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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13年1月26日

为纪念1月26日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创价学会(SGI)日”,SGI会长池田先生以《和平共存与生命尊严》为题,发表了纪念倡言。

倡言首先提及联合国意欲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事,倡议以“生命尊严”为精神基础。进而言及贫穷和差距、人权侵犯、由差异产生的纠纷和对立等问题,并借助佛法思想寻找解决方法,举出三点社会应孕育的精神性,即“和他人苦乐与共的意志”、“相信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誓将颂扬并守护多样性”。

倡言还提议推进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裁军,以建设和平共存的全球社会,并主张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七十年后的2015年举行G8高峰会议之际,举行“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扩大首脑会议”,制定2030年为“全世界军费减半”的目标年。

从维护人权的观点,为使处于极端贫苦状态的人们能恢复尊严,倡议在所有国家设定“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在联合国设定“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地域据点”框架。

最后,就愈益紧张的日中关系,提议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早日进行对话。举办定期首脑会谈,以增进密切关系;设立“东亚环保合作机构”,提供机会,使日中两国青年和衷共济,为人类未来作出贡献。

以下为本文

为纪念国际创价学会(SGI)创立之日(1月26日),我以2030年为目标,展望如何建设和平共存的全球社会。

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制定六十五周年。联合国自创设以来,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各种世界会议上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等种种决议,明示人类应共同追求的理念和指标,藉以唤起国际间合作。这些指标包括环保与发展范畴的“可持续发展”、对抗纠纷与“构造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和平文化”、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人类安全”等。

这些都是联合国的重点课题,现今必须首先解决的项目。

具体来说,譬如联合国重点课题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注1):把世界上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已经在期限的2015年前达成,把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也已经实现,确保男女儿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的目标也即将达成。

当然,照目前的进展状况来看,估计不能如期达成的目标也比比皆是。即便能达成所有目标,多数人口仍然处于生命或尊严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下,进一步努力仍是当务之急。

虽然只取得部分成果,但我认为这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证明了只要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明确制定应克服的课题和期限,大家一致地努力解决,就能着实地改变世界。

正好去年(2012年)6月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决定要制定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并于上个月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我希望能集结全球睿智,考虑我们到新目标的期限2030年,能达成些什么,要建构一个怎样的世界,齐心为未来的全球社会描绘一张蓝图。

文豪歌德所指摘的文明病理

“所有的、亲爱的朋友,现今都是极端的,甚至思考和行动都无休止地匆匆而逝……年轻人从太小的年代就接受刺激,然后被时间的漩涡吞噬。财富和速度受到世间崇拜,也是所有人努力追求的。”(《致友人泽尔特的信》,Goethe’s Letters to Zelter)

这尖锐的文明批评,并非出于现代思想家的手笔,而是活跃于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的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话。

我当前正在与德国的“魏玛歌德协会”(Goethe Society)顾问曼弗雷德‧奥斯滕(Manfred Osten)博士就歌德的思想与人生展开对话。奥斯滕博士说,在《浮士德》(Faust)中,歌德从正面指出这一文明病理,注意他所描写的,虽然用“魔斗篷”(最快速的移动工具)、“快剑”(最快速的兵器)和“快钱”(钱币)不断地满足欲望,最后却自取灭亡的人的愚行。

为满足浮士德的欲望,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供给他这三件道具。奥斯滕博士把它们形容为“恶魔般速度的道具”,说这些道具的形态与名字与当代的大不相同,但内容完全一样。他继而问道:现今人类究竟有没有能力觉醒自己就是现代的浮士德博士。如他所言,我们现在的世态和歌德的描写确实非常相似。不需借助梅菲斯托费勒斯的力量,我们已经造成一个病入膏肓的悲惨世界,本来不应轻视的东西简单地被践踏牺牲。歌德所指摘的病理,现代已达到顶点。

纵观现代,为守护本国而不惜制造甚至可招致世界末日的核武器,以扩大差距和牺牲弱者形成的万人膜拜的竞争至上社会,经济发展至上主义所带来的没有节制的环境破坏,投机交易带来的物价高涨和食粮危机……这种病态比比皆是。

《千年发展目标》要从世界上尽量消灭悲惨事态,但对于这些文明病理,如果不认真根除,即便暂时改善某些事态,归根到底也会继续衍生各种新问题,使状态更为恶化,甚至变得不可收拾。面对这些铜墙铁壁,我们应如何以2030年为目标进行新挑战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歌德的这句话很有启发性:“总会有一天到终点的走路方式是不够的。每一步本身就是终点,也是通往终点的一步。”(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就是说,不是以仓促补钉拼凑的方法来改善事态,而是进行这样的挑战:让苦于各种威胁的人能恢复自己的生存希望和生活尊严,以此作为目标去改善一个又一个的事态,让时代的潮流从破坏走向建设,从对立走向共存,从分裂走向团结。

所以,在制定新目标时,要重新确认“什么是社会不能再轻视的东西”。要制定能确实地引导大家走向和平共存全球社会的精神基础。

在此,我提议把“生命尊严”作为这精神基础的主轴。

与他人苦乐与共的意志

若把和平共存的地球比作一栋建筑物,那么“人权”、“人类安全”等理念就是构成建筑物的支柱,而“生命尊严”应该是支撑这些支柱的地基。假如地基不稳固,只是一种抽象概念,那么遇到危机或考验时,支柱也会不稳定,甚至导致建筑物倒塌。

为支撑整个建筑物的重量,“生命尊严”这地基一定要非常坚固,而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感受并加以维护,才有其真正意义。为此,我提出三个社会应有的精神性指标。

第一,与他人苦乐与共的意志。
第二,相信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第三,誓将颂扬并守护多样性。

首先我要谈及第一个指标,就是“与他人苦乐与共的意志”。这个指标令我想起差不多四十多年前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Arnold J. Toynbee)共同展望21世纪的对话。我们谈到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生命尊严”。那时汤因比博士强调:“尊严是任何东西也不能替代的。”(《展望二十一世纪》)并指出,正因为每一个人如此独特和无可替代,所以生命尊严如此宝贵。

博士更指出,“不重视他人的尊严,就会失去自己的尊严”(同上)。在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生命尊严”的观点实在非常重要。

现今令世界众多人的尊严陷入危机,立即需要国际合作来应对的,就是贫穷问题。

刚才也说到,《千年发展目标》的几个项目虽然已经达成,但也不过让苦于悲惨现状的人口比例“减半”而已,不加速处理,估计到2015年就会有约10亿人陷于极端贫穷,约6亿余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而且削减贫穷的进度各地区有所差别,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改善进度缓慢,远远比不上还没有达成减半目标的南亚和中南美洲,情况令人担忧。

