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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池田大作,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17年1月26日

今年是我人生導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六十週年。戶田會長和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一起,為和平與人類幸福奮戰終生,其中心思想就是以佛法的生命尊嚴哲學為根本的全球公民意識。

包含於此的,是確保無論出生於任何國家、屬於任何種族,任何人都不會遭受歧視剝削,其利益不被犧牲的信念。這與現在聯合國向國際社會發出的「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注1)呼籲不謀而合。

戶田會長對核武器抱著特別強烈的看法,他將之形容為「絕對惡」,認為這類武器是威脅世人生存權利的根本因素,呼籲加強民眾的團結,造就廢除核武器的世界潮流。

1957年9月8日,在颱風過後的秋空底下,戶田會長在橫濱三澤運動場向在場的五萬名青年呼籲:「假如你們真是我的弟子,就要繼承我今天發表的宣言,讓其精神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注2)恩師的吶喊言猶在耳。

由那時候起,日本創價學會的會員和志同道合之士及團體同心合力,一直投入禁止與廢除核武器的活動。

在國際社會,對核武器非人道性質的認知日益增長,去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歷史性決議,要求就締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廢除核武器條約進行談判。首輪談判會議預計今年3月於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無論如何,定要開啟讓世界無核武器化的進程。

世界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不勝枚舉,除了核武器問題以外,還有連連爆發看似無休無止的武裝衝突,以及難民人數與日俱增的局面。儘管如此,我不會因此而對人類的未來感到悲觀。那是因為我確信,世界上有多少青年,就有多少希望和美好的未來。

無可否認,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仍苦於貧窮、不公正等苛刻的生活條件,於去年推出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把兒童和青年列為最應予以關注的族群就說明了這一點。

然而,我們不可忘卻,青年是「可能性」的別名,猶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250號決議所指出,青年在和平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制訂SDGs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決議,其內容將青年形容為「變革的重要推動者」(注3),這也是我的確信。青年本身以及他們的積極參與,是解決諸多地球問題所需的動力,對於至2030年為止落實聯合國所訂立的目標,他們也掌握著極其重要的關鍵。

在今年的倡言中,我會以青年的角色為焦點,就如何構築SDGs所勾勒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會,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凝聚人心──青年的角色

我想談及的首個挑戰,就是意識到大家共同生活在這地球上,並以此為立足點,促進彼此的凝聚力。青年在這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去年11月,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國際框架《巴黎協議》(注4)開始生效。《巴黎協議》於2015年12月通過,又於2016年4月得到17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並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通過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生效。

世界各國眾志成城,完成了過去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創舉。這種一改過往風潮的做法之所以會實現,是因為各國從極端氣候、海平面上升及其他肉眼可見的現象中,不約而同地體會到氣候變化問題的急迫性。

為了解決貧窮問題,並且加快實現SDGs 17項目標和169項具體目標的進度,我們應不受領域所限,齊心合力達成共識。

SDGs範圍廣,以致很多人在質疑其期待的結果是否有望落實。但我們不可忘卻,目標數目的龐大,與在水深火熱中受盡煎熬之人的多寡成正比例,任何一項都不可忽視。無論是武力衝突或自然災害,對於受害的人來說,與來自衝突與災害的直接打擊相比,感到自己被人遺忘、不受關注更加令他們難受。

難民危機有燃眉之急,儘管去年5月的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以及9月的聯合國關於難民和移徙者大規模流動的首腦會議重點討論這議題,國際合作仍舊無法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

去年10月,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當選聯合國秘書長不久後接受採訪時說:「我會盡我所能,推動國際社會負起保護難民的責任。這樣的思想不僅在難民公約中,在世界上所有文化及宗教中亦是根深蒂固。你可從伊斯蘭教、基督教、非洲、不同的宗教、佛教、印度教中,見到一種欲保護難民的強烈信念。」(注5

的確,當務之急是加大努力化解難民危機。為此提供支撐的精神基礎,本就以不同形態存在於世。故此不管眼前的挑戰何等艱鉅,重要的是大家同舟共濟,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為他人盡心盡力。

佛教的出發點,也是與人分憂解勞。釋尊留下「八萬法藏」,那是後世對其龐大教義的稱謂,其大部分都是在幫助眼前每個人消除煩惱和痛苦。釋尊不限定他說法的對象,說:「我為萬人之友,萬人之夥伴」(注6),本著這信念,遇到誰就對誰說法。

在描寫釋尊時,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說:「佛陀並不是以傳授知識的教師出現,而是以明示救濟之道的領路人姿態出現於世。」(注7

雅斯貝爾斯說借用了「救濟之道」這古印度醫學用語,那是因為釋尊說法鼓勵人的話語,起到如醫生為病人「對症下藥」般的作用。釋尊如此敦促門下弟子:「諸比丘!去遊行!此乃為眾生利益、眾生安樂」(注8)。釋尊和他的弟子遊歷各地,親自走到有煩惱之人的身邊,為他們予以關懷與鼓勵,不管對方屬於什麼種族或社會階級,故被稱為「四方之人」(注9)。

釋尊對生命的尊嚴深信不疑,視所有人的生命為珍貴至極的存在,認為即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能發揮出生命原本具備的潛力。

當時的印度社會流行著兩個思想學派。一派是「宿命論」,認為人的現狀和未來,全都是決定於過去的宿命,不能改變。另一派是「偶然論」,主張生活中的一切都起之於偶然,沒有任何特別的原因或條件。

「宿命論」主張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改變命運,只能默默接受自己的境遇,從人的心中奪走了希望。

而「偶然論」則鼓吹任何事皆無前因後果。這種思想不但使人陷入失控狀態,甚至讓人覺得即使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也不會有任何後果。

為了幫助民眾擺脫這些有害的精神束縛,釋尊呼籲:「莫問出生,問其行為,火生自各柴薪,低賤出聖賢。」(注10

人生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固定格式,而是決定於自己此時此刻的行為。佛教指出,心念的轉變,能改變現在的狀態(因),造就未來的結果(果),並且提出「緣」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影響兩方關係的重要性。就是說,同樣的一個「因」,會由於接觸不同的「緣」,而於未來顯現不同的「果」。

從這角度來看,佛教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就是對生命尊嚴和其可能性抱持確信,站於將要失去生存希望的人身邊,互相鼓勵,並肩共進。

大乘佛教把一個以自他共幸福為目標精益求進的人稱為「菩薩」。《維摩詰經》中,有描寫這種精神的一節:

劫中有疾疫,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饑饉,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饑渴,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為之起慈心,
化彼諸眾生,令住無諍地。(注11

這裡談及為飽嚐生老病死這「四苦」的人們給予鼓勵。如《維摩詰經》中「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注12)所述,當社會發生重大問題時,不管自己有沒有受到波及,也不管身在何處,仍以同苦之心毅然行動之人堪稱「菩薩」。

這樣的慈悲行為,不但在遇到的人的心中點燃希望,更照亮周遭環境及整個社會。這就是《維摩詰經》中提及的「無盡燈」(注13)法門(注14)。

國際創價學會(SGI)也是本著這種「菩薩」精神,作為一個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積極支持聯合國的活動,為解決各種全球問題孜孜不倦。多年來,我們展開援助難民的活動,災害發生後進行的賑災及重建活動等,在這當中,我們最關切的是開啟「由民眾推進、歸民眾所屬、為民眾而有」的自強過程。

就如「無盡燈」的譬喻所形容,這樣的自強過程,可誘發人們與生俱來的潛力,是激起變革的無限動力,代表著無窮無盡的希望。

釋尊說法的精髓《法華經》中,有一個「化城寶處」譬喻(注15):一隊行商隊伍,由一個通曉險路的領隊帶領,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上行進。但是大家在中途感到筋疲力盡,寸步難行。領隊想,這時回頭,豈不是前功盡棄,於是用神通力,在前方幻化出一座城,鼓勵大家向著這座城進發。商隊打起精神,繼續行走,最後進到城內休息。見到大家已經恢復體力後,領隊才跟他們解釋,那只是一座虛幻的城(化城),真正的目的地(寶處)已經離該地不遠,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前進。

在經文的偈言中,釋尊反復談到這譬喻的意義,那裡雖然改用「寶所」一詞,但貫穿整個譬喻的主題就是「共至寶所」(注16)這句話。這裡強調,無論如何辛苦,處境看似如何絕望,也要攜手前進,為自己及他人的幸福不屈不撓,這是對人的精神表示推崇的偉大宣言。

