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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恩来总理


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1974年12月,北京)

  我在关西接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怀着该要来的始终要来的心情,默祷他的冥福。“总理,想必您是累了,请安息吧……” 1976年1月9日那天,我从大阪动身前往京都开会,与京都一千名会友一起默祷总理冥福。(8日逝世的消息在翌日发布)京都是周总理在青年留学时代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二十一岁的周恩来青年,在离日前,曾在西京岚山、圆山公园等地留下足迹。那是1919年春天的事。

  当时岚山细雨蒙蒙,两岸松树葱郁,萧萧春雨,似无霁意。如何拯救羸弱的祖国?他为了寻求生路而遥遥东渡。来到日本只见强大的国势背后,是一群茫然缺乏希望且疲惫不堪的人民,藐视中国的国家主义歪风依旧。──归去来兮!回中国吧!  

  青年抬头仰望,雨停了,在万绿丛中,有一簇樱花显得格外艳丽夺目,彷佛装了灯。圆山公园里,游客熙来攘往观赏夜樱,好不热闹。满园樱花灿然盛开,灯火映照下的粉红花海,美如仙境。

  “五十年前,我在樱花盛开时离开日本。”我的耳边响起周总理的声音。相信总理所说的樱花就是京都的樱花吧。“总理,请您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来日本。” 听我这样说,总理答道∶“我也有这个愿望,但是恐怕难以实现。” 这是他逝世前一年又一个月──1974年12月5日的事情。

池田SGI会长(左3)与其妻子香峯子(右)首次访华时停留于广州车站(1974年5月)

池田SGI会长(左3)与其妻子香峯子(右)首次访华时停留于广州车站(1974年5月)

  那时总理已病重。会见开始总理就说∶“这是您第二次访华吧。首次访华时,正是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无法会见。”我首次访华是在半年之前。在我抵达北京后的第二天6月1日,总理为了动癌症手术而住院。在手术的两年前(72年夏天),总理被发现患上癌症。73年,百忙中有七十二天是在医院中渡过。从74年年初起,病情开始不乐观,却无法放下工作。总理每天都要工作十八小时。又听说有时还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同年4月,总理陷入缺氧状态。继而在5月,三次病危。到6月1日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动手术。

  尽管身陷病榻,总理依然为了我的首次访华,进行百般周到的准备。比如∶饮食的好恶,有否吸烟?生活上有何习惯等等,细致入微地借着中间人向我打听。于是我托人回话∶“太不好意思了!您的厚意,实在感激不尽,不必为我费心。一切都听从中方安排。”虽然如此,总理却为了让我睡得好,将我下榻的房间全部换上不透光的窗帘。 这次访华,我随处感受到总理无微不至的关心,彷佛置身于总理关怀的大海之中。  

  那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见到柯西金总理。即使处于中苏严重对立的时代,但在柯西金总理心目中周总理确实是一位杰出人物。他认为只要有周总理在,无论有任何障碍,中国最后都能克服。

身染重病

  遗憾的是……中国的大树已身染重病。从6月住院到逝世为止,竟然动了十五次的手术,平均每四十天一次手术。其中有七次是大手术,输血达一百次。尽管如此,总理仍将病房当作办公室,为了十亿人民,鞭策自己,鞠躬尽瘁。“耳未失聪,脑袋尚能活动”。总理甚至拒绝服用止痛药,为了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咬牙忍受剧痛。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当中,万万不能病倒。总理与人民以及无数同志豁出性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眼看就要毁在四人帮的野心之下。阴谋、暴力、告密、抢劫、人身攻击……无数人民的哀号传到总理耳边。总理虽患病在身,但尽可能伸出援手。因为除了总理之外,无人能与那帮人抗衡。“只要那家伙不在”……。四人帮为了打倒最大障碍的周总理,使尽一切手段。日以继夜的“批林批孔”运动,表面上是针对林彪与孔子的批判,其实,所谓孔子,暗指的是周总理。他们甚至对总理的治疗也百般阻挠。有时在输血的时候突然来电话,扬言∶“立刻转达!决不能等待!”如此,因服药而入睡的总理竟被唤醒,不得不中断输血来接听电话。他们故意在总理接受治疗当中登门造访,喊道∶“立刻想见!”而宣布停止治疗。但一会面,则闲聊而告辞。他们企图在身心两方面折磨总理。我见到的就是身处这风暴中的总理。