今年(2013)6月将在日本横滨市举办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包容与强韧的社会”。我衷心祈愿通过这次会议,能创造更坚固的国际间团结,来建设一个“非洲世纪”,从非洲向世界扩展和平共存的潮流,让每个人都能活得尊严。

另一方面,威胁众多人的尊严的贫穷问题,甚至在经济先进的国家之中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是研究社会差距问题的专家。他们指出,假如经济差距加上经济穷困,会使人际关系恶化,甚至腐蚀整个社会。

在他们的著书《精神层面──为什么没有差距的社会经常会表现更好》(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Do Better)中指出,差距会对人的健康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不但如此,“差距越大,越令人变得互不相干,人际关系愈益淡薄,人们需要独力处世谋生,这样必然令信赖关系减弱。(中略)有差距问题的国家会令社会各个层面的机能衰减……不但是贫穷的人,甚至所有阶层也会受到不良影响”。

单是穷困,已令人对生活上的每一件事都感到辛苦,而雪上加霜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种被轻视排挤,在社会上失去生活场所和生存意义的感受。身处这般境地,虽然仍然会有人鼓起勇气迈步向前,但周围的冷淡反应和冰冷视线会加深孤立,伤害尊严。

正因如此,近年除了从经济层面来解决贫穷问题之外,还提出一种“社会性包容方法”,重视恢复贫穷阶层与他人的关系,让他们重觅生存意义。

以佛教思想来解救人类痛苦

在古印度,佛教的起源是出于挽救面临各种苦难的人。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身在富贵荣华的王族,一生不愁衣食。一般传说释迦年轻时决意出家,就因为在“四门游观”(注2)时遇到苦于生老病死的人,而心起挽救之意。

但是释尊的本意,并非单是厌恶生老病死这人生的无常。释尊后来如此说出他当时的心境:“愚蠢的凡夫,虽然他们自己会衰老,也不能避免衰老,却在看见他人衰老的时候沉思苦想,烦恼,觉得羞耻厌恶,而忽视了这也是自己的事。”(中村元《佛陀Ⅰ》)而且对于病和死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释尊注意的是人的“傲慢心”──对于老人或病人觉得讨厌的歧视心态,而忽视了自己也会经历同样情况。因此,释尊绝不会把周围任何一个被孤立排斥的老人或病人置之不理。

佛经上有这样的故事。

释尊看到一个病倒的修行僧,问道:“你为何如此痛苦,为何单独在此?”修行僧回答说:“我一生懒惰,怕辛苦,从来不替他人看病,所以如今自己得病,也没有人为我看病。”

释迦说:“善男子,如今我为你看病。”于是为他更换肮脏的被褥,亲自洗净他的身体,为他换上新衣服,然后鼓励他好好修行。修行僧顿时感到身心欢畅愉快,判若两人。(玄奘《大唐西域记》)

我想,令这修行僧康复振奋的,除了释尊对他献身的看护之外,更令他感动的是,释尊跟对其他健康弟子一样,对他说出同样的鼓励话语,这令他接近熄灭的生命的“尊严之火”死灰复燃。

这故事出自玄奘《大唐西域记》,假如我们把它与其他经典的内容对比,又可以看到释尊的另一种意图。

故事说,释尊看护了修行僧后,召集弟子询问,原来弟子们早已知道修行僧病重,以及患的是什么病。虽然如此,没有一个弟子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弟子们的解释,跟修行僧在病床上所说的一摸一样:“他从来不为其他修行僧看病,所以我们也不为他看病。”(大意,《律藏大品》)

这回答以现代的表现来说,就是“他平常的表现不好”、“本人的努力不足”等责任全在于本人的理论。这样,修行僧会觉得这是自己甘受的“命运”,只有死心放弃。而对其他弟子而言,就是把他们的旁观态度正当化,助长他们高人一等的“傲慢心”,使他们的心被阴霾覆盖,不能清楚地观看事态。

释尊为拂去弟子们心中的阴霾,让他们察觉到自己的不是,说出了以下的话:“有心要侍奉我的人,就去看护病人吧!”

修行佛道,无非是去扶持眼前困苦的人,实践一种能对他人感同身受,苦乐与共的生存方式。这里要注意的,是通过如此的过程,能恢复尊严的并非只是受苦的人,同时还包括与他共苦的人。

生命尊严,并非一个人能独自展现的。只有在如此的相关过程中,他人的生命方可显示其“无可替代”的尊贵一面,而当自身涌现无论如何都要维护它的心态时,自己的生命也同时会变得尊贵庄严。

释尊劝导弟子们时,把“我(释尊)”与“病人(修行僧)”置于同等价值,相提并论。就是说病人也好,老人也好,人的生命尊严是完全没有差别的。从这点来看,见到他人生病或衰老的苦痛样子,觉得这就是人生的败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但如此,有如此的想法,只会同时贬低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尊严。

创价学会的哲学基础是日莲大圣人(1222-82)的教导。释尊的思想中,日莲大圣人至为重视的是《法华经》,关于经中描述象征生命尊严的宝塔出现的场面,他说:“所谓四面,是指生、老、病、死。以这四种相貌妆点我们一身的宝塔。(四面者,生老病死也。以四相庄严我等一身之塔也。)”(《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也就是说,成为宝塔四面的是生老病死四苦,随着超越这四苦,能展现自己庄严的辉耀姿态(四相)。看似负面的生、老、病,甚至死,都可以升华为令自己人生庄严的存在。

说到生命尊严,离开了现实的种种烦恼就显现不出本来的光辉。佛法教导,只有诚心诚意和他人苦乐与共,才可以开拓“自他皆幸福”之道。我们创价学会,在草创时期被讥笑为“穷人病人的集团”,但我们还是投身在苦恼的人群当中,与他们相互扶持,苦乐与共,以至于今。这也是我们的最大荣誉。

尤其是近日,灾害与经济危机所诱发的“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the dangers of sudden deprivation)(注3),在一瞬之间夺去众多人宝贵的家属和财产,令灾民陷于不能自拔的苦痛之中。如此事态在世界各地频发,因此更需要努力防止灾民的孤立化。

