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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新人道主义”的世纪

~ 池田大作,于印度拉吉夫‧甘地现代问题研究所

  池田SGI会长应拉吉夫‧甘地现代问题研究所邀请﹐于1997年10月21日下午四时在新德里的拉吉夫‧甘地财团本部举行了演讲会。以下是SGI会长以“迈向‘新人道主义’的世纪”为题的演讲全文。

  今天﹐承蒙与我非常怀念﹑尊敬不已的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前总理有关的财团邀请﹐让我有机会在如此多位杰出人士面前进行演讲﹐实在是我的无上光荣。

  在此衷心感谢以索尼亚‧甘地(Sonia Gandhi)总裁﹑侯赛因(Abid Hussain)副议长为首的各位有关人士。

“我有梦想”

  十二年前(1985年)与访问日本的拉吉夫总理会谈的那个秋日﹐如今仍鲜明地印在我的胸中。

   拉吉夫总理以雪亮的明眸笔直地凝视二十一世纪﹐说:

  “我年青﹐我有梦想。

  我梦想看到这样的印度。

  梦想看到坚强﹑独立﹑自力更生﹑并走在世界各国前头‘服务人类’的印度”。

  以新世纪为目标的拉吉夫总理﹐讨厌“落伍”。那并不单是指“物质文明的落伍”﹐正好相反。

  若论科学技术﹐现今发展一日千里。事实上﹐我从日本出发﹐即日便到达了贵国。从前的话﹐也许要花上数月或是数年。

  曾与我对谈的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也把“距离的消灭”来形容现代的特征。

  今世纪﹐世界眼看着缩小了。通信技术的发达﹐瞬息之间把世界联系起来。

  虽然如此﹐今世纪却是“人类最自相残杀”的世纪。

  人类的“心的距离”﹐半点也没消灭。对于新的现实﹐人类适应不了。

  拉吉夫总理称此为“落伍”。

适应不了新现实的落伍

  人类本应有充分的力量﹐去克服贫穷和饥饿。但人类却将这力量﹐浪费在大量杀戮的核武器等巨大的资源上。

  这又是“落伍”的表现。

  总而言之﹐人类正停滞不前。

  虽有“新现实”﹐却没有“新人类”。世界在瞬息万变﹐但能够适应这急遽变化的“新生活方式”﹑“新哲学”和“新人际关系”却没有扩展。现代的根本课题是在于此。

  这可说是“二十一世纪的要求”。想敏锐地回应这“未来的呼唤”的人﹐就是拉吉夫总理。

  今天﹐我想一面缅怀先觉拉吉夫总理﹐一面以“迈向‘新人道主义’的世纪”为题﹐述说我的部分所感。

犹如三国志

  如今﹐未来一片混沌。

  但从宏观眼光来看﹐美国﹑中国﹑印度这三国﹐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轴的可能性很高。我是抱此看法的其中一人。

  鼎是一种三足器皿﹐两足则站不稳﹐三足才能稳定。

  中国古典有《三国志》一书。在两个大国对立下﹐第三个国家兴起﹐均衡两国寻求和平。

  将此扩大来看﹐世界若以两国为中心﹐必然也会倾向对立。三国鼎足而立﹐才能够一面经常对话﹑互相联系﹐一面把整体的轨道带到和平的方向。

  这样的结构相信是世界和平的理想﹐由此更可看到走向“世界联邦”方向的可能性。

  因此我认为﹐作为稳定世界的重要因素﹐贵国的兴隆意义极为重大。  

  从这一点来说﹐贵国如今一面活用市场经济和高度科技﹐一面向二十一世纪展翅雄飞﹐实在是值得注目的事情。

  如今﹐再度绚烂的“印度复兴”﹐不但是我期待不已﹐人类也对此怀着希望。

  而且﹐我相信贵国所持的“非暴力信息”﹐对今后的人类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可以说﹐已率先走在“世界的未来”的国家﹐就是贵国。

“悔恨的世纪”

