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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友好的桥 故廖承志先生

  “我不过是个普通人。”这是当时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廖承志先生所说的。他是一位长年在中国革命的中央枢纽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在他逝世前被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廖先生是位历经千辛万苦的前辈,为了日中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请一定保重好身体。”我对他这么说,他马上就答道∶“实在不敢当,就中日友好关系而言,我不过是周恩来总理手下的一工作人员罢了。”

  当时周总理已与世长辞,可是他对周总理的忠诚却依然如故。“您太谦虚了。就算您是一名工作人员,如没有强健的身体就无法奋斗到底,作为一名伟大的工作人员,请今后也不懈地奋斗下去!”我这么一说,他即刻笑得前仰后合。

  当时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亦在场,对我们的交谈她高兴得拍手鼓掌。如今我仍怀念着这两位慈祥和蔼的故人,我们的这次会见是于 1978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时值我的第四次访华。与廖会长一见面就能彼此意气相投,这全仗他的人品。他的人格包含着严格、温和、慈祥、威严等各种优点,是位能包容众人、具有宽阔胸怀的领导人。他在纵观历史大局的同时,又特别注重“人心”,深懂人情的微妙,对任何人都以诚相待,在这方面很像周总理。  

  廖会长爱戴中日两国的人民。如果没有他,两国间也许就无法促成友好的关系吧,他是日本的恩人。我初访北京时,最先前来欢迎我的就是廖会长(1974年 5月30日)。当时东京与北京间尚未通航,我们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换乘飞机至北京。降落于北京机场时已近晚上十点,可是竟有十几位先生在那儿等候着我们。这么晚了,真过意不去,当我心怀歉意走下飞机舷梯时,满面笑容、站在迎候队列最前的就是廖会长。他身材魁武、面容慈祥,一派“大将”风度。“热烈欢迎您!”他一开口就把我给怔住了,因为他日语之流利“胜过日本人”;一经握手顿从他那柔和温暖的手掌传来一阵深情厚意。  

  廖会长出生在日本东京的大久保(1908年),自称是“北京的地道江户人”。他父亲是近代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母亲何香凝女士是支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的妇女运动中心人物。廖会长家是奋勇拯救人民的忠烈之家。当年他们与孙中山先生一起流亡日本,听说孙中山先生经常在东京的廖家组织开会,现在还留有那张幼年的廖会长坐在孙中山先生膝盖上的名照片,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后代。他在日本结识了很多朋友,不过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患有蔑视亚洲的人格病。  

  廖先生追述了一段当年他在日本学校的往事,“那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我的一位老师虽是信奉天主教的,却看不起我,把我们中国人当成劣等民族,只要我在班上答不出问题,他就会说‘你这头支那猪仔,当然啥也不懂啦。’我生气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回答问题,这时他就会嚎叫起来‘我早就料到中国人会跟猪一样蠢,日本人就不这样。’”  

  在他十六岁的夏天,父亲在广州而且是在他母亲面前遭政敌暗杀。之后母亲在自家门前挂了一条横幅以示抗议,上面写着“精神不死”。即使肉体遭摧毁,但是精神决不朽!这炽热的气概贯穿了廖先生的一生。

  廖承志先生于1983年逝世,其后他儿子廖淳先生回忆道∶“我父亲一生共遭七次逮捕,加起来在监狱共渡了十一个春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前后被软禁四年,甚至在长征时也惨遭特务之嫌,一直被迫带着手铐。”长征,即使对健康的人也是大超体力的行进,而父亲却被迫带着手拷行走到底,他是因指出方面军指挥方针错误而惨遭这种报复的。在与周总理会合之后,他才从这手拷的软禁状态中解放出来。长征途中,他将自己的感慨寄托于诗∶

  “休叹友朋遮面过, 黄花飘落不知所。”
  “宇宙宽,星多, 地球还有亿万年, 百岁人生一瞬过。
   笑、笑、笑, 何须怒目不平叫? 心透神明脑自通,
  坦怀莞尔心光照, 绳套刀环不在手, 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夫人经普椿女士这样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7年起的四年)不只是活动遭停止,而且也不允许见任何人,就连我们夫妻都不准见面,处于彻底的软禁状态。后来多亏周总理的帮助,终于可以一周见上一面。”

  也许是时代的疯狂吧,据说在当时的北京街头到处张贴着“活烧廖承志”、“把廖承志扔进油锅”等诸如此类的大字报。他们不但不让他治疗心脏老毛病,甚至连就诊都不允许。廖会长虽然尝尽艰难辛苦,但却从不怨恨人生,一生豁达包容他人,那“逗人发笑的特技”也从未褪色。

  就说他姐夫(李少石先生)在重庆遭杀害(1946年)一事,他姐夫当时是做周总理的秘书,被图谋暗杀总理的凶手枪击错手击毙。廖会长虽悲痛欲绝,但还是给因父亲之死痛哭不绝的侄女画了一幅漫画。他画的是一个胖子坐在椅子上逗人十足地眨眼示意,并还在那幅画上添写了这样的几句话∶ “革命家的神经须如钢丝,而不似纤维;应是笑口常开、天天向上,而不该有片刻的意气消沉。”

  这就是从屡次的死逃生中磨练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吧。 在我们交谈中偶然提到“四面楚歌”的话题,他淡淡地说∶“四面楚歌反而能使人拿出力量。”

  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仅在一年我三次踏上那块伟大的大地。第二次访华是在同一年的年底(1974年),第三次是在翌年的四月。因我认定,刚打下的“金桥”基础工程必须尽可能一气呵成,而与廖先生的每次相见都不断地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情。