如2010年海地地震、2011年东日本地震,虽然灾情惨重,但很多地区的重建工作还没有取得任何可观的进展。尤其我们还要顾及灾民的“心理重建”、“人生重建”的重大课题。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要忘记灾区居民的痛苦,社会要尽全力去早日重建灾区,从各个角度为灾民带来“生存的希望”。

遇到苦痛的人,就一直鼓励到他重露笑容。关心他,与他苦乐与共──只要大众有如此“冀求共存的精神”,纵然遇到一个又一个的苦难,也绝对能克服。

我认为,只要坚守“维护宝贵的生命,发挥自他共有的尊严”的信念,坚毅地行动,定能克服这差距社会,树立重视每一个人的社会基础。

相信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第二个我要举出的指标是“相信生命的无限可能性”。

去年(2012)9月,SGI和人权教育协会(Human Rights Education Associates)、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共同制作了一部意识启蒙影片《迈向尊严之道──人权教育之力》。这部人权教育影片,是配合2011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注4),向一般民众推广和普及其内容和理念而制作的。

在互联网上也可以观看的这部影片中,介绍了三个地方实施的人权教育运动。虽然每个地方遇到的课题不同,但它传达了“社会定能变革,而这始于每个人内心的变革”的信息。

SGI作为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基于佛教思想的信念,一直把推进人权教育作为活动的一个重点。释尊提倡“莫问出生,问其行为”(中村元《佛陀Ⅰ》),否定当时流行的说法:过去世的罪业完全决定现世境遇的命运论。通过“火生自各种柴薪”(同上)的譬喻,强调谁人都内藏尊贵生命,所以万众平等,都能发挥无限潜能。

反之,命运论不但包庇歧视心态,甚至完全把它肯定,成了轻视人权思想横行的温床。它把被歧视的人的希望之芽摘掉,让他忘记“自己本来也是一个宝贵的存在”,而剩下“如何努力也是没用”的绝望心态。

这种现在的境遇完全受过去的作为支配的思想,会腐蚀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基础,不但是被歧视的人,也包括歧视他人的人。释尊是绝对不会对这种心态置之不理的。

释尊主张“莫问出生,问其行为”,是要指出“因果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现在瞬间的作为”会成为新“因”,带来完全不同的新“果”,诉说人本身于今世、于现在的行为决定自己的真正价值。

释尊又教导“缘起论”,指出万物互相影响,要重视这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说,瞬息万变的“因”和“果”,配合相互依存的缘起理法,会给其他存在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自己“现在这一瞬间的善行”,不但会改变自己,也会对周遭社会带来正面的价值,引起连锁变革。这生命的伟大力量,释尊通过“火生自各种柴薪”譬喻,指出无论何人,都有他内在的宝贵价值和力量。

倘若能觉悟到万众生命均尊贵至极这一道理,就能发挥自己生命中与生俱来的无限潜力。《法华经》以精妙的譬喻,来描绘此佛法的生命观。值得注意的是,经中的诸多譬喻,有的是出自释尊也有的是出自其弟子。例如“长者穷子喻”由代表声闻的须菩提等讲述,而“衣里珠喻”则出自憍陈如等阿罗汉之口。

“长者穷子喻”讲述一个富翁(长者)跟儿子(穷子)失散多年后,颠沛流离的儿子在偶然的机会回到家中,但认不出富翁就是父亲,惊慌欲逃,富翁留他在家工作,让他慢慢改掉劣根性,之后告知实情,父子相认,最后把万贯家财传给他。

“衣里珠喻”讲生性好酒的穷人,到富有的亲戚家喝酒,醉后亲戚把一颗宝珠缝在他衣里,酒醒后不觉知,流浪他乡,受尽贫苦折磨后,又回到亲戚处,方知自己一直拥有价值连城的宝珠。

这些譬喻显示,释尊法理的核心,就是万人都具有佛性(万人平等),与佛同样能发挥甚深无量的智慧(万人皆具有无限潜力)。弟子们通过讲述这些譬喻,表现他们醒悟到自己的尊严与使命的欢喜心情和决意。《法华经》细致地描述弟子们由于觉醒而心生欢喜,之后这欢喜心情升华为决意(行动)的生命变革。

我们SGI在推进人权教育运动时,重视从“自强”(empowerment)到“发挥领导作用”的步骤。正如释尊的觉醒带来弟子们的觉醒一样,一个人能做到的万人也必可做到。根据佛教的思想,这样的变革过程,可通过人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启发逐步扩大。

在上述人权教育影片中,介绍了一位年幼被迫结婚,婚后一直苦于丈夫暴力的土耳其妇女的体验。她决意要跟丈夫离婚,却受到自己家属的威胁。她接触妇女人权团体而受到保护,并学习到自己也有人权,提高了意识,决定重新踏上新的人生道路。影片中,她说:“我感到力量饱满。要是我能够帮助其他妇女,那我就更开心了。我想成为他人的榜样。”

她从一个苦于暴力的弱质女子成长为要帮助其他同苦妇女的坚强妇人。这是人权教育的一个宝贵例子。影片中,这位妇女通过学习人权而重获生存的力量,自觉了自己的尊严。她的微笑,显示她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此,我要借用美国哲学家米尔顿‧梅洛夫(Milton Mayeroff,1925-79)的话,具体地解释这种对未来的希望。梅洛夫是研究如何通过专心一志的关怀令人自强的哲学家。

他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关怀,能为对方带来希望……这种希望近似春天到来时的感觉……这种希望所意味的,并非未来才有充实而现在没有,相反,这是一种现在的心灵丰富的表现,一种对将来充满希望的心态。”(《关怀的力量》,On Caring)

重要的是,希望并非一张未来的空头支票。现在这一瞬间能感到生存的充实感,眼前就展现着希望。

日莲大圣人以自己的贫贱出身为荣,毕生站在苦于社会弊害的人民一边。他把这种生命的潜能说成“如水底的石头也可以生火,百千万年的黑暗也能因为一盏灯火而光明”(《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过去的境遇如何不重要,觉醒自己本来的尊严,为改变现状挺身而起的瞬间,就变成能以希望之光照亮周遭的坚强的自己。

无论多大的希望,假如需要等待长久的岁月才可以实现,那就很难令人一直振奋自己直到达成。若说还要以自己成功的转变带来周遭的变革,更是难上加难。只有如刚才所说的,拥有像等待“春天到来”的心情,才能令自己天天喜悦和自豪地去孕育希望的种子,进而通过自己的转变给周遭社会带来变革的波动。