  有人说﹐若以一句话来形容二十世纪﹐就是“悔恨的世纪”。

  回顾相信人类的进步﹑飒爽起步的今世纪时﹐展现眼前的是前所未有的“大量杀戮”和“环境破坏”﹑可耻的“贫富悬殊的扩大”这一片荒野。

  到底人类在哪里走错了路﹖──

  想及世纪末人类的形象时﹐在脑际间浮现的是贵国的伟大君主阿育大王。在无数世界君主之中出类拔萃的“王中之王”。

  汤因比博士和开创“EU(欧洲联合)”源流的卡雷尔基伯爵(Richard Kalergi)﹐都曾对我称赞过大王。

  我与马尔罗氏(Andre Malraux)﹑鲍林博士(Linus Pauling)﹑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皆曾论及大王。

  在阿育大王的法诏之中刻有如此一节:“这是我深感悔恨之事”。

  大王后悔什么呢﹖统一了全印度的强大君主有何“悔恨”﹖

  相信各位也知道﹐那就是对羯陵伽王国的征服。

  大王侵略了当时急速发展的羯陵伽王国。不但战胜了﹐更是压倒性的胜利。征服成功了。

  可是﹐战争的牺牲也太大。羯陵伽王国有十万人被杀﹑十五万人被俘虏。

  据说在这场战争中丧命的人﹐更在数倍之上。不得不抛弃国家﹑四海流浪的难民也多不胜数吧。

  父母子女﹑夫妻﹑朋友﹑师徒各散东西──无数悲痛的别离一再重演﹐哀叹声传遍天地。

  目睹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阿育大王受到痛切的悔恨折磨。

  “为了什么进行这样的征服呢﹖

  我为了什么扩大领土﹖

  我为了什么行使‘武力’﹖

  人生不应是幸福的吗﹖生命不是无上宝贵的吗﹖将此破坏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为何人非杀人不可﹖”

  大王这“灵魂的疾呼”﹐超越时空的距离﹐震撼我的心灵。

  而今世纪﹐在全世界产生了较此严重数百倍﹑数千倍的悲剧。

  我强烈地认为﹐所以如今﹐人类必须向阿育大王的“回心转意”学习。

不是以力征服

  阿育大王彻底地悔恨﹐毫不留情地自责。

  然后﹐大王豁然明白了。“靠武力取得的胜利”并非真实的胜利﹐毋宁说﹐那不过是做人的失败﹐什么价值也没有。

  大王领悟到真正的征服﹐不是“以力征服”﹐而是“以法规(dharma)征服”。

  相信这里所说的“力”﹐不单指军事力量﹐也包括经济力量。

  此外﹐“法规”此语含有真理﹑正义﹑道德等多重意义。贵国的诗圣泰戈尔(R.Tagore)曾说“法规”是与“文明”最接近的词语。

  而国父甘地(Mahatma Gandhi)﹐用他故乡的方言(古吉拉特语)“美好行为”来表达“文明”的本义。

  根据这些言论﹐我认为所谓“法规”﹐可以说是指真正的“文明”﹑“人道”﹑“人道主义”。

  由于阿育大王的心之革命﹐“军鼓的响声”变成了“法规人道主义的交响曲”。

  我一生的课题是:“一个人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但可以改变一国的宿命﹐进而能改变整个人类的宿命。”

  这历史上的一例就是阿育大王。

  大王不是梦想家﹐而是行动者。没有行动的人道主义﹐只是自相矛盾的说话。

  大王开始了基于崭新哲学﹑崭新展望的“实验”。

  在国内方面﹐大力施行福利政策﹐具体实现了“没有东西比生命更尊贵”的精神。

  不但兴建诊治人的医院﹐还设立动物的诊疗所。

  又栽培药草﹑种植林荫树木等﹐实施“保护环境”计画。并掘井﹑在各处设置休息所。

  为照顾妇女的需求﹐更设立了“专门为妇女服务者”的职位。

  此外﹐大王自己虽然归依佛教﹐但仍然尊重所有宗教的精神性﹐保障“信仰自由”。在古代而言﹐是极为罕有的事。

缩小经济差距

  要实现这样的“人道政治”﹐不用说﹐经济力变成必需。

  大王为了扩充经济基础﹐整备了交通网﹐把贸易扩展至希腊﹑中东方面。

  与此同时﹐实践释尊教示的经济伦理“分配给所有人的原则”﹐努力缩小经济差距。

  有了把“力量”用在何处的“智慧”﹐大王已不再迷惘。

  大王并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派遣使节远至敍利亚﹑埃及﹑马其顿等西方国家﹐展开和平外交。据说使节们在访问的各地﹐克服言语和风俗等的差异﹐贯彻了慈悲的行动。某学者把他们的活动称为“古代的和平部队”。