從剛才所說的因果關係來看,商隊在沙漠中感到筋疲力盡(因),本來打算中途而廢(果),卻因為得到領隊的激勵(緣),而最終到達目的地(不同的果)。

在十三世紀日本,宣揚以《法華經》為本的佛教僧侶日蓮(1222-1282)有「化城即寶處」一說,指出化城和寶處並非兩回事。到達寶處固然重要,但「皆共至寶處」的精神才是其精要所在。

日蓮強調,苦惱的人們為「因」,鼓勵他們的人為「緣」,當兩方相遇,因緣際會時,那麼向前跨出的每一步不但「念念之化城」(注17),更成為象徵了生命尊嚴無限光輝的「念念之寶處」(注18)。

埃斯基維爾博士的信念

過去,我在談到在SDGs推出前曾實施至2015年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時呼籲:「達成目標的重要不在話下,但不可忘卻,更要讓嚐盡苦楚的每個人恢復笑容。」(注19)我認為,如果一味追趕數字,很容易把苦境中之人真正所需置於腦後。這種做法背離了目標的本意,會造成後力不繼的情況,使目標更加不易達成。

這讓我想起阿根廷人權活動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博士的話:「人類朝向身為人之共同目的前進時,走向自由與和平時,就能發揮非凡的能力。」(注20

博士如此信念,是在他和中南美洲人民一起面臨嚴峻的社會局勢,堅持不對未來失去希望,攜手推進人權運動的磨礪中形成的。

博士對民眾的行動讚嘆不已,說:「但再進一步觀察民眾的生活,不分男女老幼,民眾並沒有想成為英雄。每天只希望有奇蹟的花朵綻放。那朵花,存在日常生活的奮戰中。亦即,會綻放在小孩的笑容之中,會綻放在創出希望一刻,會綻放在以希望之光照亮道路之中,會綻放在發現『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解放自己』的瞬間。」(注21

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達成SDGs絕非易事,但我們都可以伴隨痛苦的民眾,鼓勵他們自強奮起,讓奇蹟的花在自己身邊綻放。青年是最適合在這方面扮演領先的角色。

正如先前提到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250號決議強調,青年在和平建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裡說明,任何領域都好,只要得到青年的積極參與,必能取得突破。

去年8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奧運會上,由難民組成的選手團首次登場。全世界的人都深受感動。

選手們當時的說話至今仍然繚繞眾人耳際。其中一人談道:「自己在奧運會的舞台上參賽,希望如此可以激勵跟自己境遇相同的其他難民,告訴他們人生是可以改變的。」(注22)另一人也談道:「回顧至今的人生,一切都是令自己變得堅強的因素。我是抱著難民的人生可以過得更好的希望出場參賽的。」(注23

從他們的說話可以看到,青年真正可貴之處,不在於過去或未來如何,而在於他們熱衷於儘自己現在所能,造福同樣生活在這個年代的人。

SDGs「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構思,對青年而言,並非事不關己的遙遠目標,亦不是待到未來某個時刻才完成的目標。SDGs把焦點放在大家皆為生活在這地球上的人類同胞這現實上,鼓勵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花心思,去落實一個有福同享的社會。

當青年決定挺身而出,照亮自己所處的地方時,他們能為其他人創造一個安心立命的空間,讓人再度喚起希望,尋獲生活下去的力量。這樣的空間閃爍著「共存」精神的光輝,正是聯合國希望實現的「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全球社會縮圖,為其他地區苦於相同問題的人們帶來勇氣與光明。

我在三年前的《和平倡言》中,強調青年是最有能力實現SDGs的一代,也提議聯合國和民間社會合作推進全球公民教育,誘導青年開發他們無限的潛力。正因如此,很高興見到去年聯合國新聞部/非政府組織會議(DPI/NGO Conference)以「開展全球公民意識教育: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主題舉辦的年度大會,得到眾多青年踴躍參加,並通過了推進全球公民教育的《慶州行動計劃》。

國家和社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軍事實力或經濟能力,而是顯現在其到底能夠為受苦的人們做些什麼。

在教育中醞釀出來的行為和活動,會不斷地引導社會的趨向,尤其是全球公民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期待達成的目標,是成為一種「緣」,促使人們在審視問題時,不管該問題發生在何處,皆從「大家都是人」的立場去思考,同時亦讓人們聯合起來,為解決問題共同採取行動。那是確保人們把全球問題視為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課題,讓他們有機會發揮自身潛力的關鍵。

推進全球公民教育是為了:


一、積累設身處地為受苦之人著想的經驗;
二、找出萬眾共存社會的構成要素;
三、在所處的地方合力構築讓人備感安心的空間。

我相信,推廣全球公民教育的「緣」,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引發出青年的力量,加速全球變革的潮流。

力挽分化與仇外心理的狂瀾

分化與不平等是兩個日益加劇的問題,第二個挑戰就是構築足以跨越這兩個問題的社會基礎。

隨著全球化的急速進展,離開家鄉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人口不斷增加,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這人數更增加了四十個百分比,達到目前的二億四千四百萬人次。(注24

全球經濟長期不景氣,仇外心理隨之高漲,移民及其家屬的處境也日趨惡劣。

前奧地利總理弗朗茨・弗拉尼茨基三年前在維也納舉行的跨宗教會議上發言,談到這方面的問題:「(儘管全球化及一體化有上升趨勢)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對移民、尋求庇護的人感到認同的心理出現下降趨勢。我覺得有必要指出,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為了提高自己在選舉中當選的機率,大多數政治領導人會捨卻自己對貧窮的外國移民持有的認同感。」(注25

近年來,無論是在歐洲,或是世界其他國家,以煽動仇恨性言論來挑起歧視心理,或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發表言論鼓吹仇外等問題不容忽視,情況令人憂慮。

為了配合在去年9月舉行的聯合國關於難民和移徙者大規模流動的首腦會議,聯合國推出了一項新的運動,以化解國際移民的增加所導致的社會不安。有如此感受是符合情理的,而不設法安撫這種在收容國家蔓延的不安情緒,就無法解決問題。正如聯合國的運動所呼籲,在著手應付人們的不安情緒時,有必要合眾人之力,採取措施確保這樣的情緒不會演變為仇外的心理,同時把任何與難民和移民有關的議論都搬到「以人性為出發」的台面上進行。

我於1989年10月會晤弗拉尼茨基總理,在討論文化交流和青年交流的重要性時,他向我指出:「與飛機在數小時能跨越多少距離相比,心靈的距離更為重要。」(注26

他還向我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雙親在家中隱藏被迫害的猶太人的往事。在那緊要關頭,弗拉尼茨基總理的父母不以宗教或種族取人,由始至終謹守身為人的本心。在追憶二戰的親身經歷時,他說到:「拉丁文有句格言說『冀望和平,就要準備戰爭』。我要把它更改為『冀望和平,就要準備和平』,以此為我為人行事準則。」(注27

我們的會晤剛好是柏林牆倒塌一個月前的事。早於當年的2月,弗拉尼茨基總理同意撤去設置於奧地利和匈牙利兩國邊境的鐵絲網,9月又開始打通方便分屬東西兩集團的民眾互相來往的渠道,這成了柏林牆於11月倒塌的理由之一。

德國統一後的首任總理里夏德・馮・魏茨澤克(1920-2015)形容柏林牆為「用否定人性的政治砌成的一堵石牆」(注28)。我們絕對不能允許這種嚴重分化人類的現象再度出現在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無可否認,如果身邊盡是自己同胞,或大家皆來自同樣的文化或種族背景,人們確實容易感到安心。但當社會局勢變得緊張時,就要提高警惕,不讓這種集體意識演變成歧視或仇視其他族群的偏激心態。誠如釋尊「莫問出生,問其行為」的話所提示,單憑某個特徵就把人歸類的做法不僅荒謬,更是分化社會、將其腐蝕的主因。

放眼觀望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發現另一個與仇外心理同出一源的問題。那就是凡事以出自市場原理的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為優先的傾向。這種傾向日益顯著,在許多經濟發展處於停頓狀態的國家都可以見到。受其不良效果打擊最深的,一般都是處於弱勢的群眾,他們往往會被逼到窮途末路。

當然追求經濟理性的確可以爆發出動力推進經濟發展,但這不外是其中一個面向而並不代表整個局勢。如果讓經濟理性成為根深蒂固的社會風氣的話,那麼即便是面臨重大的判斷,也會以半機械的方式處理,不會考慮到在社會上生活的人,或顧及他們的需求及利益。