这一观点不限于人权文化领域,在建设可持续社会上也极为有益。我在去年6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举行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发表题为《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大道》的倡言,曾指出“在指向更美好的未来当中,现在的状况也会变得更为美好”如此两者并重的努力的重要性。不单是未来,现在的生活也要充满希望。回想一下开头引用的歌德的话:“每一步本身就是终点,也是通往终点的一步”,就会知道重要的是一步一步都有着“终点”的价值,要以有价值的每一步来挑战变革时代。我认为向2030年的宏伟挑战的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能否在各地落实从“自强”迈向“发挥领导力”的变革。

誓将颂扬并守护多样性

最后的第三个指标,是“誓将颂扬并守护多样性”。

我长年累月和民族、宗教背景不同的世界有识之士对话,强烈感受到我们在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过程中,能通过认识对方来重新审视自己,令彼此的生存意义更充实。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倾向和信息化社会两大潮流,飞跃地增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和交流的机会,瞬间交换意见的手段也大为发达。另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影响,这两大潮流逐渐同化了各地文化,而日益增加的移民和原来的居民之间的文化摩擦又助长了憎恶和排他的感情。为此,本来能丰富我们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却变成被攻击的对象,或分化社会的藩篱,甚至发展为暴力或纠纷,威胁到人的生命尊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通过了由一群国际科学家起草的《关于暴力的塞维利亚声明》(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指出战争和暴力是“因遗传基因而成为人的本性”,或“由人的本能所引起”的观点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我完全同意这一判断,但实际上斩断纠纷和暴力的连锁,我们确实需要超越数之不尽的艰难险阻。那么,究竟是什么令人如此酷爱战争和暴力呢?

释尊把不能接受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同样是无限尊贵的这种生命状态称为“无明”(根本性迷惑),指出它就是引起所有战争暴力的元凶。在释尊时代,印度各部族经常为争夺水源或其他资源而发生纠纷,或国家间争夺势力而引发暴力冲突。

释尊称之为“插在人心中一支无形的箭”,也就是根本的迷惑。正由于人被这支无形的根本迷惑的箭射穿了心,所以会执着于自我主义。

释尊说,对峙的势力就像“在浅水中挣扎的鱼”,虽然是同样地焦急,但由于心中被阴霾掩盖,看不到对方其实和自己一样有着同样的苦恼,例如由于水源缺乏而困苦,或害怕被他国攻打而终日不安等。

所以释尊在教导不杀生时训谕:“所有生物都害怕暴力,所有生物都爱惜生命。所以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不要杀,也不要让他人去杀。”

这里有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不是受外在规则的管制,而是自己“设身处地,感同身受”,通过内省来想及他人的痛苦和境遇而自律。第二点,“不要杀”,并且“不要让他人去杀”,不但自己不杀,还要诚心诚意地通过对话引出他人生命内在的善性,促使对方也和自己一样誓不杀生。

佛典中有个故事介绍释尊通过内省和对话来改变鬼子母神的生存方式。

据说鬼子母神有数百到数千的孩子。她杀夺众多他人的孩童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人民向释尊控诉鬼子母神的罪状,希望释尊解救。释尊心生一计,为了让鬼子母神明白自己所犯的罪恶,把她最疼爱的小儿子藏起来。鬼子母神花了七天七夜到处找也找不到,最后听说释尊具有通晓万事的能力,憔悴不堪地来到释尊跟前,哀求释尊帮她找寻儿子下落。

释尊对她说:“你不是有很多孩子吗?现在只失去一个就那么痛苦,有没有想过只有一个,或者三个五个孩子的普通人家,被你夺去孩子性命时会有多大痛苦呢?”

听了释尊的话,鬼子母神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让其他众多父母饱受同样的痛苦,向释尊许诺以后不再杀害他人的孩子,释尊终于让她跟孩子重聚。之后,鬼子母神以维护所有人的孩子为使命,在《法华经》中立誓和其他鬼神一起保护为众人幸福而行动的人。

日莲大圣人说:“流转门时是恶鬼,还灭门时是善鬼”(《御义口传》),就是说,在《法华经》以前鬼子母神是一个恶鬼神,到了《法华经》的时候变成了善鬼神。

重要的是,不改原有姿态的鬼子母神把生存方式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当她对自己身分的定义从“鬼神”转向“母亲”时,首次设身处地感受到其他失去子女的母亲的痛楚,而立誓“绝对不让他人再尝到自己现今的痛苦”。

身分的多层面性质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博士指出,一个人不但属于某个民族或宗教,还具有无数自我定义的因素。这种“身分的多层面性质”(the plurality of our identities),正是阻止现代的人不被集团心理或暴力煽动所支配的关键。森博士从小就目睹由于“宗教不同”的理由,很多人牺牲于纠纷中。他感到非常心痛,一直努力研究如何防止这种悲剧发生。

他警告说:“就算是暗示也好,只要主张人的身分是单一,就不但贬低人的存在价值,更令世界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在问题多多的世界中假如冀求和谐共处,就要依靠人身分的多层面性质。身分多层面的性质相互纵横链接,可以对抗那种凭借刻板强硬的标准,一成不变地把一切事物划分归类的作法。”(《身分与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即便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同样信仰,但每个人的出身不同,职业和兴趣也不同,信条和生存方式也不同。人类千差万别,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虽然民族或宗教有所不同,但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各种各样的身分会交错共鸣。这样,正如森博士的洞察,人能超越看似不能抵抗分裂的藩篱,产生友情和共鸣。

我和世界有识之士展开“文明之间的对话”、“宗教之间的对话”,除了一起探讨如何解决地球的问题群、一起展望人类未来之外,还经常问及他们的家人、出身、青春的回忆、以往的人生路程等。这是因为我要凸显在民族或宗教这些大前提之下很容易被疏忽的“这个人独有的人生观、使他如此行动的信念”等等。通过对话,要和对方奏响两人共鸣但独一无二的生命交响乐,寻找如何令这世界变得更有人性的方法。在这交响乐中,最容易引起歧视的民族或宗教等差异也通过相互所显现的“至善的自己”变成难以代替的宝贵旋律。

有关这一点,让我想起一位与森博士有非常相似观点的哲学家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曾写道:“不管我们如何被世界的事物所影响,如何深受感动和刺激,只有通过和伙伴讨论这种感觉时,才会感觉到其中的人性。”(《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她进而解释这里的“伙伴”,并非指同胞或朋友,而是指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的友情。正因为有差异,所以能通过对话而为世界添加人性,正因为有如此的友情,每个人的生命才会被世界的多样性添加色彩。