  大王的人道主义把世界联系起来﹐这是俨然的历史事实。

  拉吉夫总理展开和平外交﹐实现了印度总理相隔三十四年的中国访问。又尽力建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非常有名。

  我跟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Gorbachev)前总统曾进行多次会谈﹐还出版了对谈集。

  戈尔巴乔夫氏曾对我谈及他与拉吉夫总理联合发表的“德里宣言”(有关无核武器和暴力的世界的诸原则之宣言﹐1986年11月)。

  回想在宣言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是无条件反对恐怖主义者”此事﹐戈尔巴乔夫氏说:“拉吉夫总理是我崇高的挚友”。

  戈尔巴乔夫氏还说:“印度是我也深感尊敬的国家。印度人民对别人的痛苦寄予深厚同情﹐对‘和平’﹑‘自由’和‘正义’怀着坚强意志”。

  从我来看﹐尽力将这意志活用在现实政治中的人﹐有阿育大王﹑圣雄甘地﹑尼赫鲁(P.J.Nehru)总理﹑拉吉夫总理。

  我认为﹐那并不是“把非暴力的理想适应现实”。毋宁说﹐那是确信:“暴力解决不了任何现实课题﹐只会令其恶化。非暴力才是最实际的方针”。

  长远来看﹐因为是“人类社会”﹐所以人道主义才是究极的“力量”。

被解放了的人变成欲望奴隶

  但即使统称“人道主义”﹐内容却并非一样。

  有关人道主义的变迁﹐虽然可作各种分析﹐但成为近代市民社会基本精神的﹐可以说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西欧为中心形成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随着“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呈现出其矛盾和弱点﹐“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此尝试成为了目标。

  这些近代的人道主义﹐也许的确是让人从中世的“绝对者的桎梏”中解放的东西。

  可是﹐本应被解放了的人﹐这一次却隶属于自己偏狭的利己主义﹑即“小我”﹐变成受欲望摆布的“欲望的奴隶”。其弊害爆发成为社会颓废﹑环境破坏﹑扩大贫富悬殊等人类的课题。

  再者﹐正如各种各样原理主义的抬头所象征那样﹐说“后意识形态”的人类史﹐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也言不为过。

  如何打开这个局面﹖如何着手创造活力充沛﹑和平的“地球文明”﹖所需的原动力是什么﹖

  我想提倡的是﹐超越已陷入僵局的近代人道主义﹑立足于“宇宙观”(cosmology)的人道主义。

  理由是﹐意识形态是“二元对立”的﹐往往有“歧视”﹑“排除”其他东西的倾向。

  相对于此﹐宇宙观具有从更深层次﹑“总括地”容纳一切其他东西的“宽容”特长。

  其中一个好例子﹐就是阿育大王的“法规人道主义政治”。大王的根本原则清楚表现出这点。

  第一是“不杀生”。

  第二是“互相尊敬”。

  有关不杀生﹐虽然应该把议论扩大至人以外的生物﹐但我主张﹐最低限度“人绝对不可杀人”﹐此事应记在“人类宪章”的开头。

  至今为止﹐甚至现在仍是一样﹐以“正义”为名﹐流了多少血﹖

  近代人道主义的象征──法国大革命当中﹐许多无辜的人丧生在断头台上。

  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实验过程中﹐违背初志﹐残害了数千万人的性命。这也是今世纪俨然的史实。

