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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悲惨消失地球,询师教诲守护人类: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专访

1. 出生于一战后、二战前的池田先生,是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我生于1928年1月,在东京一个叫大森的地方。现在的大森已今非昔比,大厦林立,鳞次栉比。我幼少时是个自然环境非常优美的地方,原野上四季开着不同的野花,还有绿油油的广阔耕地。

夏夜会看到闪亮的萤火虫上下飞舞,秋日跟朋友们去捉蜻蜓直至日落黄昏,这些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附近有海岸,我家从祖辈起就一直在岸边经营紫菜制造行业。听说直到我诞生之前为止,还曾经尝试干过渔业。鼎盛时期曾雇用三十多名渔夫。

但自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造成大森一带的海岸和海底下陷后,不但是刚开始的渔业,连祖传的紫菜业也大受打击。为此,我家经济每况愈下,且祸不单行,我小学二年级时,父亲患了风湿症,之后的五年间完全不能工作。

结果,不得不缩小事业的规模,更逼不得已地由母亲挑起一家的生计。母亲在日出之前就出海工作,直到傍晚天色转黑为止。我也曾早起帮忙工作。当时母亲除了工作之外,还得背负起育儿和家务等事,想必非常艰苦。就算在家中,也两手不停地在做针线等副业。

看到我家经济拮据,亲戚们曾不止一次的要伸出援助之手,但每次都被父亲拒绝。被周遭喊做“老顽固”的父亲,说“宁可没饭吃舐盐,也不受人援助”。

虽然如此,母亲一句怨言也没有。还为了不让我们意志消沉,极力摆出一副明朗坚毅的样子。每况愈下的家业、丈夫的疾病、生活的潦倒……虽然苦难接二连三地蜂拥而至,母亲却一点也不气馁,还笑着说“我们是贫穷的冠军!”。她这不屈于任何困难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到了小学四年级,一直卧病不起的父亲,才有点起色。父亲康复后一家健康地同庆新春时的喜悦,我至今也难以忘怀。正因如此,我能了解病人家属的苦痛心情,能感同身受他们对病情起伏的一喜一忧。

刚才说到父亲是个非常顽固的人,但他也是个一生正直善良的人。母亲不爱罗唆,常让我们干喜欢干的事,但不时提醒我们,“绝对不要给人家添麻烦”、“绝对不要撒谎”。看上去很平凡的耳提面命,但母亲的嘱咐成为我此后人生的座右铭,日后愈发能理解到它的价值,令我终生受益,感激不尽。

2. 童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走向和平”的启蒙环境吗?为什么呢?

我出生的时候,日本已经有开始走向军国主义的倾向,但还不至影响到平民百姓的安稳生活。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大哥被徵召入伍去了中国,幼小的心灵也可以感觉到战争开始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小学六年级,为了帮补家计,我开始派报。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发表那天,接到报纸后人人惊讶与惶恐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同时,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一个多小时之前,也开始登陆侵略贵国。这也是一段绝对不容简单忘记的历史。

开战后,除了大哥以外,我其他四个哥哥也被徵兵去了。我虽然身体虚弱,还患上了肺病,但为了支撑全家,不得不到兵工厂去打工。

为了躲避空袭,我家也被迫疏散,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在亲戚家的旁边搭建一间临时住所,但那也在一场空袭中被烧毁。房子被烧时,我拉着弟弟的手逃了出来,那时候的恐惧感至今仍旧记忆犹新。

战后,三个哥哥回来了,但大哥战死在缅甸。接到哀讯的母亲那悲痛欲绝的神态,我一生也难以忘记。

还有一件发生在战时的事,至今还鲜明地烙印在我脑海里。有一天的黎明时分,我正凝视着差不多一百只B29飞机列队从头上飞过时,看到从上空飘下了一个降落伞。这该是被日军击落的美军吧。当这个年轻美军降落到地上,马上被人层层围起,就在我面前对他拳打脚踢,还有人在旁边大喊“杀了他”。

