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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13年1月26日

為紀念1月26日的第三十八屆「國際創價學會(SGI)日」,SGI會長池田先生以《和平共存與生命尊嚴》為題,發表了紀念倡言。

倡言首先提及聯合國意欲制定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一事,倡議以「生命尊嚴」為精神基礎。進而言及貧窮和差距、人權侵犯、由差異產生的糾紛和對立等問題,並借助佛法思想尋找解決方法,舉出三點社會應孕育的精神性,即「和他人苦樂與共的意志」、「相信生命的無限可能性」、「誓將頌揚並守護多樣性」。

倡言還提議推進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裁軍,以建設和平共存的全球社會,並主張在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七十年後的2015年舉行G8高峰會議之際,舉行「為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擴大首腦會議」,制定2030年為「全世界軍費減半」的目標年。

從維護人權的觀點,為使處於極端貧苦狀態的人們能恢復尊嚴,倡議在所有國家設定「社會保護最低標準」,在聯合國設定「人權教育與培訓的地域據點」框架。

最後,就愈益緊張的日中關係,提議為防止事態繼續惡化早日進行對話。舉辦定期首腦會談,以增進密切關係;設立「東亞環保合作機構」,提供機會,使日中兩國青年和衷共濟,為人類未來作出貢獻。

以下為本文

為紀念國際創價學會(SGI)創立之日(1月26日),我以2030年為目標,展望如何建設和平共存的全球社會。

今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制定六十五周年。聯合國自創設以來,在聯合國大會以及各種世界會議上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等種種決議,明示人類應共同追求的理念和指標,藉以喚起國際間合作。這些指標包括環保與發展範疇的「可持續發展」、對抗糾紛與「構造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的「和平文化」、去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通過的「人類安全」等。

這些都是聯合國的重點課題,現今必須首先解決的專案。

具體來說,譬如聯合國重點課題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注1):把世界上極端貧窮人口比例減半的目標已經在期限的2015年前達成,把無法持續獲得安全飲用水人口比例減半的目標也已經實現,確保男女兒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課程的目標也即將達成。

當然,照目前的進展狀況來看,估計不能如期達成的目標也比比皆是。即便能達成所有目標,多數人口仍然處於生命或尊嚴受到嚴重威脅的狀態下,進一步努力仍是當務之急。

雖然只取得部分成果,但我認為這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證明了只要擁有共同的問題意識,明確制定應克服的課題和期限,大家一致地努力解決,就能著實地改變世界。

正好去年(2012年)6月的「里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上,決定要制定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並於上個月設立了一個工作組。我希望能集結全球睿智,考慮我們到新目標的期限2030年,能達成些什麼,要建構一個怎樣的世界,齊心為未來的全球社會描繪一張藍圖。

文豪歌德所指摘的文明病理

「所有的、親愛的朋友,現今都是極端的,甚至思考和行動都無休止地匆匆而逝……年輕人從太小的年代就接受刺激,然後被時間的漩渦吞噬。財富和速度受到世間崇拜,也是所有人努力追求的。」(《致友人澤爾特的信》,Goethe’s Letters to Zelter)

這尖銳的文明批評,並非出於現代思想家的手筆,而是活躍於18世紀後半至19世紀的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話。

我當前正在與德國的「魏瑪歌德協會」(Goethe Society)顧問曼弗雷德‧奧斯滕(Manfred Osten)博士就歌德的思想與人生展開對話。奧斯滕博士說,在《浮士德》(Faust)中,歌德從正面指出這一文明病理,注意他所描寫的,雖然用「魔斗篷」(最快速的移動工具)、「快劍」(最快速的兵器)和「快錢」(錢幣)不斷地滿足欲望,最後卻自取滅亡的人的愚行。

為滿足浮士德的欲望,魔鬼梅菲斯托費勒斯供給他這三件道具。奧斯滕博士把它們形容為「惡魔般速度的道具」,說這些道具的形態與名字與當代的大不相同,但內容完全一樣。他繼而問道:現今人類究竟有沒有能力覺醒自己就是現代的浮士德博士。如他所言,我們現在的世態和歌德的描寫確實非常相似。不需借助梅菲斯托費勒斯的力量,我們已經造成一個病入膏肓的悲慘世界,本來不應輕視的東西簡單地被踐踏犧牲。歌德所指摘的病理,現代已達到頂點。

縱觀現代,為守護本國而不惜製造甚至可招致世界末日的核武器,以擴大差距和犧牲弱者形成的萬人膜拜的競爭至上社會,經濟發展至上主義所帶來的沒有節制的環境破壞,投機交易帶來的物價高漲和食糧危機……這種病態比比皆是。

《千年發展目標》要從世界上儘量消滅悲慘事態,但對於這些文明病理,如果不認真根除,即便暫時改善某些事態,歸根到底也會繼續衍生各種新問題,使狀態更為惡化,甚至變得不可收拾。面對這些銅牆鐵壁,我們應如何以2030年為目標進行新挑戰呢?為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歌德的這句話很有啟發性:「總會有一天到終點的走路方式是不夠的。每一步本身就是終點,也是通往終點的一步。」(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就是說,不是以倉促補釘拼湊的方法來改善事態,而是進行這樣的挑戰:讓苦於各種威脅的人能恢復自己的生存希望和生活尊嚴,以此作為目標去改善一個又一個的事態,讓時代的潮流從破壞走向建設,從對立走向共存,從分裂走向團結。

所以,在制定新目標時,要重新確認「什麼是社會不能再輕視的東西」。要制定能確實地引導大家走向和平共存全球社會的精神基礎。

在此,我提議把「生命尊嚴」作為這精神基礎的主軸。

與他人苦樂與共的意志

若把和平共存的地球比作一棟建築物,那麼「人權」、「人類安全」等理念就是構成建築物的支柱,而「生命尊嚴」應該是支撐這些支柱的地基。假如地基不穩固,只是一種抽象概念,那麼遇到危機或考驗時,支柱也會不穩定,甚至導致建築物倒塌。

為支撐整個建築物的重量,「生命尊嚴」這地基一定要非常堅固,而世界上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感受並加以維護,才有其真正意義。為此,我提出三個社會應有的精神性指標。

第一,與他人苦樂與共的意志。
第二,相信生命的無限可能性。
第三,誓將頌揚並守護多樣性。

首先我要談及第一個指標,就是「與他人苦樂與共的意志」。這個指標令我想起差不多四十多年前和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Arnold J. Toynbee)共同展望21世紀的對話。我們談到的最後一個主題,就是「生命尊嚴」。那時湯因比博士強調:「尊嚴是任何東西也不能替代的。」(《展望二十一世紀》)並指出,正因為每一個人如此獨特和無可替代,所以生命尊嚴如此寶貴。

博士更指出,「不重視他人的尊嚴,就會失去自己的尊嚴」(同上)。在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生命尊嚴」的觀點實在非常重要。

