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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豪 查良镛(金庸)博士

  人生是波澜万丈的。

  如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锄强扶弱”般的侠气,金庸先生的人生也是这样。

  他是一位人称世界上无论去到那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的大文豪。

  从市井小巷的贩夫以至大学的教授,中学生到老人家,大家都追看他的武侠小说。读者人数不知有几亿,人数之多不可估计。有人说这 正有“中国人的心灵故乡”。

  在他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总是“见义为勇”的。将“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以至与恶人战斗,自己不惜走进危险的处境去。这是民众中的英雄。

  这些故事当中,有因惩戒弄权腐败的贪官而被通缉的大侠,有不顾大军正等待他来送死而为救朋友的壮士,有被他人陷害而蒙上污名的正义之士,有为救自己深爱的女性的丈夫而身陷火海的青年,也有多愁善感的少年,经历人生的试练而成为英雄豪杰的故事。

  金庸先生所描写的,是本着信义,经千锤百链的男儿,还有与他们一起面对命运的“真情女角”。 每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是有血有肉的;十个人就有十种不同的性格,没有相同的。

  金庸先生说∶“我最想写的人物,是在困境中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忍下去,排除万难而奋斗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样子啊!”这也就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生吧。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省。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义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氏,是清朝末期一位知县。那时,在丹阳这地方,发生了民众火烧基督教教会的事件。起因是他们憎恨这西欧列强侵略者的先头部队。主谋者虽要被处刑,但保他逃亡的就是查知县。知县个人承担所有责任,表现出“舍身救民”的气慨。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这种“傲骨”过来的。 他在学校的成绩总是位列第一名的,但却遭到两次退学的处分。第一次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在学校壁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人皆憎厌的训导主任,结果得到学生们的喝彩而却被校方开除。第二次是二十岁时,他立志成为外交官而考进重庆大学。在这里他的成绩也是第一名,但当时对横行校园的欺负其他同学的国民党学生的暴行不满,向校方投诉,结果反遭勒令退学。

  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后,亦遇上多番的波折。 他对我说∶ “我常常坚守自己的主张,为此有时成为暗杀的目标,与威胁生命的重大压力作正面对决。不过是非善恶是清楚的,我从不向不合道理的压力屈服。我对自己这样说∶ ‘即使危险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卑怯退却。因为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

  正如金庸先生所说,他自己也是个“奋不顾身”的男儿。 当他的长子去世时,他仍继续写社评,因为他必要写。 1962年,中国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大量难民涌进香港,他在报章上呼吁援助难民,而自己也投身救援运动。 1963年,中国的政治家发言“不要裤子要核子”,而他提出反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最先作报导,指出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权力斗争”。 预测林彪的倒台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的末路,结果与他的社评中所写一样。

  问他“为甚么你的社评这样精辟呢?”时,他说∶ “保持独立的原则,无论有甚么诱惑或威吓也不屈服。” 真是一位大丈夫。这使我想起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的意志,无论甚么也不可以改变它的。

  在他小说中一名人物说∶“大丈夫能分清恩与仇。受到恩惠,便应尽所去报,受恶意对待,会永不忘记对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动者。所以会与善人交友,不会轻易交上恶人。这与连恩仇也很快忘记的日本刚好相反。

  另一方面,“大勇”与蛮勇是不同的,英雄不会露出英雄相。 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满脸质朴寡言,毫不装饰。他的学问如深山旷野般渊博,从口中流露出来的见解,如清流甘泉。

  “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面优秀,但在国际感觉上就不可以这样说。例如,某人纵有学问和优秀才能,但人际关系却搞得不好,这样会使人误解他是个恶人。” 金庸先生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未对其侵略行为作出诚实的谢罪。 “我的家庭本是很富裕,但遭日本军烧掉了。母亲在战争中,没有足够的药物和看护下去世,弟弟也死了。”

  论语里有∶“小人之过必文。” 犯了过错,却用说话来掩饰否认的就是小人。若果一而再地重覆下去,便会不受信赖。亚洲的人们,不甚至世界的人们都认为日本是个“小人”之国。为甚么呢?原因就在此了。其次这也缺乏了“义”啊!所谓“义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确道理的人,正是人中之人。在中国来说,这就是所谓“文明”了。

  中国本来就是个对异民族宽容开放的社会。 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汉族而成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不是计较出身,从中国来看只要有“文明”的话便可以。即是说,只要同是走在“义”这条人间之道的话,就是朋友。这点,与日本以先天性“血统”来归结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的话,就永远视他为“外人”。但以文明来统合的,就是人间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

  汤恩比博士的遗言也有“向中国学习”。 这是说,今后向着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应向有史以来以一个文明圈发展过来的中国,好好学习它的智慧。 最应要向中国学习的,不正是邻国的日本吗?

  日本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存续下去,那便看能否学习中国那种普遍性了,这样说也不算过分吧!而被评为最能表现出这种“中国心”的就是金庸文学。所谓这个“心”┅就是贯彻与迫害战到底的信念,即使舍命也决不悔约。我与金庸先生,就是以这种心情缔结起友情的。

  我们一见面,金庸先生便以坚决的口吻说∶ “中国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决不是大人物。”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