仇外心理不留任何反顧餘地,把這個世界二元化,將其劃分為善與惡兩個極端。如果步其後塵,一味追逐經濟理性,摒棄任何以人性為立場的考量,那麼我們就會被冷酷心態牽著鼻子而行,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犧牲一切。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博士一篇談到社會的論文給了我們寶貴的提示。博士在思考這問題時,把目光轉移到有關倫理和法律的古典梵文文獻上,深入研究文中用以代表正義的兩個詞彙「niti」(正義)和「nyaya」(正理)(注29)。

森博士指出,「niti」(正義)指「制度」、「規則」、「組織」的合理性,「nyaya」(正理)則表示事物的出現、其緣由,更是指「人民實際上可以度過的生活」。博士強調:「制度、規則以及組織的重要作用必須在更廣闊且更具包容性的正理(nyaya)範圍內加以衡量。正理(nyaya)不可避免地是與現實世界相聯繫的,而不僅僅與我們所面對的制度和規則相聯繫。」(注30

森博士更提到古代印度阿育王,和其祖父在位時就任宰相的考提利亞,並比較了兩人的政治理念。考提利亞有一部廣為人知的政治經濟論著,他非常在乎政治的效果,尤其關注制度在促進經濟效率方面的角色。

相反的,阿育王的政治則以人的行為及行動為焦點。根據森博士的分析,阿育王的思想顯示,他確信「社會可以通過市民自願的良好行為,而變得益發富饒。這是無須被強逼的。」(注31

見到各處因自己殺伐征戰而血流成河後,阿育王幡然悔悟,皈依佛教,他的政治立場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

「中道」思想是佛教的根本。按照「nyaya」(正理)的概念來看,那就是強調要時刻檢討自己的一舉一動如何影響他人、把人的幸與不幸定為一切行事標準的思想。

另一方面,「niti」(正義)的概念仍然在現代社會佔據重要地位。博士指出:「如今,許多經濟學家持有與考提利亞相同的觀點,認為金錢至上方為人類社會常態。」(注32)在這種情況下,被重視的是關於最大限度地提升成長率及利潤的數據,而弱勢群體的福利由於不易被數據化則不被重視甚至被置之不理。

仇外心理以及仇恨性言論,把世界分為「自己」與「別人」兩個陣營,「自己」必定以「善」的一方自居,而「別人」則必定是「惡」的代表。

社會要如何才能穩住陣腳,抵抗企圖將其分化的仇外心理,以及不顧弱勢群體的犧牲一味追逐經濟理性的作風?我認為答案就在「友誼」二字中。友誼把人牢固地結合起來,讓人在心中烙下接觸過的每張臉孔。

與我有過一段對話的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1889-1975)博士曾說:「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交朋友是消解傳統偏見的溶液。結識一個人,我們必定會發現,無論對方是什麼宗教、國籍、人種,都跟我們沒有分別,大家都是人。」(注33

沒有東西比友誼更珍貴,這是我跟世界各國人民交流中的切身感受。雖然大家的人生經歷和信仰迥然不同,但期盼和平的心都同樣地殷切。我曾出版了近八十冊對話集,每本都是我的友誼結晶,內容包含了雙方要將自己汲取到的歷史教訓傳遞給下一代人的希望。

我也曾和美國杜威協會兩位前會長拉里・希克曼博士和吉姆・加里森博士會談,而難民的處境是我們討論的一個話題。當時,我們也談到了美國社會活動先驅的簡・亞當斯(1860-1935)。

她去倫敦參觀了冠上湯因比博士伯父名字的福利設施「湯因比館」(注34)(Toynbee Hall)而深受感動,決定回到美國後開設同樣的設施。「赫爾之家」(Hull House)就這樣在芝加哥落成。十九世紀末,赫爾之家周圍居民以貧窮的移民居多,亞當斯如此形容該設施:「這個海島般的地方給了許多移民更多喘氣的自由。他們能使用自己的語言,演奏自己的音樂,過著忠於自己文化的生活。」(注35)在亞當斯及其助理的幫助下,移民們能於美國打穩了新生活的基礎。

亞當斯一直抱著如此信念──讓人聯合起來,要比把人分隔來得更有價值。受亞當斯影響的年輕人,日後成為美國首代社會科學家和社會工作者。他們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實地經驗的積累,造就了法律制度的修改,讓當地移民和貧民獲益匪淺。

希克曼博士指出,在應付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挑戰,亞當斯的活動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我也深有同感。

一名在赫爾之家與亞當斯一起工作的人說,他們沒有抱著挽救世界的奢望,所圖的只是成為孤立無援之人的朋友。(注36

亞當斯本身似乎也有同樣的想法。她說過:「他們教會我們生命的意義,讓我們見到我們引以為榮的『文明』有些什麼不足之處。」(注37

有了如此一對一的友誼,人們可以互通心意,觸動彼此內心的深處。

前印尼總統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1940-2009)警戒,要提防受到那些在社會上高調鼓吹對立的思潮影響。多年來,瓦希德總統一直擔任當地規模龐大的伊斯蘭團體領導人。他指出文明間的差異並不一定會釀成衝突,其中最大的挑戰,是克服對別人的誤解和偏見。(注38

在我們的會談中,他再三強調友誼的重要性,並透過自身海外留學的經驗,對青年交流的成果寄予厚望。他表示:「期待青年能不計個人利益,多思考社會利益、為世界的和平共存付諸行動。」(注39

我能夠切身體會瓦希德總統話中意義,因為我就是在結識世界各地來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與他們逐一地建立深厚的友誼之中,致力壯大世界和平的陣容的。

為了落實戶田會長的全球公民意識和無核武器世界的構思,我在1996年成立了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很榮幸地能夠邀請到我多年的好友、伊朗出身的和平學者馬基德・德拉尼安(1937-2012)博士就任第一任所長。

這個世界並非只是一個由國家形成的組合,也並非只是一個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結合體。這個世界有呼吸、有生命,是由無數人的生活一點一滴堆砌而成的。每個生活在這世上的人,即使背景相同,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看人時一概透過種族或宗教的框框觀望,是不能看清其豐富多采的真實樣貌的。透過友誼,可以打從心底感受彼此獨自的存在價值,而且從朋友的身上可以見到,種族、宗教等差異是「多樣性」熠熠生輝的一面。

友誼宛如一片磁場,在人的內心起到指南針般作用,在人生失去方向時助人走出迷途,又在社會拐入彎路時助人將其拉回正軌。

出於這個原因,SGI積極推進民間社會的交流,尤其是青年方面的交流,期待這種與人相遇交流的場合,會成為孕育一對一、真誠友誼的契機。當國家間關係變得緊張,或宗教對立變得水深火熱時,友誼的紐帶讓人在肆意挑起仇恨情緒的狂潮中屹立不搖。當我們在腦海中勾勒出朋友的臉孔,心中決定不讓社會成為好友受排斥的場所時,我們就有能力從自己身邊開始化解對立,營造共存的環境。希望我們的努力,會在全球培育出愛好和平、截斷暴力與憎恨的連鎖反應、處處築起友好橋梁的年輕一代。

與好友促膝交談是件賞心樂事,因為有了友誼,交談不只給人帶來樂趣,更能振奮人心,助人熬過艱苦的日子。

由年輕一代掀起的友誼浪潮,必定會帶動社會的轉變。期待青年之間的友誼會力挽狂瀾,強而有力地逆轉社會分化的趨勢,主導尊重多樣性的和平文化潮流。

鼓勵青年及婦女在SDGs中發揮所長

第三個挑戰,是提高社區在面臨困境時,無論多麼棘手,亦可將其打開的能力。

SDGs跟MDGs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中令我感到難能可貴的是,那是在廣泛徵求民間社會的意見後通過的。

在制訂SDGs時,聯合國與各界人士和機構諮商,聽取他們的意見,其中就包括婦女和年輕人。他們廣集民意,深入調查有些什麼值得重點關注的課題。共七百餘萬人參與調查,三十歲以下的人佔了整體的百分之七十。(注40)調查結果列出多個急需關注的地方,如教育、醫療保健、僱用等,這都被盡數納入SDGs之中。

《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談到這裡的重要意義:「數百萬人已經參加了這一議程的制訂並將其視為自己的議程。這是一個民有、民治和民享的議程,我們相信它一定會取得成功。」(注41

2012年在舉辦「里約+20」,開始草擬SDGs之際,我發表倡言表示,希望SDGs會在本質上成為這般「人民議程」。因為在我看來,如果廣大民眾不把目標視為與自己息息相關的問題,就無法集眾人之力推動目標的落實。