現今令世界眾多人的尊嚴陷入危機,立即需要國際合作來應對的,就是貧窮問題。

剛才也說到,《千年發展目標》的幾個專案雖然已經達成,但也不過讓苦於悲慘現狀的人口比例「減半」而已,不加速處理,估計到2015年就會有約10億人陷於極端貧窮,約6億餘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而且削減貧窮的進度各地區有所差別,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改善進度緩慢,遠遠比不上還沒有達成減半目標的南亞和中南美洲,情況令人擔憂。

今年(2013)6月將在日本橫濱市舉辦第五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包容與強韌的社會」。我衷心祈願通過這次會議,能創造更堅固的國際間團結,來建設一個「非洲世紀」,從非洲向世界擴展和平共存的潮流,讓每個人都能活得尊嚴。

另一方面,威脅眾多人的尊嚴的貧窮問題,甚至在經濟先進的國家之中也變得越來越嚴重。

英國學者理查‧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是研究社會差距問題的專家。他們指出,假如經濟差距加上經濟窮困,會使人際關係惡化,甚至腐蝕整個社會。

在他們的著書《精神層面──為什麼沒有差距的社會經常會表現更好》(The Spirit Level: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Do Better)中指出,差距會對人的健康和社會帶來深刻影響,不但如此,「差距越大,越令人變得互不相干,人際關係愈益淡薄,人們需要獨力處世謀生,這樣必然令信賴關係減弱。(中略)有差距問題的國家會令社會各個層面的機能衰減……不但是貧窮的人,甚至所有階層也會受到不良影響」。

單是窮困,已令人對生活上的每一件事都感到辛苦,而雪上加霜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那種被輕視排擠,在社會上失去生活場所和生存意義的感受。身處這般境地,雖然仍然會有人鼓起勇氣邁步向前,但周圍的冷淡反應和冰冷視線會加深孤立,傷害尊嚴。

正因如此,近年除了從經濟層面來解決貧窮問題之外,還提出一種「社會性包容方法」,重視恢復貧窮階層與他人的關係,讓他們重覓生存意義。

以佛教思想來解救人類痛苦

在古印度,佛教的起源是出於挽救面臨各種苦難的人。

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出身在富貴榮華的王族,一生不愁衣食。一般傳說釋迦年輕時決意出家,就因為在「四門遊觀」(注2)時遇到苦於生老病死的人,而心起挽救之意。

但是釋尊的本意,並非單是厭惡生老病死這人生的無常。釋尊後來如此說出他當時的心境:「愚蠢的凡夫,雖然他們自己會衰老,也不能避免衰老,卻在看見他人衰老的時候沉思苦想,煩惱,覺得羞恥厭惡,而忽視了這也是自己的事。」(中村元《佛陀Ⅰ》)而且對於病和死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釋尊注意的是人的「傲慢心」──對於老人或病人覺得討厭的歧視心態,而忽視了自己也會經歷同樣情況。因此,釋尊絕不會把周圍任何一個被孤立排斥的老人或病人置之不理。

佛經上有這樣的故事。

釋尊看到一個病倒的修行僧,問道:「你為何如此痛苦,為何單獨在此?」修行僧回答說:「我一生懶惰,怕辛苦,從來不替他人看病,所以如今自己得病,也沒有人為我看病。」

釋迦說:「善男子,如今我為你看病。」於是為他更換骯髒的被褥,親自洗淨他的身體,為他換上新衣服,然後鼓勵他好好修行。修行僧頓時感到身心歡暢愉快,判若兩人。(玄奘《大唐西域記》)

我想,令這修行僧康復振奮的,除了釋尊對他獻身的看護之外,更令他感動的是,釋尊跟對其他健康弟子一樣,對他說出同樣的鼓勵話語,這令他接近熄滅的生命的「尊嚴之火」死灰復燃。

這故事出自玄奘《大唐西域記》,假如我們把它與其他經典的內容對比,又可以看到釋尊的另一種意圖。

故事說,釋尊看護了修行僧後,召集弟子詢問,原來弟子們早已知道修行僧病重,以及患的是什麼病。雖然如此,沒有一個弟子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弟子們的解釋,跟修行僧在病床上所說的一摸一樣:「他從來不為其他修行僧看病,所以我們也不為他看病。」(大意,《律藏大品》)

這回答以現代的表現來說,就是「他平常的表現不好」、「本人的努力不足」等責任全在於本人的理論。這樣,修行僧會覺得這是自己甘受的「命運」,只有死心放棄。而對其他弟子而言,就是把他們的旁觀態度正當化,助長他們高人一等的「傲慢心」,使他們的心被陰霾覆蓋,不能清楚地觀看事態。

釋尊為拂去弟子們心中的陰霾,讓他們察覺到自己的不是,說出了以下的話:「有心要侍奉我的人,就去看護病人吧!」

修行佛道,無非是去扶持眼前困苦的人,實踐一種能對他人感同身受,苦樂與共的生存方式。這裡要注意的,是通過如此的過程,能恢復尊嚴的並非只是受苦的人,同時還包括與他共苦的人。

生命尊嚴,並非一個人能獨自展現的。只有在如此的相關過程中,他人的生命方可顯示其「無可替代」的尊貴一面,而當自身湧現無論如何都要維護它的心態時,自己的生命也同時會變得尊貴莊嚴。

釋尊勸導弟子們時,把「我(釋尊)」與「病人(修行僧)」置於同等價值,相提並論。就是說病人也好,老人也好,人的生命尊嚴是完全沒有差別的。從這點來看,見到他人生病或衰老的苦痛樣子,覺得這就是人生的敗北的觀點是錯誤的。不但如此,有如此的想法,只會同時貶低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尊嚴。

創價學會的哲學基礎是日蓮大聖人(1222-82)的教導。釋尊的思想中,日蓮大聖人至為重視的是《法華經》,關於經中描述象徵生命尊嚴的寶塔出現的場面,他說:「所謂四面,是指生、老、病、死。以這四種相貌妝點我們一身的寶塔。(四面者,生老病死也。以四相莊嚴我等一身之塔也。)」(《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也就是說,成為寶塔四面的是生老病死四苦,隨著超越這四苦,能展現自己莊嚴的輝耀姿態(四相)。看似負面的生、老、病,甚至死,都可以昇華為令自己人生莊嚴的存在。

說到生命尊嚴,離開了現實的種種煩惱就顯現不出本來的光輝。佛法教導,只有誠心誠意和他人苦樂與共,才可以開拓「自他皆幸福」之道。我們創價學會,在草創時期被譏笑為「窮人病人的集團」,但我們還是投身在苦惱的人群當中,與他們相互扶持,苦樂與共,以至於今。這也是我們的最大榮譽。

尤其是近日,災害與經濟危機所誘發的「突如其來的窮困危機」(the dangers of sudden deprivation)(注3),在一瞬之間奪去眾多人寶貴的家屬和財產,令災民陷於不能自拔的苦痛之中。如此事態在世界各地頻發,因此更需要努力防止災民的孤立化。

如2010年海地地震、2011年東日本地震,雖然災情慘重,但很多地區的重建工作還沒有取得任何可觀的進展。尤其我們還要顧及災民的「心理重建」、 「人生重建」的重大課題。重要的是,我們絕對不要忘記災區居民的痛苦,社會要盡全力去早日重建災區,從各個角度為災民帶來「生存的希望」。

