也出自「人」的觀點,超越了以「宗教」名義下的差別與歧視。

「只要把我們的品行與伊斯蘭教徒和異教徒相比較就可以知道,我們一直比他們差。」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沒有比基督教徒更具有旺盛的敵意……我們的宗教是為了根絕惡德而有,現在卻培育並促進了惡德的存在。」 (同上)

  他自稱是天主教徒,但是與宗派主義無緣。雖然他為人慎重溫厚,但遇到以宗教名義歧視貶低他人之輩,則毫不留情地加以抨擊。

  早於法國革命與「法國人權宣言」二百年,當「信仰自由」一詞還令人陌生的時代,蒙田就在《隨筆集》中插入關於信仰自由的「論良心的自由」(On Freedom of Conscience)一章,他的勇氣是可想而知的。

  蒙田的普遍主義跨越了種族、民族的隔閡。對他來講,當時許多歐洲人深信無疑的殖民地主義、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都是一些無聊的子虛烏有。

  他描寫巴西土著的印象大膽而公平,也充滿溫馨: 「從理性的法則上看,我們可以認為他們是野蠻。但其實在野蠻此點,他們完全不能與我們相提並論,我們在各個方面遠遠超過了他們。」 (On the Cannibals)

  蒙田完全無視種族、民族之間的歧視與偏見,雖然這些因素直至現代仍在束縛著許多人。因此,也萌生出他對另一位「世界公民」蘇格拉底的敬意。 「當向蘇格拉底問及你是什麼地方的人時,他不會回答說是雅典人,而會說自己是『世界人』。他具有比普通人更充實寬廣的思想。因此,他把全世界當作自己的家鄉,並把自己的人際關係、交友、愛情擴大至全人類。」 (On educating children)

  蒙田的世界觀也令他擺脫了當時重視階級身分的看法。以下的兩段引用可以清楚地表現出他的觀點: 「老百姓與王侯,貴族與平民,官僚與一般市民,富人與窮人相比較的話,可以看出有許多的不同之處。但是,實際上說,只是他們穿的褲子不同而已。」 (On the inequality there is between us)

「我見過上百比大學校長更聰明和幸福的工匠與農夫,而我想當的還是後者。」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就這樣,蒙田對封建制度下的階級制度毫不在意,但也不是說他贊成無政府主義那樣激進。他從不否定自己是貴族社會的一員。可以說,他既是具有自由主義與寬容精神的人,又是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者,而又不會令人感到一點矛盾,這正是蒙田思想的特到之處。

  日蓮大聖人曾說:「生於王地,身隨心不隨。」(御書307頁)

  蒙田也有異曲同工的發言。他認為這種處事的方法可以防止暴力與流血事件的發生,是最好的漸進方法。

  他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他那透徹的目光不僅僅向著人類,還指向動物、植物等自然界。

  在「論殘忍」(On cruelty)一章裏,他指出: 「我要對我們人的驕傲打個大折扣,我要放棄人是優越於其它動物的架空支配權……在這裏,不僅僅是對擁有生命與感情的動物,甚至對於樹木、植物,人也應該表示出敬意和作為人類的義務。」

  他的想法與當時傳統的把人類與自然清楚地劃分界限的想法有著明顯的不同。倒不如說與「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草木成佛」(註解3)的佛教法理相通。我相信這樣的思維能幫助我們解決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

  另一段文章介紹了蒙田對日常生活的瑣事產生懷疑的有趣觀點: 「當我與貓一起玩耍的時候,突然會想到,貓也許是在陪我玩耍,而並非我在陪它。」 (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

  充滿幽默的寸言,其中包含了人與動物或自然的相對感覺、生命感覺,也含蓄地啟發了人與寵物之間的關係。

  以上的引用可以讓我們理解到為何我指出蒙田具有「世界公民」的素質,亦即普世的人性主義。這種人性主義同時具備了優秀的實踐楷模側面。我不禁驚嘆四百多年前的蒙田竟然能為我們提供研究事例的最佳材料。

  1993年1月,在美國克萊爾蒙特‧麥克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演講中,我講述了三點有關佛法人性主義的行動方針和實踐規範: (1) 漸進主義的研究與探討, (2) 以對話為武器, (3) 以人格為軸心。

  細想一下,蒙田的哲學主張與這三點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漸進主義的研究與探討

  第一點最值得強調的是對漸進主義的研究及探討。

  不管是誰,閱讀了《隨筆集》之後,都會注意到蒙田非常注重「習慣」的力量和作用。

  他說:「總的來說,我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是『習慣』所不會做、或不能做到的。聽說平達爾(Pindar)稱『習慣』為世界的女王、世界的皇后,我相信他沒錯。」 (On habit)

  又說:「『習慣』能自由自在地對我們的生活賦予它所喜歡的形態。它像一隻盛滿瑟茜酒的杯子,能隨意改造我們的性質(注:根據希臘神話,瑟茜女神的酒是種會令人喝後變成豬的魔酒)。」 (On experience)

