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斯图亚特・里斯荣誉教授（2025年5月2日）
以下文章摘录自圣教新闻对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斯图亚特・里斯（Stuart Rees）荣誉教授的专访，原文刊登于2025年5月2日。在专访中，里斯教授回顾他与池田大作会长相遇的过程，并针对在当今世界建构公平且恒久的和平必要的道德基础，分享他的见解。此版本包含未刊登于日文原文的补充注解。
《圣教新闻》：我们生存的世界如今正面临一系列迫切的挑战，包括武装冲突、侵犯人权、极右翼运动崛起以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全球局势？您认为，这些挑战的核心是什么？
斯图亚特・里斯教授
斯图亚特・里斯教授：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看到道德标准正不断恶化，一切似乎都归结为自身利益――每个单一的个人、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不平等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我不认为问题单纯出于经济因素，其中还存在着更深层的文化议题，而这些现象扭曲了我们的观点，驱使我们相信权力意味着支配，成功就是占有更多财富，更多武器与更多控制权。这样的心态助长了竞争而非合作，也塑造了我们说话、行动以及对待彼此的方式。
我经常说，权力有两种。一种是胁迫性的，目的在于支配或是压制。另一种则是提升生命品质的权力，寻求的是捍卫尊严，促进团结，并支持人们过着有意义的生活。问题在于，前者我们见得太多，后者却远远不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和平必须以正义为基础。
《圣教新闻》：基于正义的和平是您长久以来强调的理念，可否跟我们说明这句话的含意，以及为何它是建立恒久和平的重要基础？
里斯教授：在人们被迫保持缄默，或是在他们的需求与权利被忽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会有和平的存在。真正的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状态。
和平必须成为奠基石，让你的生活在心理、身体、文化及精神方面都获得提升与改善。这才是值得实现的和平。正义是以保障人们生活品质的声明作为前提。你是否能受优质的教育？你是否能享有完善的医疗服务？你能否找到有生产力的工作？你是否活在一个没有歧视的世界中？这些才是构成和平的真正要素。因此，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暴力，而是要根植于正义。
没有正义的和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同建立在沙地上，是极不稳固的。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虽平息了战火，止住了杀伐，带来了表面上的和平。然而，由于其条款具有惩罚性质且不公正，最终还是埋下了下一场战争的祸根。该条约秉持的价值观及使用的措辞皆不恰当。
相较之下，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则明确体现了提升生命价值的力量，这是一份全球性的声明，象征并肯定了人类全体与生俱来的尊严与平等。在威权主义兴起、社会日益分裂的当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这种共享的道德规范。
《圣教新闻》：当今世界日益分裂，努力超越差异进行沟通，比以往都更为重要。然而，我们如何在似乎不可能进行对话的情形下，重塑尊严并建立连结呢？
里斯教授 ：由三十条条文组成的《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每个人的尊严，不论种族、性别、宗教或其他差异。它精确地阐明了对话的精神¬――那是一种非暴力的语言，目的是为了克服分裂及歧视。
在我的经验中，特别在冲突日益加深时的有意义对话，并非始于争辩，而是从尊重开始。这道理看似显而易见，但是当你面对一个观点与你截然不同的人时，却并非总是能轻易做到。一切都从认同眼前这个人的尊严开始。
我曾经造访非洲以及中东情势高度紧张的地区，并与当地的军事领袖会面。这些人物可能并不期望对话会发生。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是：“将军，您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或是“您有几个孩子？”。这类问题开启了基本的人性连结，我称之为生命经历的契机。一旦你对某人的生平故事有所了解，就很难将他们简化成单一的头衔或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以羞辱或排斥为原则的外交政策持批判态度。将人们逼入绝境并拒绝与他们沟通，这样的方式何时曾经带来和平？又何曾有人说过：“感谢你这样羞辱我。从现在起我会彻底改变，变成你希望的样子”？真心对待才能获得回应。当人们觉得受到尊重，觉得自己被认真看待时，才最有可能愿意以同样方式回报。
这让我想起一句经常被认为是法国作家及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我而言，这句话体现了对话的精神――并非要求对方同意所有事，而是坚信人们的声音必须被听见。