作為人民議程,SDGs的另外一個特徵,是改變了以往MDGs把消除貧窮、飢餓等問題視為獨立個體來處理的做法,推出新的嘗試,認為諸問題「是相互關聯的,需要有統籌解決方法。」(注42

SDGs希望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所圖的效果是,當某個方面取得進展時,其他方面也會跟著改善。例如,假如在提供安全飲用水的問題上取得進展(目標6),就會減少患上傳染病和其他疾病的人數(目標3),減輕婦女每天要長途跋涉去取水的負擔,讓她們有餘裕工作(目標5),助人擺脫極端貧窮的處境(目標1),讓兒童有機會上學(目標4)。

這做法被稱為「聯結性方法」(nexus approach),在SDGs推出之前,由聯合國大學著手研究,並且在世界多個地區進行實驗。其目的在於對SDGs的17個目標、169個具體目標抽絲剝繭,找出目標之間的相互關聯,以便同步推進。

SDGs涉及廣泛,許多項目是MDGs所沒有的,如氣候變化和收入不平等。但無論如何也不可忘卻,既然問題的背後是人為的因素,那麼解決的方法也必然掌握在人的手中。如果在某個方面的努力取得不錯的進展,其他方面也受惠而加快進度。

大乘佛教有「煩惱即菩提」的哲理,這或許是解決問題所需的思維方式。這思維方式促使人對幸福重新定義,強調幸福不是消除或遠離造成痛苦的煩惱。關鍵是,要明白到我們受煩惱與痛苦困擾的生命,是身懷菩提的存在,擁有力量與智慧敞開更美好的人生。

問題不單單是煩惱或痛苦與否,而是如何面對煩惱,以及在面對煩惱時如何行動。

日蓮就《法華經》的經文「能令眾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縛」(注43),評論說「離字可訓為明」(注44)。

日蓮在這裡指出,要從正面面對現實,不可讓現實脫離我們的視線。受苦惱煎熬的人認清周圍的狀況後,才可忠於自己親手創造幸福。而且佛法也闡明,這種變革的效應,會順著人與人、人與環境相互關聯所構成的關係網延伸開來,大幅度影響周圍的環境甚至整個社會。

如此不被狀況束縛,積極建立新的聯繫,從中改變狀況,也是哲學家漢娜・阿倫特(1906-1975)在討論「人的真正本質」(humanitas)時所採用的論調。她沿用了她的導師雅斯貝爾斯的「公共領域的冒險」概念,推論「人的真正本質」無法在孤獨中顯現,只有當人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格都置入「公共領域的冒險」中時,它才能顯現。(注45

阿倫特如此形容「公共領域的冒險」:「把自己的絲線,織入一面關係網」。她承認如此做法的後果難以預料:「我們不知道那樣會帶來什麼後果」,但她毅然表示:「就是因為信賴人,所以才可置入這領域。雖然難以具體描繪,但卻是問題根本所在。那是對人『何以為人』的本質的信賴,缺此則無法置入這領域。」(注46

就如阿倫特所強調的,這樣的信賴是問題根本所在,那不是只對自己及身邊之人的信賴,還包括對這個世界絕不失去希望的信賴。

去年,聯合國促進兩性平等和婦女賦權實體(簡稱聯合國婦女署)以「從我所在的地方開始」為題,介紹了數名在嚴酷環境中奮鬥的婦女,談到她們是如何通過為他人行動而推進了SDGs。

其中一位婦女來自坦桑尼亞,是一名在當地某村落活躍的太陽能發電技師。她身有殘疾,歷盡艱辛習得一技之長,用以服務村民。身為一名女性技師,她最初幾乎得不到男士們的尊重,但她為村民設置太陽能裝備,點亮他們的家,裝備壞了之後又幫他們修理,漸漸得到越來越多男士的信任。

她說:「過去一到日落整個村落就一團漆黑,而現在有了燈光。正好現在有兩個孩子來拿我為他們修理好的太陽能燈。他們滿臉笑容,今晚他們能在燈光下溫習功課。」(注47

相信這就是SDGs作為人民議程所期待的良性循環。一名婦女的自強不但讓整個坦桑尼亞村落享有可再生能源,也逐步地改變了社會對婦女的偏見,而且還改善了兒童的學習環境。

這位婦女踏實而尊貴的奮鬥,改善了自己所在的地方。那正是阿倫特所說的「織入自己的絲線」。我從那裡見到了「人的真正本質」的光輝。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非某部分人的專屬。迎頭面對現實,挺身扛起一部分重擔,帶起行動的浪潮──這是任何人都可以辦到的。只要把痛苦化為決心,就必定可以發揮力量超越困難。

其中,洋溢著清新的感性,對理想抱著滿腔熱忱的青年,尤其能夠在信賴的基礎上把人凝聚起來,成為催化正面連鎖反應的巨大動力。

SGI的和平活動一貫以青年為中心推進,那是自戶田會長的年代起,特別是在他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後開創的傳統。他們排除瀰漫現代社會的無力感,逆轉那種「無論多麼努力也無濟於事」的思潮。他們對身處的地方就是達成使命的地方抱著不移的確信,幹勁十足地投身眼前的挑戰。

日本創價學會的青年部從三年前起,開始了「創價全球行動」,於311東日本大地震受災嚴重的東北地區展開活動,協助當地人民心靈方面的重建,除此之外還致力促進日本與中國、韓國及其他亞洲鄰國的友好關係,為建設和平文化、廢除核武器不遺餘力。

各國SGI組織的青年也踴躍躋身改善現狀的行列,在保護生態環境、人權教育、非暴力等領域都可見到他們活動的足跡,一部分活動還與SDGs有直接關連。去年11月,SGI與其他團體於聯合國總部,共同主辦題為「青年協助推進及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特別顧問戴維・納巴羅博士在會議上呼籲:「我們必須讓各地的青年有機會參與這個可持續發展運動。青年們是渴望能夠互相信賴,一起愉快地活動的。」(注48

他的話道出了我們致力SDGs的本意。把青年想像成只有在感受到威脅時才會行動的人,是嚴重地貶低了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相信,在面臨一個接一個問題的挑戰中,有著可以彼此分享的喜悅和希望,所以才會不畏艱鉅,勇往直前。

儘管SDGs的實現不附帶任何法律約束力,卻包含著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熱切期望。只要青年們相繼地把這期望作為自身的誓約而奮起行動,他們就會如星火燎原,讓推進目標的勢頭變得更加迅猛。

SGI今後亦以青年為中心,無論是社區的問題或是全球性的挑戰,都竭盡所能,引發正面的連鎖反應。

廢除核武器──讓核威懾成為過去

接著我想提出三個具體建議,以落實SDGs所指向的和平、公正與包容的社會:


一、禁止與廢除核武器;
二、解決難民問題;
三、建設人權文化。

關於第一個禁止與廢除核武器的建議,2016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個歷史性的決議,呼籲就制訂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書進行談判。決議進一步呼籲於3月底及6月中旬至7月,在聯合國總部分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並敦促各國政府為早日締結類似條約盡力。

現在世界上有超過一萬五千枚核彈頭。(注49)核裁軍停滯不前,而核武庫現代化的計劃又如火如荼地展開。來自核武器的威脅日益加劇。

過去前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借用古希臘的典故來形容這個危機──就如懸掛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注50),難以估計的毀滅隨時都有可能降臨,人類和全球環境都無可倖免。這並不是一件陳年舊事。相反的,正如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所強調,核武器是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注51

有關這點,我想作出幾個提議。

首先是儘早舉行美國俄羅斯首腦會談,為核裁軍的進度注入活水。兩國領袖肩負重擔,那是因為兩國龐大的核武庫對全球人類的性命構成嚴重威脅,能於一瞬間把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化為灰燼。

三年前,兩國關係因烏克蘭情勢而變得異常緊張,由那時起一直處於被稱為「新冷戰」的極端惡劣狀態。核裁軍談判,自2011年《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生效以來,一直停頓不前,第一階段的削減目標於2018年達成後,條約該何去何從至今仍是個未知數。

1月20日上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於當選後,曾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通話,雙方同意要改善兩國關係。冀望掌握著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核儲備的兩國能努力緩和緊張局勢,並認真地商討核武器問題。

冷戰在二十五年前結束,核威懾卻延續至今,世界上約一千八百顆核武器一直維持在高度戒備狀態,一接到通知即馬上發射。(注52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前美國國防部長威廉‧佩里在最近的演講上分享他在卡特政權下擔任國防部副部長時(1977年)的一個經歷。某天深夜,他接獲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值班軍官的緊急電話,通知他說蘇聯向美國發射了兩百顆導彈。雖然這後來被證實只是一場假警報,但假如這情報屬實,那麼美國總統只有數分鐘時間決定是否作出反擊。(注53