遇到苦痛的人,就一直鼓勵到他重露笑容。關心他,與他苦樂與共──只要大眾有如此「冀求共存的精神」,縱然遇到一個又一個的苦難,也絕對能克服。

我認為,只要堅守「維護寶貴的生命,發揮自他共有的尊嚴」的信念,堅毅地行動,定能克服這差距社會,樹立重視每一個人的社會基礎。

相信生命的無限可能性

第二個我要舉出的指標是「相信生命的無限可能性」。

去年(2012)9月,SGI和「人權教育協會」(Human Rights Education Associates)、「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共同製作了一部意識啟蒙影片《邁向尊嚴之道──人權教育之力》。這部人權教育影片,是配合2011年12月通過的《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注4),向一般民眾推廣和普及其內容和理念而製作的。

在網路上也可以觀看的這部影片中,介紹了三個地方實施的人權教育運動。雖然每個地方遇到的課題不同,但它傳達了「社會定能變革,而這始於每個人內心的變革」的資訊。

SGI作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基於佛教思想的信念,一直把推進人權教育作為活動的一個重點。釋尊提倡「莫問出生,問其行為」(中村元《佛陀Ⅰ》),否定當時流行的說法:過去世的罪業完全決定現世境遇的命運論。通過「火生自各種柴薪」(同上)的譬喻,強調誰人都內藏尊貴生命,所以萬眾平等,都能發揮無限潛能。

反之,命運論不但包庇歧視心態,甚至完全把它肯定,成了輕視人權思想橫行的溫床。它把被歧視的人的希望之芽摘掉,讓他忘記「自己本來也是一個寶貴的存在」,而剩下「如何努力也是沒用」的絕望心態。

這種現在的境遇完全受過去的作為支配的思想,會腐蝕每個人的「生命尊嚴」基礎,不但是被歧視的人,也包括歧視他人的人。釋尊是絕對不會對這種心態置之不理的。

釋尊主張「莫問出生,問其行為」,是要指出「因果關係」並非固定不變,「現在瞬間的作為」會成為新「因」,帶來完全不同的新「果」,訴說人本身於今世、於現在的行為決定自己的真正價值。

釋尊又教導「緣起論」,指出萬物互相影響,要重視這相互依存的關係。就是說,瞬息萬變的「因」和「果」,配合相互依存的緣起理法,會給其他存在帶來各種各樣的影響。自己「現在這一瞬間的善行」,不但會改變自己,也會對周遭社會帶來正面的價值,引起連鎖變革。這生命的偉大力量,釋尊通過「火生自各種柴薪」譬喻,指出無論何人,都有他內在的寶貴價值和力量。

倘若能覺悟到萬眾生命均尊貴至極這一道理,就能發揮自己生命中與生俱來的無限潛力。《法華經》以精妙的譬喻,來描繪此佛法的生命觀。值得注意的是,經中的諸多譬喻,有的是出自釋尊也有的是出自其弟子。例如「長者窮子喻」由代表聲聞的須菩提等講述,而「衣裡珠喻」則出自憍陳如等阿羅漢之口。

「長者窮子喻」講述一個富翁(長者)跟兒子(窮子)失散多年後,顛沛流離的兒子在偶然的機會回到家中,但認不出富翁就是父親,驚慌欲逃,富翁留他在家工作,讓他慢慢改掉劣根性,之後告知實情,父子相認,最後把萬貫家財傳給他。

「衣裡珠喻」講生性好酒的窮人,到富有的親戚家喝酒,醉後親戚把一顆寶珠縫在他衣裡,酒醒後不覺知,流浪他鄉,受盡貧苦折磨後,又回到親戚處,方知自己一直擁有價值連城的寶珠。

這些譬喻顯示,釋尊法理的核心,就是萬人都具有佛性(萬人平等),與佛同樣能發揮甚深無量的智慧(萬人皆具有無限潛力)。弟子們通過講述這些譬喻,表現他們醒悟到自己的尊嚴與使命的歡喜心情和決意。《法華經》細緻地描述弟子們由於覺醒而心生歡喜,之後這歡喜心情昇華為決意(行動)的生命變革。

我們SGI在推進人權教育運動時,重視從「自強」(empowerment)到「發揮領導作用」的步驟。正如釋尊的覺醒帶來弟子們的覺醒一樣,一個人能做到的萬人也必可做到。根據佛教的思想,這樣的變革過程,可通過人之間生命與生命的啟發逐步擴大。

在上述人權教育影片中,介紹了一位年幼被迫結婚,婚後一直苦於丈夫暴力的土耳其婦女的體驗。她決意要跟丈夫離婚,卻受到自己家屬的威脅。她接觸婦女人權團體而受到保護,並學習到自己也有人權,提高了意識,決定重新踏上新的人生道路。影片中,她說:「我感到力量飽滿。要是我能夠幫助其他婦女,那我就更開心了。我想成為他人的榜樣。」

她從一個苦於暴力的弱質女子成長為要幫助其他同苦婦女的堅強婦人。這是人權教育的一個寶貴例子。影片中,這位婦女通過學習人權而重獲生存的力量,自覺了自己的尊嚴。她的微笑,顯示她相信自己的力量,對未來充滿希望。

在此,我要借用美國哲學家密爾頓‧梅洛夫(Milton Mayeroff,1925-79)的話,具體地解釋這種對未來的希望。梅洛夫是研究如何通過專心一志的關懷令人自強的哲學家。

他說:「我希望通過自己的關懷,能為對方帶來希望……這種希望近似春天到來時的感覺……這種希望所意味的,並非未來才有充實而現在沒有,相反,這是一種現在的心靈豐富的表現,一種對將來充滿希望的心態。」(《關懷的力量》,On Caring)

重要的是,希望並非一張未來的空頭支票。現在這一瞬間能感到生存的充實感,眼前就展現著希望。

日蓮大聖人以自己的貧賤出身為榮,畢生站在苦於社會弊害的人民一邊。他把這種生命的潛能說成「如水底的石頭也可以生火,百千萬年的黑暗也能因為一盞燈火而光明」(《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過去的境遇如何不重要,覺醒自己本來的尊嚴,為改變現狀挺身而起的瞬間,就變成能以希望之光照亮周遭的堅強的自己。

無論多大的希望,假如需要等待長久的歲月才可以實現,那就很難令人一直振奮自己直到達成。若說還要以自己成功的轉變帶來周遭的變革,更是難上加難。只有如剛才所說的,擁有像等待「春天到來」的心情,才能令自己天天喜悅和自豪地去孕育希望的種子,進而通過自己的轉變給周遭社會帶來變革的波動。

這一觀點不限於人權文化領域,在建設可持續社會上也極為有益。我在去年6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舉行的「里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上發表題為《通往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大道》的倡言,曾指出「在指向更美好的未來當中,現在的狀況也會變得更為美好」如此兩者並重的努力的重要性。不單是未來,現在的生活也要充滿希望。回想一下開頭引用的歌德的話:「每一步本身就是終點,也是通往終點的一步」,就會知道重要的是一步一步都有著「終點」的價值,要以有價值的每一步來挑戰變革時代。我認為向2030年的宏偉挑戰的成功與否,關鍵就在於能否在各地落實從「自強」邁向「發揮領導力」的變革。

