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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国 德米雷尔原总统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譬如,朝西的房间在日本,因讨厌下午的太阳而房价较便宜;可是在缺乏阳光的北欧国家,相反地,则为好房间而房价较贵。有感到“直视长辈眼睛是不礼貌”的文化;相对地,也有认为“不直视对方眼睛就不礼貌”的文化。

  在日本,习惯上是捧起饭碗吃饭,但在韩国则是不雅之举。日本人认为“不把气息喷到对方脸上是种礼貌”;相反地,阿拉伯人却有“嗅到朋友气息最为亲切”的传统。因此,原本以为是礼貌的行为,反被对方认为“不把我当朋友看待”,而变成得罪对方。

  于这世界上,有人为“祖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也有人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只要服务好,哪个国家都一样”。我认为在论谈哪种想法是对,或哪种想法不对之前,首先必须知道世上经常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有人带一位到日本商谈的印度商人去唱卡拉OK,却遭到对方拒绝,说∶“我不是在大众前唱歌的等级”,大为震惊。

  对印度人而言,他只想作合理的商谈,却被强迫作“肝胆相照的交际”,他对这种日本企业文化感到疲惫透了。同时,他也觉得日本的学历歧视或民族歧视,比印度的“种性等级制度”来得更严重。

  世界愈加狭窄的今天,“理解异文化”则愈为重要与迫切。以前,于纽约发生了海地人与韩国人对立的事件,其背景也就是文化的不同。海地人在交谈时,常碰摸对方的手或胳臂,是种亲热的表现。然而,这在东亚文化圈来说,一般是不礼貌的举止。因此,这触摸行为遭到对方厌恶时,海地人就认为“自己受到歧视”。

  此外,韩国人经营的店铺,商品陈列得极为讲究,所以不希望客人太随便碰摸。可是,海地人却认为,直到双方谈好价钱为止,拿起商品好好品评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些日常琐事的误解,使双方感情摩擦加深,听说最后发展到海地人推行不买韩国人店货品的运动。虽然通过加深人际关系,文化的不同能成为“ 喔!原来也有这种看法!”的新鲜发现,或许更能加深对对方的敬意,但事实上往往较多会生“误解”和“对立”。但是,最不好的是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人身上。

在日本是这样!

  曾发生过这一则事情∶一位住在日本的男回教徒,孩子们都上日本学校。因为学校供应的午餐有回教徒不能吃的猪肉,对此感到非常伤脑筋。他向学校请求,说能否在午餐有猪肉的那天,让孩子们带便当上学。可是,学校以大家一起吃同样的午餐是教育的一环,而拒绝了他的请求。结果,不得不让孩子们“没午餐吃”。

  说是“入乡随俗”,自己可作尝试,而不应强加于他人身上。也有人明知回教徒不饮酒,却强求说,“这是日本,喝吧!喝吧!”,或“不喝无法谈真心话”等。日本存在着任何事都要“一致”的集团主义倾向。曾有外国人说∶“住日本最讨厌的是,一有事马上就被说‘大家都这样呀!’、‘因大家都这做呀!’。”

  最低限度,我们必须聆听对方的想法。自己本身较难察觉出自己“不听人言”的傲慢思惟。现今是个与多种文化邂逅的时代。了使这“邂逅”不变“冲突”,而使之成喜悦的“合奏”,则需要些什条件呢?

自由被锁链锁住了

  土耳其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原总统的绰号“巴巴”,是“老爸”的意思。真有意思,他确实拥有像老树盘根的风格。

  至去年卸任总统止,这四十年间,他身土耳其政界中枢人物,人民鞠躬尽瘁。他经历过狂风巨浪,曾担任七届首相,其中经历过两次军部政变,并于第二次政变(1980年)时被捕下狱。

  当时他呐喊∶“现在被关进监狱的不是我,是土耳其国民。被锁链锁住的不是我,是开始于土耳其扎根的民主主义!”