差异是多样性的源流,在现今社会里逐渐变成了“排他的记号”,成为分化的主角。只有心意相通的友情,才能阻止它,在充满憎恶与暴力的“战争文化”洪流中,维护人性中同感、同苦之心。

上述的《关于暴力的塞维利亚声明》是一个开端,联合国一直以来努力推进建设“和平文化”,帮助人类脱离“战争文化”的束缚。SGI不但在“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年)期间,甚至现在也举行各种展览及其他启蒙民众意识的活动,进行对话。

为了让“和平文化”在全球各地落实,必须耐心把憎恶和对立的根一节一节地拔掉。虽然如此,同样作为人,我们都具有能感同身受、关怀他人的“内省”力量,对任何人都能够架起对话的桥梁,握有无论多么荒凉的土地都能开垦的名为“友情”的铁铲锄头。

日莲说:“喜为自他共喜之事。”(《御书全集》)在“和平文化”沃野上培育的友情,会令人对于活在同一世界上的他人的存在感到喜悦,无论有多大差异,也会坚守、维护彼此的生命尊严。

我提出了上述三点,作为建设基于生命尊严的文明指标。把这三点指标,对照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讲演《探讨“世界公民”的教育》(1996年6月)所提出的作为世界公民的条件,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特质:

①关怀他人苦恼的“慈悲”
②认识生命平等与可能性的“智慧”
③任何差异都作为提高人性之机缘的“勇气”

只有认识到全人类都具备这些特质,才能开始建设和平共存的地球社会。

我认为社会对21世纪宗教要求的使命,就是去开发人生命中的潜质,让“生命尊严”的潮流在社会中脉动,孕育出如此的民众纽带。

核武器,生命尊严的大敌

下面,我要就如何“禁止与全面废除核武器”、“建设人权文化”这两个课题提出一些具体方案。

第一个课题,如何禁止与全面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引用上述《浮士德》的话,是现代的“快剑”。

正如歌德在书中敏锐地形容人追求“快剑”的心理,法国哲学家保罗‧维里勒奥(Paul Virilio)也从“速度”的观点考察了现代文明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他在著作《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中指出:“核武器和它所代表的整个军备系统的危险,比起在外界爆炸的危险性,更为危险的是它的存在本身,和在我们内心的爆炸。”

当然,核武器的使用会带来无可收拾的灾害是无庸赘言的。维里勒奥要强调的是,无论我们使用核武器与否,世界在核武器的威胁下颤抖,这种异乎寻常的状态,以及这状态长久化对社会带来的不良精神影响。世界在议论持有核武器的是与非时总是瞩目于维护安全,而经常忽视维里勒奥的观点。维氏就世界的现状说:“核威胁,作为以其他手段来进行的全面战争的延续,标志着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复存在。”(Ground Zero)

约半个世纪前,东西冷战激发了一场研发核武器竞争。1957年9月,我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指出持有核武器是对生命尊严的重大冒渎,绝对不能允许,要彻底消除。

户田会长在宣言中说:“现在世界各地展开禁止核武器、原子弹实验运动,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隐藏在其背后的魔爪摘除掉。”除了申诉禁止核实验的重要性外,还指出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要消灭容忍持有核武器的思想。

核武器除了能瞬间消灭整个城市、无区别地大肆残害人的性命、对生态影响深刻以外,爆炸后也会令人民饱受后遗症的痛苦。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令人民深受惨无人道的痛苦,是一清二楚的事实,但现在世界上仍然继续容忍核武器的存在,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想?

我认为这是一种将人推至全面战争边缘的心理状态。只要属于敌方,无论是谁,主要就是把对方全部歼灭。这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大否定。

这里完全缺乏哲学家阿伦特所说的“准备与他人分享这世界”的心理,只冷酷地觉得他人是“没有分享喜悦价值”的存在。佛法上说,这就是产生自“元品无明”这种基本上轻视并破坏他人生命的冲动。

所以户田会长誓将铲除允许持有核武器这“隐藏在其背后的魔爪”,甚至主张“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假如使用原子弹,不管是胜是败,使用的所有人都要被处死刑。”

一概主张反对死刑的户田会长,又为何会主张对使用核武器的人处以极刑呢?那是因为他要明确指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有任何的理由,也绝对不允许使用核武器”这一思想,否定以人民的生存权利为人质,企图保护一国安全的核武器持有理论。

当时处于东西冷战之中,对方阵营究竟持有多少核武器是国家最大的关心,而户田会长不管一国的利害关系或意识形态,本着“世界公民”的名义指出核武器是现代文明的“一凶”,呼吁彻底把它废除。

时至今日,在核扩散进展的潮流中,一般会瞩目于如何防止其扩散。当然这是今时今日的当务之急,但我们也绝不要忘记户田会长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所指出的持有核武器问题的本质。

有关此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警告说:“看到有一部分人持有核武器,其他人也会想要获得该武器。这样会促进核扩散,也会令感染力强的核威慑理论蔓延。”不找出为何这些理论会蔓延的根源,只是讨论如何防止的策略,不但没有实际效果,而且有可能招来更广泛的核扩散。

明确指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

以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为契机,基于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开始了禁止核武器的运动。

NPT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有如下一节:“审议大会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的灾难性后果深表关切,重申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以来,在2011年11月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代表会议上,通过了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2012年5月,在为下次NPT审议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以挪威、瑞士等为首的十六国发表《共同声明》,针对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表明立场。《共同声明》中指出“即使冷战已经结束,核武器所带来的消灭人类的威胁,依然是21世纪国际安全局势的一部分,令人非常担忧。”呼吁:“最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也绝对不允许再次使用如此的武器……所有国家,都应该加紧努力,使核武器非法化,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2012年10月,这《共同声明》经过若干修改,由三十五个成员国及观察员国递交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今年3月,基于这个《共同声明》,将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以“核武器在人道层面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为主题的政府级国际会议,研讨核武器使用后的即时和长期性影响,以及在这时期进行人道救援的困难。9月将在联合国召开以核裁军为主题的高级别会议。

我曾在2012年的倡言中提出以志愿国家及NGO为中心成立一个以禁止核武器为目的的《核武器公约》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行动小组。希望通过这些会议,带动禁止核武器的趋势,扩大赞成《共同声明》的成员,尽可能于今年内,从非人道观点开启《核武器公约》的成立过程。