誓將頌揚並守護多樣性

最後的第三個指標,是「誓將頌揚並守護多樣性」。

我長年累月和民族、宗教背景不同的世界有識之士對話,強烈感受到我們在尊重世界的多樣性過程中,能通過認識對方來重新審視自己,令彼此的生存意義更充實。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傾向和資訊化社會兩大潮流,飛躍地增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話和交流的機會,瞬間交換意見的手段也大為發達。另一方面,受到經濟發展影響,這兩大潮流逐漸同化了各地文化,而日益增加的移民和原來的居民之間的文化摩擦又助長了憎惡和排他的感情。為此,本來能豐富我們生活的多樣性和差異,卻變成被攻擊的對象,或分化社會的藩籬,甚至發展為暴力或糾紛,威脅到人的生命尊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9年通過了由一群國際科學家起草的《關於暴力的塞維利亞聲明》(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指出戰爭和暴力是「因遺傳基因而成為人的本性」,或「由人的本能所引起」的觀點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我完全同意這一判斷,但實際上斬斷糾紛和暴力的連鎖,我們確實需要超越數之不盡的艱難險阻。那麼,究竟是什麼令人如此酷愛戰爭和暴力呢?

釋尊把不能接受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同樣是無限尊貴的這種生命狀態稱為「無明」(根本性迷惑),指出它就是引起所有戰爭暴力的元兇。在釋尊時代,印度各部族經常為爭奪水源或其他資源而發生糾紛,或國家間爭奪勢力而引發暴力衝突。

釋尊稱之為「插在人心中一支無形的箭」,也就是根本的迷惑。正由於人被這支無形的根本迷惑的箭射穿了心,所以會執著於自我主義。

釋尊說,對峙的勢力就像「在淺水中掙扎的魚」,雖然是同樣地焦急,但由於心中被陰霾掩蓋,看不到對方其實和自己一樣有著同樣的苦惱,例如由於水源缺乏而困苦,或害怕被他國攻打而終日不安等。

所以釋尊在教導不殺生時訓諭:「所有生物都害怕暴力,所有生物都愛惜生命。所以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不要殺,也不要讓他人去殺。」

這裡有兩個重要觀點。第一,不是受外在規則的管制,而是自己「設身處地,感同身受」,通過內省來想及他人的痛苦和境遇而自律。第二點,「不要殺」,並且「不要讓他人去殺」,不但自己不殺,還要誠心誠意地通過對話引出他人生命內在的善性,促使對方也和自己一樣誓不殺生。

佛典中有個故事介紹釋尊通過內省和對話來改變鬼子母神的生存方式。

據說鬼子母神有數百到數千的孩子。她殺奪眾多他人的孩童來養育自己的孩子。人民向釋尊控訴鬼子母神的罪狀,希望釋尊解救。釋尊心生一計,為了讓鬼子母神明白自己所犯的罪惡,把她最疼愛的小兒子藏起來。鬼子母神花了七天七夜到處找也找不到,最後聽說釋尊具有通曉萬事的能力,憔悴不堪地來到釋尊跟前,哀求釋尊幫她找尋兒子下落。

釋尊對她說:「你不是有很多孩子嗎?現在只失去一個就那麼痛苦,有沒有想過只有一個,或者三個五個孩子的普通人家,被你奪去孩子性命時會有多大痛苦呢?」

聽了釋尊的話,鬼子母神明白了原來自己一直讓其他眾多父母飽受同樣的痛苦,向釋尊許諾以後不再殺害他人的孩子,釋尊終於讓她跟孩子重聚。之後,鬼子母神以維護所有人的孩子為使命,在《法華經》中立誓和其他鬼神一起保護為眾人幸福而行動的人。

日蓮大聖人說:「流轉門時是惡鬼,還滅門時是善鬼」(《御義口傳》),就是說,在《法華經》以前鬼子母神是一個惡鬼神,到了《法華經》的時候變成了善鬼神。

重要的是,不改原有姿態的鬼子母神把生存方式轉變了一百八十度。當她對自己身分的定義從「鬼神」轉向「母親」時,首次設身處地感受到其他失去子女的母親的痛楚,而立誓「絕對不讓他人再嘗到自己現今的痛苦」。

身分的多層面性質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博士指出,一個人不但屬於某個民族或宗教,還具有無數自我定義的因素。這種「身分的多層面性質」(the plurality of our identities),正是阻止現代的人不被集團心理或暴力煽動所支配的關鍵。森博士從小就目睹由於「宗教不同」的理由,很多人犧牲於糾紛中。他感到非常心痛,一直努力研究如何防止這種悲劇發生。

他警告說:「就算是暗示也好,只要主張人的身分是單一,就不但貶低人的存在價值,更令世界處於一觸即發的危險狀態。……在問題多多的世界中假如冀求和諧共處,就要依靠人身分的多層面性質。身分多層面的性質相互縱橫連結,可以對抗那種憑藉刻板強硬的標準,一成不變地把一切事物劃分歸類的作法。」(《身分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

即便屬於同一民族,有著同樣信仰,但每個人的出身不同,職業和興趣也不同,信條和生存方式也不同。人類千差萬別,這就是世界的真實面貌。雖然民族或宗教有所不同,但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各種各樣的身分會交錯共鳴。這樣,正如森博士的洞察,人能超越看似不能抵抗分裂的藩籬,產生友情和共鳴。

我和世界有識之士展開「文明之間的對話」、「宗教之間的對話」,除了一起探討如何解決地球的問題群、一起展望人類未來之外,還經常問及他們的家人、出身、青春的回憶、以往的人生路程等。這是因為我要凸顯在民族或宗教這些大前提之下很容易被疏忽的「這個人獨有的人生觀、使他如此行動的信念」等等。通過對話,要和對方奏響兩人共鳴但獨一無二的生命交響樂,尋找如何令這世界變得更有人性的方法。在這交響樂中,最容易引起歧視的民族或宗教等差異也通過相互所顯現的「至善的自己」變成難以代替的寶貴旋律。

有關這一點,讓我想起一位與森博士有非常相似觀點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她曾寫道:「不管我們如何被世界的事物所影響,如何深受感動和刺激,只有通過和夥伴討論這種感覺時,才會感覺到其中的人性。」(《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她進而解釋這裡的「夥伴」,並非指同胞或朋友,而是指持有不同見解的人之間的友情。正因為有差異,所以能通過對話而為世界添加人性,正因為有如此的友情,每個人的生命才會被世界的多樣性添加色彩。

差異是多樣性的源流,在現今社會裡逐漸變成了「排他的記號」,成為分化的主角。只有心意相通的友情,才能阻止它,在充滿憎惡與暴力的「戰爭文化」洪流中,維護人性中同感、同苦之心。

