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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守护人 故常书鸿画伯

  我曾听过这样一段有关常书鸿先生(1904~1994年)的逸话∶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分,常先生居然听到敦煌的飞天对他细语。

  她们突然从壁画出来,闪耀着金光,翩然飞舞,并勉励他说∶

  “你的夫人虽弃你而去,但你可千万不能遗弃我们敦煌啊。”

  夜色静谧,深蓝色的夜空中,繁星宛如镶嵌的螺钿,高洁孤寒,千佛洞亦沉浸在睡梦中,唯有九层楼檐下的风铎随风送来缕缕荡漾钟声。

  这钟声不分昼夜地隐约可闻,它犹如驼铃声,显得格外古朴素雅,宛如泣诉衷肠,催人泪下。

  1945年,中日战争仍在继续,常画伯刚刚年逾四十。他来到这远离人间烟火的边疆之地---沙漠的敦煌,已过了两个年头。

  “回想起来净是艰苦的日子,当初这没水缺粮,大家都不赞成我去,还说去那儿等于去送死,也有人说是去服无期徒刑。然而我还是非去不可,这决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祖国以及人类的文化,不管怎样我决心保护这精湛的艺术┅┅”

  常书鸿先生留学巴黎学习西洋画,他屡次获奖,被公认为前途有望的年轻画家,然而,就在那时与一本书的相逢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就是他在塞纳河畔的古书摊上发现的由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编纂的画册《敦煌千佛洞》(Les Grottos de Touen-houang),在他面前突然展现着自四世纪以来一千多年的中国美术史上之精华。

  “太精彩了!这实在是奇迹!它完全胜过令我至今一直陶醉的西方文艺复兴之艺术!”然而,祖国屡遭蹂躏,那些至宝任凭伯希和以及其他外国人肆意掠夺。

  “归去来兮!返回祖国!靠自己的双手守护这些宝物!我是中国人,守护国宝是我的责任。”

  回国后,历经七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开拓了通往敦煌的大道。

  画伯放弃了艺术界的荣耀宽敞大道,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挚友一起,历时一个多月的风尘步履,终于来到那“沙漠中的大画廊”。

  然而呈现在眼前的是满目疮痍的断垣残壁,楼阁台榭一如荒废的陋棚,能偷的都被偷走的石窟,被埋在沙砾下,其荒凉之极,实在目不忍睹。

  到底该从何处着手整修呢?

  敦煌距北京的直线距离为二千公里,这汪洋沙漠中的孤岛,其最高气温的记录为摄氏44.1度,最低气温则为摄氏零下22.6度,而且整年起刮着被称为“黑风”的暴风沙。

  常夫人拒绝与他同行,经多番说服,她才带着两个孩子迟迟而来。但这也不过是短暂的时间,一天当他放工回家,发现夫人忽然无踪影,留下了十三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

  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发表解散刚刚成立不久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实政府一向都没拨过款,常画伯他们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同时,又恰如被遗忘在沙漠之中一般。

  重重心劳,使他夜不能寐。一天黄昏,他回到家没见着两个孩子,于是就四处寻找,而此时画伯已骨瘦如柴,他那消瘦的身影细长地投影在一望无垠的沙砾上。

  他找了许久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此时女儿猛然扑到他跟前,抱住他的脖子说∶“妈妈呢?妈妈在哪?”,他们离家是为了寻找母亲。他们携带的包袱袋只有四块玉米饼和一点糖果。儿子也拼命地喊着∶“妈妈在哪儿?我要妈妈嘛!”画伯只得紧紧地搂着两个孩子,不顾周围有人无人不由地痛哭在一起。

  常画伯忍尽千难万苦。

  在莫高窟有一面著名的北魏时代(四~六世纪)的壁画,其名为“舍身饲虎”,讲的是,释尊当菩萨的前生,为了拯救饥饿至极的老虎母子,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来喂母虎的故事。