  到了12月,对总理的攻击加剧。因为四人帮企图利用来年1月、相隔十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掌握权力中枢。要真变成那样,一切都不能挽回了。对总理来说,待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时间却所剩无几。丞相病笃……唯有夫人邓颖超女士才能了解总理的苦心孤诣。

不顾医护小组的反对

周恩来总理(左2)与池田SGI会长(右2)和其妻子香峯子(右1)会晤。坐在周总理旁边的是翻译员林丽韫女士

周恩来总理(左2)与池田SGI会长(右2)和其妻子香峯子(右1)会晤。坐在周总理旁边的是翻译员林丽韫女士

  接见是临时决定的。或许总理想等病情好转再见面。可是,一直到我访华的最后一天,犹未见起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答谢宴会即将接近尾声,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悄悄对我说∶“池田会长,我有话要跟您说。”待我跟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时,他告诉我∶“周总理在等着见您。”但我婉拒说∶“这可不行!会影响到总理的病情。总理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无从获悉总理真正的病情,但在那天上午见到邓小平副总理时,得知总理病得相当严重。听我这么说,廖会长显得很为难,意思是不好违背总理的吩咐。于是我说∶“我明白了。那么只是两三分钟。请让我只见一面就告辞。”才随同廖会长坐车前往医院。  

  经过十五或二十分钟,车子停在一栋比想象中还朴素的建筑前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总理住的305医院。日后听说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对一位日本友人谈起那段回忆。“当时,恩来同志非常盼望会见池田先生。但是,负责恩来同志健康的305医院的医护小组一致反对∶‘总理,假如无论如何也要接见,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您的性命。’但是恩来同志回答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见池田会长。’因此,不知如何是好的医护小组来找我商量,要我劝阻恩来同志。我回答说∶‘既然恩来同志意志如此坚决,那么请各位允许他会见吧。’才实现了那晚的会晤。”  

  总理夫妇的默契如此深厚。那天天气严寒。翻译员林丽韫女士还曾对我妻说∶“只穿这件衣服未免太冷了吧!”而借给她自己的大衣。然而那天晚上,我一进门,便看见总理正站着等待我的到来。我走近总理。一声“欢迎光临”,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多么锐利而又慈祥的眼神,那是一双看透一切的眼睛。我立刻体会到一种总理浑身散发出来的魅力。虽然素未谋面,但我在心中早已会见过的总理,其本人正如我所想象一样。“我们先拍照留念吧。”摄影器材早已准备妥当。于是总理与我们访华一行站在摄影台上。

“走入民众,与民同在”的共同精神

与周恩来总理(前排右2)的官方纪念摄影

与周恩来总理(前排右2)的官方纪念摄影

  其实,早在十年前总理已经托人传来郑重口信,并与我们保持联系。他们就是政治家高碕达之助、作家有吉佐和子等日中友好事业上的前辈。总理的关注点在于“创价学会是扎根于民众而建立起来的团体”。“走入民众,与民同在”正是总理的座右铭。此外,总理还重视我们学会在战时因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而遭到镇压的历史。总理的着眼点在于“对方能否超越国家主义”。关于日中友好关系,总理终究是以民为本来着想。一纸条约,容易生变。总理的想法是∶“只有树立民众彼此真挚的理解、信赖关系,才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  

  我在1968年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基本精神亦与此同出一辙。两国人民才是真实的,只有将观点放在“民众与民众”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突破现状。我的倡言受到猛烈抨击。有些人批评 ∶“宗教领袖何必要系‘红领带’。”时值1970年3月,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力劝我一同去中国。我回答他∶“感谢您的美意,但我是个宗教家,而创价学会又是个佛教团体。复交要在政治层面解决。我会请我创办的公明党人员访华。”他说 ∶“有关池田会长与公明党的事,我会一一秉告周总理。”周总理信赖公明党,托付以恢复日中邦交的搭桥工作,身为创党人的我来说,是个永垂不朽的荣誉。