我是少数曾经坐下来与哈玛斯领袖面对面谈话的西方人之一。我们谈论了政府的组织结构，也讨论了妇女的地位。当然都需要借助于口译人员，因为我并不懂阿拉伯语。但是在那一个小时中，我感受到真正的连结。他们也是人，就跟你我一样。对话最理想的状态，不在于交换资讯，而在于感受，提出的问题像是：“什么会鼓舞你？是一段音乐？还是一种建筑风格？或是最喜欢的菜肴？”这些并不是附带一提的非核心问题，而是编织成人性系绊的精随。而且幽默感也很重要。不带恶意的幽默能创造一个有共同理解的瞬间，并会转换现场的氛围及能量。
《圣教新闻》：建立超越差异的连结，其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成为尊重他人的人。这种内在的变革是将焦点转向内心，而这是您与池田先生的对谈中一再出现的主题。
里斯教授：当今世界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许多人持续地忙碌奔波，彷彿人生是一场耐力与物质成就的竞赛。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停下来省视自己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反省却至关重要。当我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或者相信自己是无可挑剔时，就开始有麻烦了。因此我经常说，谦逊是一切的根本，若是没有谦逊，就没有成长以及和平的空间。内在的变革始于愿意停下脚步，并认清我们真正了解的其实是多么有限。
我在此看到了自己与池田会长的强烈共鸣。他的著作与指导中自始至终强调，恒久的和平始于内心。关键在于我们转变看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不是将别人视为对手，而是同为人类的伙伴。要实现这样的转变，要有勇气与想像力。
我同时也相信，真正的教育应该培养这种内在的转变，不仅着重于资历或效率，而是关乎同理心、察觉力以及人格的塑造。我在日本的创价教育体系、日本创价大学以及美国创价大学都看到这样的教育方针。这些不只是提供正式学习的场所，更是培养音乐、艺术、对话以及欢喜感的空间，我将其称为非暴力的文化语言。
池田会长的一切举措――从诗集、音乐图书馆到博物馆都反映一种信念，即教育是对人本主义精神的终身追求。我相信教育的真正目标就在于，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激发一种责任感。不只是问自己：“我如何才能成功？”，还要自问：“我该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具人道精神？”
《圣教新闻》：您曾四次与池田会长会面，并合著对谈集《畅谈和平的哲学与诗心》。您如何评价池田会长对和平的贡献？
里斯教授与池田会长的会面。悉尼和平基金会颁赠奖状予池田会长，以表扬他对非暴力和人权教育的贡献（2009年4月，东京）
里斯教授：能有机会与池田会长见面，是我的荣幸。我值遇的是一位风采过人的人物，他有着充满诗意的思考方式，能将正义、爱、艺术以及人性如同一幅锦绣挂毯般编织在一起。我们的谈话中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不仅诉诸于理性，更触及了想像力和良知。
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有一句名言:“诗人是不被承认的世间立法者。”他的意思是，艺术家能阐明对人类真正重要的事，唤醒同理心，并拓展我们的道德视野。池田会长对此深有体悟，他对和平的愿景与诗歌、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的丰富情感密不可分。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产生连结，但是诗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表达以及关心他人之中。过着诗意的生活并不需要会写诗，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慷慨的行为、温暖的款待，甚至是伸出援手帮助陌生人度过困境的勇气。即使是像全民健康保险这类政策，由于将关怀延伸至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遇到的人，也反映了一种诗意，一种超越熟悉与否的慈悲精神。这样的诗歌充满生命力，是多面向、充满好奇心且乐意去探究可预测范围外的事物。
“国际创价学会”拥有一段充满道德勇气的历史。牧口常三郎、户田城圣与池田大作三位会长坚持他们的信仰而遭受迫害。牧口甚至因为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被捕入狱，最终因此过世。这样的行动源于坚定的信念，如今我们已非常少见。公众领域的人物必须具备勇气，但这种特质却往往很稀缺。太多领导人只是观望风向，规避风险。良知不是可以外求之物，而是必须亲身实践的准则。
当我思索池田会长毕生的志业时，最先想到的是他对和平的贡献，特别是他坚定地倡导废除核武器，这项倡议充满深邃的人性。他诉求的对象不只是机构，还向一般民众伸出援手，希望借此培养大众的意识以及团结精神。