  “菩萨为了拯救老虎而不惜舍命,那么为了如此伟大的艺术宝库,我为什么不能献出生命呢?正是因为当今时令动荡,所以才需有人挺身而起!”常先生就是如此地自我鼓励。

  “书鸿啊!你是为什么回到祖国?而又为什么来到这偏僻的沙漠的?!坚强起来!假如志不同道不合,那么不再是夫妻又有什么不妥呢?人生就是永无止境的斗争,即使跌倒于此可再爬起来,只要活着,就可再向前进。唯有逃避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

  月光洒满窗户。下定决心的常画伯安祥地进入梦乡。也许是个梦,他看到数百个飞天从石窟翩然舞出,飞飘在广阔的夜空中。

  在辉煌灿烂的荣光背后,总是有一位“殊死拼命的人”。

  那人类的奇迹---敦煌,也是靠无名的画匠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不求名利与喝彩,忍受煎熬、费尽心血创造出来的。

  如今,敦煌正如其名,向世界“大放光芒”,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遗产,也成了旅游胜地,在其珍宝的展览会上队列犹如长龙。敦煌能有如此的兴隆昌盛,全靠常先生一家以及许多人,付出了无法用笔墨言词表达的心血。

  先妻离家出走后,常先生与作为研究员来访敦煌的李承仙女士结为夫妻。

  李承仙女士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家,曾是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干部。

  为了当上敦煌研究员,李女士最先在四川接受了常先生的面试,那时常先生问她∶“敦煌在极其遥远偏僻之地,即使在古代,也只有士兵或充军流放人才去那儿,生活极为艰苦,你能忍受得了吗?”

  她答道∶“我早已下定要献身于艺术的决心,因为艰苦就不去,这决不合乎道理。”

  正如她所说的,将近半个世纪,他夫妻俩坚忍不拔地挺了过来。

  1990年6月,我与常先生夫妻重逢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自第一次相见以来,转眼已过了十个星霜,这次他们的画家儿子常嘉煌先生也在场。

  在这十年,通过“中国敦煌展”(1985年于东京富士美术馆)、对谈集《敦煌之光彩》等等,不断地加深了我与先生之间的友谊。

  常先生说∶“我的雅号为‘大漠痴人’、即‘敦煌狂’之意。历经了种种艰难与辛苦,但我都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我的妻子承仙一直与我风雨同舟。”

  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所被视为“散布毒物”毒害人民的机关而遭迫害,常先生更被诬陷为罪魁祸首。曾是由政府颁发的奖状上面被打上大叉号,而这是一张由时常给予他鼓励的周恩来总理起草的无上宝贵的奖状。一家遭到逐放,被迫住进猪圈。这就是强权的疯狂病态。

  常先生如下的一段说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每次与池田先生见面,我都会涌现出一种像似震憾我心魂一般的无限感慨。这是因为先生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文化与艺术、为了中日友好,不顾一切批判与阻碍的奋斗形象,就如重覆曝光般,使我回顾起自己的一生。

  为实现理想而前进,会有他人无法知晓的种种困难,并在无人知道的地方屡经千辛万苦。以我的经验来看,池田先生在其伟大的事业上不知已饱经了多少风霜。一想到这些,我不禁百感交集。”

  我说∶“我听到先生的这番话,如同被伟大的精神所包容般。我将终生不忘这超越语言的、来自生命深处之真诚搏动。”

  难得真正的“知己”。为纪念我与已故常先生之间的友情,我特地写下了他的这番话。

  常画伯曾说过,半个世纪一晃而过,理想宏伟远大、事业方兴未艾。

  我问道∶“假如来世得生,您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就此,常先生的回答正象征着他人生的胜利,他说∶“假如真能再投胎为人,那我还是要选择‘常书鸿’,继续从事尚未完成的事业。”

  啊!贯彻信念的五十年,一万八千个昼夜。此时我耳边彷佛听到从迢迢万里传来的、终生陪伴着常先生的风铎钟声。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