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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道、文化之橋

~ 池田大作,於北京大學

民眾間的紐帶締結起恆久的友誼

  今天,我拜訪北京大學,遇到多位教師和學生,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同時,今次能獲得貴校首次頒發的「教育貢獻獎」,使我感到無限光榮。

  我衷心感謝王學珍校務委員會主任、吳樹青校長,以及在座各位老師,還有惠助拙著出版的北京大學出版社麻子英社長,和匯聚一堂的同學們。

  創價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們也託我問候各位。眾所周知,創價大學是日本第一所與貴大學建立學術交流關係的大學。光陰荏苒,到今年,協定簽署已十年了。這也完全是貴國和貴大學的友誼之澤,藉此機會,我深致謝忱。

  除了貴大學名譽教授的稱號外,我還得到日本研究中心顧問的榮譽。過去曾六次訪問貴大學,每次都受到各位滿臉笑容的熱情歡迎,大家都把我當作「北京大學的一員」,這份熱情使我也彷彿回到了「母校」般,胸中洋溢依依之情。今後,我要更進一步,為貴大學的蓬勃發展而貢獻力量,以報答「母校」之恩。

教育才是培育人的事業

  我早就抱有一信念,即「教育是我畢生的大事業」。可以說,開拓未來,維護未來,其主體在於「人」,而造就「人」的事業正是教育。啟發、鍛煉「人」內在的無限潛能,把它導向創造價值的方向,就是教育。教育是建設社會,決定時代的最根源力量。

  尤其是現代,被高度細小分化的「知識」在泛濫,而另一方面,能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的「智慧」和高度的涵養,又成了這時代的需求。並且,由於前所末有的「國際化」時代的到來,教育今後將不局限於一國,而是作為開拓地球未來的大業,越來越變得重要。

  那麼,思索教育的未來時,應依據的「基礎」是甚麼呢?一想到這點,我的腦海裹便浮起中國教育思想的光輝傳統。猶如看見一條把人誘導向完善的、奔流不息的大河。

  關於教育人才的智慧,古代希臘和中國堪稱雙璧。其實,雙方面在培養完善人格、陶冶性情的教育「理念」、「課程」方面,都可說是極其精緻和深邃的。

  試舉一例,對於古希臘來說,教育重點之一在開發人的個性。就是說,不是單方面地「教」,而是要「引導出」每個人所蘊藏的潛能。從柏拉圖親自主持的「阿卡第米亞」--「學院」,就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互相啟發和培育個性的「對話」。

  同樣在東方,教育思想他在中國萌芽、盛開。例如孔子,遊說諸國,對政治的希望幻滅後,晚年仍嘔心瀝血地培養後繼的人才。晚年的孔子再不是個去「教」的人,而是個去「育」的人。

  「啟發」一詞,是源於《論語》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思是說若沒有苦學的熱情,甚麼事也難成)。

  還有《論語》中的「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是說有四角的東西,告訴了一角,若不能領悟其他三個角,這樣的人教他甚麼也是徒勞的)。這是個嚴格要求旺盛的向學心和自律的指導方法。所謂「學問」,應使「學」與「問」都有同樣的比重。這幾句說話中對人性有深刻的卓見,使我感到在中國文明裹有一種教育理念在搏動。

  近年來,世界有識之士也關注到這種東方教育思想。其中一位,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杜巴里教授。在他的著作《朱子學與自由的傳統》中,追溯存在於中國思想底層的「自由主義」的由來。他又闡述過相互交換意見這種「講學」的教學方法,在學問的範疇裏培養出互相扶助、互相啟發的精神。

  古希臘和中國的教育思想中,令我感嘆不已的是:

  第一、常常以人為中心。

  如盧梭所指出的,在希臘的神話裏,並不是人為神而流血;而常常是神為人而戰爭。

  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拒絕神怪的東西,也是個好例子。

  第二、帶有很強的倫理性。雖然以陶冶人性為重,但並不止於此,而是把它連接上經世濟民的實踐上去。

   在古希臘,例如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看起來重點好像是一心要整頓靈魂的層次序列,而他本人直到晚年猶對政治抱有烈火般的興趣和熱情。

  在中國的傳統裏,例如《大學》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的八項條件裏,前四項的「格物」、「致知」、「誠意」和「正心」,是為了達到後半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是說邁向和平的康莊大道)的不可欠缺的前提。

  這裏應注意一個事實:正如我刻意的說「古希臘」,是由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的思想在希臘社會中,沒有被源源不息地繼承下來。現在只是將這些思想主要作為文明的、知識的遺產受到保存而已。

