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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守護人 故常書鴻畫伯

我曾聽過這樣一段有關常書鴻先生(1904~1994年)的逸話: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分,常先生居然聽到敦煌的飛天對他細語。

  她們突然從壁畫裏出來,閃耀著金光,翩然飛舞,並勉勵他說:

  「你的夫人雖棄你而去,但你可千萬不能遺棄我們敦煌啊。」

  夜色靜謐,深藍色的夜空中,繁星宛如鑲嵌的螺鈿,高潔孤寒,千佛洞亦沉浸在睡夢中,唯有九層樓檐下的風鐸隨風送來縷縷盪漾鐘聲。

  這鐘聲不分晝夜地隱約可聞,它猶如駝鈴聲,顯得格外古樸素雅,宛如泣訴衷腸,催人淚下。

  1945年,中日戰爭仍在繼續,常畫伯剛剛年逾四十。他來到這遠離人間煙火的邊疆之地——沙漠裏的敦煌,已過了兩個年頭。

  「回想起來淨是艱苦的日子,當初這裏沒水缺糧,大家都不贊成我去,還說去那兒等於去送死,也有人說是去服無期徒刑。然而我還是非去不可,這決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了祖國以及人類的文化,不管怎樣我決心保護這精湛的藝術……」

  常書鴻先生留學巴黎學習西洋畫,他屢次獲獎,被公認為前途有望的年輕畫家,然而,就在那時與一本書的相逢改變了他的命運。這就是他在塞納河畔的古書攤上發現的由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編纂的畫冊《敦煌千佛洞》(Les Grottos de Touen-houang),在他面前突然展現著自四世紀以來一千多年的中國美術史上之精華。

  「太精彩了﹗這實在是奇蹟﹗它完全勝過令我至今一直陶醉的西方文藝復興之藝術﹗」然而,祖國屢遭蹂躪,那些至寶任憑伯希和以及其他外國人肆意掠奪。

  「歸去來兮﹗返回祖國﹗靠自己的雙手守護這些寶物﹗我是中國人,守護國寶是我的責任。」

  回國後,歷經七年的艱苦奮鬥,終於開拓了通往敦煌的大道。

  畫伯放棄了藝術界的榮耀寬敞大道,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摯友一起,歷時一個多月的風塵步履,終於來到那「沙漠中的大畫廊」。

  然而呈現在眼前的是滿目瘡痍的斷垣殘壁,樓閣臺榭一如荒廢的陋棚,能偷的都被偷走的石窟,被埋在沙礫下,其荒涼之極,實在目不忍睹。

  到底該從何處著手整修呢?

  敦煌距北京的直線距離為二千公里,這汪洋沙漠中的孤島,其最高氣溫的記錄為攝氏44.1度,最低氣溫則為攝氏零下22.6度,而且整年起刮著被稱為「黑風」的暴風沙。

  常夫人拒絕與他同行,經多番說服,她才帶著兩個孩子遲遲而來。但這也不過是短暫的時間,一天當他放工回家,發現夫人忽然無蹤影,留下了十三歲的女兒和三歲的兒子。

  當時正值國民黨政府發表解散剛剛成立不久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其實政府一向都沒撥過款,常畫伯他們在歷經千辛萬苦之同時,又恰如被遺忘在沙漠之中一般。

  重重心勞,使他夜不能寐。一天黃昏,他回到家沒見著兩個孩子,於是就四處尋找,而此時畫伯已骨瘦如柴,他那消瘦的身影細長地投影在一望無垠的沙礫上。

  他找了許久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們,此時女兒猛然撲到他跟前,抱住他的脖子說:「媽媽呢?媽媽在哪裏?」,他們離家是為了尋找母親。他們攜帶的包袱袋裏只有四塊玉米餅和一點糖果。兒子也拼命地喊著:「媽媽在哪兒?我要媽媽嘛﹗」畫伯只得緊緊地摟著兩個孩子,不顧周圍有人無人不由地痛哭在一起。

  常畫伯忍盡千難萬苦。

  在莫高窟裏有一面著名的北魏時代(四~六世紀)的壁畫,其名為「捨身飼虎」,講的是,釋尊當菩薩的前生,為了拯救飢餓至極的老虎母子,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來餵母虎的故事。