在核威懾的邏輯看來,即便無人願意見到核戰爭爆發,依然要做好隨時皆能反擊的準備,以此作為遏止敵方發動攻擊的手段。而且為了證明這不是空口說白話,要經常維持馬上反擊的體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警戒片刻都不能鬆懈,無時無刻都背負著核戰爭臨頭的包袱。這就是核威懾始於冷戰時期一直延續至今的真相。

回想起來,戶田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1957年,正是核威懾開始定型的年代。當時,美國與蘇聯進行氫彈實驗,而且為了搶先研發威力更強大的武器,雙方展開了一場日益激烈的競賽。除此之外,研發的焦點也從轟炸機投放模式改為彈道導彈。

1957年8月,在戶田會長發表宣言的前一個月,蘇聯洲際彈道導彈實驗成功,由此具備了把核武器發射到地球任何一個地方的能力。9月6日,在戶田會長發表宣言的兩日前,在聯合國的安排進行了近半年的有關裁減和禁止核武器的裁軍談判以破裂告終。儘管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和加拿大進行了多輪激烈的討論,仍不能達成共識,導致談判被無限延期。

戶田會長指出,為了製作更多可以毀滅人類的武器,而沒完沒了地進行競爭,其背後就是核威懾的思想。在他看來,那些推說擁有核武器可以起到遏制作用,有助於維持和平的措辭,只考慮到擁有國本身的利益,對其他絕大多數人因此要付出的巨大犧牲卻視若無睹。

戶田會長希望糾正這種把擁有核武器正當化的觀念。這就是為何他在宣言中斷言要「把隱藏在其(核武器)背後的魔爪摘除掉」(注54)。

當時,美蘇的對峙被比喻為「一個瓶子中的兩隻蠍子」(注55)。但是大家似乎忘記了,在這瓶子裡面,除了有核武器國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國家以及居住在那裡的數十億人民。如此不刺人就被刺的對峙蒙蔽人們雙眼,讓人見不到核武器與常規武器的根本差別,以及這些武器能毀滅一切的性質。

戶田會長宣稱:「我們世界的民眾有不可侵犯的生存權利」(注56),就是為了道破核威懾自欺欺人的荒謬之處。他揚言,任何國家都無權侵犯這權利,核武器的使用是絕對不可被容許的。

一味信從核威懾的人,從不考慮一旦起不到箝制作用後果會何其嚴重,也不考慮在意外或故障的情況下誤發核彈頭的可能性。

同樣的,在所謂的核保護傘政策中,這方面的危機當然不會被列入考慮。

其實核保護傘的每根骨架,都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為了自己的國家,即使讓其他國家的人民經歷與廣島和長崎相同的悲劇也在所不辭──這是何等無人性的國家安全政策。

一旦按下發射鈕,發動核武器互相攻擊,受害的不只是當事的國家,就連鄰近的國家甚至整個地球都會遭殃,而且所釀成的禍害是不可彌補的。

在核威懾邏輯的天平看來,自己國家的安全代表了正義的一邊,而另一邊則是眾多平民百姓及整個地球的生態系統。

較前談到森博士的社會公正理論,如果從該理論來思考這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為了避免受到他國的核武器攻擊而採取防範措施的安全政策,符合了以目標的合理性為重的「niti」(正義)。另一方面,以後果的合理性為重的「nyaya」(正理)則重視人及他們的生活,從這角度來看,以數百萬人的性命及全球的生態系統,來換取國家安全的核武器政策是完全違背情理的。

面對武力攻擊時行使自衛的權利,是受到《聯合國憲章》所保障的,「niti」(正義)的概念在國際法上是不可完全被否定的。我想在此反駁的,是視核武器為必要的思維方式。

在人類史上,核威懾中「透過威脅來遏止對方」的想法,一直被用作擁有和研發更新、更強武器的理由。但歷史上無窮無盡的戰火顯示,這從來沒有產生任何效果,衝突依然連連不絕。那麼被套用在核武器時,我們又有幾成信心它不會失敗?

核武器問題專家沃德‧威爾遜在其近期著作《關於核武器的五個神話》中探討了相同的問題。他回顧了人類六千年歷史上的戰爭和集團暴力,指出光看二戰結束後的六十年歲月,就主張已掌握某種趨向,那與僅根據百分之一的數據就妄下定論無異。他提到:「尤其當在處理一個顯然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傾向時,此舉似乎過於魯莽。」(注57)他還強調,在考慮這個問題時,需要如湯因比博士般,以數千年的長遠時間來觀察文明的興衰。

我完全贊同。就是因為核威懾是個根深蒂固的人性傾向,我們更需要勇於從正面揭發潛藏在其中的重大危機。

佛教深入探究人的本性,從而樹立起生命尊嚴的思想。這或許給了我們重要的提示。據說釋尊在見到兩個部族為了爭奪水源而大打出手時曾說道:「看看於戰鬥中互相殘殺的人啊!在拿起武器發動攻擊的那一刻,恐懼油然而生。」(注58

釋尊對人心在兇殘場合中如何波動有獨到的見解。釋尊洞察到人不是因為害怕敵人而手操武器,而是從拿起武器的一刻起心生恐懼。也就是說,他們或許對企圖從自己手中搶奪水源的敵人感到憤怒,但本來沒有感到恐懼。但一旦拿起武器準備向敵人發動致命一擊的一瞬間,人的心中就產生恐懼。

長年在《華盛頓郵報》工作的記者戴維・伊曼紐爾・霍夫曼曾生動地描繪了在冷戰時期,類似的恐懼心理所導致的一個驚悚事件。(注59

1980年代早期,蘇聯領導層開始計劃設置一個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在遭遇核武器攻擊,而所有領導階層及軍方司令部官員都喪命的情況下,依然可以運作。他們最害怕的是喪失反擊的能力,為此開始構思一個由電腦操作,無論發生任何事都會啟動的全自動反擊系統。但是因為軍方不贊成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用核武器進行攻擊,所以調整了計劃,最終把發動攻擊與否的判斷留給在防空壕中避難的倖存官員。

一個無人可以遏止的核武器反擊系統,在冷戰步入尾聲的階段幾乎成為現實。如此系統是核威懾的終極形態,雖然只是以構思告終,但卻是產自因掌握核武器而感到強烈恐懼的心理。

去年10月是歷史性的雷克雅未克峰會的三十週年,這場首腦會議促成了冷戰的結束。

會議的舉行由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向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1911-2004)提議,他選擇兩國中間點的冰島首都為會場。會議召開的半年前,蘇聯發生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他心中必定一直惦記著該事故,使他對核戰爭的爆發深感憂慮。同樣的,里根總統據說也非常抗拒以核武器的大量殺傷力,作為威脅來維持和平的做法。

由於雙方皆對核武器憂心忡忡,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雙方甚至幾乎達成要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協議。協議終究沒有達成,但一年後,兩國締結了《美-蘇中程短程核力量條約》,啟動了整個核裁軍的進程。

現在正是時候,美俄兩國應重溫雷克雅未克的精神,為世界和平並肩共進。

聯合國的《禁止核武器條約》談判會議將於3月開始召開,其中一個議題,是如何減低或排除意外或錯誤發射的風險。(注60)從冷戰時期開始直到結束後,美蘇、美俄曾不止一次發生了險之又險的狀況。懇切希望美蘇兩國首腦會進行對話,探討解除高度戒備體制的可能性,向著核裁軍闊步邁進。

禁止核武器──廣島與長崎的強烈心願

我的第二個提議是,作為唯一於戰爭中遭受過核武器轟炸的國家,日本應自覺到其歷史上的重任,盡其所能召集更多有核武器國、依附核武器來維持安全的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參與聯合國的談判會議。

近年來,廣島和長崎舉行了多項外交會議,又廣邀外國使團前來訪問,以確保核武器問題一直受到大眾矚目。

2014年4月,不擴散與裁軍倡議組織第八次部長級會議在廣島舉行,當時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有機會在澳洲、德國、荷蘭等依附於核武器國家的外交部長面前,發表了自己的體驗。參加者最後發表了《聯合聲明》指出,針對核武器的人道主義影響而進行的討論,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讓全球社會團結一致,為實現無核武器世界採取行動。(注61

在那之後,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又稱G7外長會)也於去年4月在廣島舉行。美國、英國、法國等有核武器國,以及依附於核武器的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的外交部長一起訪問了核爆圓頂屋,並且發佈了《廣島宣言》,文中提到:「我們抱著與廣島和長崎人民相同發自內心的強烈願望,認為決不能再次使用核武器。」(注62