  军部下令,要他从速解散政党、十年间不准从事政治活动!实质上,德米雷尔原总统被“锁链锁住”长达七年之久。我和他会晤是在他被“解放”的五年后──1992年12月。

  他的访日,是在他作第七届首相东山再起之时。他那狮子般风貌,洋溢着饱受风霜的迫力!一切困难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使他散发出胸襟广阔的魅力。

东西南北的十字路

  正逢冷战结束、中东湾岸战争刚终结之际,德米雷尔首相说∶“世界正在变动,正激烈地震荡着。因此,和平的行动才是最重要。” 我回答说∶“土耳其正是连结东西南北的‘中枢’、肩负人类融和的不可思议使命的国家。”实际上,于土耳其这个国家,有亚洲的一面,也有欧洲的一面。

  于会晤的半年前,我曾访问阔别了三十年的土耳其。当时,我曾凝视伊斯坦布尔市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狭窄海峡的西岸欧洲,东岸是亚洲。从西方来的旅客,于此地邂逅了馥郁的东方世界;而从东方来的旅客,于此地接触到西方的近代世界。于此,对东西两方的旅客来说,世界开始显示出“不同的脸孔”。

  并且,于北方是以俄罗斯首的“斯拉夫世界”,于南方是“地中海”和“非洲”。加上,苏联崩溃后,土耳其和土耳其系的五个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亚塞拜疆)建立了新关系!

  诗人荷马诞生的土耳其,亚历山大大帝策马驰骋的土耳其。

  此地,有时是繁荣的希腊文明,于“东罗马帝国”时代是基督教世界的中枢,于“奥斯曼帝国”时代是回教文明的中心。

  不同的历史如万花筒般点缀着整个城市──今天,走在街道上的人实在是多姿多彩,有阿拉伯系、蒙古系,有如希腊雕像般的脸,也有俄罗斯系和东欧系等等。土耳其大地拥抱着全人类,如欲将其合而一般。“西方啊,于我的胸中成东方!东方啊,于我的家中成西方!”

是野蛮人之友吗?

  德米雷尔前总统也是位有名的读书家,当他对我说∶“我已读完了池田会长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谈集哟!”时,我甚震惊。出版该对谈集土耳其语版,是在我访问土耳其的时候,还不到半年前的事。说起汤因比博士,他是一位令我怀念的人物。土耳其对博士而言;也是个特别的地方。因使博士领先其他历史学家,脱离“西洋中心史观”的契机,就是土耳其。

  于伦敦博士的公寓,博士曾对我说∶“过去曾发生过我非得辞去伦敦大学职位不可的事件。原因是,我发表了对土耳其人的真实见闻,而招惹了‘对土耳其人持有偏见’的人的愤怒。”

  1921年,博士正好是三十二岁。博士结束了他从两年前开始研究的“希腊土耳其战争”进行实地考察。他首先访问希腊,接下来考察土耳其。对博士而言,这是必须作的。为什呢?因他相信教父奥古斯丁箴言所说的;“须聆听双方言词”。

  博士特别重视双方当中,其主张不能得到他人公平听取的一方。

  “若要正确观察事物,须努力认识沈默一方的立场。”“于这场战争,独占发言权的是希腊。西欧诸国单听希腊的主张,并且西欧又控制了全世界。我熟知希腊的主张,因此认不用花太多时间也无妨。相对的,我认须努力去理解土耳其人的主张。”

  博士访问了土耳其人民被屠杀的城镇,也实际见到土耳其难民的困景。这种悲惨实情,竟在西欧是无人知晓的!

  博士写出了在当地亲眼看见的事实,以电报将此报告寄往英国一家报社。该报社的《曼彻斯特前卫(Manchester Guardian)》主笔极勇敢地将该报告原封不动的刊登了。

  为什说“极勇敢”呢?因于西方,在数世纪之间,土耳其人被渲染野蛮的“食人鬼”!同时于该时期,奥斯曼帝国残杀亚美尼亚人(1915年)的记忆犹新,促使西洋更认是如此。不用说,博士的报告被刊登后,报社四方八面受到剧烈评击。刊登同情“污秽的不能上口的土耳其人”的报导,这是何等无耻的事!