今后的关键,就是依存在“核保护伞”下的国家的动向。

签署《共同声明》的成员国中,除了有隶属无核武器区的国家及立场中立的国家,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加盟国、同样处于“核保护伞”下的挪威和丹麦,而且这两个国家还积极参与《共同声明》的草拟。

我希望作为美国同盟国、同样处于“核保护伞”下的日本,从非人道主义的立场,也应早日成为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阵营的一员,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要放弃“由于存在着核武器的威胁,所以只有继续以核武器来对抗”的想法,作为唯一的被轰炸国家,振臂高呼“并没有因持有国而异,有好核武器与坏核武器之分”,努力推进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成立。

我之前引用了释尊的话:“所以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不要杀,也不要让他人去杀。”有关核武器,广岛和长崎的人民通过自己被轰炸的体验,一直对全世界呼吁“绝对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被核武器攻击的对象”,“绝对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以核武器攻击他人”,所以我一直期望日本能成为禁止再次发生核武器惨剧的先锋。

具体来说,日本应该表明不依存核武器保护的意志,通过缓和区域的紧张状态,掀起“缩小核武器作用”的潮流,努力在东北亚设置“无核武器区”,为实现全球性废除核武器做出贡献。

2015年举办扩大的首脑会议

实际上,现在甚至在有核武器国之间,对于核武器用处的想法也开始有所变化。

2012年3月,美国奥巴马总统在访问韩国首都首尔时的讲演中说:“我的政府在核武器问题上所持有的态度是,我们从冷战时代继承过来的庞大核武器库,不能应对现今包括核恐怖主义在内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2012年5月,在NATO北约峰会上通过的文件也表示“需要考虑使用核武器的状况出现的机率微乎其微”。(《威慑和防御姿态报告》,Deterrence and Defence Posture Review)

虽然两方面都没有表示要改变以“持有核武器”为前提的核威慑政策,但都显示出现实上以核武器为主要保卫国家安全手段的必然性有所降低。

从其他角度也陆续对核武器问题有所改观。例如英国,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接连发生,更新潜水艇的三叉戟战略核导弹系统(Trident nuclear weapon system)装备演变成财政问题引起争论,而其他国家也陆续提出应否继续负担核武器庞大支出的问题。

据估计,世界整体的核武器年度支出约为1050亿美元 (Govts Boost Nukes While Cutting Aid, Social Services)。若把这庞大资金用于各国的福利、教育和保健事业,或用以支持各国的发展计划,不知能维护多少人的宝贵性命和尊严。拥有和维持核武器令世界一直负担着庞大的经费。

2012年4月,由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和社会责任医师组织(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共同发表了核战对生态系影响研究结果的报告《亿万人面临的风险:局部核战争对农业、食品供应和人类营养的全球影响》(Nuclear Famine: A Billion People at Risk)。报告指出假如有核武器国之间发生小规模核战争,预测会引起重大的气候变化,甚至远离现场的地区也会受影响,导致大规模饥荒发生,约10亿人受害。

SGI一直以户田第二任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为原点,长年推进禁止与废弃核武器运动。最近,基于以上的各种观点,和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合作,制作了题为“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创无核武器的世界”展览。

这展览2012年8月首次在广岛展出,内容不但包括从政治、军事的观点来看核武器,还从其非人道主义性、人类安全、环境、经济、人权、社会的性别歧视、科学等多个侧面来论述这个走进死胡同的核武器问题。

展览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大众所关心或担心的各个问题加以分析,让每一个人都能把核武器这问题当为切身问题来考虑,藉此来扩大谋求“无核武器世界”的联合阵线。

我们SGI之所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期间一直参与废除核武器运动,是因为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生命尊严的至极否定。通过实现禁止和废除核武器,我们希望把“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可以不惜牺牲其他多数民众及地球生态环境”这种至极的非人道思想连根拔掉。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从环境、人权等刚才举出的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凸显现代世界轻视了什么东西,要把世界的构造重新设计,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让所有人无论在现在或未来,均能过一个有尊严的人生。

在此我有三个提议。

第一,就是把裁军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主要课题,在2030年为止要达成的目标中,加进“把全世界的军费减半(以2010年度军费为比较基准)”,和“完全废除核武器及其他基于非人道主义等理由被国际法禁止的武器”这两个项目。在去年6月“里约+20”大会召开之际发表的倡言中,我曾提议加进“绿色经济”、 “可持续能源”、“防灾及减低灾害风险”等项目,现在更提议加进“裁军”项目。

有关削减军费,现在以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和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两个NGO为中心在推进。而SGI作为重视裁军人道活动的团体,也准备参与这项活动。

第二,基于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积极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核武器进行检讨,广泛地唤起国际舆论,开始《核武器公约》的磋商过程,以2015年为目标完成公约草案。

第三,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七十年后的2015年召开G8首脑会议时,让联合国、G8以外的有核武器国、无核武器区代表国等共聚一堂举行“为了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扩大首脑会议”。假如可能的话,让2015年主办国的德国和2016年主办国的日本对调,使首脑会议能在广岛和长崎召开。

迄今为止,为了让首脑会议能在这两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地方举行,我曾提议2015年的NPT审议大会在广岛或长崎召开。虽然如此渴望,但由于是190余国参加的大规模会议,按照惯例一定是在联合国总部举行,所以难以实现。既然如此,我重新提议于审议大会几个月后召开的G8首脑会议上继续讨论,并把会场移到广岛或长崎。

刚才提到奥巴马总统在韩国的讲演,其中有一段话在我心中深深共鸣。他重申2009年4月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讲演(注5)时所说的信念:“我相信美国有特别责任去行动。这是道义上的责任。这是我作为过去曾经使用过核武器的唯一国家的总统而说出的。”

接着,他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父亲,为了让自己的两个小女儿成长在一个不会被瞬间夺走一切所知所爱事物的世界,而说出的。”

尤其后面这段话,正是超越了不同国家的立场,作为一个人的肺腑之言,远远超过所有政治因素及安全需求,充满切实冀求未来社会应有姿态的意志。我认为,这里提供了一个可以把“维护国家安全”和“拥有核武器”这两个长年难分难解的项目一刀两断的契机。

对于商讨如何解决核武器问题,没有其他地方能比广岛和长崎更适合不过。继2008年在广岛主办G8下院议长首脑会议之后,一定要实现在广岛或长崎召开世界首脑列席的“扩大首脑会议”,让世界潮流奔向“无核武器世界”,作为迈向2030年世界裁军潮流的出发点。