上述的《關於暴力的塞維利亞聲明》是一個開端,聯合國一直以來努力推進建設「和平文化」,幫助人類脫離「戰爭文化」的束縛。SGI不但在「世界兒童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國際十年」(2001-2010年)期間,甚至現在也舉行各種展覽及其他啟蒙民眾意識的活動,進行對話。

為了讓「和平文化」在全球各地落實,必須耐心把憎惡和對立的根一節一節地拔掉。雖然如此,同樣作為人,我們都具有能感同身受、關懷他人的「內省」力量,對任何人都能夠架起對話的橋樑,握有無論多麼荒涼的土地都能開墾的名為「友情」的鐵鏟鋤頭。

日蓮說:「喜為自他共喜之事。」(《御書全集》)在「和平文化」沃野上培育的友情,會令人對於活在同一世界上的他人的存在感到喜悅,無論有多大差異,也會堅守、維護彼此的生命尊嚴。

我提出了上述三點,作為建設基於生命尊嚴的文明指標。把這三點指標,對照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講演《探討「世界公民」的教育》(1996年6月)所提出的作為世界公民的條件,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特質:

①關懷他人苦惱的「慈悲」
②認識生命平等與可能性的「智慧」
③任何差異都作為提高人性之機緣的「勇氣」

只有認識到全人類都具備這些特質,才能開始建設和平共存的地球社會。

我認為社會對21世紀宗教要求的使命,就是去開發人生命中的潛質,讓「生命尊嚴」的潮流在社會中脈動,孕育出如此的民眾紐帶。

核武器,生命尊嚴的大敵

下面,我要就如何「禁止與全面廢除核武器」、「建設人權文化」這兩個課題提出一些具體方案。

第一個課題,如何禁止與全面廢除核武器。

核武器,引用上述《浮士德》的話,是現代的「快劍」。

正如歌德在書中敏銳地形容人追求「快劍」的心理,法國哲學家保羅‧維里勒奧(Paul Virilio)也從「速度」的觀點考察了現代文明所面對的各種問題。他在著作《速度與政治》(Speed and Politics)中指出:「核武器和它所代表的整個軍備系統的危險,比起在外界爆炸的危險性,更為危險的是它的存在本身,和在我們內心的爆炸。」

當然,核武器的使用會帶來無可收拾的災害是無庸贅言的。維里勒奧要強調的是,無論我們使用核武器與否,世界在核武器的威脅下顫抖,這種異乎尋常的狀態,以及這狀態長久化對社會帶來的不良精神影響。世界在議論持有核武器的是與非時總是矚目於維護安全,而經常忽視維里勒奧的觀點。維氏就世界的現狀說:「核威脅,作為以其他手段來進行的全面戰爭的延續,標誌著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差別已經不復存在。」(Ground Zero)

約半個世紀前,東西冷戰激發了一場研發核武器競爭。1957年9月,我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指出持有核武器是對生命尊嚴的重大冒瀆,絕對不能允許,要徹底消除。

戶田會長在宣言中說:「現在世界各地展開禁止核武器、原子彈實驗運動,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隱藏在其背後的魔爪摘除掉。」除了申訴禁止核實驗的重要性外,還指出從本質上解決問題,重要的是要消滅容忍持有核武器的思想。

核武器除了能瞬間消滅整個城市、無區別地大肆殘害人的性命、對生態影響深刻以外,爆炸後也會令人民飽受後遺症的痛苦。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令人民深受慘無人道的痛苦,是一清二楚的事實,但現在世界上仍然繼續容忍核武器的存在,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思想?

我認為這是一種將人推至全面戰爭邊緣的心理狀態。只要屬於敵方,無論是誰,主要就是把對方全部殲滅。這是對「生命尊嚴」的最大否定。

這裡完全缺乏哲學家阿倫特所說的「準備與他人分享這世界」的心理,只冷酷地覺得他人是「沒有分享喜悅價值」的存在。佛法上說,這就是產生自「元品無明」這種基本上輕視並破壞他人生命的衝動。

所以戶田會長誓將剷除允許持有核武器這「隱藏在其背後的魔爪」,甚至主張「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假如使用原子彈,不管是勝是敗,使用的所有人都要被處死刑。」

一概主張反對死刑的戶田會長,又為何會主張對使用核武器的人處以極刑呢?那是因為他要明確指出「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有任何的理由,也絕對不允許使用核武器」這一思想,否定以人民的生存權利為人質,企圖保護一國安全的核武器持有理論。

當時處於東西冷戰之中,對方陣營究竟持有多少核武器是國家最大的關心,而戶田會長不管一國的利害關係或意識形態,本著「世界公民」的名義指出核武器是現代文明的「一凶」,呼籲徹底把它廢除。

時至今日,在核擴散進展的潮流中,一般會矚目於如何防止其擴散。當然這是今時今日的當務之急,但我們也絕不要忘記戶田會長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中所指出的持有核武器問題的本質。

有關此點,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警告說:「看到有一部分人持有核武器,其他人也會想要獲得該武器。這樣會促進核擴散,也會令感染力強的核威懾理論蔓延。」不找出為何這些理論會蔓延的根源,只是討論如何防止的策略,不但沒有實際效果,而且有可能招來更廣泛的核擴散。

明確指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

以2010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締約國審議大會為契機,基於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開始了禁止核武器的運動。

NPT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中有如下一節:「審議大會對使用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義的災難性後果深表關切,重申各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適用的國際法,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

以來,在2011年11月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代表會議上,通過了要求完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決議。2012年5月,在為下次NPT審議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上,以挪威、瑞士等為首的十六國發表《共同聲明》,針對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表明立場。《共同聲明》中指出「即使冷戰已經結束,核武器所帶來的消滅人類的威脅,依然是21世紀國際安全局勢的一部分,令人非常擔憂。」呼籲:「最為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也絕對不允許再次使用如此的武器……所有國家,都應該加緊努力,使核武器非法化,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2012年10月,這《共同聲明》經過若干修改,由三十五個成員國及觀察員國遞交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

今年3月,基於這個《共同聲明》,將在挪威的奧斯陸召開以「核武器在人道層面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為主題的政府級國際會議,研討核武器使用後的即時和長期性影響,以及在這時期進行人道救援的困難。9月將在聯合國召開以核裁軍為主題的高級別會議。

我曾在2012年的倡言中提出以志願國家及NGO為中心成立一個以禁止核武器為目的的《核武器公約》(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行動小組。希望通過這些會議,帶動禁止核武器的趨勢,擴大贊成《共同聲明》的成員,盡可能於今年內,從非人道觀點開啟《核武器公約》的成立過程。

今後的關鍵,就是依存在「核保護傘」下的國家的動向。

簽署《共同聲明》的成員國中,除了有隸屬無核武器區的國家及立場中立的國家,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加盟國、同樣處於「核保護傘」下的挪威和丹麥,而且這兩個國家還積極參與《共同聲明》的草擬。

