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乌克兰危机和确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声明（圣教新闻，2023年1月11日）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于2023年1月11日发表对乌克兰危机和确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声明。于此刊载全文 。 |
去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至今尚无停火的迹象。战火为人口稠密的地方造成了巨大痛苦，不但摧毁了基础设施，还令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众多市民的生命持续受到威胁，令人痛心。乌克兰境内约有59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790万人被迫逃往欧洲各地寻求庇护。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祸教训应已警示我们：没有比战争更残酷、更悲惨的了。
二战期间我十多岁，经历了东京大轰炸，在火海中拼命逃亡，与家人离散，直至第二天才知道家人的安危。时至今日，当时的记忆仍鲜明地烙印在脑海中。我的长兄被征召出征时，目睹了日军的野蛮行径，曾说感到痛心疾首。当接获长兄在战场阵亡的消息时，母亲颤抖哭泣的背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此想来，有多少人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中失去了生命或生计？有多少人发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方式突然遭遇不可逆转的改变？
为了解决这一事态，时隔四十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次呼吁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多次与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相关国家的首脑进行对话，努力斡旋。
然而，危机仍然绵延。它不仅加剧了整个欧洲的紧张局势，而且还导致粮食供应不足、能源价格飙升、金融市场混乱等，给许多国家带来沉重的冲击。这些事态发展，使世界各地原本已经遭受气候变化引起的异常气象频发、2019冠状病毒病所带来的病痛与伤亡所打击的人们，陷入更深沉的绝望。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以防止全世界人民面临的状况进一步恶化。除了战况激烈，乌克兰人民还被迫忍受在严冬中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恶劣情况可谓雪上加霜。
因此，我呼吁联合国尽快召开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以便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协议。我还建议举行聚集所有相关国家首脑的峰会，认真探讨并致力于寻找恢复和平的道路。
今年是国际联盟大会通过《战时保护平民居民不受轰炸的决议》八十五周年；也是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七十五周年，该宣言表达了共同誓愿建设一个人性尊严不再被蹂躏的新时代。
基于巩固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彻底维护生命尊严的承诺，我呼吁所有各方应尽早结束目前的冲突。
在呼吁尽早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当前的危机，还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实施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措施至关重要。
随着危机长期化与核威慑加剧，导致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自冷战以来升到最高峰。即使没有任何一方意图发动核战争，但事实上，由于核武库持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因讯息错误、不可预见的事故或网络攻击引起的混乱等将成为导火索，以致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大大增加。
去年10月是古巴导弹危机六十周年，该危机曾把世界推到核战争一触即发的边缘。同一个月，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方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核军事演习。面对这些加剧的紧张局势，古特雷斯秘书长警告说，核武器不会带来安全，只会带来屠戮与混乱。[1]现在正需要将这种意识建立为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基础。
我一直主张，如果单从国家安全的观点来考虑核武器，我们有可能会忽视至关重要的问题。自1983年以来我提出的四十次年度倡言中，除了指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必须成为各种讨论或审议的核心，也强调有必要正视核武器的不合理性，因为它将把每一个人生存的轨迹乃至整个社会与人类文明在一瞬间毁灭殆尽。
此外，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可称作核威胁中固有的“负面引力”。当围绕着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紧张局势升级时，随之而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会作为一种引力将人们牢牢地束缚，并剥夺人们阻止冲突进一步激化的能力。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曾致函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表示：“这个结被紧紧地绑住了，连打结的人都无法解开，这样的话，可能有必要切断这个结。”[2]根据记录，肯尼迪总统则表示，只要还有核武器，我们就无法真正管理这个世界。正如这些言论表明，有核武器国的领导人将当时的情况视为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
如果到了实际决定是否发射核导弹的时刻，任何机构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征求冲突各方公民的意见，更不用说征求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见，以阻止这毁灭性灾难的发生。
核威慑政策是一个国家试图控制和维护自主权的手段。但是，一旦走到悬崖边，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该国的人民乃至世界民众最终都会被束缚、剥夺所有行动自由。这是自冷战时代以来一直没有改变的核时代真实面貌，也是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1957年9月，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时，核军备竞赛正处于激化状态，随着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成功，意味着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已成为核攻击的潜在目标。
户田会长深知当时呼吁禁止核试验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他坚信必须对抗和纠正把拥有核武器正当化的潜在思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誓言要“把隐藏在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摘除掉”[3]，这是出于他对可能使世界民众遭受恐怖性灾难的愤慨。