建设人权文化

第二个课题,就是建设人权文化。

正如刚才提出的“禁止和废除核武器”是联合国大会上首次通过的决议主题,“人权”也是自联合国创立以来的一个主要项目。

《联合国宪章》草案中,有关人权的规定极为少数。1945年旧金山的制定会议上,很多代表提出,假如把它作为和平的基础,便要诚实和正确地设立这基础。

NGO团体也相继要求作出明确规定。结果,在《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明确表明了联合国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人权,还明确记载要设置专门委员会来商讨。

翌年的1946年设置了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现在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前身。两年后的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人权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参加起草作业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预言这宣言将会成为“在所有场所,对所有人而言的《大宪章》(Magna Carta)”(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 General Assembly)。正如她预言,《世界人权宣言》对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权规定有极大影响,也成为制定各种人权条约的理念基础,一直鼓舞着为人权行动的所有人。

今年2013年迎来该宣言六十五周年。从制定人权基准和整备保障与救济权利制度等方面来看,现今的国际社会开始越来越重视建设人权文化。

人权文化的目的,在于让整个社会孕育和培养维护人的尊严的风气,提高每个人的意识,以加强只靠规范和整备制度难以实施的人权保障。

这与我在此提倡的,要建设重视生命尊严的文明,就非得使人觉醒到万众皆为宝贵的存在,要予以维护珍惜,并且让这样的思潮脉动于整个社会不可的思路是同出一辙的。

联合国通过了由2005年开始的《世界人权教育计划》(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一直致力于人权文化的建设。我提议,今后不但要加强推进,还要把它作为迈向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柱,与上述的裁军一起加进人权的范畴。基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去年6月,基于“里约+20”大会的成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Navanethem Pillay)所指出的“我们需要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是一个人权的框架”(Rio+20 Outcome)。

在此,从“建设人权文化”的观点,我提出把如下两个项目加进2030年目标之中。第一就是为了让苦于极端贫穷的人重获尊严的生活,在所有的国家设定“社会保护最低标准(Social Protection Floor)”。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也提到了有关维护生活水平的权利,但在世界上仍然有大部分人口得不到最低水平生活的社会保障,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尤其近年,世界经济危机给雇佣、保健、教育等范畴带来重大的打击,为此,联合国在2009年设立了“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倡议”。

一直以来,国家政策整备“安全网”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担心出现“漏网之鱼”,联合国提出了新的“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概念来网罗所有的人,让他们得以度过有尊严的人生。

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能确实地受惠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实不容易。但基于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计算,只限于保障最低限度的收入和生计,任何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负担,现在约有三十个发展中国家实施此计划。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关心极端贫穷与人权的问题,去年9月通过了处理这问题的指针。包括让属于极端贫穷的人有决定自身生活的“推动力和自主权”(agency and autonomy)、“参与和自强”(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等原则。理事会也提出了削减贫穷与消除社会排斥的总括性计划,以及呼吁各国制定以极端贫穷人口为重点的政策。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 Bank)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曾说:“因为贫穷完全剥夺人们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所以是否定人权的至极因素。”(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正如他所说,由于贫穷腐蚀人性尊严的基础,所以要紧急处理。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的处境。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指出,世界青年人口12%处于失业状态,有2亿余人被迫干一天不够2美元工钱的工作(《2012全球青年就业趋势》,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2),警告说,“不即时采取有效行动的话,迷失的下一代出现,是全球社会必须承受的严重后果”(《青年就业危机:该行动了》,The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社会没有可持续的未来,也培育不出人权文化的风气。所以,我们要加紧认识到,只有确保“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才可以谈可持续发展和人权文化。

第二个项目,在所有国家普及人权教育和人权培训。

在倡言前半,我强调要开辟道路,使处于任何境遇的人都能通过与他人的接触和社会的关心,重获生存希望和尊严。说到人权,除了设置保障人权和救济措施等法律制度之外,还可以通过人权教育和人权培训等启蒙意识。

上面提到的人权教育影片《迈向尊严之道──人权教育之力》,介绍了人权侵害的受害者以及有可能成为加害者的人们通过人权教育而发生变化的例子。

一个苦于歧视的少年,在学校接受人权教育之后自强起来,能鼓起勇气指出什么是错。当他听说邻家的女孩子被父母逼婚时,就去找她父母寻问理由。听她父母说由于家贫,少年就指出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女孩子也需要接受教育,拼命说服,终于让她能继续就学。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署,所有警察都接受人权教育,之后在搜查、逮捕、扣留等方面减少了侵害人权的投诉,提高了市民对他们的信赖。

这部影片指出,当人觉醒到自己以及他人的人性尊严时,会在心中萌生对人权的意识和真实感,踏实地在社会上奠定人权文化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者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与我对谈时,谈到他的盟友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的人权运动目的,是“不但要终止不正和压迫,还要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希望的教育、和平的行进》)。我认为建设人权文化的生命线,也正是“创造新的现实”。

在此,基于“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注6),参考联合国大学的活动,我提议设立“为人权教育和人权培训的区域中心”。现在,为配合这“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已经在世界101个地方设置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区域专业中心”,并得到当地大学或NGO组织的支持,整个区域共同推进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我提议,人权教育也实施同样制度,不但是模范地区,而且积极把一些长久面对深刻问题仍然拼命努力作出改善的地区列为对象,把当地如何改革“实际经验过的历史性深刻苦痛”的信息公诸于世。如此,不但可以为境遇相同的地区带来希望,也可以让更多的世人理解孕育人权文化的重要,进而参与其活动。

儿童权利

第二点我要呼吁,为了让孩子们成为建设人权文化的重要旗手,首先要改善他们的处境,在所有国家通过《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及其《任择议定书》(Optional Protocols),整备关乎该公约的国内法令。

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现今获得193个国家批准,是联合国最大的人权条约。为防止重大违反而制定的《任择议定书》加进了《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关于贩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的任择议定书》。2011年12月又通过了一份新的议定书,让权利受到侵犯的儿童能直接向国际社会投诉。

但是有关协助它生效的国内法令,各国还迟迟没有整备,其意识在社会上还没有充分渗透。实际上,儿童的权利被无视,甚或遭到严重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

伊斯梅尔‧比亚(Ishmael Beah)曾作为儿童兵被迫参加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内战,现在积极参与实现儿童权利的活动。由于我一直关注并呼吁禁止儿童当兵,他的一段话令我难忘。