回家后我把这光景跟母亲说了。听后,她说:“真可怜!这人的母亲,现在不知多担心呢!”母亲的话令我想起了这年轻人的表情,完全没有传说中军队的威风,一点不像一个酷爱战争的人,更令我对他感到可怜。同时也令我明白到,不管任何一个国家,最受战火煎熬的,并非高高在上的领导人,而是被利用去打仗,被战争剥夺了原本充满希望的人生的青年,以及一般的老百姓。

回想起来,在逝世的数年前,大哥有一次放假回国时,忿忿地对我说起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日本军太残忍了。他们蛮横又傲慢。大家不都是人吗?他们的行径是绝对错误的。”我还记得,去过朝鲜出征的父亲也在一旁颔首赞同大哥的看法。

至今我呐喊反战,冀求世界和平行动的原点之一,就是传承自父亲和大哥的信念,和痛失许多亲朋好友的经历。日本绝对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教训。过去为贵国带来难以估计祸害的军国主义野蛮历史,我一有机会就对青年们讲述、书写,定要把它传递下去,不能让它风化。

在我毕生的着作《人间革命》小说的卷首,我写了如下的一节:“没有比战争更残酷!没有比战争更悲惨!”,就是希望构筑起一个新时代,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与人民,不再经历战争的残酷与悲惨。

3. 您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走向创价学会的呢?

决定我整个人生方向的,可说就是在十九岁与户田城圣先生(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的邂逅吧。以来,直至户田先生去世的十余年间,他彻底地教育我、薰陶我。

第一次见到户田先生是在1947年8月14日,差不多是日本投降的二年后。当时由于战败,完全改变了日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急遽的变化尤其令到很多青年人失去了人生的方针,不知所措。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了寻找人生的方向,我读了很多哲学书籍,也和朋友参加了阅读小组,藉此来协助自己对人生的思索。

有次受朋友邀请,参加了创价学会的聚会。会场里除了有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还有来自各个阶层、不同职业的男女老幼。大家虽然穿着并不光鲜,但不可思议地都是神采飞扬。其中有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爽朗地在跟各人讲话。他就是户田先生。

他所谈的内容虽然涉及宗教,但并非一般的说教或形式化的话,而是通过身边事例,尖锐地分析洞察日常生活或政治的问题。他谈吐坦率,又令人感到温馨。

讲话结束之后,朋友把我介绍给他。他脸上泛起亲切的微笑,跟我谈了起来。当时,我把一直放在心中的几个疑问向他提出:“什么是正确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之人?”“如何看待天皇制?”

户田先生的回答诚实而明快,恰到好处,像云开见月,令我看清事物的本质,得到一直寻找的真理,令我无限的感动和满足。尤其是当我知道户田先生在战争时期,为了彻底反对军国主义而入狱达二年之久,更令我感到“此人可以信赖”。

也就是说,我并非因醉心于佛法的思想或理念而参加创价学会,而是因为接触到户田先生的人格而作此决定。尔来六十余年。我以师心为己心,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以佛法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和平、文化、教育运动。

当然道路并非平坦,我也曾遇到无数的艰辛和阻挠。但是,我咬紧牙根排除万难,踏实地一步又一步地前进至今,心中没有丝毫悔意。贵国有句我非常喜爱的箴言:“欲为者,将涌现力拔千军之力;不为者,将诸多推搪。”

4. 请谈谈您出生战乱时代,后来化身和平使者的心路历程。

我努力推广和平运动的起因,也可说是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恩师户田先生一生与日本军国主义抗战,其后他把实现亚洲安稳与世界和平这重责大任托付给年轻的一代。

在与他相遇的一年四个月之后,我到他经营的出版社工作。当时正处于战后经济混乱时期,户田先生的事业每况愈下,刚开始的金融信用社事业也一蹶不振。

很多职员都另谋高就,离他而去,只有我于公于私,都拼命维护支持恩师到底。正因如此,我连上夜校也抽不出时间。户田先生看我如此,开始单独为我上课,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化学、物理、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想等等万般学问。

