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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人道主義競爭──歷史的新潮流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09年1月26日

  去年秋天,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變成呆帳所釀成的金融風波,引致萊曼兄弟投資銀行倒閉,給全球帶來了據說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衝擊。

  這場金融風波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的惡夢。當時的經濟大蕭條成為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條導火線。金融危機造成世界經濟形勢後退,就業情況惡化,它 毫不留情地威脅著實體經濟的基礎。考慮到八十年前的經濟大蕭條也是在金融危機發生的一、二年後才陷入真正的混亂,因此對於事態的發展是容不得我們半點疏忽 的。

  所有人都有和平安穩地生活的權利,為此大多數人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我們絕不能允許這生活基礎受到突如其來又無可抗拒的「金融海嘯」的衝擊。

  為了阻止局勢繼續惡化下去,我希望各國在採取緊密聯繫的同時,從財政、金融等各種方面彙集廣泛的智慧,全力以赴地加緊克服這危機。

  無節制的金融投機活動,是引發這場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之一。據說,這投機活動所涉及的金額,竟然是世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倍。原本是為了支持其他經濟活動,以便讓它們能更圓滑進行的金融市場,現在已喧賓奪主,吸引了一班只管唯利是圖、不理他人死活的時代寵兒。

  我在過去所發表的數次倡言中也曾言及,這場風暴的根源,在於人對金錢的貪欲,對這抽象而沒有實體的貨幣的不正常執著。這正是存在於現代文明底部的拜金主義病理。冷戰後,意識形態崩潰,人們尚存的一絲希望,卻完全栽倒在財神爺的魔掌之中。

  支配市場經濟運作的貨幣,其本身只是一些紙片或金屬硬幣,近年甚至只是一種電子資訊,基本上本身並無實際價值,代表的只是一種兌換價 值。這種價值既抽象又不明確,其存在完全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演繹和協議。反過來說,正因它沒有實際對等的貨物或服務為依憑,作為人貪欲的對象,便能自由自在 地無限增幅。這正是貨幣的特徵,也是執著於貨幣的致命危機。

  為了追求更高利潤而無限制地追求效率,加上沒有實體的貨幣的不安定性,這兩個因素正是個人自由經濟投資活動市場經濟的特徵。日本經 濟學家岩井克人指出這種效率性及不安定性的「二律背反」現象,不僅僅是金融市場,也貫穿於整個市場經濟體系(《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論》)。

抽象化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法國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Marcel)在論文《抽象化主義成為戰爭的因素》(The Spirit of Abstraction, as a Factor Making for War)中提出了一個敏銳的觀點。他指出,能理解和操縱抽象概念,當然是人的理性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但「抽象化主義」(spirit of abstraction)也具有破壞性,因在那過程中,抽象的概念將成為背離現實的獨立存在。舉個例子來說,「人」這一事物並不存在,實際存在的是男人或 女人,日本人、美國人或某個國家的人,青年或壯年人,或來自某某地方的人等等。愈詳細地觀察和關注,愈會明白到沒有同樣的人存在,每個人都有其特徵與性 格,這就是有具體性的實際世界。在討論到「人」或「人道主義」,假如不從這個角度考慮,就只會環繞著遠離主題的虛構概念空談。

  馬塞爾以「抽象化主義」來形容偏離具體性時的破壞體質。他指出無視敵人的人格和人性是打仗殺敵的先要條件,這意味著先把敵人貶為純 粹的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等抽象形態。他說:「假如我要參戰,要開始殺戮其他人時,指使我去殺人的人首先要唆使 我去完全忽視對方個別的真實相貌。為了把他們變成一個非人的殺戮目標,首先要把他們完全變成抽象的事物。」

  如果不貶抑敵方的人性,我們又如何辯解己方是為正義而戰的。

  換句話來說,「抽象化主義」不是一種中立價值的概念。馬塞爾注意到它定會伴隨著一種狂熱的否定和憤恨意識,隨而歸結為一種貶低對方的 概念。就是說,當把對方貶低成為某種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視對方為沒有價值、低級的存在,甚至是一種應被剷除的有害物體。對方的人格、尊嚴已經消滅得無影無 蹤。

  馬塞爾指出:「抽象化主義基本是屬於感情的範疇。而且,狂熱而不是理智的感情,可以捏造出最危險的抽象事物。」因此,馬塞爾認為自己作為哲學家的最大工作,就是「與抽象化主義進行無休止的鬥爭」。

  面對當今的金融危機,我們要撫心自問這時代潮流是否也成了「抽象化主義」的俘虜。我們是否已經中了貨幣這抽象怪物的魔咒,喪失了正確觀看事物的基本能力,不能理解貨幣雖然是運作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歸根結底只是一種基於相互約定、一種虛擬的物體。

  拜金主義能把人催眠,使人超出了單是追求錢財物質的範疇,而變成「貨幣」這一欲望的俘虜。拿公司舉例的話,就是無視公司應對社會所做 的貢獻這一「公」的側面,把只關心短期利益的股東的「私」的意向作為最優先。甚至將與經營者、員工、顧客及消費者等實際的人際關係擺在第二位、第三位,或 完全捨棄。從世界各地都可以聽到被迫放棄良心去扮演這種喪失人性角色的經濟人士的歎息。

  金融主導的全球化大量地生產了這種人。成了「抽象化主義」俘虜的人,腦子裡只存在著貨幣這抽象物體,看不到對方的整體人格,感受不到對方的人性和尊嚴。雖然程度有異,我們或多或少都變成了這樣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

  隨著全球化進展,人的閉塞感益發深刻。見利忘義、自以為是的人群只顧盲目追求利潤,以為自然環境和文化受到破壞而人類社會仍然可以生 存。我們忘記了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o y Gasset)就人與環境共存共榮的不朽箴言:「我的存在包括自己與自己的環境。假如我不能挽救環境,我就救不了自己。」(《冥 想》,Meditations)

  「經濟人」其實是資本主義內部所隱藏的向量的產物。資本主義愈加純化,人就愈加按照這一向量的方向被分類──作為股東、經營者、員工、顧客、消費者。若非如此,至少在短期是要受到經濟損失的。