  蒙田哲學的特徵,就是不斷注視著個人身邊的「小問題」。

  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這些「小問題」因人而異,千差萬別。沒有兩個人有同樣的「小問題」,有時問題的內容甚至會是完全相反,反映著當地特有的傳統習慣。人們誕生下來的時候並不是白紙一張,

  「由於我們是在出生的時候,與喝下的奶水一起將習慣也喝了……我們的出生從一開始就是以追隨著習慣而前進為條件的。」 (On habit)

  也就是說,這世上不存在完全跟周圍沒有關係的所謂「自由的個人」,人是不易變為零,或變回一張白紙。 「我們雖然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把人重新改造,但是,要想消滅他過往的習慣,則除非把一切完全毀滅後重新再造,否則是絕對不行的。」 (On vanity)

  而且,當我們要處理如國家或民族等「大問題」時,我們要明白到這是由許多個人、許多小問題複雜錯綜地彙集而成的,經常需要根據過往的經驗,漸進地慢慢處理,而絕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想像中所產生的政治形態」來進行破壞和建設。這只是人的自大狂莽的表現。

「要重新鑄造如此巨大的事物,要重新移動如此巨大建築物的基礎,就如同為了清除污點而把整幅繪畫也擦掉、為了糾正個別的缺點而帶來全體的混亂、為了治病而殺死病人那樣,而這正是那些與其改革不如破壞和推翻的人們的希望。」 (On vanity)

  親身經歷了以宗教改革為口號的地獄般的抗爭,蒙田對於急進的改革充滿懷疑與不信感,雖然同樣也是他於《隨筆集》裏預見了二百年後的「法國人權宣言」的理念。這正是之前我講到蒙田是自由主義及寬容的同時,又是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者的原因。

  雖然蒙田曾表明他「對帶著任何面具的改革都感到可憎」,但考慮到他當時的經歷,也是可以讓人理解的。我們可以贊成或反對他這種想法,也可以說 他是太過杞人憂天,或把之後的法國革命及俄國革命的評價交給歷史學家來進行。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指出的,就是急進主義的近代革命家們,對於改造人及社會 的可能性過於樂觀。正是這種驕傲,促使他們對任何改革都採取急進的態度,使恐怖、拷打、虐殺等暴力行為變得正當化,從而留下鮮血淋漓的傷痕。

  每當看到這些「屍骨累累」的歷史,總讓我覺得蒙田對急進改革的懷疑還是更容易讓人接受的。

  下面我想引用《隨筆集》的另外一段,來介紹蒙田通過其公務活動而領悟到的政治道德。這裏也精彩地表達了他的漸進主義觀念。 「……德行有著各種各樣的角度、摺痕和不同的形狀,以便適合我們人類的弱點。是複雜而且人工的,並非直線、清楚玲瓏、不 變或單純的。……在擁擠的人群中行走,往往需要讓步、碰肩、收臂、左閃右躲,放棄本想走的直路。生存往往也不能太靠自己的準則,而很多時要配合周遭的人 群。有時要放棄自己的意見來聽取他人的建議,或等待時機、聽從他人、服從判斷……」 (On vanity)

  在這婉轉的話語中,蒙田指出了政治所需要的技倆,就是於日常中要時進時退,或要調整利害關係、或要調整不同意見、尋找妥協、折衷的方案等,而不應有過高的期望。

  「正當的前進方法就是冷靜、沉著、有抑制」(同上),而不是「野蠻放肆的方法」(On habit)。由上述引用的文章,就可感受到蒙田於公務中所付出的勞苦與忍耐。相信對處理現今日本所面臨的堆積如山的問題時,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以對話為武器

  能實現這種漸進主義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對話」。以下的一節可以表明蒙田如何重視對話。

  「我考慮到鍛鍊精神的最有效的、自然的方法就是對話。交談比人生其他任何活動都充滿樂趣。」 (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在這一章節中,蒙田詳細地論述了進行對話時的心得和應有的態度。這裏想提出其中二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蒙田身為貴族,但是公開宣言貴族與平民只是「褲子」不同,與其做一位好的理論家不如作一位好的馬夫。他主張在與平民百姓的交流之中,有真實的對話、有人的品格。可見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性主義者。

  「令人羨慕的,是有多層不同精神構造的人:可以使精神集中、或變得鬆弛;不管命運如何都可以接受;能與鄰居歡談他的建築、狩獵或訴訟;又能愉快地與木匠或園丁交流。」 (On three kinds of social intercourse)

  毫無疑問,能貫徹悠悠自得的性格闊達的人,才有可能從日常的「小問題」開始實現漸進的研究與探討。

  蒙田稱蘇格拉底為「師中之師」,無比尊敬,說蘇格拉底的心靈吻合著庶民的自然行動;說這位人類最初的老師,不選擇對象,不選擇地點,不使用一句哲學的專門用語,而在民眾之海、語言之海中自由自在暢游的同時,放射出智慧的光芒。這是沒有任何人可比擬的。

  第二,蒙田說在對話時,假如要「先制定原因與結果,而自我陶醉地領導其中間過程」(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則會失去對話的意義。囑咐人要以謙虛的心情,去面對超越自己理解能力的事物。