户田先生是个卓越的教育家。他答应说“我会把所有都教授给你”,而一直继续到他去世为止。这十年间我所接受的薰陶,成了我日后人生宝贵的精神支柱。

一生也没有到过外国的恩师,对世界和平的信念却比任何人都强烈。1954年8月,他把我带到他故乡北海道厚田村。恩师看着大海对我说:“大海的那边有大陆,世界很广阔。那里有苦恼的民众,还有孩子们在战火中惊恐。去给东方、给世界点燃妙法的灯火,代替我。”他这嘱咐我终生难忘。 恩师在一句话中,凝缩了他的和平思想:“要使悲惨两字从地球上消失!”户田先生一生显示了何谓“世界公民”的生活方式。他主张“地球民族主义”,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把“构筑没有核武器与战争的世界”作为对青年们至要的遗训。

恩师逝世二年后,我继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就在1960年,我把恩师的遗照放在上衣的内袋,踏出访问外国的第一步──美国。尔来,我反覆访问世界各地,并与联合国首脑及各国领导人等进行对话,商讨如何消灭核武器与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

也曾与着名历史家汤因比博士(Arnold Toynbee)、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鲍林博士(Linus Pauling)、罗特布拉特博士(Joseph Rotblat)等世界有识人士对谈并出版对话录。

自1983年起,于每年1月的“国际创价学会(SGI)纪念日”,我都发表一篇和平倡言,尝试谈及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

恩师于生前曾对我讲过一番话,我一直把它当作是给我的遗训:“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具体的倡言与行动最为重要。虽然不能马上把它变成现实,但将会成为燎原的星火,燃起和平的烈焰。空理空论无从着手,但具体的提案,会成为实现方案的『柱子』,成为守护人类的『屋顶』。”我所作的倡言,出版对话录,也都是为了要实践恩师的这番话。

我曾访问贵国两次,接触到贵国重视传统文化与多样性的伟大精神。贵国大诗人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有名的话:“最爱的图书馆啊!那是文化、文明与时代之港,也是才智的巨塔、人类对话的海洋”、“那里没有任何偏见、没有国境”。我希望今后能与贵国的有识之士,共同扬帆于这一望无际的“人类对话的海洋”。

5. 请谈谈您在促使和平过程中,曾经历的难忘事件。

实在是不胜枚举。但最令我难忘的可以举出1974年首次访华与访苏的事。

当时东西冷战激化,加之苏联与中国对立愈发紧张,世界面临分断的危机。1974年5月,我出发首次访问中国。当时东京北京间没有直航班机,只有从陆路经香港,由罗湖车站步行约一百米过国境进入中国。我认为,为了亚洲的和平,首先日本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为此,于1968年提出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当时日本正在敌视中国,我的倡言受到百般的攻击诽谤。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许多中国有心人士对此瞩目,并产生共鸣。

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年后,我受到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当时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会见,并与教育文化界代表交流。我也特别要求中方安排机会让我跟青少年和一般的老百姓见面交谈。

对于日中间终于打开了交流的门扉,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另一方面,当我在参观北京市内时,看到市民们为了准备对抗苏联的攻击,家家户户都在挖防空洞,又令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痛楚。

参观中学时,看到学生们在院子里建地下室。两国的对立,甚至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真是令人痛心。恩师经常对我说,“不要孤立任何国家”、“不要让任何国家发生悲剧”。我把恩师的话、以及在防空洞的见闻紧记在心,访华三个月后的1974年9月,应邀首次访问苏联。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柯西金首相(Aleksey Kosygin)时,我单刀直入地问他:“中国非常关注苏联的态度,苏联有攻打中国的意图吗?”首相回答说:“苏联没有攻打或孤立中国的意思。”我继续说:“我可以把这番话如实地向中国首脑转达吗?”首相深深地点了头。

那年的12月,我再次应邀访问中国,并把苏联首脑的话转达了给中方。当时也有幸拜会了周恩来总理。翌年1975年1月,我在访问美国时,会见了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把事情的经过转达了,并就如何缓和紧张情势交换了意见。

在那次首访中苏之际,还有一件事情令我难以忘怀。就是在访问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时候,在校长室里我看到挂着一张描绘着莫斯科大学全景的葛布兰式挂毯。当我问及由来时,说是“为了纪念大学创立二百周年由北京大学赠送的。”教育界的友谊证物,超越了中苏对立的狂澜,屹立不倒──当时我好像看到一个不受“政治藩篱”影响的世界,大受鼓舞。

这件轶事成了我所创办的创价大学与世界各国开展教育交流的渊源。令人高兴的是,我所创办的创价大学有幸与亚洲十六个国家的五十九所大学进行交流,其中包括了贵国的马来亚大学和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虽然看似无甚关联,但我深信促进开拓未来的学生和青年彼此之间的友谊,就是为亚洲的和平奠定基础。我确信,未来主人翁的学生与青年们所结下的友谊,必定能成为亚洲和平的基础。

6. 您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和念头下,从“儿童文学”着手呢?