  羅伯特‧賴克(Robert B. Reich),克林頓總統時代的勞工部長,曾對現代資本主義過度的動向敲響過警鐘。他在近著《超級資本主義:商業、民主主義和日常生活的轉 型》(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中,把人多層面的人格歸納為投資家、消費者和一般市民。他寫道:「麻煩的就是,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兩個心──作為投資家和消費者,我們希望有利 的交易;作為一般市民,我們擔心交易的結果所帶來對社會的壞影響。」

  重要的是,如何使兩者平衡,使人性得到復甦。遺憾的是,在「超級資本主義」之下,「消費者和投資家獲得權力,而市民則失去權力」, 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取得優勢,民主主義陷進劣勢。

  席捲全世界的拜金主義,凸顯了資本主義的負面因素,如全球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業的不穩定、環境破壞等等。不但如此,最近的金融經濟危機,使人甚至開始懷疑資本主義的正面價值,懷疑它究竟是否真正能為人帶來財富。

  規制緩和及技術革新曾使全球化進展看似一帆風順,但現今也由於世界同時不景氣而遇到逆風吹襲。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自由競爭和市場經濟可使萬事順暢的只是一種迷信,世上並非所有事物都按照預定路徑移動。

  為了停止全球金融制度的暴走,需要政府和政治家的大力參與。政治家要利用他們的才智,高瞻遠矚地以宏觀目光看清事態全貌,努力為人民 解決問題。必須大刀闊斧地採取迅速有效對策,譬如財政援助或加強社會安全網等措施,來阻止企業界的業績繼續下滑,緩和失業率節節上升的危機。

  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緊記,貧困問題現已發展到全球規模。擁有一份正當職業是人的本分。就業機會若因貧困而受威脅,人就會失去其生存意義、希望和尊嚴,甚至連社會的存亡也將受到影響。我們必須傾注全力來應付這個嚴重問題。

  同時要切記,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的冒出,與過度依靠國家管理息息相關。所以,我們也千萬不能忘記馬塞爾對「抽象化主義」的警鐘。

勝者與敗者

  日本當今流行著「差距社會」的說法,把人劃分為「勝組」或「敗組」。這正是全球化主義的負面現象。

  我們要注意,如此不分青紅皂白、抽象地把人概括起來的做法,是否太忽視了現實的社會,以及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生存的個人。

  勝與負並非永恆不變的。現今的日本,把人扣上「勝組」或「敗組」的帽子,好像什麼都以經濟水準來做判斷基準,而完全否定了人的全體人性。

  社會上也有很多人過著平穩的生活,對於成敗褒貶不會一喜一憂。把社會上錯綜複雜的現象以單一的因素來概括,假如這成為一種趨向,則會把個人的價值和尊嚴過分低估,對誠實勇敢地奮鬥的人如潑冷水一樣。

  馬塞爾曾憂慮一些「精神性較為軟弱」的人,會把這種情況誇大地看為「一種小型的最後審判」 (《馬塞爾著作集6》),覺得是一種天啟,人應該贖罪,放棄以人的力量來解決,開始背離人性主義,而趨於尋求外來的援助,甚至會發動暴力來實現其目的。

  僅從錢財物質或收入的多少來判斷、評價人的優劣,如此的經濟至上主義、拜金主義社會原則上是不可能有「自足」的。1996年,當美國 正在謳歌其經濟全盛時期,新聞工作者羅伯特‧塞謬爾森(Robert Samuelson)在《新聞週刊》(Newsweek)的投稿《極大的期待》(Great Expectations)中寫道:「現狀風調雨順,但我們對此感到內心愧疚,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矛盾之處。」充溢著不滿和對他人的妒忌,這只會使社會益 發混濁與停滯。

過剩的意識形態

  這令我想起去年逝世的友人、世界文豪艾特馬托夫(Chinghiz Aitmatov)的話。

  作為「父親的贈言」, 他講到:「年輕人,不要過多地期望社會革命。革命是暴力和暴動,集團性的疾病。正是這種集團性暴力,為全社會、人民或整個國家帶來極大的痛苦和災難。(中 略)我要懇請他們尋求一種不流血的革命,以道理來改革社會。」(《偉大的靈魂之詩‧池田和艾特馬托夫對談》)

  當馬塞爾提醒人們要克服自己的「較為軟弱的精神性」,他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醒人們當時的共產主義所醞釀的危險。在作者著書的1951 年,法西斯主義已被毀滅,但共產主義仍然維持著聲望。他最為警惕的,是「我們能失去的只有鐵鐐」、「掠奪者也被掠奪」等抽象的口號。好像這是歷史必然結果 似的,它們煽動起怨恨,以革命的名義發動恐怖暴力和流血慘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七十多年盛衰歷史,正好證明了馬塞爾的洞察。儘管共產主義如何厭惡、詛咒貨 幣至上的拜金主義價值觀,但並不能把它克服,這不正成為歷史上沉重的教訓嗎。

  為了阻止資本主義暴走,什麼是有效的方法?前面所闡述的從法律、制度上的改革,一定要有長遠的目標和展望,絕對不能只為應付一時之需而制定。為此,我們要改變思路,甚至要從文明論方面著手。

  八十年前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時候,作為能取代資本主義的,好歹也有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但今天,實在無法找出一個可以代替的思考框架。

  法國總統薩科齊的政策顧問雅各‧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中分析說:「現實很明確,就是市場的力量籠罩著全世界。不斷增強的金錢的力量,正是個人主義勝利的最終證明。這就是 近代歷史中激烈變化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說,「貨幣」的抽象普遍性和「人」作為勞動力商品的抽象普遍性,其實正是硬幣表裡的關係。

  個人主義是形成自由、人權等普遍理念的基礎,同樣的,資本主義與近代民主主義在許多地方也是重疊在一起的。假如近代社會體系的課題是以資本主義及民主主義為中心的課題,那更難找出能取而代之的普遍意識形態,而不重蹈過去無產階級國際主義(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注解1)的覆轍。