「當我對事物進行思考的時候,首先會刻劃出其輪廓,簡單地處理一下最初的過程,之後就聽天由命。」 (同上)

  於宗教的領域來說,這就是「祈禱」。如果忘記了這種謙虛的姿勢,太偏重於語言的遊戲,當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就容易對言語 失去信用,從而轉向無視言語的暴力。在我們日常的「小問題」上會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假如同樣情形發生在「大問題」上,結果只會帶來糾紛、暴力革命與戰爭。

  蒙田所批評的這種自我陶醉傾向,於今天越來越嚴重。隨著無止境的欲望,人甚至要以遺傳因子技術來改造出生的小孩,這是驕傲人性的最醜惡的破局。

以人格為軸心

  第三,就人格這一點,蒙田也提出了很重要的觀點。

  開頭講到在《隨筆集》中到處可以看到非常接近東方的無常觀想法。但是,這又與日本的無常觀,即把人與「天」、「大自然」結合,以期得到這些超人力量庇佑的想法迥然不同。他的無常觀是實在的,充滿著日常的生活感覺。

  三卷一百零七章的《隨筆集》,幾乎每一章都是關乎庶民的處世哲學。在這裏可以體會到蒙田對庶民日常生活的嚮往與自豪。

  在《隨筆集》的開端,蒙田首先說:「讀者,我自身就是我的著作的題材」。他進而說:「每一個人都擁有所有作為人的特性」,「我從各個方面都想成為自己 的主人」,「我是我所使用的材料(蒙田自身)的君主」,「我能清楚看見自己,研究自己甚至到五臟六腑,我知道什麼是屬於自己的」。

  如此,蒙田了解到世上所有的事物,包括他自己,都不是永恒而是不斷在變化,故此也不斷地專心致志地研究自己。

  「我們最偉大的傑作,無如光明正大的活著。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統治、房屋、積累財富等,也不過是小道具或小裝飾品而已。」 (On experience)

  蒙田不斷去發掘什麼是「人格」,徹底地追求什麼是人生的真實,到頭來,他在《隨筆集》的最後章節中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能明白如何正確地享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個完成,幾乎達到接近神的境界。由於我們不知道享受自己的處境,而追求他人的 處境;不知道自己的內面,而魯莽地要顯示自己。正像踩高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踩著高蹺也得用自己的腿走路。不管登上世界上多麼高的寶座,最後還得用 自己的屁股去坐。」 (同上)

  本著他著名的宗旨「我知道什麼?(Que sais-je?)」,蒙田繼承蘇格拉底衣缽,不斷以「汝自身」自問。他徹底地懷疑,杜絕獨斷狂信,撕破欺瞞的假面。這也成為了他信念的軸心。

  由於他有一個穩固的信念軸心,所以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彈劾宗教戰爭、殖民地掠奪主義、階級制度等冒犯人的生命和尊嚴的罪惡。由於他這絕對的信念 來自理性的深處,是通過不斷以相對性來對恃相對性,以懷疑重疊懷疑所得來的境界,所以不會像以後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般,犯上把相對主義絕對化的錯誤。

以人為本的宗教

  我想起文學家中野重治曾將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與中國作家魯迅相比較,說對他們兩人的人性非常感動。

  他接著說,魯迅的情況「不僅僅停留在人性的感動上,他更進一步地與醜惡鬥爭,達到憎恨醜惡的境地。雖然知道是難以戰勝對方,也要在政治上給對方一個烙印,不留下烙印誓不罷休。」(《中野重治評論集》)

  雖然氣質不同,魯迅與蒙田同樣是卓越的自由主義者。中野重治對漱石所感受的界限,可能就是日本的無常觀。另外,斯萬熱杜夫也感受到日本「和」的界限, 而認為創價學會的和平運動、所推行的人性運動,是可以使日本的「和」發展成為世界和平的「和」。相信他感受到我們學會所推行的對話運動的意義、與邪惡鬥爭 的氣概、及推動的學會員的頑強的意志,才會有如上的發言。

  我們認為宗教的目的是去鍛鍊人的內心,賦予人頑強的生存意志。蒙田在《隨筆集》裏反復力說的,也是宗教是為人而有,是以人為本的。

  釋尊在對弟子最後的說法中,教示他們要「以自己為洲,以自己為依靠,不要依靠他人。要以法為洲,以法為依靠,不要依靠其它」(《佛教百話》增 谷文雄著)。在此,釋尊指出了要依靠自己、依靠法,以此來形成絕對人格(成佛),而這又是其它一切的軸心。我希望這種人格的覺醒能普遍成為世界民眾的確信 和軸心,進而形成一個世界公民的廣大網絡。

以「人的尊嚴」作為強化聯合國的著眼點

自由、保障與人權

  接下來,我想論及以覺醒的民眾為主來建設和平共生社會的具體途徑。

  我認為聯合國應該成為其核心存在。恐怖活動、糾紛、貧困、環境破壞、饑餓、疾病等超越國境的危機不斷威脅著人的生活與安全,我期望能改革與增強聯合國,使它能對應這一新的時代。

