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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摇篮出发的新丝路

~ 池田大作,于土耳其安卡拉大学

  尊敬的塞林(Serin)总长,山口日本大使,诸位先生,今天非常感谢各位。

  刚才,“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第一任总统所创立的、富有传统的安卡拉大学授与我名誉博士,在此谨致谢意。

  并且还给予这样的演讲机会,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喜悦,在此向塞林总长等有关人士,在座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丝绸之路连结既远而近的国度

  一位通晓土耳其状况的日本人士称贵国是“既远而近的国度”。确实,从地理上看,两国一在亚洲大陆的西端,一在东端,相隔遥远,可是文化的、民族的距离却近得惊人。

  三个多月前,我曾有机会与出生于贵国的着名人类学家、哈佛大学的努尔‧亚曼(Nur Yalman)教授畅谈,当时的话题也是两国的相近性。

  土耳其民族的源流也在中亚,而且,大概是因爲两国有悠久的民众交流之路--丝绸之路相连结,在语言、风俗、习惯方面具有不可思议的类似。用亚曼教授的话来说,两国是“自然的同盟国”。

  土耳其人特别重视友情,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我非常敬佩贵国的精神,即“arkadaclik(同志、友人关系)”一辞所表示的以信义、友情爲重和富于勇健之心。

  近代日本和土耳其开始交流以来百余年,与贵国送来的友情信息相比,不得不说我国回敬的“讯号”太微弱了。

  通过创价大学、民音等,我曾略尽绵薄之力,促进日本与贵国的文化交流。今后,我决心继续爲新世纪的两国的友好贡献全部力量。

以大众的才智决定意向的时代

  世纪末的今日,激动的二十世纪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呢?

  可以说就是新的和平秩序的形成。其形成不是依赖于财富、权力等硬能手段,而是靠组织、规则等软能手段。正如塞林总长前年在创价大学讲演时指出的,“从绝对的单一权力和主张的时代,转向以大众的才智决定意向的时代”。

  我认爲,只有把联合国这不完全的国际组织、规则改造得更爲宽泛、更爲紧密,才是通向和平的途迳。作爲NGO(非政府机构),我们一贯协助、支援联合 国。爲建构这样的组织、规则,需要的是对此寄与期望的世界舆论,和培养这种舆论的精神基础和时代。在此,我想重新注目于贵国的凯末尔主义。

  诚如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三个大城市所象征的,贵国处于东西十字路的要冲。又如七百年前贵国民众诗人埃姆莱(Emre Yunus)所讴歌--“我不是爲争斗生于斯世,唯有爱才是我人生的使命”,贵国脉动着普遍的人道主义。

卓越的选择

  我认爲産生于这块土地的凯末尔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一种西欧化,而是长期治乱兴亡交错的历史经验所培养的选择,是文明摇篮放射的光彩。

  无须赘言,凯末尔主义由六个原则构成:1.共和主义2.民族主义3.人民主义4.国家企业主义5.世俗主义6.革新主义。而我关注的是,在这些制度深处,平静而确实地流贯着的追求普遍性和敞开的精神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Ataturk,意爲“土耳其之父”)总统的最终愿望就在于土耳其民族的觉醒,但是,正如总统的格言“珍惜老朋友,结交新朋友”所示,凯末尔主义并未陷于偏狭的民族主义,而是向普遍性的全球主义敞开门户。

平衡感觉和自我抑制力

  我这样说的第一个理由,在于凯末尔主义弥漫着出色的平衡感觉。第一任总统是勇猛而果敢的实践家,是时而充满激烈感情的人。同时,他又以强大抑制力控制自己的行动,经常保持着非凡的平衡感觉。。

  在历史上,像凯末尔总统那样自身不受事业所牵制的人是罕见的。汤因比博士曾惊叹他在一代完成了相等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法国革命”、“産业革命”等伟业。总统那种平衡感觉、自我抑制力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差不多同年代的权力者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都成爲了权力魔性的俘虏,跌入毁灭之途;相反,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同样手握强大权力,却了解到魔性爲何物,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尝试禅让政权尤其有名--爲促进土耳其近代化、民主化,主张废除一党独裁,主动成立在野党。遗憾地这些尝试由于爲时尚早而未至成功,但大权独揽者主动让位,是绝无仅有的壮举,俨然铭刻于近代史上。

  平衡感觉的事例不限于此。一边监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苦难经历,提防外国借引进外国资本等机会介入,一边爲促进教育而积极迎请外国教师,这种开明性,也应归结于他非凡的平衡感觉和自我抑制,是偏见的排外主义者所望尘莫及的。

  而且,确立新生的土耳其领土后,对外从不曾动用过武力。再者,不赞成“泛土耳其主义”,也是卓识远见的平衡感觉。

  这样的资质,实际上不正是现今地球时代的迫切要求吗?