  然而,该报社了不屈服于“对回教徒持基督教性偏见”的势力下,其荣誉至今还历然地留在史书上。另一方面,这事在土耳其掀起了莫大的反应。为什?英国人亲自到土耳其难民营去?哎呀!真令人震惊!那英国青年写下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并把它寄到报社去?这是真的吗?

  为什?他写的原稿,就这样被刊登在报纸上?令人难以置信!让我们看看!嗯!真的!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我们的主张向世界报导!往后,汤因比博士生动地描述当时的光景∶“土耳其人集聚到报纸前面,兴奋的脸泛红潮”。西方只依据西方的资讯来观看世界,就无法看到“真相”。

  有从非洲看到的世界,有从阿拉伯看到的世界,有从拉丁美洲看到的世界,也有从少数民族立场看到的世界。

  所谓“国际社会”并非是“欧美社会”的别名。博士在从伊斯坦布尔踏上归途的列车,写下了毕生巨著《历史的研究》的构想。之后,根据该构想,出版了其历史巨著,奠定了划时代的“地球人类史观”。然而,博士被视拥护土耳其,而被伦敦大学放逐。“之后,三十三年间,我在英国民间学术机构‘王立国际问题研究所’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年报来维持生计。”

土耳其现代史的苦恼

  德米雷尔前总统出生于1924年,刚好是汤因比博士辞去大学工作的那一年。他在小学时代靠放羊来帮补从事农业的双亲。中学和高中也都是靠奖学金。第一次参选时,他大声疾呼说∶“我是放羊的德米雷尔!”他四十岁就当上了首相,被称“土耳其的肯尼迪”。以来,他历经了一段长远的旅程。土耳其现代史的另一面是,“西洋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实验室。阿塔图尔克 (Kemal Ataturk) 首任总统推行的“土耳其革命”,急速地促进了国家的近代化。

  “近代化”即指“西化”,革命激发了国家的“脱伊斯兰”倾向。“土耳其革命”推行废止国教制度、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等。也废止了阿拉伯文字,改用罗马字(拉丁字)。假日从星期五改星期日,日历也从伊斯兰历改成太阳历,也禁止女性使用面纱掩脸,和男性戴用土耳其帽。土耳其革命是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提并论的大变革。

  当时也曾遭到猛烈反对,但是阿塔图尔克总统彻底实施了这个“土耳其版脱亚入欧(脱离亚洲成欧洲一员)”路线。

  就这样,西化确实发展了不少,但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却无法减少。七十年代以后,伊斯兰回归运动逐渐吸取这些不满份子而发展起来。

  加上“虽西化却仍是伊斯兰,是伊斯兰却又是西方一员”的矛盾──了寻找心灵平衡,很多人开始渴望回归到过往的传统中去。如此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反欧美的情绪,政治运动则更一发不可收拾。左右势力起了剧烈冲突,也发生了民族对立,恐怖攻击或破坏行动变本加厉 ──。

  在此情况下,以“恢复秩序”名,军部力量增强是历史常情。由于军部掌握实权,德米雷尔首相被捕。虽然如此,纵然再怎倒下去,德米雷尔原总统还是贯彻了“守护自由与民主主义”的立场,坚持奋斗。他也曾遭到暗杀。1993年,我也曾会晤过的厄扎尔总统过世后,他被选下任总统。德米雷尔原总统的绰号是“不倒翁”。

不管好坏一律看待的危险性

  德米雷尔原总统一改满脸笑容,以认真的眼眸说∶“什么是最重要呢?无论如何,没有比和平更重要的了。了和平信任对方,一起工作。边共同工作,边增强双方的信赖,无论甚问题都需以友好来解决。”我认正是如此。互相理解,成朋友,绝不持“说也是白说”的先见。

  那时候,汤因比博士对自己说∶不应把土耳其人一律看成坏人。如此,那就看不见每个人的人性。重要的是去了解每一个活生生的土耳其人。博士把此决心付诸实际行动,他学习土耳其语,结交土耳其人的朋友。博士说∶“任何宗教、国籍或人种的人,只要和他作个人的来往,一定会了解那个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人。”(《交游录》)