  於聯合國迎來創立六十周年的去年(2005年),各種改革的議論高漲。3月,安南秘書長發表了《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安全、發展和人權》為題的報告 書。其中他遠眺了聯合國今後更大的任務,舉出了改革的三大方針:就是要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尊嚴生活的自由」。

  報告書中,他強而有力地訴說了三者的相關關係:「沒有發展,我們就無法享有安全。沒有安全,我們也無法享有發展;不尊重人權,我們既不能享有安全,也不能享有發展。」

  我認為這個視點非常重要。至今為止,我也在展望聯合國改革時一直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三個主題:「人的發展」、「人的安全」和「人權」。因為正如以「我們人民……」為起首的聯合國憲章所象徵的那樣,聯合國的根本使命,是為世界所有民眾盡力,從地球上消除「悲慘」這二字。

  以這篇安南秘書長的報告等為基礎,通過數次討論,寫成的一份改革聯合國成果報告,在9月聯合國大會的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上被採納。

  但遺憾的是,在調整意見時觸礁,言及核裁軍與不擴散的部分全被刪掉,只留下了一些大致上合意的項目。

  另外,對於世界矚目的改革安全理事會方案,也只說到會支持「早期改革」,而對於擴大理事國成員等的具體方案完全被擱置。

  我是支持改革,希望聯合國能立足於更廣闊的國際視點,使更多的國家能夠分擔其責任。至於以怎麼樣的形式推進改革,需要今後收集更多的意見來作參考。

  與加強安全理事會實力有著密切關係的,就是如何確保安定的聯合國預算。除了從加盟國徵收以外,我過去曾提議設立「聯合國民眾基金」,也希望今後能積極探討此方案。

  雖然留下這些課題,但是成果報告中的設置「人權理事會」代替人權委員會、創設「構築和平委員會」、改善「中央應急循環基金」(Central Emergency Revolving Fund)來對應人道危機等改革方案能達到同意,可說有一定的進展。

  聯合國作為一個跨國組織,雖然有意欲進行改革及新的挑戰,卻總是碰到各國的「國益」這一厚厚的牆壁,這是可悲的現實。

  但僅是悲觀並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將達成協議的內容付諸行動,早日去除受威脅的人們的苦難。

  在此,我要對設置「人權理事會」及「和平建設委員會」發表一點感想。

維護人權 

  到目前為止,人權委員會就各國的人權問題和世界共通的課題,不斷進行討論研究,還通過採擇決議提出改善方案,或公佈侵犯人權的事實來謀求改 善。而另一方面,於某些人權問題上一直攻擊特定的國家,而使問題越發變得僵硬,或基於本國外交政策而把人權問題處理得政治色彩太濃。恢復人權委員會的信賴 是當務之急。

  於此,我要對有關年內準備設置的「人權理事會」的任務與體制提出一點建議。

  第一是設立「人權教育與宣傳」項目,作為理事會通常會議的議題之一,來商議如何預防侵犯人權的發生。

  不容置疑,人權委員會所要繼續進行的首要任務就是討論各個侵犯人權的違法性,摸索對受害者的救濟措施。同時,為了預防和防止其再發,要堅忍不懈地努力去改變容忍侵犯人權的社會風氣和政治文化。

  從去年開始,聯合國開始了「人權教育世界計劃」,把啟發人權教育作為「人權理事會」的議題之一,令理事會不斷積極參與,進而使這項目能夠活躍生效與持續下去。

  第二,確保以NGO(非政府組織)為首的民間社會代表有機會參與「人權理事會」。

  至今為止,許多NGO的積極參與實際上支持著聯合國的人權運動。由於NGO組織是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的其中一個機能委員會,所以有資格參與人權委員會的各種協議。

  我強烈希望人權理事會維持這種體制,讓NGO成員繼續能在全體會議上、在各種各樣的討論會上,與各國政府或聯合國有關人士進行活躍的討論及發表意見。

  第三,提議在「人權理事會」下設置由人權問題專家組成的咨詢機關。

  具體來說,就是讓人權理事會屬下的人權小委員會繼續開展活動,或者設立具有同樣功能的組織。但是,要有能作為支持「人權理事會」討議的智囊(調查研究機關)功能,同時肩負反映民間社會視點的作用。

  另外也希望這個咨詢機構能把至今在「促進和保護人權小組委員會」下發展起來的,如關注土著居民、少數民族等特定人權問題的小委員會特別報告、工作部會等制度也繼承下去。

建設和平

  第二,建設和平委員會。

  這是為了促進糾紛後的國家或地區早日和平復興,從綜合的觀點提出一貫性國際援助的機關。去年底於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通過決議而正式成立。

  這是與我2004年倡言中所提議的「和平復興理事會」異曲同工,我衷心歡迎其創設。

  根據聯合國統計,在恢復和平的國家地區中,約有半數在五年之內又變回原狀。我認為,切斷這一惡性循環的正是「建設和平委員會」的使命。

  在成立時,聯合國對「建設和平委員會」賦予了種種任務。但是,我希望委員會首先能全力以赴地實施以下三個項目:

(1) 決定活動內容時,不應只是聽對立政府、集團負責人的意見。也應傾聽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人民的意見,優先為他們消除不安與威脅。

(2) 和平建設過程需要漫長的歲月,在確保繼續得到國際支持的同時,設立與NGO協議的場所,加深相互間的合作。

(3) 努力起用克服了糾紛、達成和平建設的國家人民,讓他們有機會與深受糾紛後遺症之苦的其它國家的人們分享其經驗。

  講到和平建設與國家復興,往往會首先關注到實施國民選舉、建立新政府,制訂新憲法這些外在的因素。

  但是,如果不重視在這裏生活的民眾視點,是不可能阻止悲劇的重演。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基於這一教訓,以聯合國為中心,通過廣泛的國際協力,去重建每一個人民的生活與幸福,不正是和平建設委員會的任務嗎?

加強聯合國大會的作用

  從民眾的觀點來看聯合國改革,我提議要加強聯合國大會的作用。

  雖然安理會在有關世界和平與安全領域方面負有主要的作用,能讓所有成員國積極參與並討論世界重要課題的會議,則只有聯合國大會。使這個「人類議會」充滿活力,是加強聯合國實力的重要關鍵。

  在上述安南秘書長的報告中,就聯合國大會的改革,他提出「應集中討論當前的重大實質性問題,建立與民間社會進行全面系統合作的機制。」

  遺憾的是,在2005年的世界首腦會議上,沒有對此達成一致意見。但是毫無疑問地,這提議將會是今後改革聯合國大會的關鍵所在。

  我認為,為了確立與民間社會的合作,應該製造多種機會,讓聯合國大會主席、各委員會代表與NGO能夠進行協議。

  2005年6月,聯合國有史以來首次主辦了二天聽取民間社會意見的非公式會議。從世界各地雲集的NGO代表、專家廣泛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剛才的成果報告中,也贊揚了上述會議的成果,評價是劃時代的活動,表示歡迎民間社會的代表與成員國對話。

  另一方面,NGO也設立了「『千年』後五年 NGO網絡」(Millennium+5 NGO Network),收集民間社會的意見提供聯合國,發揮作為溝通渠道的作用。

  如此設立一個固定的民眾與聯合國意見交換的地方,使聯合國能夠立足於被「成員國」及「民間社會」兩方所支撐的鞏固基盤上。

  自SGI成立以來,以佛法「人性主義」的理念為基礎,不斷積極地支持著聯合國的各種活動。其一例就是於去年6月,SGI的代表就任為「宗教性NGO委員會」(Committee of Religious NGOs)的主席。

  另外,我所創立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為紀念成立十周年,將在今年2月於美國洛杉磯召開以加強與改革聯合國為主題的國際大會。話題包括 「人類安全與全球治理」、「文明間對話」等,基於至今的研究成果,將廣泛地就如何建立一個為人民的、民有、民享的聯合國而進行討論。

地球環境問題

  接下來論述一下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地球環境問題」。

  2005年2月,我會見了在《京都議定書》生效時來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

  當今展望世界和平,就不可避免到世界環境問題。

  馬塔伊博士說:「和我一起為環境問題活躍的人有數百萬。通過這次受獎,能對世界發出強烈信息,就是維護環境對於和平非常重要,為了保衛和平,也應該保衛環境。」

  為了改善祖國肯尼亞的沙漠化,馬塔伊博士發起了「綠帶運動」。眾所周知,三十年間在非洲推進了超過三千萬株的植樹運動。

  現在,以非洲及亞洲的乾旱地帶為中心,沙漠化問題非常深刻。據說受地球溫室效應的影響,今後問題將益發變得深刻。

  根據聯合國等所推進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註解4)的結果,如果溫室效應越發嚴重,沙漠化問題也將越加深刻,估計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的近二十億人口的生活將受到威脅。

  為此,聯合國把今年定為「沙漠和沙漠化國際年」,期望國際間能進一步合作來防止沙漠化。我在完全贊同此國際年主旨的同時,下面要談到沙漠化元兇的溫室效應問題。

  隨著「酸性雨對策」、「保護臭氧層」之後,溫室效應問題是第三個國際間合作的領域。

  《京都議定書》終於在2005年生效,令發達國家有義務到2010年為止,把造成溫室效應的二氧化碳的平均排出量比1990年減少5%。

  但是,據說這對策還是不夠的,要想抑制溫室效應,就必須將排出量限制在現在水準的一半以下。

  今後的焦點是如何使脫離《京都議定書》的美國,及使二氧化碳排出量不斷增加的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來加盟《京都議定書》。這個問題也是去年7月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議題。

  2005年12月在加拿大舉行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一次締約方會議,基於《京都議定書》第一次締約方會議的結果,設置了工作部門,在今後二年裏商討2012年以後的對應辦法。