去年5月,前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作為首個訪問廣島的在任美國總統,發表講演呼籲:「美國等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必須有勇氣擺脫威懾的邏輯,追求無核武器的世界。」(注63

期待日本不只呼籲在廣島、長崎參加討論的國家,也會呼籲其他國家踴躍參加這場就《禁止核武器條約》進行多邊核裁軍談判的會議。

2015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NPT)締約國審議大會,有核武器國與無核武器國之間的鴻溝未能填補,以致不能達成共識,通過最終文件。想必這次的談判會議也會困難重重。

但是所有國家基本上都明白到NPT的重要,也關注核武器所附帶的毀滅性後果。我認為應以此共識為立足點,商量有關核武器的討論該以何種形式進行。

於此,我們可以借鑒《巴黎協議》至採納為止的商討過程。《巴黎協議》是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參與商討的各方不拘泥於追究誰是誰非或該由誰負責解決,而是聚焦於如何一起實現低碳未來這共同目的。這是商討中的一大突破,也是《巴黎協議》得以落實的一個主要原因。

核武器問題的處理也可沿用這做法。締結禁止生產、轉移、威脅使用、使用核武器的條約,是為了不讓核戰爭的慘劇在任何國家上演,應被視為一個全球社會合力完成的事業。

NPT的序言表明,條約的成立是基於對「一場核戰爭將使全人類遭受浩劫」以及有必要「保障各國人民的安全」的認知。(注64

談判會議的宗旨與NPT如出一轍。《禁止核武器條約》成立後不會取代NPT,反而會與NPT相輔相成。條約的成立過程符合了NPT中第六條「真誠地進行談判」的條文。

一方面是對國家安全與防衛的顧慮,另一方面是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重要的是儘量鼓勵更多國家參與談判,以便合諸國之力尋找這兩方面的共通點。

NPT締約國2020年審議大會籌備委員會第一屆會議即將在5月於維也納舉行。屆時除了需要集中討論NPT第六條所規定的核裁軍義務,還要考量到各國對國家安全所存有的顧慮,針對應該採取些什麼步驟來消弭這方面的顧慮交換意見,況且會議的討論成果,可以豐富6月於紐約舉行的《禁止核武器條約》談判會議,所有國家都可從中受益。確保談判會議與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保持聯繫,及填補立場不同所造成的差距,有助於讓談判會議更具建設性。

聯合國自七十多年前成立以來就一直在面對核武器問題,故我們不可低估即將舉行的談判會議的複雜性,但我相信只要各國真誠地進行對話,無核武器世界的建設必定可以形成不可逆轉的大勢。

聯合國預計至遲於2018年召開一次核裁軍問題聯合國高級別國際會議。希望屆時可以通過一項把核武器規定為非法之物的條約,這樣會營造出一個適於大幅度削減核儲備,最終將其廢除的環境。

呼喚無核武器的民眾宣言

我的第三個提議,是籲請民間社會各界代表發表各項聲明,讓談判會議的舉行聲勢更加浩大。這些聲明的積累,會儼然成為一份呼喚無核武器的民眾宣言,為締結禁止核武器的條約,提供一個代表著民心所向的作業平台。民間社會可以確保政府在制定國家政策,來處理那些不分國界、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問題時,會深入民間,了解人民是如何受到問題打擊,而不會僅將它當成國家層次的事。這是民間社會所能夠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此也可促成全球合作。

1955年7月9日,由世界多位知名科學家發表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注65)敲響核武器危機的警鐘,開創了重要的先例。

「我們要避免使用任何只針對某一族群而非其他族群的詞語……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們懇求全人類: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他的一切。」(注66

這段話說明,宣言所表達的不是一國或一民族所持有的集體思考邏輯,而是萬眾共有的內心情感。讀過宣言的人可以感受到,核武器是一個危及「他們、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注67),而不是一個在國家層次發生的問題。

1996年7月,國際法院就「以核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發表了歷史性的諮詢意見書。這是民間社會透過了「世界法院計劃」的運動,大力推動下得來的成果。約四百萬人以四十種語言發佈了一份《公眾良心宣言》,在審理剛開始時被提呈給國際法院。

法院指出,以核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皆違反國際法,各國有義務要進行談判並確保談判圓滿結束,以達成全面核裁軍。

二十年後的今日,為締結一項條約來禁止核武器而進行談判的聯合國會議即將召開,在這時刻,民間社會應全面支持談判會議,為落實一項在民眾主導下成立的國際法造勢。

談判會議的實現,不但是那些藉由外交管道,企圖解決核武器問題的國家努力的成果,也要歸功於各界人士及團體孜孜不倦的奮鬥,其中有廣島、長崎及其他地方的原子彈爆炸倖存者,還有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醫生、法律專家、教育工作者、宗教界代表等。

無論以個人的立場或作為一個團體,人們可以展開各式各樣的行動予以支持,如發表聲明,使建立無核武器世界的呼聲變得更加宏亮,或在草根階層舉辦活動來宣揚《禁止核武器條約》的重要性,以博取公眾的廣泛支持。每一步都符合了聯合國在規定要召開談判會議的決議中,所述「國際組織與民間社會代表參與與貢獻」(注68)的效果,也因此創造適於締結條約的條件。不管是來自有核武器國或依附於核武器的國家,如果眾人把心中的萬般期待化為具體行動,給予寶貴的支持,那麼條約成立後必定更具實效性及普遍性。

這些民眾的呼聲絕對不為少數。例如以要求廢除核武器為目的的「和平市長會議」,就是由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地區共七千二百個城市的市長組成的國際組織,其中許多還是屬於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於核武器之國的城市。

這讓我想起了埃斯基維爾博士的話。博士過去曾把親手雕刻的作品贈送廣島市,他在和我會談時強調:「和平是帶給人類意義與活動的力量。」(注69

以核武器來維持安全的政策具有如此力量嗎?我相信答案必定是「不」,因為那是唯有和平才能夠展現的,而且是在人們跨越一切差異,為維護生命的尊嚴而齊心協力的情況下實現的和平。

SGI本著戶田會長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中表達的信念,積極投身促進和平的運動,於2007年推出了「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

我們與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共同製作的「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創無核武器的世界」展覽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為了支持零核,我們於2014年募集了超過五百萬表示贊同的簽名。這是一個呼籲各國有誠意地進行核裁軍的運動。

去年,作為「憂慮核武器非人道性後果的宗教界」的一員,我們參與多份聯合聲明的起草工作。這些聯合聲明被提交給負責核裁軍的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處理裁軍與國際安全事務的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

2015年8月,SGI和其他團體於廣島攜手召開了國際廢除核武器青年峰會,另外又於2016年成立了名為「擴音」的國際青年網絡。這是一個致力於廢除核武器的團體,其主要目的是實行峰會上所決定的事項。

今年夏天,為了紀念戶田會長《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六十週年,SGI將於日本神奈川召開青年反戰峰會。神奈川是戶田會長發表該宣言的地方。

2016年5月,SGI向聯合國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裡頭包含了這十多年來我們貫徹的理念。該建議書目前已被登記為聯合國的正式文件。

其內容有如下一節:「核武器讓人生變得毫無意義,使人無法抱著希望面向未來……核武器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徹底否定他人,即否定他們的人性,以及他們與別人一樣享有幸福、生存的權利……核裁軍並非一個唯有有核武器國才需要面對的挑戰,那是一個全球社會合力完成的事業,需要得到所有國家以及民間社會全面的參與。」(注70

為了使3月開始舉辦的談判會議,成為這般全球社會合力完成的事業,我們會跟志同道合的人與團體合作,召集並擴大民間社會的呼聲。

燃起難民心中的希望

我的第二個具體建議,就是實施必要的援助計劃,協助難民在生活中尋找到希望。

近年來,由於武裝衝突和迫害而離鄉背井的人急速增加,人數據估計已超過六千五百三十萬人(注71),而今年已步入第六年的敘利亞糾紛情況尤其嚴重,已經釀成一場人道主義危機,有超過三十萬人喪命,一半以上的人口遭恐懼及困窘所逼漂泊他鄉,而四百八十萬人更逃亡國外尋求庇護。(注72

古特雷斯秘書長於2016年10月被聯合國大會任命後談到,自己就任後的首要任務是爭取和平。他指出:「要大幅增加以外交管道推進和平此做法,那是……降低人類各種苦難的上上策。」(注73