  我們要從更高的層次展望,開拓新時代的理念。為了回避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定應採取某些措施來對應。比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經講述:「直接支配人的行為的是物質及觀念的利害關係,而不是理念。但很多時候,由『理念』所造成的『世界表像』,像鐵路的轉轍手般支配著 前進的軌道,而於這軌道上人又被利害關係的力量推動著走。」(《宗教社會學論選》,Essays in Sociology)

  這裡,我要介紹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在1903年、他三十二歲時所著作的《人生地理學》。我認為其中有可以把我們從現今的死胡同解放的新思維,特別是他的「人道競爭」概念。

  牧口會長綜觀人類歷史,指出生存競爭大致上可以分類為三種,就是軍事競爭、政治競爭和經濟競爭。但這不是能截然區分開來的。比如,有 以軍事競爭為背景的經濟競爭,同時也有正相反的例子。許多的情況,是在相互重疊下漸進地變化。只要我們對這過程進行認真並且大膽的分析,就可清楚看到人類 發展的基本方向。

  牧口會長並不是以超越歷史的觀點,而是從歷史內在發展的倫理,歸納出一個總結,就是這「人道競爭」。

  他分析說:「若以武力或權力去做一件事,倒不如以無形的力量自然地去薰陶,即以使人心服取代以威力的制伏。」(《牧口常三郎全集第2卷》)

  這又令我想起了曾數次會面的哈佛大學約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教授所提倡的「軟能」(soft power)思考,就是「通過魅力而不是強制,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軟能》,Soft Power)。這也正是美國未來學者亨德森(Hazel Henderson)所提倡的大家都是勝者的「雙贏世界」(win-win world)。

  牧口會長又說:「關鍵是不以利己主義為目的,要使自他的生活都能受到保護和促進。反過來說,就是一邊有益於他人,同時也益於自己的方法。」(同上)

  經過一百多年的歲月,我相信現今正是最需要牧口先生構想的「人道競爭」的先見之明的時代。

  下面我要解釋為何提出如此的建議。為了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社會主義標榜了「平等」、「公正」等價值觀。無論於國內或國際間,這些價 值觀的本質都是立足於人道主義。雖然社會主義體制失敗,但我們不可讓這些價值觀也隨之消失。否則,我們就會忘記了二十世紀歷史上這段貴重教訓,忽略了為什 麼社會主義運動會吸引到全世界的那麼多人,尤其是青年人。

  既然社會主義標榜正確的價值觀,那什麼是導致其衰竭的原因?作為這問題答案的參考,我想介紹牧口會長的見解:「無論是自然或人為事 物,若沒有自由競爭,會變得沉滯、停頓和退化。」競爭是人類社會活力的泉源,不重視競爭的價值,天真地認為只要消除階級存在,就可以實現一個美好的人類社 會,或許這正是社會主義衰竭的原因。

  放任自流的利己主義自由競爭,會陷入弱肉強食的自然淘汰主義。而以適當的結構及規矩為基礎的競爭,將為人與社會帶來活力。

  「人道競爭」的價值便在於此。這概念在認同競爭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時,也確保競爭不與人道精神脫節。「人道競爭」將競爭所包含的活力,與人道主義所關注的課題牢牢地聯繫起來。這不正是二十一世紀所需的主流思想模式嗎?

  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忘記馬塞爾的警戒,就是不可讓視線偏離現實世界。歷史上,有些人以先知先覺自許,自認能為人類指引應走路徑,但許多時這種不能腳踏實地又狂妄自大的想法,已使其淪為馬塞爾所指的「抽象化主義」的奴隸。

  就這一點,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統曾舉出過許多例子來證明。以下是他引用的世界著名歌劇手夏里亞賓(Fyodor Chaliapin, 1873-1938)滿溢智慧的話語:

  「問題就是,我們俄國的『建設家』在為人民制定建設方案時,不能描繪出一種合乎普通的人的方案。他們無論如何也要建造聳立雲霄的通天塔(Tower of Babel)。他們不能容忍一般人以普通健康的步伐上班和回家,定要他們以『每步七里』的步伐飛奔向未來。

  『讓我們與過去告別!』,就馬上需要把舊世界連根剷除,什麼也不留下。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們俄國所有的『聰明人』是無所不能的(省略)甚至知道如何教會兔子使用火柴,兔子得到什麼才會幸福,和如何令二百年後兔子的子孫得到幸福。」(《二十世紀精神的教訓》)

  文章生動和充滿諷刺地說出了成為「抽象化精神」俘虜的人,如何游離民眾的具體生活,變成了一種怪物。當我們游離這個具體世界,被「抽象化」怪物吞噬的話,其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抽象的意識形態有時甚至會破壞親子的關係。我與艾特馬托夫對談時,他向我介紹了斯大林(Stalin)時代一段有名的軼事:有個叫帕 夫利克‧莫羅佐夫(Pavlik Morozov)的少年,向當局告密自己的父親同情富農,結果父親被抓,終於死於獄中,而少年也被憤怒的親戚們殺死,但當局將少年作為社會主義少年英雄而 樹立銅像來紀念宣揚。

內在的宇宙

  馬塞爾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產業、機械文明的病理也嚴加批評:「難道我們不能清楚地看出,正是技術專家政治論(technocracy)將鄰人抽象化,最終還否定他們?」(《馬塞爾著作集6》)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利用以金融工程學為原理的商品謀取巨額利潤、只會追求貨幣這種抽象物而不顧大量貧民死活的一小撮富豪,能逃脫馬塞爾鋒銳的責備嗎?建立在「否定鄰人」之上的繁榮是不可能持久的,也絕對不能讓其持久。

  我在蘇聯體制尚存的二十多年前,已經在倡言中提出,探討普遍的觀點和理論時,不應以外在或超越性的方式,而應該是徹底以人為主,必須是「內在的」, 強調「內在普遍性」的重要,並且獲得許多有識之士的贊同。

  意識形態、貨幣的普遍性會在實際的社會上蠶食實際存在的人,因為它們是外在和超越的,是「抽象化精神」的產物。相反地,構成我所說的「內在普遍性」的普遍觀點和理念,徹底地植根於具體世界,並只能發自具體世界其內部。真正的重要課題經常就在我們身邊,是實際和具體的。