我希望作為美國同盟國、同樣處於「核保護傘」下的日本,從非人道主義的立場,也應早日成為要求禁止使用核武器陣營的一員,與其他國家攜手合作,實現一個無核武器的世界。

要放棄「由於存在著核武器的威脅,所以只有繼續以核武器來對抗」的想法,作為唯一的被轟炸國家,振臂高呼「並沒有因持有國而異,有好核武器與壞核武器之分」,努力推進禁止核武器條約的成立。

我之前引用了釋尊的話:「所以要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不要殺,也不要讓他人去殺。」有關核武器,廣島和長崎的人民通過自己被轟炸的體驗,一直對全世界呼籲「絕對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成為被核武器攻擊的對象」,「絕對不讓任何一個國家以核武器攻擊他人」,所以我一直期望日本能成為禁止再次發生核武器慘劇的先鋒。

具體來說,日本應該表明不依存核武器保護的意志,通過緩和區域的緊張狀態,掀起「縮小核武器作用」的潮流,努力在東北亞設置「無核武器區」,為實現全球性廢除核武器做出貢獻。

2015年舉辦擴大的首腦會議

實際上,現在甚至在有核武器國之間,對於核武器用處的想法也開始有所變化。

2012年3月,美國奧巴馬總統在訪問韓國首都首爾時的講演中說:「我的政府在核武器問題上所持有的態度是,我們從冷戰時代繼承過來的龐大核武器庫,不能應對現今包括核恐怖主義在內的威脅。」(《奧巴馬總統在韓國外國語大學的演講》)

2012年5月,在NATO北約峰會上通過的文件也表示「需要考慮使用核武器的狀況出現的機率微乎其微」。(《威懾和防禦姿態報告》,Deterrence and Defence Posture Review)

雖然兩方面都沒有表示要改變以「持有核武器」為前提的核威懾政策,但都顯示出現實上以核武器為主要保衛國家安全手段的必然性有所降低。

從其他角度也陸續對核武器問題有所改觀。例如英國,由於世界性經濟危機接連發生,更新潛水艇的三叉戟戰略核導彈系統(Trident nuclear weapon system)裝備演變成財政問題引起爭論,而其他國家也陸續提出應否繼續負擔核武器龐大支出的問題。

據估計,世界整體的核武器年度支出約為1050億美元(Govts Boost Nukes While Cutting Aid, Social Services)。若把這龐大資金用於各國的福利、教育和保健事業,或用以支持各國的發展計畫,不知能維護多少人的寶貴性命和尊嚴。擁有和維持核武器令世界一直負擔著龐大的經費。

2012年4月,由「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和「社會責任醫師組織」(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共同發表了核戰對生態系影響研究結果的報告《億萬人面臨的風險:局部核戰爭對農業、食品供應和人類營養的全球影響》(Nuclear Famine: A Billion People at Risk)。報告指出假如有核武器國之間發生小規模核戰爭,預測會引起重大的氣候變化,甚至遠離現場的地區也會受影響,導致大規模饑荒發生,約10億人受害。

SGI一直以戶田第二任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為原點,長年推進禁止與廢棄核武器運動。最近,基於以上的各種觀點,和「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合作,製作了題為「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創無核武器的世界」展覽。

這展覽2012年8月首次在廣島展出,內容不但包括從政治、軍事的觀點來看核武器,還從其非人道主義性、人類安全、環境、經濟、人權、社會的性別歧視、科學等多個側面來論述這個走進死胡同的核武器問題。

展覽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對大眾所關心或擔心的各個問題加以分析,讓每一個人都能把核武器這問題當為切身問題來考慮,藉此來擴大謀求「無核武器世界」的聯合陣線。

我們SGI之所以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期間一直參與廢除核武器運動,是因為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生命尊嚴的至極否定。通過實現禁止和廢除核武器,我們希望把「為了保衛國家安全,可以不惜犧牲其他多數民眾及地球生態環境」這種至極的非人道思想連根拔掉。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從環境、人權等剛才舉出的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凸顯現代世界輕視了什麼東西,要把世界的構造重新設計,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讓所有人無論在現在或未來,均能過一個有尊嚴的人生。

在此我有三個提議。

第一,就是把裁軍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個主要課題,在2030年為止要達成的目標中,加進「把全世界的軍費減半(以2010年度軍費為比較基準)」,和「完全廢除核武器及其他基於非人道主義等理由被國際法禁止的武器」這兩個項目。在去年6月「里約+20」大會召開之際發表的倡言中,我曾提議加進「綠色經濟」、「可持續能源」、「防災及減低災害風險」等項目,現在更提議加進「裁軍」項目。

有關削減軍費,現在以國際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和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兩個NGO為中心在推進。而SGI作為重視裁軍人道活動的團體,也準備參與這項活動。

第二,基於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積極從各個不同角度對核武器進行檢討,廣泛地喚起國際輿論,開始《核武器公約》的磋商過程,以2015年為目標完成公約草案。

第三,在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七十年後的2015年召開G8首腦會議時,讓聯合國、G8以外的有核武器國、無核武器區代表國等共聚一堂舉行「為了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擴大首腦會議」。假如可能的話,讓2015年主辦國的德國和2016年主辦國的日本對調,使首腦會議能在廣島和長崎召開。

迄今為止,為了讓首腦會議能在這兩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地方舉行,我曾提議2015年的NPT審議大會在廣島或長崎召開。雖然如此渴望,但由於是190餘國參加的大規模會議,按照慣例一定是在聯合國總部舉行,所以難以實現。既然如此,我重新提議於審議大會幾個月後召開的G8首腦會議上繼續討論,並把會場移到廣島或長崎。

剛才提到奧巴馬總統在韓國的講演,其中有一段話在我心中深深共鳴。他重申2009年4月在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講演(注5)時所說的信念:「我相信美國有特別責任去行動。這是道義上的責任。這是我作為過去曾經使用過核武器的唯一國家的總統而說出的。」

接著,他說:「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父親,為了讓自己的兩個小女兒成長在一個不會被瞬間奪走一切所知所愛事物的世界,而說出的。」

尤其後面這段話,正是超越了不同國家的立場,作為一個人的肺腑之言,遠遠超過所有政治因素及安全需求,充滿切實冀求未來社會應有姿態的意志。我認為,這裡提供了一個可以把「維護國家安全」和「擁有核武器」這兩個長年難分難解的項目一刀兩斷的契機。

對於商討如何解決核武器問題,沒有其他地方能比廣島和長崎更適合不過。繼2008年在廣島主辦G8下院議長首腦會議之後,一定要實現在廣島或長崎召開世界首腦列席的「擴大首腦會議」,讓世界潮流奔向「無核武器世界」,作為邁向2030年世界裁軍潮流的出發點。

建設人權文化

第二個課題,就是建設人權文化。

正如剛才提出的「禁止和廢除核武器」是聯合國大會上首次通過的決議主題,「人權」也是自聯合國創立以來的一個主要項目。

《聯合國憲章》草案中,有關人權的規定極為少數。1945年舊金山的制定會議上,很多代表提出,假如把它作為和平的基礎,便要誠實和正確地設立這基礎。

NGO團體也相繼要求作出明確規定。結果,在《聯合國憲章》第一條明確表明了聯合國主要目的在於維護人權,還明確記載要設置專門委員會來商討。

翌年的1946年設置了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現在的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前身。兩年後的1948年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作為人權委員會首任委員長參加起草作業的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預言這宣言將會成為「在所有場所,對所有人而言的《大憲章》(Magna Carta)」(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 General Assembly)。正如她預言,《世界人權宣言》對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權規定有極大影響,也成為制定各種人權條約的理念基礎,一直鼓舞著為人權行動的所有人。