英国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有一句难忘的话:“少年显成年,早晨显一天。”假若把人生比喻为一日,那么少年时代就是人生的早晨。早晨是阴是晴,播下的是怎么样的种子,这将决定人生之后的发展。

我是细嚼着弥尔顿话中的深奥涵义,开始执笔写童话的。我希望为小朋友们赠送勇气和希望之光,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心灵中播下友情与信赖的种子。

我二十一岁时受恩师户田会长经营的出版社聘用,最初被委派负责的,就是儿童杂志的编辑工作。我一心一意要搞好这份杂志,为其许许多多小读者们带来敢于梦想的勇气。由于工作所需,我时常与作家和画家见面。

我还登门造访当时最受少年少女欢迎的作家, 恳求他们于百忙中抽空为杂志写稿。我对他们说:“孩子们是来自未来的使者。希望为他们带来勇气,培育他们的正义感。”

或许是我迫切的央求把他们说动,他们最后总对我说:“抝不过你的热忱,就为你写稿吧。”他们对我说话时的笑容至今还历历在目。

年轻时代的苦斗成了我的灵感和动力的泉源,让我自1974年的《少年与樱花树》开始,逐一地完成了多部童话作品。1990年,在这些作品的英文版即将出版之际,幸蒙世界闻名的英国童话画家怀尔史密斯(Brian Wildsmith)先生为其负责插图。

怀尔史密斯先生的插图创作色彩优美,诗意漫溢,为我的童话故事注入了新的生命。

通过创作童话,我希望能使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了解到自己是非常宝贵的存在,能为他们添上一对“勇气与希望的翅膀”,让他们载着自己的梦想翱翔使命的天际。

敬爱的马来西亚全国作家协会联盟丹斯里依士迈‧胡申(Tan Sri Ismail Hussein)会长曾跟我介绍过一句贵国的箴言:“聚沙成塔”。假如能为这些未来的主人翁送上像一小撮泥沙般的希望,这就是我最高兴不过的事。

7. 请您略谈“池田大作卡通系列--世界就在你和我的心中”的内容故事之念头起源。

接获贵国将播放由我的童话着作改编而成的动画片的消息时,我感到雀跃万分,光荣至极,因此想藉此访谈,向所有有关当局和负责人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自从于1974年发表了《少年与樱花树》后,我开始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为背景来创作童话。

在日本,樱花不单是春天的讯息,也是希望的象徵。《少年与樱花树》就是以曾经赋予我希望的樱花树为题材而写下的作品。其他的灵感,出自我访问世界各地时所遇到的人物或事物。

又如以蒙古为背景的《王子与白马》,创作灵感出自我昔时与恩师户田先生的对话之中。户田先生曾对我说:“大作,让我们一起去蒙古,在草原上骑马奔驰!”一生冀求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恩师这番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而结晶成为这篇《王子与白马》的童话。

蒙古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万里无垠的长空。与未来主人翁的儿童们在这广阔的世界骋驰,向他们像晴空万里的心胸送去勇气与希望的薰风──这就是我执笔写作时的心愿。

我的童话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与此同时,改编自这些作品的动画片也在二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播放,其中包括菲律宾、塞尔维亚、冰岛、印度、汶莱、柬埔寨、香港、巴拿马和西班牙等地。

世界上有数之不尽的优秀童话作品。在阅读我的作品时,假如读者能进入我这“童话天地”,感受到我这心意,对作者的我来说真是望外之喜了。

马来西亚文学之父依士迈曾跟我介绍过一首马来四行诗,就是:

“汪洋大海中的潘丹岛 岱山傲然矗立 人体腐烂后化为尘土 善行伟绩永受缅怀”

如此,我愿与贵国各位先生一起,向未来的世代呼吁──要确信正义必定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