  自數年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Dostoyevsky)的《卡拉馬佐夫兄弟》(TheBrothers Karamazov)在日本非常暢銷,引起了一般人對古典名著的重新關注。下面我要介紹書中一段由無神論者的老二伊萬對弟弟阿廖沙講的話。

  「我有一件事要告白(中略)我從來不知道如何去愛自己的鄰人。我認為,正因為是鄰人,所以很難去愛他們,能愛的只是在遠方的人。」

  這當然是一種諷刺性的反語法,去強調愛一個遙遠又抽象的人較身邊的人容易。但其實去跟一個近在眼前而又格格不入的人相處,實在是一件難事。

  去愛這種人,需要全人格的、心靈上的鬥爭,需要把自己的靈魂全面改革,而並非容易辦到的事。自己身邊這「一個人」,正是考驗我們有否這種「愛人如己」的人類愛精神的試金石。

  正如伊萬的反語,我們很難去愛自己身邊的人。佛典中的「以一人為範,一切眾生平等如是」,(《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就是對這種抽象精神的嚴重告誡。

  從這個意義上,牧口會長的《人生地理學》尤其值得我們去研究。從書名已經可以感覺到其特色,比起一般所謂的「自然地理」、「人文地 理」,「人生地理」能令人更感受到具體的世界,因為它全面而深厚地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宗教等等的意義。書中,牧口會長引用吉田松陰的話 來說明其撰著的宗旨:「離開土地就沒有『人』,離開人就沒有『事』,要想論述人的事,就必須從審視地理開始。」

  另外,更令人注目的是他所提倡的「內在普遍意識」。他認為人應該徹底立足於社區地域,從這裡開始展望世界。他說:「廣大的天地萬 象,實際上也是展示在巴掌大的窄小地方。要把萬國地理的複雜現象概要起來,通過一個偏僻山村的現象來說明,也並非難事。故此,首先要通過一個山村的現象來 瞭解鄉土地理,這樣,理解萬國的地理也易如反掌。」

  就是說,雖然是巴掌大的「小地方」,假如我們能住在這裡,詳細觀察這地域的特色和生活,弄明白的話,就能從這裡擴展到一個國家,乃至考察世界的事情。

  牧口會長介紹了江戶時代初期的政治家土井利勝(1573-1644)的軼事,來作為具體的例子。

  有一次,土井撿到了一些絲綢線頭,他交了給一個隨從武士,囑他好好保管。其他人都笑說僅僅是個線頭,何必如此誇張。幾年後,土井向這個隨從問及這些線頭,得知他保存得非常好,土井很滿意,並加封了這隨從俸祿。

  土井解釋說:「這絲綢線頭是中國的農民採桑養蠶、蠶兒吐絲後製成。再經中國商人渡過大海帶來我國,經過長崎商家的手,由京都大阪的商 人買下來,才轉到江戶。所花費的人力是不可小瞧的。經過這番辛苦才到手的東西,如果因為它是用剩的而把它當垃圾一樣扔掉,那真是天理難容,備受天譴。」

  從絲綢線頭聯想到遠方中國桑田裡勞動的農民的辛苦,這正是牧口會長所指的「內在普遍意識」。與其一步飛躍去了解錯綜複雜的生命現 象,我們要從身邊的「小地方」這具體世界著手。只要徹底地探討和理解身邊的現實,才能讓我們自由地聯想到更大的現象。假如我們能培養出這種活生生的想像 力,一種對生活和生命的敏銳感覺,就不但能愛自己的鄰人,甚至可以把素未謀面的異國人民,他們的產物、風土和文化感同身受。

  對培育出這種感覺的人來說,沒有比掠奪國土、令人互相殘殺的戰爭更為可恨的事。這種紮根於大地的富有人性的感覺,甚至在這種戰爭時期也會有所表露。下面就是如此的一個故事。

  在日俄戰爭期間,有天日軍抓到了兩名俄國俘虜。因為是首次,大家覺得很興奮,準備將其遊街示眾。但是也有反對這樣做的士兵,中隊長就 問其理由。一個士兵回答說:「我在家鄉的時候是個工匠,只因穿上軍裝才成了日本軍人。我相信他們在家鄉也一定有自己的工作,雖然是敵人,也是跟我們一樣為 國打仗的軍人,不巧成為俘虜,再要把他們遊街示眾的話,那就太悲慘了。我憐憫他們,不能再忍受對他們的侮辱,所以我不會去看俘虜遊街的。」(長谷川伸《日 本俘虜史》上卷)

  1983年我在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大學的講演《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也曾涉及到這位士兵的憐憫出自他作為工匠的生活感受。這種健全的生活感覺,這裡存在的人道主義,甚至可以把敵人變作「鄰人」。

  同樣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死屋手記》(The House of the Dead)中,描繪了西伯利亞農民強烈的人道主義。他們不把流放到當地的政治犯當作應歧視和厭惡的壞人,不把他們當作犯人,而只當作是「不幸的人」。

  要從自己身邊的具體地方開始,一步一步地,不斷擴展周遭的人性紐帶,增加新的「鄰人」,這才是走向和平最確實的道路。沒有這種踏實不 懈的努力,是沒有希望獲得永久的和平。要和他人共有這種人道意識感覺,不被馬塞爾所講的「抽象化精神」侵蝕,就要去珍惜和培育自己的「內在普遍意識」。

  這就是清除現今時代病理的最有效方法。為了「思想形態」而把人變為達成目的的手段;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凝視未來;為了抽象的存在而犧牲具體的世界──我們要改變這顛倒是非的現在。我確信,推廣這種「內在普遍意識」,正是實現永恆的人道主義時代的主要關鍵。

共享未來

  就目前眾多全球性問題,我想提出一點可促進「人道競爭」的具體建議。

  現今我們除了面臨著先前提出的經濟危機以外,全球變暖、環境、能源、糧食、貧困等問題連鎖式地併發,而且不斷惡化。從歷史角度來看,現在的境況令人聯想到1930年代和1970年代發生的各種全球性問題時的情形。