  摄影完毕,总理说了声“请到这边”,然后走在前头为我们带路。我看着他的背影,透过人民服,我感到总理明显消瘦了。总理只靠一股魄力站在那里……我怕人多会影响他的身体,决定只我和妻子两人进入会客室。室内毫无装饰,或许是因顾虑总理的眼睛,光线也相当微弱。会谈之际,为了不让总理劳累起见,我尽量少说话。总理谈及许多方面,但当中一贯的是对二十一世纪的热切展望。当时,总理心里惦念的是自己死后的事。“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世界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因此所有国家必须站在平等的立场互助合作。”,“但愿在剩下的二十五年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铺上坚固不摧的轨道,并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友好事业”。……我把这番话全当作总理的“遗嘱”。

  总理曾经说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到那时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过,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年轻的人有希望看见。”总理还向我说 ∶“正因为你还年轻,所以我重视与你的友谊。”当时总理七十六岁,我四十六岁。总理又说∶“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总理心里怀有一个信条就是∶“假使将来中国变成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称霸,请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连手打倒它。”,“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尚不富裕”我相信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深切的决意,就是∶中国决不甘于现状,今后中国定将脱胎换骨。会见之后第二个月,总理宣布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四个现代化”基本路线,一定要使心爱的人民富裕起来……这就是总理在政治上的遗嘱。

宏观与微观

  周总理既能宏观地掌握历史全貌,又能微观地看透微妙人心。我一向称他是“二十一世纪的诸葛亮”。

  自己不居最高地位,只顾肩负重担。既是一位百战不挠的猛将,又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外交高手,同时又是一位擅长实务的行政官,一切都出自一份责任感。

  把乱世中国变成太平盛世,进而实现繁荣中国……总理就是个转变历史的大轮轴,咬牙承担一切。

  把自己的荣华置诸度外,只为人民效劳,竭尽全力。“希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早日缔结!”总理以坚决的口吻说。我答应他∶“我会将总理的意思传达给有关当局。”

  总理明确说出“和平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1969年6月,距我在小说《人间革命》中主张“和平友好条约”以来,已过了五年的岁月。而这一条约终于在四年之后实现。

  会晤中,我始终浑身感受到总理不可斗量的气魄。他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精神力,可以一口气谈上一两个小时。

  我不时看表来催促廖会长。但每次廖会长却向我示意∶“不用急,再谈一会儿。”结果,此次会面长达三十分钟。

  告辞之际,总理还特别以那病弱的身躯送我到门口,令我终生难忘。一生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会晤也是最后一次。

  会上,我送给总理一幅绘画留念。听说,总理换下了以前的画,把它挂在墙上。

  在我见到总理后的第二年(1975年)春天,创价大学首次迎接来自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总理在留日期间没得读大学,吃尽苦头。我希望以某种方式作为补偿。

  留学生共六名。于是我向他们和创大学生提议∶“体谅总理‘想访问樱花盛开的日本,却实现不了’的心意,我们日中两国学生一起在校园里种樱花,以此作为友好的第一步,终生培育世代绵延的友谊,好吗?”

  就这样,那年11月举行“周樱”植树仪式。

感人的最后话语

  两个月后,周总理的讣闻传遍世界。僵卧的总理,胸前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

  甚至在手术台上,总理也为了地方煤矿工人的健康发出指示。

  大人无己。他的心只有人民。

  总理临终向医护小组说的一句话∶“在我身边已经无事可做了。你们在此干甚么呢?应该去照料其他人啊!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

  讣报传来,连男人都同声恸哭。总理是人民之父又是人民之母。又有谁会像他那样为人民着想呢?

