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维护生命尊严的光辉世纪（2012年）
2012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了确立一个和平与共存共荣的地球社会，从1983年1月26日开始第一次发表“SGI（国际创价学会）日”纪念倡言以来，这次已经是第三十次。
我们SGI自1975年成立以来，本着佛法的“生命尊严思想”所开展的和平、文化、教育运动，以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建设和平世界为目的，一直努力至今。
成为我们这运动的巨大推进力的，就是恩师户田城圣第二任创价学会会长的“希望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的热切愿望。
现今的世界上，有许多人由于内战、贫困与饥饿、环境破坏等威胁，迫使他们的生命及尊严处于危险状态，也有大批人民仍然饱受着人权侵害、种族歧视的痛苦。
除此之外，最近还不断发生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许多人在一瞬间失去宝贵的生命，或生活基础受到严重破坏，对社会造成深刻的打击。
回顾最近十年，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2010年中美洲海地的大地震、2011年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新西兰及土耳其等的地震、泰国及菲律宾的水灾、索马里和非洲东部各国的干旱等等，世界各地连续发生了各种自然灾害，都造成家破人亡死伤惨重的结果。
我要对不幸罹难的人们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也祈念各地灾区和灾民能早日脱离苦境，重建家园和生活。
灾害，正如过去对于预防地震、海啸不断提出警告的物理学家寺田寅彦所指责的那样，“文明愈加进步，自然的淫威所带来的灾害程度也愈加剧烈”。（《天灾与国防》）
可以说东日本大地震引致的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核辐射污染波及国内外的广泛地区，许多人被迫长期过着避难生活。还有核辐射对儿童健康、农作物及食品等的影响也是个令人忧心的问题。
由于这次天灾加上人祸对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祸害，人们开始对现代社会依存核能源的现状、还有科学技术的肥大化等提出了重大的疑问。
人类安全策略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博士以提倡各种“人类安全”策略著称。他少年时代在家乡孟加拉国曾遇到大饥馑，以后一直对贫困、不平等问题持有强烈关心，对经济及社会现有状态进行研究探讨。他不断诉说，为保障人的生存、生活尊严而有的“人类安全”策略，是需要以全球性规模去推广的。他尤其强调来自“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dangers of sudden deprivation）的风险：
“威胁人的生存及日常生活的安全、危及男女与生俱来的尊严、使人处于对疾病及温疫不安的环境，令处于弱势的人们因经济恶化而陷于极端贫困状态——为了对应这种种危机而需要付出特别的注意。”（《人类安全立即行动》，Human Security Now）
森博士所强调的，就是如不想方设法减轻蚕食“人生命至要的核心部分”（the vital core of all human lives）的危险与不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安宁。
这种“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还包括由于突然而来的经济危机所扩大的生活不安，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急剧环境恶化等等。各种形式的威胁，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随时发生。
森博士和绪方贞子博士共同担任议长的“人类安全委员会”的2003年报告书中提到：“当人们反复遭遇危机及无法预想得到的灾难而濒于无法重新站起的时候（包括极度贫困、个人损伤或破产、社会全体受到冲击或灾害），人类安全策略就是要对这些人施予支持之手”。
去年9月，世界银行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总裁警告说，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危险地带，而这经济危机正在各国连锁扩大。自2008年莱曼冲击（Lehman Brothers Bankruptcy）（注解1）以来，世界经历长期不景气。接踵而来的，就是以希腊财政危机为导火索的欧洲各国信用危机的扩大，及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美国主权债务评级被下调等等，进一步加深了金融市场的混乱及不景气。
根据最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报告，全世界的失业人口达到约2亿人。于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发受到打击。其中以青年人的失业率最为深刻，在某些国家青年的失业率达到其它年龄群的2倍到3倍，就是有也是非全日或非定时工作，工资极低。这种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于全世界也是日趋为常。
至今年为止，我的倡言一直以纠正“地球社会的歪曲”为主。这些所谓的“歪曲”，就是指只因为出生于某地，或由于成长环境等条件，而令人不得已地被迫接受“生活的差距”和“尊严的差距”。
现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如自然灾害及经济危机等也同样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生活和尊严。在这次的倡言中，我要谈到应该如何去对应这些问题。
丧失的痛苦
灾害能在一瞬间就把人生命之中至为宝贵、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东西夺走。没有比失去抚育自己的父母、同甘共苦的配偶、最心爱的子女和孙子、亲友、邻居等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存在更加悲痛。
佛法称之为爱别离苦，其刺心的痛苦是任何人也难以忍受的。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阅读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著作。他心爱的儿子五岁时因病不幸去世，当时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晚上8点15分，我的小华都（Waldo）走了。”
爱默生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经常写日记，来纪录自己的哲学和文学观点。在沉痛之中，他能留下的只是这短短的一句话。
紧随着的日记是四页（两日份）空白的纸张，记下爱默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悲痛和哀伤。直到第三天，他再次拿起笔写下了下述感想：
“虽然光辉耀眼的太阳升起来了，但是我的丧失（小华都）令风景失去往日的光泽。因为一直无论是睡着还是醒来，我都是想着这孩子。拂晓的星辰，傍晚的云朵，也只是因为那个孩子的存在才显得美丽动人……”
佛法直接注视“生与死”的问题。1276年，日莲大圣人（1222-82）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先逝、儿子又因故去世的女信徒。
信中，他代替母亲写出了她心中的哀痛：“为何亲欲代子先死而不能，是欲留置此世，长使伤叹者耶？情何以堪。（为何不让母亲代替孩子先走？留下她孤伶伶地在叹息，这是多么令人辛酸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961页）。