今年2013年迎來該宣言六十五周年。從制定人權基準和整備保障與救濟權利制度等方面來看,現今的國際社會開始越來越重視建設人權文化。

人權文化的目的,在於讓整個社會孕育和培養維護人的尊嚴的風氣,提高每個人的意識,以加強只靠規範和整備制度難以實施的人權保障。

這與我在此提倡的,要建設重視生命尊嚴的文明,就非得使人覺醒到萬眾皆為寶貴的存在,要予以維護珍惜,並且讓這樣的思潮脈動於整個社會不可的思路是同出一轍的。

聯合國通過了由2005年開始的《世界人權教育計畫》(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一直致力於人權文化的建設。我提議,今後不但要加強推進,還要把它作為邁向2030年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支柱,與上述的裁軍一起加進人權的範疇。基於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去年6月,基於「里約+20」大會的成果,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瓦尼特姆‧皮萊(Navanethem Pillay)所指出的「我們需要確保《可持續發展目標》框架,是一個人權的框架」(Rio+20 Outcome)。

在此,從「建設人權文化」的觀點,我提出把如下兩個專案加進2030年目標之中。第一就是為了讓苦於極端貧窮的人重獲尊嚴的生活,在所有的國家設定「社會保護最低標準(Social Protection Floor)」。

雖然《世界人權宣言》也提到了有關維護生活水準的權利,但在世界上仍然有大部分人口得不到最低水準生活的社會保障,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尤其近年,世界經濟危機給雇傭、保健、教育等範疇帶來重大的打擊,為此,聯合國在2009年設立了「社會保護最低標準倡議」。

一直以來,國家政策整備「安全網」來處理這些問題。但擔心出現「漏網之魚」,聯合國提出了新的「社會保護最低標準」概念來網羅所有的人,讓他們得以度過有尊嚴的人生。

要讓世界上所有的人能確實地受惠於「社會保護最低標準」實不容易。但基於聯合國有關機構的計算,只限於保障最低限度的收入和生計,任何發展中國家都能夠負擔,現在約有三十個發展中國家實施此計畫。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關心極端貧窮與人權的問題,去年9月通過了處理這問題的指標。包括讓屬於極端貧窮的人有決定自身生活的「推動力和自主權」(agency and autonomy)、「參與和自強」(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等原則。理事會也提出了削減貧窮與消除社會排斥的總括性計畫,以及呼籲各國制定以極端貧窮人口為重點的政策。

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創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曾說:「因為貧窮完全剝奪人們掌控自己命運的能力,所以是否定人權的至極因素。」(Creating a World Without Poverty)正如他所說,由於貧窮腐蝕人性尊嚴的基礎,所以要緊急處理。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年輕人的處境。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指出,世界青年人口12%處於失業狀態,有2億餘人被迫幹一天不夠2美元工錢的工作(《2012全球青年就業趨勢》,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2),警告說,「不即時採取有效行動的話,迷失的下一代出現,是全球社會必須承受的嚴重後果」(《青年就業危機:該行動了》,The Youth Employment Crisis)。

年輕人失去希望的社會沒有可持續的未來,也培育不出人權文化的風氣。所以,我們要加緊認識到,只有確保「社會保護最低標準」,才可以談可持續發展和人權文化。

第二個項目,在所有國家普及人權教育和人權培訓。

在倡言前半,我強調要開闢道路,使處於任何境遇的人都能通過與他人的接觸和社會的關心,重獲生存希望和尊嚴。說到人權,除了設置保障人權和救濟措施等法律制度之外,還可以通過人權教育和人權培訓等啟蒙意識。

上面提到的人權教育影片《邁向尊嚴之道──人權教育之力》,介紹了人權侵害的受害者以及有可能成為加害者的人們通過人權教育而發生變化的例子。

一個苦於歧視的少年,在學校接受人權教育之後自強起來,能鼓起勇氣指出什麼是錯。當他聽說鄰家的女孩子被父母逼婚時,就去找她父母尋問理由。聽她父母說由於家貧,少年就指出他們的想法是錯誤的,女孩子也需要接受教育,拼命說服,終於讓她能繼續就學。

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警署,所有員警都接受人權教育,之後在搜查、逮捕、扣留等方面減少了侵害人權的投訴,提高了市民對他們的信賴。

這部影片指出,當人覺醒到自己以及他人的人性尊嚴時,會在心中萌生對人權的意識和真實感,踏實地在社會上奠定人權文化的基礎。

美國歷史學者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博士與我對談時,談到他的盟友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的人權運動目的,是「不但要終止不正和壓迫,還要創造一個新的現實」(《希望的教育、和平的行進》)。我認為建設人權文化的生命線,也正是「創造新的現實」。

在此,基於「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注6),參考聯合國大學的活動,我提議設立「為人權教育和人權培訓的區域中心」。現在,為配合這「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已經在世界101個地方設置了「可持續發展教育區域專業中心」,並得到當地大學或NGO組織的支援,整個區域共同推進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教育活動。

我提議,人權教育也實施同樣制度,不但是模範地區,而且積極把一些長久面對深刻問題仍然拼命努力作出改善的地區列為對象,把當地如何改革「實際經驗過的歷史性深刻苦痛」的資訊公諸於世。如此,不但可以為境遇相同的地區帶來希望,也可以讓更多的世人理解孕育人權文化的重要,進而參與其活動。

兒童權利

第二點我要呼籲,為了讓孩子們成為建設人權文化的重要旗手,首先要改善他們的處境,在所有國家通過《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及其《任擇議定書》(Optional Protocols),整備關乎該公約的國內法令。

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現今獲得193個國家批准,是聯合國最大的人權條約。為防止重大違反而制定的《任擇議定書》加進了《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以及《關於販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的任擇議定書》。2011年12月又通過了一份新的議定書,讓權利受到侵犯的兒童能直接向國際社會投訴。

但是有關協助它生效的國內法令,各國還遲遲沒有整備,其意識在社會上還沒有充分滲透。實際上,兒童的權利被無視,甚或遭到嚴重侵害的情況屢見不鮮。

伊斯梅爾‧比亞(Ishmael Beah)曾作為兒童兵被迫參加獅子山(Sierra Leone)內戰,現在積極參與實現兒童權利的活動。由於我一直關注並呼籲禁止兒童當兵,他的一段話令我難忘。

他十六歲時到聯合國參加會議,首次知道有《兒童權利公約》。他說:「我至今仍記得,瞭解有關《公約》的知識,尤其是對我們這些來自被戰爭破壞國家的孩子來說,無異於重新喚醒了我們生活的價值和人性。」(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他繼而說:「我的生活也因條款第12和13而變得充實,這兩項條款要求確保兒童和青少年在影響他們的事務中充分發表言論的自由,通過各種媒介『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重要資訊』。這些條款幫助許多兒童積極參與尋求影響他們的問題的解決方法。」(同上)