去年12月30日,敘利亞停戰協議生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也通過決議對停戰表示支持,並呼籲相關各方要遵守協議。目前為時尚早,還無法預料內戰會否就此得以平息。

新一輪的和平談判將在聯合國的協調下於2月進行。古特雷斯秘書長曾多年出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希望在他的領導下,聯合國此國際組織及相關的國家會攜手合作,尋找早日結束衝突的方法。

除了從外交管道著手,古特雷斯秘書長也指出另一個急需關注的地方,那就是為那些逃離恐怖的衝突而需要受保護的人展現同理心。(注74

此同理心,是去年5月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聯合國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所探討的主題。開幕式上有人指出,重要的是,在見到有人由於衝突而忽然失去原有的生活,而且日復一日要作出艱難的抉擇──面臨著無窮無盡的空襲,到底要繼續留在自己的家園,還是舉家跋山涉水尋求庇護?明知越洋旅途艱險重重,到底要為了生活有可能好轉的一縷渺茫希望而乘船避難,還是留在原地?如果孩子途中生病,要用所剩無幾的錢為孩子買藥,或為家人買食物?──我們要設身處地去考慮他們的處境。

我們不可忘卻,這些處境水深火熱的人,其實與我們沒有分別,大家都是人,他們只是出生在不同的國家,來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人生經歷而已。

會議的與會者來自社會各界,許多也是民間社會的代表,大家在會上一致認同,要以井然有序、萬全周到的方式,推行與人道及發展有關的議程,以及增強難民及收容他們的社區的韌性(resilience)。

特別為會議製作並在那裡首次公開的「人性的復甦」展便是以增強韌性為主題。該展由SGI及其他團體策劃製作,目的在於讓更多人知道,增強韌性是建構「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世界的關鍵。

作為實現這目標的具體步驟,我提議聯合國率先設立新的「夥伴關係」援助體制,以進行人道援助及捍衛人權。這個援助體制將協助流離失所人士在某些領域中就業,而這些領域又會反過來幫忙收容他們的區域,促進當地SDGs的實現,增強那裡的韌性。

一個近期的調查顯示,在接受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簡稱聯合國難民署)援助的難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人正容身於衝突地區附近的發展中國家。(注75)這些國家原本就面臨著貧窮、健康及環境衛生等SDGs中所提及的問題,而如今更雪上加霜,還要收容大量的難民。正如在去年世界人道主義首腦會議上確認的那樣,把發展與人道援助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同步推進,是當務之急。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埃塞俄比亞施行的計劃就是一個好例子。由去年起,埃塞俄比亞收容了為了躲避戰亂從鄰國流落當地的七十三萬名難民,而當時又遭逢三十年來最嚴重的旱災。(注76)這計劃一邊協助當地更有效地管理天然資源,一邊支持各社區修復基礎設施,成功地舒緩難民與當地居民間的緊張關係,讓雙方和睦共處。

無須贅言,在難民人口不斷膨脹的情況下,倘若收容國家沒有安定和發展,難民們又有何安定生活可言。

在處理SDGs的相關問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情況都大同小異。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國家,實施可持續農業及設法解決糧食短缺危機、建設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設施、提供醫療保健及衛生服務等,皆可為許多人提供就業機會。

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蓋伊‧賴德去年建議推出新版的「羅斯福新政」,為流離失所的人提供就業機會。(注77)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把人道援助和發展兩個領域結合起來,在聯合國與其成員國積極合作下,為難民及尋求庇護者開辦與SDGs相關的職業及技術培訓課程。

工作不只讓人維持生計,更使人生富有意義。工作是我們存在於世的象徵。

前任悉尼和平基金會主席斯圖爾特・里斯博士最近和我出版了一本對話集。他談到,缺少了工作機會,就無法確立社會公義。他也在對話中提到,許多人在失去工作之後,會感到自己的存在價值被否定,除了失去賺錢的機會,他們也可能失去那種對社會有所貢獻的成就感。(注78)他甚至強調,對人的尊嚴而言,這是一種根本的威脅。

我們的話題也提到前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1882-1945)推行「羅斯福新政」後所取得的效果。那是針對經濟大蕭條導致的高失業率,由1929年開始推行的。在該政策下,除了興建水壩及其他基礎設施,也成立了民間資源保護隊來管理、整修國家公園及森林。在十年內,超過三百萬青年響應了這項計劃,種植了超過二十億株樹。這些活動讓參加者感到自豪,覺得自己於社會有用,能夠為別人作出貢獻。不但如此,這些國家公園和森林,至今仍然是生物多樣性的象徵,保護著生態系統,也起到吸收溫室氣體的效果。

我們要從這些成功例子汲取經驗。當前的急務,是設立一個既為難民爭取更多就業機會,又同時推進SDGs的框架。

流離失所的人歷盡滄桑,能夠對其他處境艱辛的人發揮同理心,為他們伸出援手。況且,假如他們在避難時有機會參與SDGs方面的工作,有朝一日戰火停息返回故國,他們所累積的工作經驗,還可以在家園的重建中派上用場。

去年9月,聯合國舉辦了一場關於難民和移徙者大規模流動的首腦會議,通過決議,聲明必須於2018年為難民和移徙者制訂「全球契約」。

難民問題是一場人道主義危機,其規模之大、事態之嚴峻史無前例,不解決就無法實現世界和平與安定,也無法落實SDGs的理想,建立「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世界。

日本政府曾出資支援剛才提到埃塞俄比亞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計劃,因此,對聯合國所推進的人道援助與發展領域,也理應多多支援。

去年9月的聯合國關於難民和移徙者大規模流動的首腦會議結束後第二日,奧巴馬總統召開了全球難民危機領導人峰會。日本政府承諾為近一百萬受衝突影響的人提供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的援助。另外,日本將於今後五年內收留至一百五十名敘利亞留學生。希望透過這些援助活動,日本會領先建立一個進行人道援助及捍衛人權的夥伴關係。就如較前所述及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為難民及流離失所人士提供與SDGs有關的技術及職業培訓。

有鑑於此,我也希望見到世界各地的大學和聯合國合作,為難民青年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

由七年前開始推行的聯合國學術影響,是一項把聯合國和世界各地的大學連結起來的計劃,現下已有一百二十個國家的一千所大學加入。就整體而言,這些大學的研究主題幾乎囊括所有全球問題,其研究成果必定成為無比重要的資源,惠及全人類。

再回顧剛才談及救濟貧民的湯因比館,以及協助貧窮移民生活得有尊嚴的赫爾之家,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兩所設施負責舉辦教育活動的,都是大學的相關人士。

這些例子顯示,大學是社會上給人希望、讓人安心的避風港。從這點來看,世界各地的大學透過研究活動,為解決全球問題作出貢獻,這是具有非凡意義的。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為難民青年提供受教育機會,為他們開辦進修及遠距教學課程,藉此加大這方面的貢獻。

很榮幸地,我所創辦的創價大學於去年5月加入了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高等教育項目,從今年新學年開始招收難民留學生。

在去年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上,難民奧運團的敘利亞泳將尤斯拉・馬爾迪尼說了一席感人肺腑的話,為其他難民打氣:「我想代表所有難民,因為我想向所有人展示,苦難過後,風浪過後,平靜的日子必會到來……希望大家不要放棄夢想,要跟著自己的感覺走。」(注79

對於由於衝突而被迫離鄉背井,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的人而言,找到有意義的工作和受教育,是尋回尊嚴、對未來抱有希望、體會到生命意義的關鍵。

基於這層考量,為難民及流離失所人士所制訂的全球契約,必須包括提供工作及受教育機會的具體方案。追根究底,解決難民危機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夠讓流離失所的人們重新感到安心、有希望、有尊嚴。

人權教育

最後的第三個建議,是有關建構人權文化。

除了僵持已久的武裝衝突和內戰,連連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和日益加劇的暴力極端主義是另一個嚴重危及全球社會的現象。大多的情況是,年輕人在找不到人生的意義,又對未來喪失希望的情況下,染指於暴力極端主義。

去年11月,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東方門諾派大學主辦了一個為期兩日的研討會,主題為防止暴力極端主義的蔓延。

許多國家認為,懲罰是防止暴力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持有如此觀點的國家不斷增加。在如此社會背景下,與會者分析了發生在各地的案例,深入追究這樣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他們還針對其他相關問題交換了意見,其中包括如何在紛爭地區維持和平。

會議也把焦點放在探討導致暴力極端主義的因素上,討論如何防止這方面的問題,以及是否有必要以一個全面性的方法,來推廣那種拒絕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我認為其中的關鍵就是人權教育。