他十六岁时到联合国参加会议,首次知道有《儿童权利公约》。他说:“我至今仍记得,了解有关《公约》的知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被战争破坏国家的孩子来说,无异于重新唤醒了我们生活的价值和人性。”(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他继而说:“我的生活也因条款第12和13而变得充实,这两项条款要求确保儿童和青少年在影响他们的事务中充分发表言论的自由,通过各种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重要信息’。这些条款帮助许多儿童积极参与寻求影响他们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同上)

正如比亚的经验所象征的,《儿童权利公约》能协助孩子自觉其尊严,为他们带来生存的希望,所以我呼吁在各国确立维护公约的风气,在整个社会树立“爱护儿童”的原则。

在这种气氛中培育的年轻一代,当他们成为社会主角时,也会以同样的心情去爱护、培育下一代。正如成为该公约渊源的1924年制定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Geneva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序言中所述:“人类有责任给儿童以必须给予的最好待遇”。确立这一崇高誓约能够被代代继承的潮流,人权文化才会成为社会的支柱。

缓和紧张,加强日中关系

最后,我要就如何改善目前日本和中国的紧张局势,并展望两国未来,谈谈我的想法。这和建设和平共存的地球社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去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两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造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甚至可以说,日中关系陷入战后最坏的状态。实际上,原本为纪念40周年而召开的活动及交流计划接连被搁置或延期,两国经济关系也大大降温。

但是,我对于日中关系的未来绝不悲观。因为如成语“滴水穿石”,日中友好是两国前辈们从邦交正常化以前就开始一滴一滴地穿透阻碍在两国之间的坚硬岩石所开辟的,是经过漫长岁月牢固积累的友好交流,不会不堪一击。

我发表倡言主张邦交正常化,那时甚至连嘴上说说跟中国友好都有所忌惮,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当时的状况比现在还严重。但是我坚信,不与邻国友好,日本就没有未来;日中关系不稳定,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也就难以实现。

1972年终于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发表六年后(1974年12月),我访问北京,会见了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他们主张“不单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胸襟令我深为感动,也让我更加下定决心:“为了不让战争悲剧重演,无论如何也要在民众之间架设一座牢固的友谊之桥!”

此后,我一如既往地热心推进以年轻一代为主的友好交流,直至今日。1975年,我亲自为第一批到创价大学留学的6名中国公费留学生担保。时至今日,每年约有十万名中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约有一万五千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习。

此外,两国在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交流逐渐得以扩展,两国地方政府间缔结的友好城市已达349对。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两国之间义不容辞地互相帮助。虽然日中关系至今并非一帆风顺,曾不止一次地发生摩擦,但两国友好的水脉确然提高了水位。

每一滴令这水脉增高的心血,完全是通过面对面、心连心的交流所培育起来的友情结晶。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或困境也不易枯竭,而且绝不能使其枯竭。

1990年5月,我在北京大学讲演时,曾呼吁:“不论两国之间产生怎样迂回曲折的局面,我们都决不切断这友好纽带。” (《教育之路、文化之桥》)如今不正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吗?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大大小小的风波是历史常情,也许安安稳稳、风平浪静反倒是例外。因此,重要的是遇到任何局面,双方也彻底坚守《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承诺的“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不谋求霸权”这两点。

只要坚守这些原则,哪怕花费些时间,也必定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与一帆风顺相比,逆境时更可能成为真正巩固两国之间友好纽带的契机。为跨越目前的困局,我提议双方重新确认并坚持《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这两个承诺,并尽快设置高层对话平台,以避免事态更加恶化。

首先要达成共识,“停止任何促使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然后通过不断的对话,重新检讨造成此次对立的前因后果,冷静地分析双方如何看待彼此的行动,并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共同努力制定今后避免危机的规则。当然,对话过程中难免有激烈争论的场面。但是,没有这一思想准备,不但难以恢复两国关系,连亚洲安定以及世界和平都将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冷战结束后不久的1990年7月,我有幸会见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记得我开口第一句就说:“今天是来和总统吵架的。即使火花四溅,也什么都直言不讳吧,为了人类,为了日苏的未来!”之所以如此开门见山,是想让总统知道,在日苏关系处于不透明之中,我不期望止于礼节性会见,要互相说出真心话。

状况越严峻,推心置腹的交谈越重要。在和平共存的大前提下,真挚意见的激烈交锋是呈现各自隐藏在主张背后的真正心情,即“对方担心什么,最重视什么”的不可或缺的过程。

基于这种想法,我呼吁及早决定日中首脑今后定期举行会谈。

本月时逢法国和德国签订《爱丽舍宫条约》(Élysée Treaty)五十周年。法德两国之间过去曾有过多次交战的历史,但自从按该条约规定,每年举行两次首脑会谈,四次外交、国防、教育部门的阁僚会议后,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现今日本和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也应该制定相同的制度,创造出一个发生任何事情两国首脑都能够见面对话的环境。

同时,希望在2015年之前能建构一个以“和平共处、为人类利益合作”为核心的新伙伴关系。作为具体构想之一,例如共同设立一个“东亚环保合作机构”。

改善环境污染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我希望,通过这一机构的活动,积极创出日中青年共同行动的机会,形成两国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作出贡献的潮流。

1968年9月,我在邦交正常化倡言中呼吁日本和中国青年携手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通过以往种种形式的交流,我确信已经奠定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

今后的焦点在于进一步积极地开展青年交流,把以往培育的友好基础落实为具体合作。为此我们要放眼长远的未来,一个又一个地开拓及整备两国能互相合作的领域。我坚信,在积累这样的挑战之中,日中友好的纽带定必世代相传,坚不可摧。

坚固的团结

以上,我论述了指向2030年的理想和行动目标。推进建设一个和平共存的全球社会时,我认为不可或缺的是人民的团结。

创价学会的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他的著作《创价教育学体系》中指出,挺身建设更美好社会而的人,往往会遇到挫折的背景:“善人自古以来必然受到强大的迫害,其他善人内心虽寄予同情,却以为毫无实力而旁观,因此善人被打败。”“无力感的善人……虽然能够成为社会的元素,却不能成为结合力。”(《创价教育学体系[3]》)

为改变这个历史悲剧,牧口首任会长和户田第二任会长一起创立了创价学会,来构建一个不是“只顾自己生存”,而是为维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尊严”而行动的人民团结网。现在,这坚固的团结网络已经伸展到世界的192个国家和地区。

2030年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社会来说,是重要的一年。正好我们创价学会也创立一百周年。面向2030年,我们SGI决心和指向建设和平共存地球社会的所有人民和团体齐心合力,建设一个强大的全球性人民团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