  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時,各國政府共同磋商,希望通過降低關稅、穩定匯率等來克服危機,結果以失敗告終。各國轉向採取只顧保衛本國 權益的經濟政策,使危機更加深刻,增加了相互的猜疑,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而真真正正反省到這弊病,用到了當時的教訓,已經是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慘劇以 後的事。

  1970年代前半期,出現了被稱為「尼克松衝擊」(Nixon shock)的美元恐慌(注解2)和 石油危機。這時也開始出現一系列的新全球改革。首次由聯合國主持了關於環境與糧食問題的國際會議,也首次於法國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召開 六個先進國家首腦的最高級經濟會議。雖然由此發起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一直延續至今,可惜的是,在國家利益相互對立之下,完全沒有發揮其機能的餘地,當時堆 積如山的各種國際問題沒有從根本上給予解決,只是被放置至今。

  比起過去遇到危機時採取的方法,今天我們需要的是更宏觀的構想和更大膽的挑戰。

  在這次金融危機震源地的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在角逐總統時舉出「變革」為口號。於就任演講中,他表示:「這個世界已經改變,我們必須與之俱變……我們現在需要一個新的責任的時代。」其實,不單是美國,進行變革是全球社會必須面對的挑戰。

  在這裡,我想提出三個具體建議,來作為建設和平共生國際社會的支柱,促使落實「人道競爭」,轉變目前的全球問題,為人類帶來新的未來。

這三個建議是:

  (1)為解決環境問題而共同行動;

  (2)促進國際合作,以期為全球社會爭取公眾利益;

  (3)為共享和平而廢除核武器。

為解決環境問題而共同行動

  首先我要特別針對全球變暖問題,談談第一個建議。

  全球變暖不僅對各地的生態系統產生深刻影響,還招來氣象災害,醞釀國際糾紛,擴大貧困與饑餓等等。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文明危機的象徵。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就任以來,一直把這全球變暖問題作為聯合國重點課題。他警告說:「從長期來看,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危險,無論是貧富都不能倖免。」(《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就是說,地球上沒有一個人可以作旁觀者,這些都是唇亡齒寒的切身問題。

  這還是一種「現在進行中的複合性危機」,會對子孫後代產生巨大影響,是一個蠶食未來的危機。

  遺憾的是於去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各項談判並沒有取得任何顯著進展。我們期待,在2012年,即《京都議定書》(注解3)中所擬定的首個義務期間結束之前,年內的類似談判會出現一些令人滿意的結果。我認為,發達國家的繼續努力固然重要,但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參與也是不可或缺的。

  那麼,我們應該共同採取什麼有效的行動呢?

  我認為其突破口就是在能源政策上的國際合作。對於新興國及發展中國家來說,確保足夠能源是關鍵問題;對於先進國家來說,轉向「低碳無浪費社會」也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實際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60%產生自化石燃料的消費,只有全球的共同行動,才可以取得更為有效的成果。

  現在,美國奧巴馬總統作為創造就業計畫的一環,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對代替能源等環境領域進行重點投資,創出新產業及就業機會,以期突破經濟危機。同樣地,以日本、韓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開始準備效法,實施這種一舉兩得的政策。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提到應該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契機,開拓進行「人道競爭」的社會,提議通過導入可再生能源及促進節能政策,轉向一個「低碳無浪費社會」。最近的趨勢可以看到,世界正向著我提倡的方向邁進。

  其中一個好例子就是「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的成立。得到五十多個國家支持,這國際機構在今年1月26日於德國波恩(Bonn)成立。今後,工業化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將互相合 作,致力減緩全球變暖的惡化。七年前的2002年,我曾發表倡言呼籲締結推進可再生能源的公約,因此對於該機構的成立尤其感到振奮。

  另外,為了脫離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指向低碳無浪費社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社會動向最近也有了新轉機。2008年12月,來自包括 八國集團諸國、中國和印度在內的十五個國家的能源部長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於2009年設立「國際能效合作夥伴關係」(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Energy Efficiency Cooperation, IPEEC),並將其辦事處設立於「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內。

  這些新計畫的施行,必須於2012年,即《京都議定書》中所擬定的首個義務期間結束前完成。這不僅是國際合作的焦點,也是在實現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我提議在聯合國內設立一個國際可持續能源機構,來支援以上兩個組織,同時在國際社會中落實於國際合作中形成的各項能源政策。

  或許有人擔心提供技術、經驗會為某些國家帶來經濟競爭的不利,或合作需要資金,會增加國民負擔等。但是,從大局看,樹立防止全球變暖的共同目標,齊心合力去實現,結果會正如牧口會長所說,「利益他人,最終自己也會得益」,既保證了國家的利益,又對「人類益」有所貢獻。

  另外,這新機構可以不侷限於能源政策,以加上地方自治體,企業,非政府組織(NGO)的形式,加強為構築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的全球 化聯合。例如,設立「公開登錄制度」,使任何團體都可以將活動內容及成績進行登錄,建一個資料庫,於互聯網上公開,促進資訊交換和協助活動等。

  SGI(國際創價學會)的關聯團體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在2008年11月召開了以「氣候變化與新環境倫理」為題的國際會議。其研討焦點是,如何於國家、企業與民間社會之間樹立「對未來的責任」意識和伸張其重要性,以及如何能讓更多的人積極參與。

  從2002年起,我們SGI除了在二十個國家以八種言語與地球憲章推進委員會(Earth Charter Initiative)共同舉辦了「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展覽以外,還與其他團體合作開展自然保護活動等等。雖然獨自進行環保運動很有意 義,但是攜起手來共同行動,將在社會上帶來數倍、數十倍的效果。

  今年是「聯合國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中間點,為了響應這運動所提倡的目標和理念,民眾本身必須致力於教育以及其他啟蒙活動,促進可持續的全球社會。

促進國際合作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透過國際合作,喚起各國共同負擔責任、為全球謀求公益的意識。其中一個關鍵提議,就是設立「世界糧食銀行」。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舉出在推進人類發展和人類安全領域,確保安全飲用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樣地,確保糧食安定供應是保障人的生命和尊嚴的重要因素,也正是我們對抗貧困的出發點。