  与此同时,我亦两次访问苏联(1974年9月和75年5月),我希望从自己的立场来沟通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意向。在那个时代,竟有位苏联人士对我透露了他的真心,说∶“廖先生不愧是位杰出人物,在日本像他那种人到底能有几位?”当时正值中苏关系极为险恶之时,因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廖先生如春风般温暖,从不耀武扬威。当我说∶“廖先生是位国家的重要领导,而我不过是一介民间人士。”他马上郑重其事地回答道∶“不,我也是个普通人。”

  而另一方面,他对家人却极其严格,听说他幼年的孙儿曾对家庭厨师显示傲慢粗鲁的态度时,他立刻让孙儿写“自我检讨”,再让念出来。 应我的要求,他为我挥毫书写了“经常改造自己”这六个字。

“斗争的艺术”

  廖先生对人爽朗真诚,是位善于缓和气氛的名人,对待工作不屈不挠,又能体谅他人,甚至连监狱的看守也被他的人品所打动而成为他的拥护者。他能虚心倾听不同的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就予以采纳;而且他既幽默又多才多艺,这使他周围总是轻松愉快笑声不断。

  在他给周围加油鼓劲的同时,自己又如同磁石般地吸引众人。为此这被称为是“斗争的艺术”。 他真不愧是与周总理一体同心的楷模。 我亦总是把他视为总理的代理人而与他交流。

  在第二次访华的最后一晚,廖会长悄悄地对我说∶“今天可有大喜事,池田会长,您和我一起走吧。” 大约在晚上九点,我被请坐上车,不过我不知要去哪,见廖会长笑容可掬,我也就放下了心。

  然后他终于开口道∶“其实周总理正在等候着您呢。总理虽重病在身,但还是作出了会见您的特别决定。” 如他所说,周总理果真在医院等候着我们。 在我们相见的一刹那,我顿觉与总理之间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而且无需用语言来表达。

友谊源自相会之前

  其实,周总理早在近十年前就通过他人给我捎来郑重的口信等,一直保持着给我联系。我于1968年所提倡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经过,以及社会对创价学会的攻击与迫害,对此总理都了如指掌。那么总理到底关心的是什么呢?当时担任我们会见的翻译林丽韫女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曾作了这样的证言∶ “周总理认为∶‘创价学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是重视创价学会的理由’”。

  还有孙平化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亦公开介绍∶“周总理曾经说过∶‘中国必须与创价学会建立友好关系’。”

  据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孙先生就与廖先生一起向总理作了汇报,那时总理亲自提议要与创价学会建立往来。后来我得知,在1970年12月周总理会见了学者菅沼正久,据说总理就创价学会向他提问,而问题的焦点是“创价学会是否是一个能超越国家的团体。”

  周总理关注的不是“国家”这一层次,而是“人民群众的心”。

  其实真正的邦交正常化,并不只是政府之间的条约,如果只有那纸上条约,那么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中,不知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只有在两国人民能由衷地相互信赖、相互尊敬、携手共进的基础上,才能达成真正的中日友好关系。这就是总理那极具责任感、高瞻远瞩的坚定信念。 在总理的内心深处怀有钢铁般的觉悟,即决不能再次发生那地狱般的日中战争。

  有很多中国人,只要一看见日本国旗就会触痛当年家园被烧、亲人被杀那痛苦不堪的创伤,令他们恶心。但是总理认为“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大力宣讲中日友好的重要性,并且决定不索求战争赔偿费,以免除同样是战争牺牲品的日本人民更要为之而受难。

  我知道在总理的慧眼活生生地映现着因抗争日本军国主义而一度被毁灭的创价学会的和平精神。总理选定我们支援的公明党作为日中恢复邦交的中间人。再者他在秘密地施展“恢复中美邦交”这一登峰造极的外交手腕时,在此事尚未公诸于世之际,已经从中国发来电报邀请公明党代表访问中国(于 1971年6月访华)。

献身于民

   据说周总理在1972年春就得知自己已患癌症。促成中日友好是总理“燃尽生命”之前的最后一项外交大业。 为了十亿人民,总理不断与四人帮作殊死的斗争、挺身挽救身处困危的人,而他自己却不顾重病在身,宛如一颗大树傲然挺立。

   又据说总理常言道∶“最好的死法是饮敌人的子弹而身亡,但如不可能时,则拼命地为人民工作。以此为民殚精竭虑,献身于民。”

   总理就是以这种精神费尽心血促成日中友好,而作为总理分身的廖会长以总理之心为己心进行了彻底的奋斗。

   因为我深深了解总理的这种精神,所以在首次访华启程时,在羽田机场我发言道∶ “至今我一直是与那些被称作穷人和病人的人一起奋斗过来的,我从未去倚仗权力和财力。”

   只有我们才是那些痛苦不堪、深受蹂躏的人的维护者。正因为如此,我感到特别的自豪。我与周总理虽只见过一面,但我已深为满足。会见时我唯恐影响总理的身体,曾几次想告辞,当我不时地看表催促廖会长时,但都被示意“不急,再谈一会儿”,如此反覆了几次。

   自那以来转眼已过二十二年,日中“金桥”栏杆的左右两侧将永远刻画着这两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周总理和廖会长的愿望,就是要把日中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地、更深更广地永远传下去。廖夫人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追悼廖会长,其中写道廖会长现已回到他所敬爱的双亲身边,也许他们在没日没夜尽情地畅谈一切,这篇追悼文的结尾这样写着 ∶“廖家父子二代为超越前人的不幸而奋斗了终身,或许现在正在商讨着生前未能完成的事业吧。不过,请放心!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定会继承你们的遗志,实现你们未能完成的大业。”

   我亦以同样的心情,为总理夫妻与廖先生合掌祈祷。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