池田会长同样深信联合国的作用，他认为联合国尽管并非完美的机构，但却是个推动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池田会长也积极关注气候变化的议题，认为这是攸关人类未来的挑战。对他而言，维护并保存我们珍贵的自然环境，不只是科学或是政治议题，追根究底其实是一份植根于我们共通人性中的道德责任。
我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曾与原住民社区相处。我从他们的信仰中学习到，环境与人密不可分，是构成人类自我的一部分。这种相互联系的理念，与佛教思想及池田会长的教导不谋而合。无关乎控制，而是守护的精神与共同的责任。
池田会长终其一生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和平。我相信他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将成为照亮人类历史的精神典范。
《圣教新闻》：创价学会长久以来一直将民间对话置于其和平运动的核心。从您的角度来看，您如何看待该组织对于和平的持续投入，及其在当今世局中的作用？
欧洲SGI当地的座谈会（2023年11月，墨尔本）
里斯教授：我一直很赞赏创价学会活动中的文化层面。这些会议不仅仅是对话的场合，更洋溢着音乐、诗歌以及欢乐。对我而言，这正是和平本身的语言。池田会长对此身有领悟。他很清楚，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状态，还必须要有文化、创造力以及良知的存在。
我也受到在创价学会遇到的年轻人所鼓舞。他们充满希望与抱负，让我对未来怀有信心。
在一个充满冲突与分裂的时代，这类道德共同体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即是一种沉静的力量、一种非暴力的素养，同时也提醒人们，最持久的改变往往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可以是两个人之间的一场谈话或是共享的一顿饭，然后自此向外扩展。
《圣教新闻》：您经常强调连结与共同目标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小型团体及社群在推动社会转型方面的作用？
里斯教授：经常有学生问我：“我能做些什么？”我通常回答：“我不确定你单靠一己之力能做多少事，但是如果跟一两个人合作，你们可以完成很多。”当然，需要有清晰的愿景和使命感，才能实现有意义的改变。但这一切都始于小规模的对话，再加上一些勇气。
迈向改变的第一步是克服宿命论，那是一种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无济于事、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也会有这种感受，特别是当我反思当今在中东发生的悲剧时。但是如果任由这种感觉主导我们，最终会连早上起床都变得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每天都必须寻找希望，即使它仅出现在最微不足道的胜利中。
就这层意义而言，共同群体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在我担任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学生来自全世界各地，即使在执行非常严肃的工作，我们也都能感受到欢喜，这一点很重要。我时常说，任何值得推动的运动都必须让人乐在其中。如果不能带来凝聚力及活力，将不会持久。这也是我在创价学会的会议中所看到的，那里总是会有音乐、食物以及热情的款待。这并不肤浅，而是一种能够鼓励人心的文化。创价学会不仅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团体，更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会员们亲身实践他们的价值观，互相支持并依此采取行动。
就如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小规模对话，也正在全世界的创价学会团体中发生。这些对话意义重大，而且并不会止步于地方层级。在友谊中萌芽的事物，往往会成长为全球性的责任。
池田会长超越文化及意识型态的藩篱，将思想家、艺术家以及社会活动家聚集起来，在全世界展开对话。他借此让我们了解，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对话可以产生多么强大的力量。他的风范将持续深刻地鼓舞人心，直至长远的未来。
斯图亚特・里斯是悉尼大学的荣誉教授以及悉尼和平基金会（Sydney Peace Foundation）的前任理事长。里斯教授于1939年出生在英格兰，曾在英国、加拿大、印度与斯里兰卡等多个国家从事人道与社会福利工作，并创办悉尼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担任该中心主任长达十八年。他的著名作品包括《人权》（Human Rights）、《企业责任：一场对话》（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 Dialogue）、《对和平的热情：创造性地行使权力》（Passion for Peace: Exercising Power Creatively）以及诗集《告诉我关于战争的真相》（Tell Me the Truth About War），他于2005年因对国际关系作出贡献而获颁澳大利亚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