  在不對討論內容作出任何限制的條件底下,美國及發展中國家也參加了,使到會議達到一定的目的,從而回避了條約可能破裂的危機。

  在這裏我提議,為《京都議定書》成立而做出貢獻的日本,應該更積極地與熱心於環境問題的國家共同合作,於防止地球變暖的第二階段中發揮領頭人的作用。

  京都議定書要求所有的締約國提高能源效率,和促進造林以擴大二氧化碳的吸收。也為了圓滿地達成消減造成溫室效應氣體的目的,決定採取被稱做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註解5)的方式,即把增加的森林吸收量用來相抵排出量的計算方式。

  日本除了在本國全面開展這一活動的同時,還應該率先在各國支援保護森林、植樹造林活動,及協助導入再生可能資源。

  京都議定書的其中一個附帶提案是「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促進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通過投資來削減溫室效應氣體。在締約方會議上,發展中國家提出把推進保護森林事業也作為「綠色開發機制」事業對象的方案值得注目。

  正因為現在的發展中國家並不需要履行任何削減溫室效應氣體準則,我非常贊成設立如此的具體方案,來協助促進發展中國家也來積極參加此運動。

  世界性溫室效應氣體排出增加量的10%到20%,是由於森林面積減少而造成的。因此,組織一個全球性的保護森林的合作體制就成為當務之急。所以於2002年,我曾提出要締結「促進可再生能源條約」,以及設置「地球綠化基金」。

對可持續發展的教育

  除了溫室效應範疇,我期望日本也能在環境教育領域裏發揮積極的作用。

  從去年起,開始了聯合國制訂的「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DESD)」。這是2002年在南非舉辦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響應我們SGI及其它NGO的共同呼籲,由日本政府提議,之後通過聯合國大會而實現的計劃。

  SGI作為教育十年的提倡團體,於世界各地舉辦環境展覽「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也推進上映SGI協助製作的環境電影「寧靜革命」等支持活動。

  去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DESD設定了「國際執行計劃」,提議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價值觀和做法與教育和學習的各個方面結合起來」,促進人們從行動上開始改革,以期創造更可持續的未來;也呼籲各國制訂實施、推進計劃,來提高對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日本作為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的提案國家,應以身作則地樹立一個環境問題的教育榜樣,並積極支持其它國家,例如支持非洲及亞洲國家去處理沙漠化及環境惡化等問題。

  我曾經主張二十一世紀日本的發展道路就是以環境立國、人道立國。在環境領域做出貢獻,其結果也就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解救受地球環境之苦的人民。

於東亞構築「不戰共同體」

在亞洲確定首腦間對話

  接下來,我要注視至今仍然殘存冷戰與對立的緊張狀態的亞洲。

  2005年12月,於馬來西亞首次舉辦了由東盟(ASEAN)十個成員國、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十六國參加的東亞首腦會議。

  其最大的成果,就是為創設「東亞共同體」而開創了首腦間對話的先河。

  在之前舉行的ASEAN+3(東盟與日中韓)首腦會議上,通過了「吉隆坡宣言」,提出了

(1) 為提供形成東亞共同體的政治條件,每年在東盟首腦會議後繼續舉行ASEAN+3首腦會議;

(2) 為了實現東亞共同體的形成,於2007年制訂的第二次東亞合作聯合聲明等項目。 而且,於東亞首腦會議上,參加國贊成為形成東亞共同體而努力,並決定今後定期召開首腦會議。

  作為長年期望促進亞洲和平與友好、並付諸行動的人來說,我是非常歡迎這次的合意,並強烈期望今後有關國家能克服國益的相互對立,同心合力去實現這遠大的理想。

  通向舉辦首腦會議的過程中,正著實地為實現目標打好基礎。

  作為參加東亞首腦會議的條件,就是要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其結果是,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紛紛在條約上簽名,同意在地區內「和平解決分歧或爭端」、「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雖然這些項目都包含在聯合國憲章內,但這些原則在亞洲地區中得以再次重複闡明,促進各國間建立和平合作關係,則有可能開拓今後東亞「不戰制度化」的道路。

  為了能具體地實現目的,重要的是定期召開首腦間對話,及設置地區間合作的辦事機構。

  關於首腦間對話,各國已同意舉辦ASEAN+3首腦會議,及定期召開東亞首腦會議。

  關於設置辦事機構,我提議設立如「東亞評議會」的機構來討論制定東亞合作的第二共同聲明。也可以改組東盟中擔任實際工作的常務委員會和秘書處來負起這個責任。

  也可以通過「東亞評議會」,來解決當前的幾個重要威脅:

  (1) 促進新型流感對策等保健衛生合作。

  (2) 以蘇門答臘地震海嘯為教訓,推進防災、復興的合作。

  (3) 防止破壞環境和擴大污染。

  這樣的共同作業必然可以釀成信賴,有助於強化共同體的基礎。地區間的合作配合著首腦間對話,民間與政治相結合,對實現東亞共同體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共生的精神氣質

  現在,歐洲各國正努力通過批准EU(歐洲聯盟)憲法,進一步向實質的地區統合挑戰。明年是EU前身的EEC(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五十周年。經過半世紀的地區間對話及合作,構築了今天歐洲不戰共同體的堅固基礎。

  在東亞也應如此,早日清算冷戰以來的對立與緊張的負面遺產,各國攜手為建立共同體邁出一步。

  這樣放眼五十年、一百年來看時代,如雨果所夢想的「歐洲合眾國」那樣,「東亞共同體」也可以成為一個不失每個國家的特質及個性,在更高層面的聯合中放出光輝的「亞洲合眾國」,共存共榮。

  當然,在歐洲建設共同體時,基督教文明這一共同的精神基礎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那麼在東亞,又有甚麼精神思想可以負起這重任呢?