  「菩薩為了拯救老虎而不惜捨命,那麼為了如此偉大的藝術寶庫,我為什麼不能獻出生命呢?正是因為當今時令動盪,所以才需有人挺身而起﹗」常先生就是如此地自我鼓勵。

  「書鴻啊﹗你是為什麼回到祖國?而又為什麼來到這偏僻的沙漠的?﹗堅強起來﹗假如志不同道不合,那麼不再是夫妻又有什麼不妥呢?人生就是永無止境的鬥爭,即使跌倒於此可再爬起來,只要活著,就可再向前進。唯有逃避是不行的﹗絕對不行的。」

  月光灑滿窗戶。下定決心的常畫伯安祥地進入夢鄉。也許是個夢,他看到數百個飛天從石窟裏翩然舞出,飛飄在廣闊的夜空中。

  在輝煌燦爛的榮光背後,總是有一位「殊死拼命的人」。

  那人類的奇蹟——敦煌,也是靠無名的畫匠們,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不求名利與喝彩,忍受煎熬、費盡心血創造出來的。

  如今,敦煌正如其名,向世界「大放光芒」,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也成了旅遊勝地,在其珍寶的展覽會上隊列猶如長龍。敦煌能有如此的興隆昌盛,全靠常先生一家以及許多人,付出了無法用筆墨言詞表達的心血。

  先妻離家出走後,常先生與作為研究員來訪敦煌的李承仙女士結為夫妻。

  李承仙女士的父親是一位革命家,曾是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同盟會」幹部。

  為了當上敦煌研究員,李女士最先在四川接受了常先生的面試,那時常先生問她:「敦煌在極其遙遠偏僻之地,即使在古代,也只有士兵或充軍流放人才去那兒,生活極為艱苦,你能忍受得了嗎?」

  她答道:「我早已下定要獻身於藝術的決心,因為艱苦就不去,這決不合乎道理。」

  正如她所說的,將近半個世紀,他夫妻倆堅忍不拔地挺了過來。

  1990年6月,我與常先生夫妻重逢於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自第一次相見以來,轉眼已過了十個星霜,這次他們的畫家兒子常嘉煌先生也在場。

  在這十年裏,通過「中國敦煌展」(1985年於東京富士美術館)、對談集《敦煌之光彩》等等,不斷地加深了我與先生之間的友誼。

  常先生說:「我的雅號為『大漠痴人』、即『敦煌狂』之意。歷經了種種艱難與辛苦,但我都咬緊牙關堅持下來了,我的妻子承仙一直與我風雨同舟。」

  文化大革命期間,研究所被視為「散佈毒物」毒害人民的機關而遭迫害,常先生更被誣陷為罪魁禍首。曾是由政府頒發的獎狀上面被打上大叉號,而這是一張由時常給予他鼓勵的周恩來總理起草的無上寶貴的獎狀。一家遭到逐放,被迫住進豬圈。這就是強權的瘋狂病態。

  常先生如下的一段說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

  「每次與池田先生見面,我都會湧現出一種像似震憾我心魂一般的無限感慨。這是因為先生為了世界和平、為了文化與藝術、為了中日友好,不顧一切批判與阻礙的奮鬥形象,就如重覆曝光般,使我回顧起自己的一生。為實現理想而前進,會有他人無法知曉的種種困難,並在無人知道的地方屢經千辛萬苦。以我的經驗來看,池田先生在其偉大的事業上不知已飽經了多少風霜。一想到這些,我不禁百感交集。」

  我說:「我聽到先生的這番話,如同被偉大的精神所包容般。我將終生不忘這超越語言的、來自生命深處之真誠搏動。」

  難得真正的「知己」。為紀念我與已故常先生之間的友情,我特地寫下了他的這番話。

  常畫伯曾說過,半個世紀一晃而過,理想宏偉遠大、事業方興未艾。

  我問道:「假如來世得生,您將選擇什麼職業呢?」就此,常先生的回答正象徵著他人生的勝利,他說:「假如真能再投胎為人,那我還是要選擇『常書鴻』,繼續從事尚未完成的事業。」

  啊﹗貫徹信念的五十年,一萬八千個晝夜。此時我耳邊彷彿聽到從迢迢萬里傳來的、終生陪伴著常先生的風鐸鐘聲。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