“形象”的暴力

  今天,把人都“不管好坏一律看待”的危险性,比起博士的时代是否减少了呢?不能说有所减少,也许“形象的暴力”反而正在增加。譬如,一位新闻记者曾听说北欧虽是福祉大国,但老人生活孤单,自杀事件也多,他去了瑞典就到处寻问∶“在哪个公园可以拍摄到‘坐在椅子上的孤独老人’的照片?”,结果,引起瑞典人的反感。配合早已定型的形象而散播的资讯正泛滥于世。譬如若要强调日本考大学的辛苦,只要刊登孩子们熬夜、在补习班拼命加油准备考试的照片,即可达到其目的。但是,在日本也存在着孩子们夜游街头的另一面现实。

  战争时,只要在电视上播放被敌方攻击的画面,就能煽动国民的愤怒情绪。这时则绝对不会播放自己国家也在攻击他国,使其他国民流离失所的画面。媒体愈发达,散播“有意图形象”的危险性越大。世上正到处充满了这种陷阱。

“抚心自问”的重要

  因此,每个人都首先需要“抚心自问”。问自己,是否一味“盲信”被灌输的形象?是否没好好思索不确实的资讯,就信以真?是否不知不觉中被灌输了偏见?究竟自己知道多少事实?自己曾否确认过?去过现场没有?见过当事人没有?听过那人的主张没有?是否受到恶意的“谣言”所摆布?如此的“抚心自问”,不是件极重要的吗?

  “自己一定持有许多自己未曾察觉的偏见”,拥有这种自觉的人比拥有“自己无任何偏见”的人,较容易和异文化进行对话。不凝视自己,不自问的人是独善,将成一条单行道,不听别人的话,也无法进行对话。了和平而“对话”,其出发点就是谦虚的“抚心自问”。

阿拉伯与欧美的桥梁

  德米雷尔原总统于伊斯坦布尔工科大学学生时代,曾对朋友畅谈自己的梦想。他说∶“我想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造一座桥梁来连接欧亚!”之后,得到日本的合作,两座“博斯普鲁斯大桥”完成了。他的梦想实现了。建造“桥” 极重要,无“桥”是无法过河,只要有“桥”,后人可以跟着过来。

  日本不是也需要努力搭起一座和阿拉伯世界、和欧美世界之间的“对话之桥”吗?因在历史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并未曾有过争执,同时也很接近欧美。了萌生和平,必须先发制人,勇敢地付诸于行动。不正如此,才能发挥出日本国宪法的精神吗?

每个人都是“地球公民”

  我认,人并非出生时,就是土耳其人、美国人、巴勒斯坦人或犹太人。这些名称仅是一个微小的“记号”。

  出生时,无论任何人,都是作一个“生命体”而来到世上。是作一个“人”而诞生的。母亲不会想着去生个“日本人”或“阿拉伯人”,单是祈愿生个“健康的生命”。

  不管在哪个国家,以任何不同名字来称呼,蔷薇就是蔷薇,紫罗兰就是紫罗兰,人就是人。当悠然地飘翔在蔚蓝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的云和风俯瞰地面的人们时,也许它们相互如此喃喃细语∶“觉醒吧!从这高空俯视,世界是一体的。每个人都是“地球公民”。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美国人”、“伊拉克人”!存在的是刚好住在美国叫保罗的少年“生命体”、或刚好住在伊拉克叫穆罕默德的少年“生命体”。他们同样都是“地球之子”。

  但是,他们却被以国名区分,被教导互相仇恨!觉醒吧!认识你们的行如何的愚蠢、如何的傲慢!认识你们让下一世代继承此仇恨是如何的“残酷”!现今最需要的是“地球人意识”。这并非在远处,也不在电脑画面上。这存在于能他人“忧心、痛心”的人的心灵中。

  “地球人意识”说∶只要你痛心,我也痛心。无论你是谁,或是你的烦恼是什么!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