去年是《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成立的五週年。SGI從起草階段開始,就一直支持這項重要的聯合國宣言。那是由聯合國成員國通過的史上首份關於如何進行人權教育的國際規範。

去年9月,SGI代表出席了一場為紀念宣言發佈五週年而召開的人權理事會第三十三屆會議。聯合國人權副高級專員凱特・吉爾摩在會上指出,各地憎恨與暴力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見到許多人因為人權教育的關係而展開了更正面、更有意義的行動。她還說:「人權教育能超越我們的多樣性,培養我們共通的人性。人權教育並非可有可無的選項。進行人權教育並非例行公事。它教的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注80)她一語道出了人權教育的真正價值。

會上也以多個事例來介紹人權教育的成果,其中一個變革例子發生在一名少女的身上。這名少女參加了學校的人權教育課程之後,開始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尊嚴為何物。了解到自己生命與生俱來的價值後,這名少女變得堅強,對未來更有自信,學會不被周圍環境左右。她改變了,不再是一名受害者,而且還決定要成為維護別人人權的存在。

吉爾摩高級專員指出,這名少女的故事,就是「人權意識的非凡作用」的例子,並且強調「教育是如此變革的催化劑」(注81)。人權教育的無限可能性昭然若揭。

為了進一步實現宣言中的項目,我建議採納一條攸關人權教育與培訓的公約,那將有助於啟發帶來正面變革的連鎖反應。

明年是《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七十週年。作為紀念,我呼籲聯合國與民間社會屆時舉辦一場人權教育論壇,以檢討到那時為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討論成立上述公約的相關事宜。

據估計,目前世界上年齡介於十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一代有十八億人。(注82)假如這些年輕人都拒絕參與暴力和糾紛,接納並捍衛人權的價值觀,那麼《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中的一個「多元和包容的社會」(注83)就有望實現。

人權教育是實現這理想的動力源頭,為了確保各國可以持續不斷地推進人權教育,有必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及教育計劃,以及設置定期監測及審核的機制。

這也是SGI作為民間社會跨國聯盟的人權教育2020的代表,在上面提到的政府間會議上發言時所呼籲的重點。

國際上為維護人權而展開的行動,基本上都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出發點。這些行動最初屬於較傳統的做法,只列出需要保障的權利,以及權利受侵犯時的彌補措施。但是今日這種做法已有所改變,人們更注重於建設一個扎根於社會,以尊重多樣性、維護彼此尊嚴為標誌的人權文化。

SGI和數個聯合國機構以及其他夥伴團體合作,為配合從2月底開始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主辦一個新的人權教育展覽。希望這展覽能鼓勵民間社會,使之更熱衷於建設人權文化,也為了此目標而更加團結。希望今後也有機會和其他NGO合作,共同引領國際輿論,支持締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人權教育與培訓條約。

性別平等

最後,我要談及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因為那是建設人權文化的必要因素。所謂性別平等,就是不分男女,人人都能享有同等的權利、責任和機會。

就如聯合國婦女署所強調的,性別平等的目標就是要建構一個尊重多樣性,男女雙方所關心的事、他們的需求都一律得到重視的社會。SDGs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性別平等,消除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歧視。

去年3月14至24日舉辦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六十屆會議,有八十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部長級官員,和約四千一百名民間社會代表參加,這是前所未有的紀錄。由此可見,這是一項備受認同的要務。SGI的代表除了參加會議的專題討論以外,還舉辦了一場題為「婦女領導力開闢達成SDGs的道路」的周邊活動。

這場論壇再度確認,性別的不平等待遇,是一個急待解決的人權問題,如果在這問題上取得進展,SDGs中的其他目標也會受其牽引而跨前一步。從上面討論的「聯結性方法」來看,性別平等就是推進整個SDGs的重要因素。

早在1995年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之際,各國政府便已經認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在那之後,另外一個意義深遠的發展,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婦女、和平與安全」,於2000年10月通過的第1325號決議(注84)。這份決議催促設立具體措施,以便讓婦女有平等的機會全面參與維持及促進和平、安全的各個領域。

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安瓦爾・喬杜里博士是促成這項決議的大功臣。他曾在和我的對談中說,由於「基於概念上及政治上的大轉變」(注85),決議才能通過的。

他進一步解釋,這樣的突破,就來自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2000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發表的宣言。這份宣言指出和平與性別平等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改變了把婦女視為戰爭和衝突中無能為力的受害者的觀點,承認她們在「維持和促進和平與安全的一切努力至關重要」。(注86)這觀念上的改變,成為落實第1325號決議的契機,明確地開拓了婦女參與和平過程的道路。

一份就第1325號決議執行狀況的評估報告在結論中指出,婦女的參與有助於提高和平建設的可能性及持久性。這份於2015年10月發表的報告也強調,婦女可以在聯合國的維護和平活動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例如幫忙贏得當地居民的信任。

許多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實施必要的政策,以實現SDGs中關於性別平等的目標。在此必須謹記當初讓第1325號決議得以通過的觀念上的突破,那就是改變社會對婦女的看法,認清她們並不是無助的受害者,有必要借助於他們的專長及付出。

有關這點,前愛默生協會會長、婦女研究專家的薩拉‧維德博士在與我談話時強調:「沒有人應該為了別人而退居後座,大家應該並肩而坐,互相凝聽交談,尊重彼此作出貢獻的能力。」(注87

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1945年舊金山會議在草擬《聯合國憲章序言》的時候,由於一個婦女團的堅持,序言中才有了今日「男女……平等權利」(注88)的一句。

在當時的會議上,許多與會者反應出加入關於人權的明確條目的必要。但一組來自拉丁美洲的婦女卻指出,原本的「人人平等權利」還嫌不足。

她們成功地說服了會議把其修訂為「男女……平等權利」。不但如此,就連尊重人權不分性別的第一條,以及男女有平等權利在任何聯合國機構,負責任何職務的第八條,也都是在她們推動下落實的。

談到這裡,我回想起《法華經》這部頌揚「萬人的尊嚴」的經典中,一個描述一名少女展現自己女性尊嚴的典故。

釋尊說法闡釋了萬人的無上尊嚴是與生俱來的哲理後,智積菩薩以為說法的重要部分已經結束,正準備動身離去時,釋尊把他叫住,勸他留下來和文殊師利菩薩對話。

文殊菩薩給他講述了年僅八歲的龍女的故事:龍女成佛後綻放著生命尊嚴的耀眼光輝,對一切眾生抱著慈悲的心。智積菩薩對此持著質疑的態度,表示無法相信。就在這時,龍女出現在他眼前。釋尊的弟子舍利弗見到龍女現身,也同樣心生疑惑向釋尊發問。

龍女掏出一顆象徵著生命至高尊嚴的寶珠獻給釋尊,之後轉向舍利弗,訓斥他要認清她生命真正光彩奪目之處。見到她樂於行善助人的精神,舍利弗和智積菩薩才明白到,文殊菩薩所言並無虛假。

這個典故說明,只把「萬人的尊嚴」看成一個抽象概念,是無法落實人人的尊嚴皆被重視的理想。

日蓮對龍女訓斥舍利弗的一幕有獨到的見解:「觀我成佛(觀看我的成佛)」,是在責怪舍利弗認為是龍女成佛的這個錯誤,而應當看作是自己的成佛。」(注89

日蓮把龍女成佛與舍利弗成佛連貫起來,並不把雙方的尊嚴看為兩回事。龍女代表所有婦女,認同了龍女的至高尊嚴之後,代表所有男士的舍利弗本身的尊嚴才會發放光芒。

因為有了關於「婦女尊嚴」的具體描述,《法華經》中「萬人的尊嚴」的哲理才有實際的意義。出於相同的道理,因為《聯合國憲章》特別提到婦女的權利,聯合國才會處處透著人權精神的氣息。

我相信,在舊金山會議上勇於發表意見的婦女代表,必定身懷如此信念──要構築一個重視人權的社會,就不可不為婦女的權利給予明確的認可。

聯合國婦女署推行了「他為她行動」(HeForShe)嘗試透過這個全球性運動,讓男士們,不管是成年人或兒童,也加入促進性別平等的陣列。人人都有不容被剝奪的權利和自由,我們要致力確保的是,不論有何差異或區別,人人都可自由地享受這份權利。

性別平等的目的,就是開拓一條不分男女,人人都可忠於自己,閃爍著尊嚴光輝的道路。

SGI會以青年為中心,壯大以建立「人權文化」為目標的人民陣線,讓希望的鐘聲響徹寰宇,為創造「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世界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