  人民的哭声震憾山河。寒风呼啸天地同悲。尽管四人帮一再抑止,全国追悼总理的心声鼎沸。

  4月清明节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大群人民蜂拥而至,为献花圈追悼总理。那些花圈因四人帮的指示被迫撤走,但人民络绎不绝地带来了花圈,聚集到广场上。

  “敬爱的总理,我们要献给您的花圈在我们心中。无论是谁,都不能把它夺走。”

  四人帮愈攻击总理,民愤愈高涨,绝不许诽谤我们的总理……决意打倒坏人的声势犹如一股奔流,谁也挡不住。

  如此,“死去”的总理竟开始驱逐起“活着”的四人帮来了。

  对人民的爱就是总理的一切。一生为此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62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的代表访华时,团长向百忙中抽空接见的总理道谢。总理说∶

  “为何这样说呢!在日本最受欺压受苦的人来到中国,身为总理竟不肯会见他们的话,他就不算是中国的总理!”对总理来说,所谓“人民”不仅是中国的“人民”而已。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亦如此。据估计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方三千五百万人死伤,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合计达六千亿美元。  

  假使中国能得到当中一部分的赔偿,对重建凋敝荒废的祖国何其有利啊!在战后不久的中国,有人建议∶“要撤除日本一切生产设备,以免她重建重工业,而把其中七成搬来中国,以振兴中国之产业。”  

  总理却说∶“我国不求赔偿。日本人民也与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假如要求赔偿,就等于加害同为牺牲者的日本人民。”

  其实,如果日本光支付五百亿美元的赔款也要费五十年,这么一来,当然日本就没有今日的经济发展。日本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份深厚的恩情。更何况,仗着经济优势,不尊敬有恩的国家,更是不通情理。

樱花结下永的友谊

1975年11月2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池田SGI会长于创价大学校园内种植“周樱”以及建设刻有“周樱”二字的纪念碑。“周樱”这棵树象征着日中和平友好的愿望。

1975年11月2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池田SGI会长于创价大学校园内种植“周樱”以及建设刻有“周樱”二字的纪念碑。“周樱”这棵树象征着日中和平友好的愿望。

  总理逝世后两年,我在北京和邓颖超女士见面。等于是与总理的“分身”会晤。

  女士和颜悦色对我说∶“我要在明年‘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意思是她要去实现总理的“愿望”。

  1979年4月,女士果然如约来访日本,接受国宾般的礼遇。那是从总理告别京都樱花以来第六十年的春天了。

  不巧那年樱花开得早,东京的樱花因春岚(初春大风)几乎飘零殆尽。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我将较晚开花的八重樱的树枝和拍有创价大学之“周樱”、“周夫妇樱”以及留学生的相簿送到迎宾馆给女士。

  女士喜形于色地说∶“这正象征着我们的友谊。”“周夫妇樱”是一对樱花树。其实,在总理夫妇住处的院子里本来有两棵樱花树,后来其中一棵枯死了。女士曾告诉我∶“遗憾的是,夫妇俩没机会在那两棵樱花树下留影”。于是,我希望以一点心意回应女士的心。

  以后,我与女士还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是我拜访他们在北京的住处。(1990年5月)

  房间里挂着一幅我送的总理夫妇肖像。“每次在这个房间欢迎外国朋友的时候,我都会介绍他们这幅画,谈起我对周总理的回忆与总理和池田先生之间的友情。在我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美好的礼物。想必总理也很高兴。”

  她看那本“周樱”、“周夫妇樱”的相簿时,不禁感叹∶“这树长得这么高了呀……”

  没想到临别时女士送我一把总理生前爱用的“象牙裁纸刀”和女士爱用的“玉石笔筒”。

  我婉言推辞说∶礼物太贵重,实在受之有愧。女士却说∶“我深知总理生前对池田先生的深厚情意,所以才决定将它赠送给您的。愿您睹物思人,作为与总理友好之信物……”女士大概已预知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吧!

总理夫妇的胜利

  中国有句古谚说∶“交人要交心,浇树要浇根。”

  珍视内心、抓住人心……总理是一位懂得政治真谛的人。

  他的声音、眼神、气魄,那不怕风霜、挺胸前进的“东方大丈夫”的英姿,现在仍历历在目。

  临终之际,周总理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最后获胜的还是总理。为了改革开放,总理投注心血整顿国内,同时开拓以中美、中日为首的国际环境,直到他逝世为止。今天,中国推翻百年来屈辱与苦难的历史,在总理以性命铺设的轨道上,大步迈向辉煌荣光的二十一世纪。

  总理终于获得了胜利,历尽艰辛的赤诚终于获胜。

  创价大学的“周樱”石碑,正是面向中国而建。

  抬头仰望西面的天空,彷佛看见总理夫妇灿烂的笑容。

~池田大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