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北京大学
本文为“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系列散文之一，最初刊登于2006年11月19日《圣教新闻》。
于北京大学的纪念演讲（1990年5月，北京）
“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我观北大》）
这是在北京大学任教六年的文豪鲁迅先生的话。
鲁迅先生达观到北京大学贯彻的“向上精神”，牵引着中国的改革和前进。
与“大学”的交流就是与该国的“未来”进行交流，连结起青年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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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也曾六度访问北大。
周总理是何等重视学生，何等重视青年啊！
回想起，总理对比他小三十岁的我说：“因为你还年青，所以我重视与你的友谊。”
那是1974年12月5日于严寒的北京夜里与总理会见时的一幕。
总理当时沉痾缠身，边抵抗四人帮的阴险迫害，边一心一意地为开拓中国的未来燃烧自己的生命。
而我于其六年前（1968年9月8日），罔顾一切非难中伤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我选择了在学生部总会席上发表。那是因为青年就是开启新历史的力量。
“池田会长数度主张，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有必要用尽种种方法。对此我实在非常高兴。”
周总理比谁都知道，我为两国的和平友好奋不顾身地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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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我对钟爱的青年们如此诉说：
“当诸位很快将成为社会的核心的时候，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应当能够互相携起手来，欢快地为建设光明的世界而努力。”
与总理会见前两天，我前往北大。在捐赠图书典礼上，我也申明了这信念。
因为想和中国的青年人交谈，我访问了位于大学正门侧边的外文楼。十五名日语系学生正在那里等我。
听说他们学了八个月日语。我主动当“考官”。
“如果在学生时期能到外国去，你想去哪里？请用日语回答。”
“当然是日本。”一名学生随即以流畅的日语说。“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定要去一趟。”陆续出现了这样的回答。
我高声回应：“我热烈欢迎大家！”他们认真的态度让我感动。
其实这个12月的二度访华是突然决定的。
记得接到北大透过中国大使馆向我传达的邀请时，已经踏进了11月。
因为6月首度访华时寄赠给北大的五千册图书已经运到，所以校方诚意邀请我参加捐赠纪念典礼。
想到当时出入境等事情，实在是非常仓卒的决定，更何况北京已是隆冬季节。周围犹疑不定。
可我心意已决──“迎向北风走吧！”
因为我在9月访问苏联时，得到柯西金首相的亲口允诺“苏联不会攻打中国”，所以我一直想尽早再访中国。
就是因为我决心访华，才实现了与周总理一生一次的会见。
而且，总理更将万代友好的接力捧交与我。
倘若错失了这次“时机”，便无法与总理见面了。
翌年1975年，创价大学接收了新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的六名英才。
我视他们为总理的分身，亲自当担保人，真心诚意地欢迎他们。
如今他们已人人独当一面，肩负重任，更有担任大使的。我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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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一百零八周年的北大的历史，就如近代中国一样动荡。
1919年，成为中国新民众革命导火线的“五四运动”，也是由北大学生带领发起的。
当时在北大等任教、注视着这群青年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洞悉：中国欲从精神底部开始改变，不久将来将成为大大地贡献世界的国家。
有一位教育家被杜威博士激赏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校长”。
那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1868－1940）。蔡校长差不多与创价教育之父牧口常三郎先生（1871－1944）同一世代。
蔡元培校长奋身对抗军阀政府的镇压，将北京大学构建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锻炼学问和人格”的学府。
就“五四运动”来说，蔡校长并不赞成学生参加游行。他认为追求学问才是学生的本分。
然而5月4日，当学生被拘捕时，他奋然站起来，与其它大学校长主张“由校长来承担罪罚”，为营救学生三日三夜东奔西跑，与当局持续直接谈判，终于使学生们获释。
5月7日，获释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在欢声四起之中，蔡校长热泪盈眶。一名学生追忆说：“那一刻，我一生不忘。”
专心致志办教育的蔡校长到了古稀之年仍没有自己的居所。
他的学生和北大的同僚提出要为他建了一所房子──我们终生不忘老师的大恩，要将老师的伟业永留后世。人人心怀此念。
为教育奉献一生的老师与报答师恩的学生──引领近代中国学问的教育城堡，脉动着此崇高师弟精神。
与中国的友好，是作为弟子的我，传承自与疯狂军国主义对抗到底的先师牧口先生和恩师户田先生的。
胸怀此师弟梦想的我往来的友好金桥，一直也与北大连接着。
1984年，中国最先颁授名誉教授称号给我的学府也是北京大学。
其时，为颁奖典礼竭诚尽力的是担任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是中国的“国学大师”，是语言学、印度学、佛学泰斗。
其后，我和季先生及其爱徒梵文学家、法华经写本专家的蒋忠新先生出版了对话录《畅谈东方智慧》。
持之以恒才能将友情提升为“真友情”。
在天安门事件翌年1990年，中国仍处于被国际孤立的状态，我率领三百名学会员访问中国。
这次我在北大进行了第三次演讲。
第一次是1980年，讲题是《寻求新的民众形象》。
第二次是1984年，讲题是《走向和平之康庄大道》。
这此的讲题为《文化之道、文化之桥》。
我诉说：“政治、经济之‘船’，需要‘人民’这大海，才能够航行。人民和人民间心的联系是眼看不见的，但正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牢固。”
不管经济或政治遇到怎样的风浪，只要其根底有着民众与民众“直接联系的友情”，友好的水脉是不会中断的。当中重要的是青年与青年、学生与学生的交流。而此人性交流的动脉就是“大学”了。
而今，北大派遣到创价大学的教员已超过三十人。当中更有父子两代同为创大交换教员的。
这些年来，我也有很多机会和当时参加我的演讲和图书捐赠典礼时结识的北大学子欢聚。
创大派到北大留学的学生也近百人了。美国创大的学子也开始到北大留学。
荣幸的是于2001年，北大设立了“池田大作研究会”，由贾蕙萱教授担任会长。北大又再起了牵引作用，如今亚洲已有十三所大学设立了研究创价思想的研究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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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我初访绿茵映照的北大时，校方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欢迎我。
“中日两国友好万古长青”──北大赠送我的摄影集里题写了这句话。
以来三十数载。今年3月，在邻接北大校园的大楼里开设了创价大学北京办事处。
开幕典礼获中国四十四所大学和学术机关约百名的来宾光临。担任名誉处长的北大王学珍教授满怀自豪地说：“北大最初缔结交流的日本大学就是创价大学。”
以北京大学为源流的和平友好大河，正朝着亚洲以及全球青年共生共长的“希望未来”滔滔奔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