  因爲所谓平衡感觉、自我抑制,就是严格摈弃自以爲是的独善和偏见、从与他人的比较上客观地看待自己、将自己正确地置于全体之中的能力。

  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才能具有平衡本国与世界、个别与普遍的开敞精神,才会有志于推行普遍性全球主义。我确信,只有在这种精神基础上,才能成立正确、平等处理国际关系的组织和规则。

公平、中庸之德

  第二任总统伊诺努(Inonu)继承第一任总统的遗志,建立复数政党制,实现了通过选举交替政权,对其划时期的意义,汤因比博士评价爲“对于政治上的公平和中庸观念来说,是值得纪念的胜利”。

  这里所说的“公平”、“中庸”,不消说,就是我所讲的凯末尔主义的普遍性志向和开敞精神的重要要素。

  第二,凯末尔总统作爲开明的领袖始终站在民众一边。普遍性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要渗透民众的大地,让民众心心相传,进而超越国境,连结地球。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才是普遍性的“大地”,是它的“母亲”。

  我曾这样讴歌我心中的民众像:

  “民众啊

  你才是现实,

  离开你,世界就变得虚幻

  …… ……

  缺少你的科学是冷酷

  缺少你的哲学是荒芜

  缺少你的艺术是空虚

  缺少你的宗教是无情”

  正因爲如此,1926年8月凯末尔总统在国民议会所作的有名演说才强烈地震撼人心。

  “伟大的运动必须完全把它的根子深深紮入人民的心底,这才是一切力量的伟大的根源。除此之外,就只有废物和灰尘。”

  不用说,这无所畏惧的自信来自他的无出其右的实绩。

使民众的心态为之一变

  投身于民众之中,无论在战场,还是在政治或教育的现场,与他们一道战斗,同甘共苦,唤醒每一个民众作爲土耳其人的自觉和骄傲,在这方面,凯末尔总统的名字永远光辉灿烂。

  凯末尔总统踊跃挺身,爲倦于战斗、处于自失状态的土耳其人带来勇气。由于民众的心态爲之一变,从危机存亡中解救了祖国,建设了新生的土耳其。而且,这种民众的自觉,定能发挥其力量,成爲坚强的世界市民队伍。

  觉醒了的民众定能组成普遍性的连带,这是一个法则。而其先决条件就是教育。

  从凯末尔总统与民众的共同战斗中,我察觉到普遍性的搏动,因爲教育被置于首位。一看显得急进的凯末尔革命,其实也是一种以教育爲机轴的渐进主义。这不正是革命成功的最大秘密吗?

  能使民族、文化这个别的因素融和爲普遍性的东西,只有依靠包括对话在内的广义的教育。

  我与努尔‧亚曼教授都同意这一点。他说:“只有靠教育,人才能超越背景的不同,发现‘共通’点。我们要脱出属于什么‘流派’的想法,而立足于人类这基层来思考。”这实在是至理名言。

  教育才是通向普遍性的、和平世界的唯一道路。

  其实,凯末尔革命也堪称一大文化革命,侧面诸多,但我认爲都没有取得像教育革命那样显着的成果。

  凯末尔总统率先拿起粉笔和黑板,奔波于土耳其各地,把自己创制的土耳其式罗马字教给人民,那崇高的身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心里。

好国民同时是世界市民

  凯末尔主义以教育来建设“新的土耳其人”、“新的土耳其”。而且,高瞻远瞩,设定了超越一国框框的有着普遍性价值的“文明”。

  1921年第一任总统说过:爲拂去民族内部长年的敌对情绪,“不是靠军事的胜利,而是靠达成近代知识和文明的要求,和实际达到一切文明民族所实现的文化水准”。

  由于文明化,土耳其人作爲世界市民,体现了全球主义,就是说,好的土耳其人,同时亦能成爲好的世界市民。

  对于文明进步、人类进步的如此乐观的看法,确实只存在于施本格勒(Spengler Oswald)的《西方国家的没落》所象征的、以欧洲爲中心的进步史观崩坏以前。之后,历史的进步绝非如一路上坡般单纯。

  再者,本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推倒了西欧价值观的支配,认爲文化无分先后,确定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

  接着,我想指出的是凯末尔主义的“初衷”,即志向普遍性,以开敞精神参与世界史的主流,这种生气勃勃的“初衷”。

  相信不只我一人,会认爲那不单是一种理想,而是实际上在效法历史上的某一个模式。我认爲年轻的凯末尔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正是新生土耳其的宪法和教育制度视爲楷模的“大革命”时的法国及法国人。

  本世纪法国的优秀哲学家韦伊(Simone Weil)说:

  “大革命把屈从于法兰西王冠下的诸地域住民融合爲一个整体,而且灌注了国民对主权的热忱。被权力作成法国人的人们,靠自由的共同意志成爲法国人。不是法国人的人们当中,想成爲法国人的人也很多。”当时,“法国人”一辞里蕴藏着充满魅力的音响。

  倘若把法国人换上土耳其人,我相信,韦伊的文章就会鲜明地映出要创造新的土耳其及土耳其人的凯末尔总统的构想。

  总之,位于东西文明十字路口的贵国的作用,近年来一跃而爲人瞩目。

世界的流动聚集于土耳其

  我认爲,那不仅是经济、宗教、或民族因素,而是受到凯末尔主义所体现的普遍性、开明性的影响所致。

  从这点来看,最近活动不断加强的,是贵国的基本路綫,即“对内和平,对外和平”的大步前进。进而甚至使人预感到,日本将来也可以参加这熙来攘往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往返于“新的丝绸之路”。

  在那“精神的丝绸之路”上,更深更广地共有“人的尊严”、“与自然的谐和”、“对未来世代的责任”等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它也通向解决环境问题等“地球性问题群”的合作。

  作爲世界和平的贵重的里程碑,我也要全力以赴,贡献微薄之力。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一节埃姆莱的诗,以寄托我的心意,结束这次的纪念讲演。

  “世界是我生命的支柱

  世界上的人民与我是同一民族”

  谢谢!

(1992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