  这种悲剧绝对不可重演。

  如今所寻求的“新人道主义”﹐第一项目绝对要以“不杀人”为金科玉律。

  伴随“杀人”和暴力的“正义”﹐无论怎样以论理来装饰﹐也全部是虚伪的正义。

  正如泰戈尔一生不断呐喊所说﹐要求“活供品”的神是假神。

信赖人的哲学

  那么﹐至今为止的“人道主义”﹐其弱点来自哪里﹖

  因为并非细致分析的场合﹐在此不作详述。简略地说﹐其根源不就是“对人的不信赖”吗﹖

  理由是﹐“对人的不信赖”﹐在自身中会变成无力感﹐对他人则变成拒绝对话和暴力。

  不信赖会产生不信赖﹐憎恶会产生憎恶。

  到底有什么能抑制这循环不息的流转﹖

  我认为﹐那就是主张“一个人的生命﹐具有与大宇宙合而为一的宽广境界﹐是最尊贵的东西”此看法的“宇宙人道主义”。

  这种思想凝聚在贵国(Upanishad)集合了贤人及释尊教义的奥义书里。

  释尊最高峰的教义“法华经”﹐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真髓。

  法华经教导人舍弃“对差异的执着”﹑认识共通的“生命大地”。

  如立足于这大地﹐“差异”会带来丰裕﹐而不是带来对立。

  在“法华经”的药草喻品里﹐讲述各种各样的草木﹐借着同样的雨水得到滋润﹐在同一大地上繁衍的譬喻。

具体策略是教育

  但是﹐若只高呼“新人道主义”﹑谈论“宇宙人道主义”﹐那不过是观念论。必须寻求在现实中推广这种“尊重生命”的思潮的方法。

  我认为﹐那重大支柱就是“教育”。

  因为﹐只有宗教﹑意识形态而没有“教育”的话﹐怎样也会变成“自以为是”。

  随着时代的趋势﹐相信宗教正朝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使宗教免陷于自以为是﹐把宗教带往正确﹑和平的方向的翅膀﹐就是“教育”。

  泰戈尔令西方人士也对他深邃的宗教性理解﹐这种“普遍性”﹐是由他本身的教育﹑理智所赐。

  他不但努力自身的教育﹐更设立大学﹑一生致力于以教育进行人的开发。

  总而言之﹐教育才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东西。理智才是让人类能够对话的普遍性舞台。

  教育使人从偏见解放﹐令心灵从暴力的狂热解放。

  使我们从对宇宙诸法则的无知解放出来的﹐也是教育。

  此外﹐凭着教育﹐我们从无力感﹑对自身的不信感得到解放。

  使自身中的潜力得以发挥﹐尽情舒展“力臻完善”这股精神干劲──这就是教育。这是如何美好的体验呢﹗

超越差异看透“生命大地”

  从对自己的不信感解放出来的个人﹐一定也会相信别人潜在的可能性。会开始相信:“他如今表面的姿态并不是真正的姿态﹐他内心有更美好的宝藏”。

  教育赋予人不拘泥于表面的差异﹐看透共通的“生命大地”﹑“生命大海”的眼睛。

  从某方面来看﹐释尊的实践也可说是教育活动。

  法华经有说:“开示悟入”。

  使人“打开”﹑“教示”人﹑使人“领悟”一个人本来拥有的智慧﹐并使人“进入”此智慧﹐是佛教的究极目的。

  这点跟“教育”完全轨道一致。

  “佛教”的背面就是人的教育。另一方面﹐“教育”背后有信赖人的精神支持﹐才会产生价值。

  “形成人格”﹑赋予人“谋求和平的理智”﹑教导人“贡献社会”的“爱人类教育”﹐才是最必需的。

  我们SGI(国际创价学会)的源流是“创价教育学会”。

  牧口初任会长﹑户田第二代会长都是教育家。基于“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得到幸福”此信念﹐探究幸福的本质﹐从而到达了佛教的生命哲学。

与印度之缘

  当圣雄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展开反殖民地主义斗争﹐在同一时代的日本﹐户田与牧口初任会长一同坚持反军国主义。