  由2006年秋季開始,糧食價格急速上漲,許多國家同時陷入糧食危機恐慌,面臨饑饉的世界人口也多增了四千萬人。據估計,世界現在有九億六千三百萬人正苦於營養不良。

  可悲的是,這是一場人為的禍害。其最大原因,就是市場投機活動,以及生物燃料生產量的增加。在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金融風波影響下,龐 大的投機資金流入穀物市場,使價格暴漲。另一個原因,就是由於對生物燃料作為代替能源的需求在增加,造成食用穀物生產的下降,引致價格高騰。

  為了防止類似的危機再度發生,我們必須設置一個儲備糧食的機制,在糧食危機發生時配發應急,並用以穩固市場價格。

  我曾於1974年提出過建設世界糧食銀行的建議,認為作為維持人類生命的糧食,不應成為國家間政治鬥爭的工具。當然,確保本國的糧食非常重要,但這不應建立在犧牲他國之上。我們需要的是確立全球性糧食安全。

  糧食危機是日本北海道洞爺湖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的一個重點議題。會議結束時,八國集團首腦還就糧食問題發表了特別宣言,指出為了人道 主義,會認真商討如何創設儲備和管理糧食的全球制度。之前,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已向各國首腦呼籲積極商討創設如此的儲備機構。時機已經成熟。

  我的第二個提案是,為了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設置如國際合作稅的融資機制等,將籌到資金用以克服貧窮、改善保健服務和衛生環境。

  2002年在墨西哥舉行的聯合國發展籌資問題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上,各國活躍地就此目標展開討論,以保健領域為中心的幾個制度馬上就要開始。

  現在已經成立的機制,有資助免疫預防接種計畫而拯救了成千上萬人性命的「國際免疫籌資機構」(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 IFFIm),和支援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瘧疾、肺結核等傳染病的「機票稅」(Air Ticket Levy)。這幾年,關心的國家也在增加,在2006年成立的「資助發展協作稅的主導組織」(Leading Group on Solidarity Levies to Fund Development)就有五十個以上國家參加。

  而「貨幣交易稅」、「二氧化碳排放稅」等的導入也在檢討中。作為二十一世紀可媲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人道基金的一環,希望有更多的國家踴躍參與。

  迎向「聯合國第四屆關於最不發達國家會議」(Fourth UN Conference o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於2011年召開的今天,我們急需加緊對話,讓聯合國能實現其千年發展目標。我們也必須鋪設覆蓋全球社會的緊密安全網,保護社會上的 弱勢族群,確保他們於該發展目標預計將完全實現的2015年之後的生活。

  「最低層的十億人」是去年聯合國最關注的一個問題。這是指世界最貧窮的人口,囊括無法從全球經濟增長中獲益的五十八個國家的人民。這問題顯示出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僅憑出身地而被下定論的不合理社會現象,而這沉痛的事實無論如何都必須被糾正。

  假如我們尊重人的尊嚴,擁有一種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謂的甚至原始社會也存在的「憐憫」的感情,就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去解決這問題。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博士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與其說貧困就是低收入,倒不如說是基本能力被剝奪。」(《發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對於「最低層的十億人」來說,他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通過國際社會的支援,令他們能自力走出這困難惡劣狀況。

  日本戰後復甦過程可供世界借鑑,因此日本應該積極發揮領導作用,致力於讓全球人類能享有和平,活得尊嚴。

齊心廢除核武器

  我的第三個提議,是建立一個國際行動框架,集結眾人之力,為了共享和平而廢除核武器。

  首先,我提議擁有世界上95%核武器的美國和俄國,應該立即重新展開核裁軍談判。

  我們必須認識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並沒有賦予五個有核武器國永久擁有核武器的特權。

  關於NPT第六條的重要意義,我要引用國際法院法官穆罕默德‧貝賈維(Mohammed Bedjaoui)去年所講的話。他是1996年國際法院就使用核武器提出勸告意見(注解4)時的首席法官。

  「真誠善意是國際法的根本原則,缺其則所有國際法就無法立足。」

  「真誠善意要求各個加盟國,在個別的行動中,以及在與其他加盟或非加盟國的合作中,採用一切積極的措施,使國際社會更貼近核裁軍這NPT的目的。」(《落實核武器公約的步驟》,Steps Toward a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

  也就是說,NPT的信賴,是建立在有核武器國出於真誠善意的行動之上。鑒於此點,貝賈維法官說,沒有正當理由而不進行裁軍談判,是從根本上游離「真誠善意」的舉動。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數名美國政要,連續兩年發表了建立「沒有核武器世界」提案,激起了針對核裁軍的議論,甚至在幾個有核武器國內也備受爭議。

  去年,美國奧巴馬總統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要解除美俄間彈道導彈一觸即發的警戒狀態,說要與俄國商討如何大幅度地共同削減兩國的核武器及核材料。

  另一方面,俄國的梅德韋傑夫總統也強調制訂新核裁軍條約,來取代將於2009年12月無效的美俄《戰略武器削減條 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1)的重要性。普京總理也提出他支持核裁軍的見解,說「我們應該把這個潘多拉盒子蓋上」。

  我們不應放過這個機會,我呼籲早日召開美俄首腦會談,大膽地達成裁軍的基本合意,在2010年NPT審議大會召開之前,向世界展示雙方在核裁軍方面的誠意。

  具體地說,兩國應締結新的核裁軍條約,制定超過START1的削減規模,譬如考慮2000年俄國曾向美國提出的將核彈頭削減到一千枚的削減方案。

  另外,兩國也要努力開始解決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方案,例如美國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的批准,及《禁產條約》(全名:《禁止生產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裝置用裂變材料條約》)(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的談判等等。

  進一步,在美俄達成協議之後,我呼籲再定期召開包括美俄在內的五個有核武器國的首腦會議,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出席,商討如何有效履行NPT第六條所制訂的裁軍義務目標。

  只要有核武器國家以真誠善意來開始其裁軍活動,就可以推動沒有加入NPT的其他國家去參與凍結核武器及核裁軍行動。

  同時,落實旨在全面禁止使用、製造、擁有、部署、轉讓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約》(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 NWC),亦是另一個需要達成的目標。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曾在1997年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核武器示範公約》(Model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該公約由聯合國非政府組織草擬,在修訂後正式成為聯合國發派各國的公文。去年起,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籲請各國針對NWC進行協 商。