  當然不是岡倉天心所提出的「亞洲一體」的幻想。

  我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演中講到,東亞是多樣的民族,具有各自的傳統及文化,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一種性格,如果真要歸結的話,可以說是一種「共生的精神氣質」。

  也就是說,東亞的風土比較穩重,人民好協調而嫌對立,好聯結而嫌分裂,取大我而捨小我,有種好共存共榮的心態。這與西歐文明的重視「個人主義」有著顯著的不同,人民重視與他人親密交往,而於此中享受生活的樂趣。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東亞各國的關係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過來的。為了成立共同體,我們需要一個可以有助於溝通和交流的普遍價值觀和思想。為了早日實現亞洲和平,我至今一直努力推進個人及民眾間的對話與交流。

日中友好是亞洲安定的基礎

日中的恆久友好

  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其中一個關鍵,就是日中韓三國關係。可惜的是,特別是日中間的政治關係,近年來處於非常冷淡的狀態,是急待改善的至要問題。

  我們經常說,「碰壁時就返回起點」,為使日中關係有所改善,應重新確認建立邦交正常化時的精神。

  想當初我倡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候(1968年),中國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日本對與中國的交流有所顧忌,因而我的倡言受到各種各樣的非難。但是,我是本著不建立日中關係,就沒有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的堅定信念,故此一點也不退縮。

  在此之後,在1972年實現了我所提倡的日中首腦會議,其共同聲明開拓了邦交正常化之路。

  我受到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於1974年5月首次訪問中國。

  半年後,當我再次訪問中國的時候,於醫院裏療養中的周恩來總理不顧醫生的反對,與我進行了會談。

  我與周總理的談話涉及許多領域,其基本就是如何令二十一世紀的亞洲與世界繁榮與和平這一問題。

  周總理對我說:「今後,我們要建起世世代代的友好……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對世界來說也是最重要的時期,所有國家都應該以平等的立場相互幫助。」

  非常遺憾的是一年後周總理去世了。在以後的歲月裏,我為了實踐與總理的約定,全力以赴地致力建立日中兩國世世代代的友好,努力推進民眾間的教育、文化交流。

  如果把政治與經濟比喻為船的話,那麼,大海就是人民的交流。即使有時候船會遇險,但是只要有大海,船舶就會繼續往來。這一信念是我行動的根源。

  在「日韓友誼年」的去年,出版了我與韓國國立濟州大學趙文富前校長的二本對話集。

  現在,我正與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華中師範大學的章開沅教授進行對話。

  2005年12月,我在日本會見了來訪的章教授。在談話中,教授提到一百多年前日本人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的歷史事實,作了如下的敘述:「我們在尊 重歷史的同時,必須超越歷史。縱覽兩千多年日中關係,都是以友好交流為主流的歷史。一衣帶水的兩個大國如果以和為貴的話就能共榮,如果相互對立的話則都會 受損。因此構築正常安定的友好關係才是日中兩國的幸福,也是亞洲、世界的幸福。」

  對此我完全贊成。日本至今的外交政策,是以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為最優先。在堅持這一大前提的同時,是否也應該考慮在亞洲構築另一個外交的軸心?

  最近,日本與中國達成了今後每年互相招待總數二千名高中生的交流協議。這是有很大的意義。我曾經呼籲大力推進兩國間的青年交流,讓這些未來的主人翁相互正視過去的歷史教訓,並共同面向未來,所以非常歡迎達成這一協議。

  日本與中國及韓國應該攜手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成為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牽引力。所以,我強烈呼籲,構築恆久的世代友好正是二十一世紀日本的使命。

面向未來

  現在日中韓共同探討的課題之一是北朝鮮的核武器問題。

  自2003年8月起,已召開過五輪「六方會談」,而在第四輪會談中,通過了為解決北朝鮮核武器問題的第一個共同聲明。

  在此,北朝鮮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及「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回到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同時,美國表明「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器」,和「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北朝鮮」。

  發表的共同聲明終於使六個國家站到同一起點上。可是,要實際使它生效還有待更大的努力。

  首先,聲明沒有具體地表明放棄核武器的具體程序和日程,也沒有言及進行檢查的體制。另外,從去年11月以來,會談一直處於休止狀態。在伊朗的核武開發問題受到國際社會注目的今時,這種狀態放置下去的話,絕對沒有好的影響。

  在此我提議,為了使會談進入第二階段,應該招集聯合國及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與六國首腦共聚一堂,通過直接對話與商討來排除各種現存的障礙。