正如比亞的經驗所象徵的,《兒童權利公約》能協助孩子自覺其尊嚴,為他們帶來生存的希望,所以我呼籲在各國確立維護公約的風氣,在整個社會樹立「愛護兒童」的原則。

在這種氣氛中培育的年輕一代,當他們成為社會主角時,也會以同樣的心情去愛護、培育下一代。正如成為該公約淵源的1924年制定的《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Geneva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序言中所述:「人類有責任給兒童以必須給予的最好待遇」。確立這一崇高誓約能夠被代代繼承的潮流,人權文化才會成為社會的支柱。

緩和緊張,加強日中關係

最後,我要就如何改善目前日本和中國的緊張局勢,並展望兩國未來,談談我的想法。這和建設和平共存的地球社會也有著密切的關係。

去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兩國之間的摩擦不斷加劇,造成前所未有的緊張局勢,甚至可以說,日中關係陷入戰後最壞的狀態。實際上,原本為紀念40周年而召開的活動及交流計畫接連被擱置或延期,兩國經濟關係也大大降溫。

但是,我對於日中關係的未來絕不悲觀。因為如成語「滴水穿石」,日中友好是兩國前輩們從邦交正常化以前就開始一滴一滴地穿透阻礙在兩國之間的堅硬岩石所開闢的,是經過漫長歲月牢固積累的友好交流,不會不堪一擊。

我發表倡言主張邦交正常化,那時甚至連嘴上說說跟中國友好都有所忌憚,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當時的狀況比現在還嚴重。但是我堅信,不與鄰國友好,日本就沒有未來;日中關係不穩定,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也就難以實現。

1972年終於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發表六年後(1974年12月),我訪問北京,會見了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副總理。他們主張「不單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的胸襟令我深為感動,也讓我更加下定決心:「為了不讓戰爭悲劇重演,無論如何也要在民眾之間架設一座牢固的友誼之橋!」

此後,我一如既往地熱心推進以年輕一代為主的友好交流,直至今日。1975年,我親自為第一批到創價大學留學的6名中國公費留學生擔保。時至今日,每年約有十萬名中國留學生來日本學習,約有一萬五千日本學生在中國學習。

此外,兩國在文化、教育各個領域的交流逐漸得以擴展,兩國地方政府間締結的友好城市已達349對。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和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兩國之間義不容辭地互相幫助。雖然日中關係至今並非一帆風順,曾不止一次地發生摩擦,但兩國友好的水脈確然提高了水位。

每一滴令這水脈增高的心血,完全是通過面對面、心連心的交流所培育起來的友情結晶。面臨什麼樣的考驗或困境也不易枯竭,而且絕不能使其枯竭。

1990年5月,我在北京大學講演時,曾呼籲:「不論兩國之間產生怎樣迂回曲折的局面,我們都決不切斷這友好紐帶。」(《教育之路、文化之橋》)如今不正是面對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嗎?

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出現大大小小的風波是歷史常情,也許安安穩穩、風平浪靜反倒是例外。因此,重要的是遇到任何局面,雙方也徹底堅守《日中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中承諾的「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不謀求霸權」這兩點。

只要堅守這些原則,哪怕花費些時間,也必定能找到解決困難的途徑。與一帆風順相比,逆境時更可能成為真正鞏固兩國之間友好紐帶的契機。為跨越目前的困局,我提議雙方重新確認並堅持《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這兩個承諾,並儘快設置高層對話平台,以避免事態更加惡化。

首先要達成共識,「停止任何促使緊張局勢加劇的行動」,然後通過不斷的對話,重新檢討造成此次對立的前因後果,冷靜地分析雙方如何看待彼此的行動,並作出了怎樣的反應,共同努力制定今後避免危機的規則。當然,對話過程中難免有激烈爭論的場面。但是,沒有這一思想準備,不但難以恢復兩國關係,連亞洲安定以及世界和平都將離我們越來越遙遠。

冷戰結束後不久的1990年7月,我有幸會見蘇聯戈巴契夫總統。記得我開口第一句就說:「今天是來和總統吵架的。即使火花四濺,也什麼都直言不諱吧,為了人類,為了日蘇的未來!」之所以如此開門見山,是想讓總統知道,在日蘇關係處於不透明之中,我不期望止於禮節性會見,要互相說出真心話。

狀況越嚴峻,推心置腹的交談越重要。在和平共存的大前提下,真摯意見的激烈交鋒是呈現各自隱藏在主張背後的真正心情,即「對方擔心什麼,最重視什麼」的不可或缺的過程。

基於這種想法,我呼籲及早決定日中首腦今後定期舉行會談。

本月時逢法國和德國簽訂《愛麗舍宮條約》(Élysée Treaty)五十周年。法德兩國之間過去曾有過多次交戰的歷史,但自從按該條約規定,每年舉行兩次首腦會談,四次外交、國防、教育部門的閣僚會議後,兩國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密。現今日本和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也應該制定相同的制度,創造出一個發生任何事情兩國首腦都能夠見面對話的環境。

同時,希望在2015年之前能建構一個以「和平共處、為人類利益合作」為核心的新夥伴關係。作為具體構想之一,例如共同設立一個「東亞環保合作機構」。

改善環境污染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我希望,通過這一機構的活動,積極創出日中青年共同行動的機會,形成兩國為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以及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作出貢獻的潮流。

1968年9月,我在邦交正常化倡言中呼籲日本和中國青年攜手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通過以往種種形式的交流,我確信已經奠定了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

今後的焦點在於進一步積極地開展青年交流,把以往培育的友好基礎落實為具體合作。為此我們要放眼長遠的未來,一個又一個地開拓及整備兩國能互相合作的領域。我堅信,在積累這樣的挑戰之中,日中友好的紐帶定必世代相傳,堅不可摧。

堅固的團結

以上,我論述了指向2030年的理想和行動目標。推進建設一個和平共存的全球社會時,我認為不可或缺的是人民的團結。

創價學會的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在他的著作《創價教育學體系》中指出,挺身建設更美好社會而的人,往往會遇到挫折的背景:「善人自古以來必然受到強大的迫害,其他善人內心雖寄予同情,卻以為毫無實力而旁觀,因此善人被打敗。」「無力感的善人……雖然能夠成為社會的元素,卻不能成為結合力。」(《創價教育學體系[3]》)

為改變這個歷史悲劇,牧口首任會長和戶田第二任會長一起創立了創價學會,來構建一個不是「只顧自己生存」,而是為維護「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尊嚴」而行動的人民團結網。現在,這堅固的團結網路已經伸展到世界的192個國家和地區。

2030年對於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際社會來說,是重要的一年。正好我們創價學會也創立一百周年。面向2030年,我們SGI決心和指向建設和平共存地球社會的所有人民和團體齊心合力,建設一個強大的全球性人民團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