  核威懾(nuclear deterrence)政策一向是有核武器國持有核武器的藉口,也成為其他國家開發核武器的理由。建立新國際規範,促使每個國家都無例外地竭力於全面禁止核武器是至關重要的。

  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在逝世前年的1957年9月,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強烈譴責核武器的使用。戶田會長指出,「國家自我主義」(national egotism)挑起對核武器的慾望,對人類的未來構成嚴重威脅。

  輿論認為很難使有核武器國加入NWC,又假如沒有它們的參加,公約將會變得有名無實。但這也並不是沒有一絲光明。包括印度、英國等部分國家的政府,已經公開表明有必要終止核武器的觀點,雖然還附帶著各種條件和限制。

  另外,雖然還沒有生效,CTBT促使非加盟國家也宣佈暫停進行核武器爆炸試驗。同樣地,NWC也可以成為以某種形式抑制有核武器國的國際規範。

  即使有核武器國未能立即為成立NWC展開談判,它們可以在限定的區域上進行,來證明它們擁護核裁軍潮流的誠意。例如,完成批准現存的《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和開始進行我在去年倡言中呼籲的制訂《北極無核武器區條約》等等。

  實際上,期望「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呼聲不斷高漲。去年在包括有核武器國的二十一個國家舉行的輿論調查中,平均有76%的人認為有必要制訂國際公約來禁止核武器。

  全球人民必須仿效《禁雷公約》(Mine Ban Treaty)和《集束彈藥公約》(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的擬訂過程,以較之更強的氣勢齊聲呼喊、團結一致,實現NWC。

  去年,由於全球輿論一致極力反對使用集束彈藥,致使《禁止集束炸彈條約》以異常的速度獲得批准。而所有武器之中,核武器是最慘無人道的武器,所以我們要宣揚人道主義,使它的旗幟在國際社會上高揚,來戰勝既有的軍事理論。

  2008年12月,由卡特前美國總統與戈爾巴喬夫前蘇聯總統等聯名,在巴黎舉行了廢除核武器運動的「全球零核」(Global Zero)的創立大會。認識到沒有國際輿論廣泛支持,是不可能實現「沒有核武器的世界」,這運動籌劃在2010年1月召開由各國首腦及市民代表參加的「全 球零核世界峰會」(Global Zero World Summit)。

  我長年來一直呼籲召開如此的裁軍國際會議,期望明年的會議圓滿成功,成果豐碩。也衷心期望明年召開的這個世界首腦會議,與NPT審議大會,能為協商NWC鋪路。

  在與代表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博士對談時,我難以忘記的是,博士強調解決核武器問題需要民眾強烈的擁護,和全世界政府確立「自律否決權」來放棄擁有核武器(《展望二十一世紀》)。

  「自律否決權」正應該是NWC的基本精神。核武器是威脅人類生存權利的「絕對惡」,它不僅威脅國家安全,也威脅全人類的安全,嚴重影響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與尊嚴。NWC必須建立在這層理解上。

  深信擴展這一觀點,才可使全球的裁軍反核運動得到有效成果,才可讓全人類認識到不應把自己的和平與安全建立在他人的恐懼與痛苦上。

  尤其近年朝鮮及伊朗的發展核武器問題受到全球關注,我認為需要繼續努力緩和該等地區的緊張局勢,耐心構築相互信賴,來驅除日益增長的不信和一觸即發的危機。

  自從戶田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後,這一直成為我們SGI的行動指南。為了讓更多人了解核武器是所有人的切身問題,SGI由 2007年起開始推行「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People’s Decade for Nuclear Abolition)。其中活動包括主辦「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展」,以及創價學會婦人部收集婦女的原子彈爆炸受害人體驗,將之製成五國語 言的DVD(片名:《和平的吶喊:廣島、長崎原子彈受害婦女體驗談》)等。

  2010年是戶田會長誕生一百一十週年。希望能以實現NWC來為他祝賀。SGI將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緊密合作,例如推動「國際廢除核 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ICAN)的「國際防止核戰爭醫師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IPPNW),在國際社會提高民眾的反核意識,並把重點放在由婦女和青年發起的活動上。

展望未來

  聯合國是人類經遇過兩次世界大戰悲慘經驗後,為了促進人類攜手合作,共同處理全球問題而創立的據點。因此在最後,我想提出一些強化聯合國的建議。

  從各種角度觀察了這人類議會六十多年的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M. Kennedy)的大作《人類的議會:聯合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是一本非常出色的著作。他沒有把聯合國的歷史僅僅當作國際政治史的一個側面來描述,而寫出了人類為了建設共存共榮的未來,本著同一的目 的聯合起來,創設了一個國際機構的故事。

  換句話說,就是肯尼迪描述了一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人類現代史,寫出了人類如何不怕艱難險阻,向各種難題挑戰來實現《聯合國憲章》的理念,這種人道競爭的歷史。

  聯合國今後能否完成其憲章所託付的使命呢?肯尼迪認為:「為了人類普遍的善及長期利益,我們能否克服自身的恐懼及利己主義?二十一世紀大部分的歷史,全看我們大家如何共同對應這一挑戰。」

  從這一點展望聯合國的未來,首先必須要考慮到的,就是與民間社會建立強韌的合作體制,來支撐其活動。

  作為朝向這目標的主要一步,我提議聯合國設立負責處理「民間社會關係事務」副秘書長一職。這個副秘書長的職位應該是常設的,主要任務 為促進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職權必須包含能參與聯合國和平與安全、經濟和社會事務、人道主義事務、發展運作等四個執行委員會審議過程的特權,以確保民間社會 的意見有被聽取的機會。

  我並非第一個發表如此建議的人。前巴西總統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擔任主席的「聯合國與民間社會關係知名人士小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United Nations-Civil Society Relations),在2004年提出的報告書中也發表過類似的提案。

  報告書中指出:「民間社會對聯合國來說已經變得至為重要,所以跟民間社會協力合作並非一個選擇,而是一種必要。」就是說,不應該總是把非政府組織當作旁觀者,而應該看成不可取代的支持聯合國的夥伴。這才是二十一世紀聯合國的生命線的所在。