其宣言的焦点是呼吁手握政治权力并掌控民众生死的人们彻底自我克制。另一个重点是抗衡民众面对核威胁时的消极态度，改变认为自身行动不可能改变世界的想法。他试图开辟道路，让民众成为立法废除核武器的主角。
户田会长将这一宣言视为留给弟子最重要的遗训，我则将其定义为“为了全人类的前途不可逾越之界线、不可或缺之指标”。
为了实现这一遗训，我在与各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对话中，不断呼吁解决核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为了终结核武器时代，我们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持续举办一系列展览，也在世界各国进行意识启蒙的教育活动。
2007年，在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五十周年之际，SGI开启了“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并与同时期展开世界性活动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合作，为实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而努力。
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TPNW）终于获得通过，并于2021年正式生效，实现了以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为首的民间社会夙愿，即决心不让任何国家的人民再次经历核武器所带来的苦楚。对我们SGI来说，也代表着实现户田会长遗训的宣言所取得的一大进展。
TPNW全面禁止核武器，不仅限于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也包括禁止发展和拥有核武器。虽然有核武器国可能难以接受该条约，但是至少应该达成一致共识，防止使用核武器所引发的惨剧重演。
除了缓和乌克兰危机的紧张局势外，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有核武器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核风险，以此确保现在以至未来不再出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有鉴于此，我于去年7月寄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简称NPT）的缔约国审议大会，呼吁五个有核武器国尽早确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然而，在8月的NPT审议大会上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共识，令人感到遗憾。但对于履行NPT第六条文规定的核裁军承诺并没有失效。正如最后文件的各项草案中所列举般，绝大部分缔约国广泛支持减少核风险的措施，包括采取不首先使用原则，以及扩大“消极的安全保证”，即有核武器国保证绝不对无核武器国使用核武器。
在审议大会的讨论基础上，绝对有必要坚持不使用核武器，一如过去七十七年跨越一切而维持的状态，同时致力推动核裁军进程，实现废除核武器的目标。
如今已确立了起步的基础，那就是在去年1月由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等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4]
NPT审议大会期间，许多国家呼吁这五个有核武器国遵守联合声明，保持自我克制的立场。五国代表在言及自身作为有核武器国的责任时也提到了联合声明。
如果以“一个圆形”来比喻有核武器国在使用核武器保持自我克制的责任，那么联合声明中所表达的不发动核战争的承诺，只相当于半个圆形的弧线。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完全消除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我认为，解决这一挑战的关键，正是要各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此外，在NPT审议大会期间，SGI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团体在联合国携手举办强调不首先使用原则之重要性的相关活动。我确信，如果不首先使用的承诺能够与去年1月的联合声明联结起来，这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遏制长期笼罩世界的核威胁，从而为最终的核裁军进程开辟道路。
去年11月，我所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尼泊尔举办了旨在推动这种模式转变的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巴基斯坦需要与中国和印度共同表明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从而在南亚地区全面确立这一原则。同时，他们对不首先使用原则应积极展开国际讨论并达成共识，以让所有有核武器国都能朝着这个方向采取措施。
这一点令我想起曾多年担任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会长的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与我对谈的观点。他谈及有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认为这是迈向彻底废除核武器的最重要步骤，并呼吁为此制定一项条约。
此外，对于根植于相互恐惧之上的依赖核武器威慑政策，罗特布拉特博士为其根源性危险深感忧虑。自2005年我们的对谈以来，核威慑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任何改变，而当前的危机更加突显了人类必须摆脱这种政策的迫切性。
不首先使用的承诺，是所有有核武器国即使维持现有的核武库下也能采取的措施。虽然这不意味当今世界存在的约1万3000枚核弹头的威胁将瞬间消散，但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有核武器国之间确立这承诺，这将成为消除彼此恐惧心理的突破口，使世界整体改变方向，从以核威慑为前提的核力量扩大转向核裁军，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回顾过去，冷战时代的全球局势好比一系列看似无法解决的危机，扰乱了全世界，蔓延着不安和恐惧的冲击。尽管如此，人类仍设法寻找出解决办法，克服了严峻的局面。
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和苏联共同展开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简称SALT）。举办此会谈的意愿是于1968年NPT签署仪式当天发表，NPT是经过古巴导弹危机的惨痛教训谈判而成。SALT会谈是美国和苏联根据NPT第六条规定的核裁军义务，为遏制核军备竞赛而采取的第一步。
对于参与会谈的双方来说，要限制作为国家特权的核政策并不容易。然而，这是一项不仅对各自国家的人民，而且是对全人类的生存都不可或缺的决定。“SALT”在英文有“盐”的意思，对我来说，该SALT会谈的命名具有多重且深远的意义。
在亲身经历了徘徊于核战争边缘的恐怖之后，当时的人民展现了创造历史的力量。如今，正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再度释放大家的创造力，开创人类历史新篇章的时刻。
NPT诞生时的精神和宗旨，与促使起草和通过TPNW的理念是相通的。我强烈呼吁，所有各方应探索且想方设法将这两个条约的基础和努力相结合，产生相辅相成的效应，以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