  牧口七十三岁死于狱中﹐从这沈痛打击振作起来的弟子户田﹐在被监禁的单身牢房里﹐一面根据“法华经”等思索﹐一面在己心觉知了“宇宙人道主义”的原点。

  战后﹐我遇上了这位恩师。不可思议地﹐那是在五十年前贵国独立前夜的8月14日。

  在制订宪法会议上﹐尼赫鲁首任总理引用甘地的“梦想”呐喊:“从所有人眼睛擦去泪水是我国的目的”。正是在那一天。

  无论如何﹐如没有教育打开的“理智世界”﹐宗教信仰也有变成盲信的危险。

  相反﹐只要有“教育”的理智光源﹐宗教的“精神性”也会更加大放光芒。

  所以我认为﹐初任﹑第二任会长在探究真正“教育”的延长线上﹐到达了在民众中的“佛法”实践﹐是最合符道理之道。

  今后﹐以此佛法为基础﹐我们将在世界所有人民﹑民族﹑国家之中﹐继续扩展“教育”﹑“文化”与“和平”的普遍性连带。

“人”比“国家”高层次

  1974年﹐我先后访问了中国和苏联。那一年﹐我到了中国两次。

  当时是中苏纠纷正处高峰的时期。但我以一介平民的身份﹐率直地向两国首脑呼吁改善关系。

  我的访问受到了无数非难。尤其是访问苏联之际﹐我被批评“为什么要去否定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国家﹖”。

  我每次都明言:“因为有人在那里﹐所以要去”。

  去年﹐我到美国和初次访问了古巴﹐跟卡斯特罗议长(F. Castro Ruz)加强了友谊。

  我相信﹐即使国家之间关系险恶﹐从层次高一级的“人”来看的话﹐绝对不是无法跨越的墙壁。

  如今﹐在我的心中﹐重新响起拉吉夫总理那凛然的声音:

  “印度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是﹐证明多样性和民族的独自性绝非对立这一点。

  我们通过五千年的实际经验﹐向世界显示出﹐我们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是活生生的现实”。二十一世纪地球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多样性的统一”﹖

  我们认为﹐如今正是人类应该真挚地向贵国学习的时候。

  贵国今年迎接了光荣独立的五十周年。在历史上﹐“最初从非暴力诞生的国家”是贵国。

  贵国既是“最古老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新的国家”。人类进步的最前线的国家就是贵国。

  那壮大的实验﹐不但对印度﹐更对全世界带来深刻的精神启发。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氏发动的反对美国种族歧视斗争亦然﹐89年的那场东欧革命亦然。

  有一句成语说:“源远流长”。若要寻求流向未来的“和平大河”﹐其本源必须从最深远的人类精神的源流寻求。

  若要寻求不动摇的和平﹐必须寻求不动摇的基础。

  我认为那就是﹐以阿育大王为一例﹐贵国向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发送的“和平信息”。

对人性的伟大信仰

  这样的看法﹐也许听起来是过度的乐观主义。

  但是﹐我绝对不想放下“对人的信赖”。我对人性(humanity)抱着伟大信仰。

  那天我与拉吉夫总理在东京交谈时﹐我们说:“来拆除人类的‘心墙’吧﹗”

  相信墙拆掉后﹐会展现一片广阔无垠的“共生大地”。在那片大地上﹐和平的大河川流不息﹑文化的花园一望无际﹑教育的大树向天伸展。

  事实上﹐我与总理在那时候﹐已超越一切差异﹐被彼此胸中的“和平音调”联系起来。

  拉吉夫总理﹐朝着高举的“梦想”一往直前。勇士奋勇地投身人群之中﹑民众之中。

  为“梦想”而殉身﹐为“人道主义”而殉身。

  总理如今仍光芒四射。以其庄严的“生”与“死”﹐光明地照亮新世纪人类的前途。

  贵财团作为拉吉夫总理“精神的接班人”﹐具体地继续追求总理崇高的“梦想”。

  印度是不用说﹐世界上的有心人士﹐都会一致参与这“追求梦想”的计画吧。

  我想呼吁:“人类啊﹗要效法拉吉夫总理﹗‘和平’就在前面。”

  最后﹐我想朗读从青年时代起爱读的泰戈尔“最后的诗”的一节﹐以结束我的讲演。

  “啊﹗伟大的人来了──

  地上 四周的所有草在颤动。

  天上 响彻海螺壳的号角声﹐

  地上 胜利的鼓声如雷贯耳──

  伟大诞生的欢庆时刻已降临﹗

  今日 黯夜的要塞大门

  被彻底攻破了。

  日出的山顶上 传来怀着对新生命的希望

  呼喊‘别害怕﹗’的声音。

  ‘人出现就有胜利﹗’

  广阔的天空中 胜利赞歌在回响。”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

(1997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