  如果首腦間能夠達成合意,將會使問題不再倒退。然後,對於各個主題設立工作組,對完成解決核武問題為止設定具體程序、檢查體制和期限,如此始可窺見解決問題的曙光。

  這種通過會談來解決地區間問題的方法,即不依賴軍事力量等硬能(hard power),而是以對話的軟能(soft power)來釀成信賴基礎,藉以解決問題,假如成功的話,不僅帶來東亞的安定,也會起了以軟能來解決糾紛的先河,幫助解決其他地區的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擴散問題。

  就這一點,我很高興看到在剛才的共同聲明中,有「六方同意探討加強東北亞安全合作的途徑」的一文。我經常希望六國會談能為東北亞的和平帶來建設性的對話。如此,假如東北亞地區的緊張局勢有所緩和,日本與北朝鮮間懸而未決的綁架問題、國交正常化的交涉等也會有所進展。

以和平文化為時代精神

和平教育

  最後,我想強調為了從對立、衝突的「戰爭文化」轉向以協調共存為基礎的「和平文化」,裁軍教育對於改變社會風氣的重要性。

  去年是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六十周年。遺憾的是,去年兩次失去了使核裁軍向前發展的機會。

  5月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NPT Review Conference)上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就閉幕,而9月的聯合國大會特別首腦會議的成果報告中也沒有提到核武器的事。

  在審議大會上,就應把「核裁軍」還是「核不擴散」當作優先課題一點產生了激烈對立,使到實質性的審議不但毫無進展,甚至連議長聲明也未能達成。遺憾的是,在此之後對立沒有消除,在特別首腦會議的報告中,也削除了有關核裁軍及不擴散的記述。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總幹事曾指出圍繞核武器的三個動向:

(1) 出現販賣核武器的黑市;

(2) 想取得核分裂物質的生產技術,從而使用於生產核武器的國家增加;

(3) 恐怖分子競相奪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隨著兩次商討核裁軍的失敗,令國際社會益發充斥著不安。

  正如上述的核武器狀況所象徵的那樣,世界上的裁軍問題也面對著嚴重的局面。除了各國的政治家缺乏了意識以外,國際輿論也不夠高漲。

  應儘早重新建立核不擴散條約體制等,制定健全的國際法律制度。同時,不可或缺的是從民眾發出要求裁軍的呼聲。為此,要通過推展和平與裁軍教育,來改革每一個人的意識。

  近年來在聯合國這種意識也不斷高漲。聯合國大會通過了2002年由專家小組總結的「聯合國在裁軍和不擴散教育問題方面的研究」報告。

  我認為,為了推行裁軍教育,當務之急是要改革民間的意識,和尋找新的實施方法。

  為提高對裁軍的國際輿論,不僅要靠專家及和平運動人士,還必須有各種人參加。裁軍教育不是僅以教育技術上和物理上的各種裁軍知識為目的,重要的是去改變人民對和平的概念,令他們覺得和平是切身相關的問題。

  不處於戰爭狀態並不就是和平。人民的尊嚴不受到威脅,各自能發揮最大潛力來建設幸福生活--如此的社會,才能稱為真正和平的社會。

  故此我提議,應具體地在「世界兒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國際十年」(註解6)的活動中加進裁軍教育,和在民間社會展開各種草根活動,努力推廣思想的 變革,培養更多比「國際主權」更重視「人的主權」、以「人類公益」、「地球公益」為立腳點的世界公民。我們不應以推廣對裁軍的情報和知識為中心,而應著重 於在人的意識行動中根植「和平文化」。

  我們SGI,去年舉辦了各種展覽來作啟蒙,例如「為世界的兒童建設和平的文化」展等;也在美國的紐約、洛杉磯開設「和平文化資源中心」(Culture of Peace Resource Center)來協助此舉。

  明年又是戶田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五十周年。我們要努力推進民眾階層的裁軍教育,從而把現今的戰爭文化扭轉到和平文化的時代。

努力建設沒有戰爭的世界

  每個人「心靈的變革」會感染周圍,促使他人進行同樣的變革。這會擴展到整個社會,從而領導國際輿論。民眾的力量可以促進裁軍活動,將使「和平文化」開花結果。

  去年不幸去世的帕格沃什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名譽會長羅特布拉特博士(Sir Joseph Rotblat)講述的話令人難以忘懷。這是博士與我在談論「沒有戰爭的世界」及「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時所反復的說話: 「向池塘裏扔塊石頭,波紋就會擴展開。波紋雖然會變得越來越弱,但不會完全消失的。不管什麼人都有產生波紋的力量,我 們每一個人都有改變社會的力量。如果像NGO那樣的形式聯結起來的話,毫無疑問必將增加對外部的影響力。團結可以使我們改變世界。這也許要花費很長的時 間,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民眾。」

  我們SGI,本著佛法的慈悲哲學,在全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和平、文化、教育」運動。我們的目標,正是羅特布拉特博士所殷切期望的民眾的覺醒和團結。

  到2010年為止的五年間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今後,我們將與志同道合的世界人士攜手並肩,充滿勇氣和希望,為建立「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努力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