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根廷的人权运动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博士
本文摘自1997年1月19日《圣教新闻》的“畅谈世界领导人 第二部”系列。 |
“在军事政权统治之下的阿根廷（1976－1983年），有三万人因被绑架、受拷问等刑罚而丧生。”
创价大学的学生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埃斯基维尔（Adolfo Perez Esquivel）博士的演讲（1994年6月）。
在现今我们这个时代，居然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虽然曾在报导上听说一二，但直接从曾经体验过的人口中听来，印象却特别的强烈。
1995年12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博士与及其妻子阿曼达・格雷尼奥（Amanda Guerreño）于东京千駄谷相谈甚欢
“当然，不是一次屠杀三万人，而是一人、两人……悄悄地抹杀。牺牲人数递增到五人、十人、一百人，社会对此仍默不作声，结果导致了三万人的牺牲。”
突如其来，丈夫、妻子或孩子会“下落不明”，制造“失踪”这种伎俩，正是权力狡猾的智谋。
处于不可无视国际舆论的当今，是无法明目张胆地肆行镇压。既然如此，对有碍于政府的人，就让他们一个一个暗暗地“失踪”，事后只佯装不知情，说“与政府毫无相干”即可。
总之， 只要能夺走那些麻烦人物的反抗力，任何手段在所不计。
博士写道：“掌权者都认为，人们的死活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母亲、家属、祖母们，一次又一次地叩敲教会、工会、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的大门，然而得到的总是一样的答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也许是有什么原因吧，定干了些什么’。”
即使身为牺牲者，却被视为恶人，说成“或许干了什么坏事吧”。
然而，局外人难分真假，信以为真，许多言论机构也追随着政府。
博士把这种现象称为“封锁良心”。被剥夺了批判精神的人们，与其去发出良心的呼唤，还不如沉默暗想“既然大家都这么说，肯定有什么理由吧”、 “还是不管为妙”。
但是，埃斯基维尔博士却无法沉默。
他与受害者家属取得联系，站在索求还我家属之母亲们的行列之前头。在这之前，博士已公开反抗拉丁美洲各国压抑人权的势力。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为了忠于自己的信仰，也只有采取如此的行动。
1977年，博士突然被逮捕，既无拘票也无审判。
监狱──这里唯一存在的就是暴力与谩骂。平时巧于粉饰、隐而不露的强权暴力之魔性，在这里却暴露无遗。
单身牢房小得好不容易能走上四步，且寒气逼人，尽管将废报纸塞入没了玻璃的窗框、拍打冻僵了的身体，但仍无法入睡，加上，看守每隔两小时就过来叫醒。
他们企图从肉体、精神两方面来摧残人。看守说：“在这里，你只是个罪犯，即使上帝也救不了你。”
有人遍体是被香烟灼伤的疤痕，有人因长久被戴上眼罩而在脸上留下痕迹，很多人被逼得精神失常。博士也屡遭电击等拷问。
“决不屈服！忍耐到底！坚强起来！”博士就这样叱咤自己。
1995年12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博士与国际创价学会池田大作会长于东京千駄谷进行对谈
在我们的会见（1995年12月）中，博士对我说：“在监牢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即，在极限状态中也能活下去的力量和抵抗的力量，而这力量就是精神之力、心灵之力。囚禁在狱中，虽身不由己，但心是自由的，心是不可束缚的。”
博士在祈祷中强忍着。
但是最不堪忍的就是那不断传来的殴打人的声音和痛苦的喊叫声。权力只把人当作一件物体。
“欠缺正义的社会”是何等的危险。
听说在日本有个少年因受欺负而自杀，可他的一位同学虽感到悲哀，却自言道：“这样我就少了一个对手……。”
指责这种心灵的堕落很容易，但在一个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节操、正义，净追求满足欲望的社会里，到底谁有资格去指责他人呢？
博士一有机会就大声疾呼：“青年啊！切勿成为旁观者！必须成为参与者、人生戏剧的导演，进而成为历史的主角！要具备看破邪恶的批判力！积极行动、团结众人！”。
总会有谁来干吧……，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就是自己精神的失败。
博士说：“关心社会的意识非常重要。“他强调应该挺身反抗歪风邪气。
对，应该愤怒，如果高洁的人被投掷石块。
应该愤怒，如果辛勤劳动的人民遭到践踏。
应该愤怒，如果对他人存有歧视，不管他是世上的何等人物。
善良的人们啊，让我们怒发冲冠，高声疾呼！让我们比那谎言之徒的扩音器更为高声、更为齐声地疾呼“住手！”
断念、懦弱和习惯人权被侵──人民“精神的空虚”，对恶权力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机会。
历经狱中的苦斗，博士仔细领会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师的箴言：“最可悲的不是恶人的暴力压制，而是善人的沉默。”
不愿有所牵连──这种自鸣清高的想法在社会中占上风时，“邪恶”就可肆意地张开黑翅膀。结果还是成为邪恶之帮凶。
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在狱中，曾这样问过囚犯：“做坏事与不做好事，是否一样？”
对此，牧口会长的哲学是：一样的。善与恶之间，没有模棱两可。
被囚十四个月后，博士得到释放，但仍旧受到监视。
富有正义者一人站起，强过对正义无动于衷的大众。
博士本是位著名的雕刻家和画家。
他的信念是：“与人民一起去感受他们的喜悦、悲伤和痛苦，而把这些形象化的就是艺术家。”
博士夫人阿曼达女士是一位音乐家。
我坦率地对他畅叙胸怀：“如果您夫妻只迈步在艺术大道上，或许能平静安稳地度人生。但是，你们选择了波澜壮阔的为人权而斗争的人生。为拯救不幸的人挺身而起，为此，随接而至的就是批判与迫害。尽管如此，你们还是踏上了这条崎岖的道路。这是伟大的历史，与权力抗争到底的人生像黄金般发放光华。”
1980年，博士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对人权斗争的一大鼓励。
我试问：“对博士得奖最感不快的，难道不就是那些曾迫害过博士的当权人物吗？”
“诚如您说的，对我得奖，他们极力反对。”
据悉，对于博士活动的真正价值与国际社会的评价，国内的传媒也都保持沉默，或一味歪曲、批判。
离开日本之前，博士托人给我传言：“当我所信赖的人受指责、遭诽谤、被迫害的时候，我不会对他说什么。但当他不为任何人斥责时，我则会对他诉说不满。堂吉诃德的故事里有这样一句话：‘群狗的吠叫就是我们骑马行进的证据。’”
这不愧是“战士”才倾吐得出的炽热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