  盼望這樣的改革將成為一個新的開始,使聯合國更加貼近民眾,正如《聯合國憲章》序言的開頭所言:「我聯合國人民……」。

  另外,我建議聯合國秘書處設立一個「展望全球未來」的部門。這部門將負責為聯合國策劃今後的發展路線。我相信,這將讓聯合國的目標更明確、精力更集中。

  1991年當我在哈佛大學就軟能講演後,經濟學家肯尼士‧博爾丁(Kenneth E. Boulding)博士作為回應嘉賓發言。他談到正統性(legitimacy)具有促進融合(integration)的力量,也指出國家從過去的榮耀 中尋求正統性,而聯合國需要在為人類展望未來之中成立其正統性。

  目前正和我在一份日本雜誌上進行對話連載的安瓦爾‧K‧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前聯合國副秘書長,也對聯合國缺少這樣的部門表示關心。他指出,聯合國系統內的各個部門不是例行各類日常職務,便是負責協調或舉辦各 種活動,但卻沒有一個未雨綢繆的部門專門預測人類可能面臨的課題。

  我也同樣對此感到憂心。二十一世紀的聯合國,必須增設預測未來五十乃至一百年後的世界狀況,事先擬定應對策略的智囊團。我想在此重申,這些應對策略必須反映婦女和身為未來主人翁的青年的觀點和意見,而且開發青少年的能力也應被列入考量之中。

  「展望人類未來」是聯合國的創設宗旨。我於1996年創辦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課題之一,就是如何能使聯合國變得更強。今後也將繼續全力支援聯合國這唯一代表全人類的國際機關。

  此外,我創立的波士頓二十一世紀研究中心和東洋哲學研究所也將不懈地推動「文明間對話」和「宗教間對話」來凝聚人類的智慧,以協助聯合國解決當前的各個全球問題。

  無論遇到多麼困難的課題,我深信要採取的第一步就是對話。出於同樣身為人的立場,只要開心見誠地對話和交流,必定可以超越相互間不同的立場和差異。

  從其成立開始,聯合國本身也非常重視對話。肯尼迪把聯合國比喻為一把三條腿的凳子:第一條腿是為確保國際安全措施;第二條腿是改善世 界經濟;第三條腿是提高各國民族間的理解。他接著強調:「無論其他兩條腿多麼堅固,如果不提出增進人民間政治和文化理解的方案,那麼這個制度就將失敗、崩 潰。」

  推進相互理解是現代的重要挑戰。聯合國訂定今年2009年為「國際和解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Reconciliation),2010年為「國際文化和睦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the Rapprochement of Cultures)。明顯地,聯合國視「寬容」和「對話」為追求「真理」、伸張「正義」的兩大要素。

  近年,加沙、蘇丹和剛果等地爆發了一連串流血衝突,世界各地也頻頻發生武裝衝突和內戰。國際輿論必須一致要求通過對話和外交管道來化解衝突。為了解決這些棘手問題,聯合國必須發揮其領導作用,而各國也有必要進行緊密合作。

  我們要切斷暴力與憎惡的連鎖,構築向著「和平文化」共存的地基,保證每個人都能夠享受和平與有尊嚴的生活。只有這樣,才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美好的二十一世紀。

對話--創造的新泉源

  對話有無限的可能性。只要有把暴力文化轉變為和平文化的志向,這是任何人於何時何地也可以進行的挑戰。

  我對對話的力量深信不疑。在1974至1975年對立氣氛高漲的冷戰時期,我懷著這信念,多次前往中國、蘇聯和美國拜會當地領導階層,以一介平民身份,盡己所能緩和當時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之後,我一直為架設國際間友好與信賴的橋樑努力至今。

  當我在1972年和73年跟湯因比博士對話時,他鼓勵我繼續跟各界人士進行對話。博士以一百年、一千年的單位綜觀人類歷史的興亡,提出「挑戰與應戰」這一歷史觀。他注視共存於所有人性中的對話的可能性,認為這是開啟新歷史的原動力。

  博士在1956年於日本的講演中,曾論及人的自由這問題。他指出人類的歷史上,可以發現某種法則管制歷史的反覆輪迴,從而提出文化興亡大概有八百年的生命循環。但他強調,人有某些現象並不符合該定型循環。

  「人的所有現象中,有一種範疇是並沒有規定的循環定型。這就是人格與人格之間的邂逅與接觸。也是通過這種邂逅跟接觸,產生出真正的新創意。」

  正如開頭所敘述那樣,當被特定的思想形態或民族宗教等框架所束縛,成了「抽象化精神」的俘虜,人就會陷於「時代潮流」的歷史淺灘上, 只會左右徘徊而不能向前邁進一步。反過來,假如我們揭去相互表面上無造作地貼上的標籤,以一個人格面對面地、鏗鏘有力地不斷發揮對話的精神,就可以產生湯 因比博士所描述的、能塑造歷史的「水面下的緩流」(《面臨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以這個確信,藉由和許多不同領域的有識人士和領導人會談,我全力搭建異文化間的友誼之橋。我要突破分斷人的各種圍牆,甚至在思想形態對立的國家之間展開對話交流,長年的努力結晶為至今所出版的五十餘冊的對話集。

  回顧創價學會是在1930年世界形勢險峻時期誕生,SGI也是在1975年危機四伏的年代起步的。從那時起,我們以牧口會長的「人道 競爭」理想,及戶田會長要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的熱烈願望為目標,一貫開展支持聯合國運動的同時,每個人作為好市民,通過勤懇對話的草根運動,去擴大 「和平文化」的沃野。

  以實現人道主義和大善為共同目標,我們SGI的市民網絡已發展到世界一百九十二國與地區。戶田會長跟我展望的「創價學會要成為觸發人,使人自強的大地」這目標,已經逐步在實現。

  我們胸懷自豪與使命感,決意以2010年創價學會創立八十週年、SGI成立三十五週年為目標,憑藉對話之力量,在全球民眾間推廣友誼和連帶,構築和平與共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