  與此相比,在中國,作為擁有遼闊版圖和眾多人口的一大文明國,其精神文明,三千多年來從未斷絕、生生不息。那種對教育的熱情,不限於儒教的範疇,可以說有著從混沌中創造天地的力量和一種自強不息的意志。

  在那大河似的洪流中,有不少如今仍應刮目相看的論點。如王陽明的人民教育論,認為文化發展和杜會安定的基礎在於「人民」。又如在明末清初的時期裏,黃宗羲在他的著作《明夷待訪錄》中,主張學校的自治,按實力來起用人才。

  當然,他們的主張往往都未必能認真地實現過來。而教育的振興,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堪稱考試地獄的「科舉制度」。同時,儒教的學識為統治階層所獨攬,並沒有真正成為屬於人民的東西。

  儘管考慮到這些不足的地方,但我還是認為,努力去培養完美的人格、來形成心目中的世界,這種中國的秩序感覺、歷史觀點、乃至宇宙觀,即使至今仍搏動流傳著;這一點,從引進馬克斯主義、進行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例子中清楚顯示出來。不單如此,法國首屈一指的中國學權威範德梅爾舒教授說:「與西歐文明相匹敵的一個文明形態正準備出現。」他所指的就是「新漢字文化圈」。

  某位先哲說過,打碎中世紀世界觀的哥白尼革命所帶來的不是新的世界像,而是沒有世界像的時代。我堅信,當這種「沒有世界像的時代」漸臨黃昏的時候,能廣泛地代表教育思想的中國傳統精神,必會成為普遍的人道主義的不可缺少的軸心,為新世界像的形成做出巨大的貢獻。

  時代的潮流揭開日中交流的新篇章。同時也導致從根本上重新審視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無須贅言,日本的教育思想等全部文化都蒙受了貴國的大恩,我們應如何報答這種恩澤呢?

  我認為答案就在日中交流這一點上。個人方面固不用說,在今天的全球性時代裏,國家也不能孤立地生存。只要生存在這世界上,就會領受無數人們、國家的恩惠。所謂「恩」,乃是在生活裹互相支持幫助的一種精神的表露、人性的精髓。

  曾在北京大學草創期工作的文豪魯迅先生,他的著作《藤野先生》,就是回憶當年在日本留學時的恩師。

  一度承受的恩德,不論是甚麼,終生都不會消失的。所謂「恩」,重要不在於授的一方,而是在接受一方的「心的問題」。

  留在文豪心中的老師的恩情,好比一曲傾訴人類高貴精神的樂章。「感恩」、「報恩」,的確是人該走的「正途」。正因如此,我確信日本人越來越應該為「文化恩人」中國的發展和幸福誠心誠意地盡力協助。

  尤其是日中兩國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自古以來習慣地稱為「一衣帶水的鄰邦」。一想到兩國有這樣淵源深厚的關係,我便相信,彼此共同致力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定,可以為亞洲,進而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的貢獻。

  友誼,只有貫徹下去才能變為真正的友情;日中友好也只有堅持下去,才會成為真正的友誼。不管兩國之間出現甚麼樣的迂迴曲折,我們決不從友好的纜繩上撒手。

  對於我們來說,現今最重要的現實問題就是怎樣使這日中友好的「金橋」發展得更堅固、更穩定。

  不消說,政治、經濟方面的往來也是重要的,但維持更長久的友好交流的,還得是連接人民與人民的「心的紐帶」。如果缺少人民之間的信賴關係,那麼就算在政治、經濟上有甚麼樣的關係也是等於空中樓閣。政治、經濟之「船」,是需要有「人民」這大海,才能夠航行的。

  人民和人民間的心的紐帶是眼看不見的,但正因為看不見,所以才牢固。正因為無形,所以才是普遍的、永久的紐帶。形成這紐帶的,正是給予人類精神「永恆」、「普遍」的「文化」光彩。

  尤其是「教育」能啟發人的無限潛力,在人與人之間繫結「平等」與「共鳴」的紐帶。

  惟有這樣的「文化」、「教育」交流,才是使日中人民間的紐帶永遠牢固的根本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我想在此重申:應努力推進「文化」、「教育」交流,去發展日中友好金橋第二期的往來。

  還有八年,北京大學將迎來創立一百周年。奔向嶄新的「第二世紀」,東方屈指可數、傳統赫赫的貴大學一定會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貴大學的宗旨之一的「創新」和我們的「創價」有著相通之處。我一邊在心裏描繪著北京大學「創新」輝煌壯麗的未來,一邊盡全力促進彼此今後的友好交流。

  最後,對今天舉辦如此盛大儀式來歡迎我的各位再一次表示由衷的謝意。

(199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