更而，日莲写道：“若投火，若碎首可见得我子之形，今当是在所不惜者乎……思汝定作此念而泪潺潺下。（只要能再看到我儿子一眼，即使跳入火坑、撞破头颅也在所不惜，一想到您必作此想时我就流泪不止。）”（同上）。
灾害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一下子强迫许许多多人饱尝这种失去亲人、朋友的痛苦。重要的是，于这种情况下，全体社会要长时间地持续支持这些灾民。
可悲的是，灾害还破坏人们赖以生存、作为立脚点的家，破坏生活社区的人际纽带。家不仅是居住的空间，还刻有家族的历史、充满着日常生活感情的生息之地。在这里流动着家族贯穿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特别时间。丧失了这个家就意味着切断了整个人生史的时间。
另外，与去年东日本大地震一起袭来的巨大海啸，不但毁灭了整个地区，也随之毁灭了灾民与左邻右里以及与该地方、土地的羁绊。就算找到新的生活地点，也是被迫在不同的环境下生活，失去了多年以来所建立的许多宝贵的人际关系。
每当我想到这些灾民的辛劳和悲痛时，我就忆起了作家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话。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那样的同伴。旧友是不可能轻易复得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那种宝贵的共同回忆——那段共患难的时光、那番时而争吵而又马上言归于好的情景、那种种的深情。早上播下橡树的种子，下午就想在其树荫下乘凉休息，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风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
虽然这是一篇描述亲友之间的宝贵纽带，及失去时的悲痛的文章，但是，这种悲痛同样地相等于我们失去“家园”、“故乡”、“社区”时的感受。这是绝对不能熟视无睹的现实。
灾害又同时夺走了许多人的工作，令他们失去生存价值，甚至摧毁了生存的尊严。
我现在正与悉尼和平基金会的里斯（Stuart Rees）博士进行对谈。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失业所带来对人的尊严的不可言喻的威胁。
里斯博士在其著作中写道：“失业问题绝不仅仅只是谋生之道被截断的问题，它会夺去人们达成某种目标、或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满足感，令人失去从工作上所感受到的最基本的作为人的价值。”（《超市场化的时代》，Beyond the Market）
世界著名免疫学家多田富雄（1934-2010）在六十七岁时因为突然发病而不得不终止许多手头上的工作。
之后，多田这样描述当时所感受到的打击：
“从那天起，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我的人生、生活的目的、欢喜、悲哀，所有这些都与以前不一样了。”
“想着想着就感到难以形容的丧失感，这种无法忍受的感觉难以驱除，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放弃。”（《寡默的巨人》）
对于人来说，工作是一种证明自己对于社会有所必要的因素。即便不是那么醒目的工作，只要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够做到，就能令人每天的生活感到自豪和充实。更何况由于灾害而失去房屋财产，又被迫要过避难生活，失去工作不但断绝了经济命脉，也同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进行重建工作时所需的精神平台。
因此，让那些被迫迁徙住家及工作环境的人重获可以安居的地方，才能使灾民渐渐恢复生存的希望，才有可能实现“心灵上与人生的复苏”。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支持他们。
历史的教训
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这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也不断地摆在人类跟前。那么如何阻止悲剧的扩大，如何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需要抱有什么样的理想，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呢？
“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我们唯一能够到手的照耀未来的光芒。”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的名言。
四十年前，我接受汤恩比博士的邀请访问他在伦敦的家，进行广泛展望人类未来的对话。其中一个博士经常强调的主题就是“历史的教训”。博士的历史观基础，就是他所讲述的“各个文明的同时代性”（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都是属于同时代的）（《文明经受着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给学生教授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的关于纪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注解2）的时候，汤因比博士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概念。他说：
“我们不久前的经历是与古代希腊的内乱为起点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完全相似的。虽然当时的时代与现代相差二千三百多年，但也毫无妨碍。当时的历史是在我们面前重复发生的。”（Comparing Notes）
以他这透彻的历史目光，博士从数千年的历史上吸取教训，而不停地对现代世界敲响警钟。在与我的对谈集中，博士说：“面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现代各种罪恶，我们不能采取失败主义或被动挨打的态度，也不能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展望二十一世纪》）
正如汤因比博士所言，面对世界不断发生的灾害，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日莲大圣人所著述的《立正安国论》。这是他于1260年写给当时镰仓幕府最高掌权者北条时赖的一封谏言书信。
《立正安国论》的开头写道：“自近年，至近日，天变地夭、饥馑疫疠，遍满天下，广及地上。牛马毙途，骸骨盈路（从这几年到最近，天变、地异，饥荒、疫病，遍布全国，弥漫大地。牛、马暴毙在街巷，尸骨充斥在路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16页）。
正如其言，当时的日本发生了连串的天灾人祸，社会上民不聊生，致令日莲不得不提起笔来向幕府领袖进呈谏言。
国家的责任
在这里，以现代的眼光去看这篇文章的人类安全观点时，我觉得《立正安国论》提供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视点。
第一个视点就是，日莲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为重要的就是生活在其中的民众。
《立正安国论》可说是日莲大圣人佛法哲学的骨干。他在一生中曾数次重新抄写。通过阅读现存的亲笔，可以看出有特征的汉字的使用方法。取代作为表示国家而通常使用的“国”（意味王的领地）和“国”（意味通过武力统治的地区）字的，是于“囗”中写进“民”字的“囻”字，占了全篇“国”字的近百分之八十。可以看到，日莲通过选用的汉字，凝缩了他所要表现的思想哲学。
日莲在另一篇书信中也记述到当权者应为“万众之手足”（《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184页），就是说，为政者需要服务于民众，保护其生活与幸福。
日莲向至高掌权者进呈进谏书《立正安国论》，指出正确的佛法思想能打破覆盖在社会上的混沌黑暗。于当时的封建时代，此举如同是不顾牺牲性命的举动。结果，日莲为此而经历了两次的流放，和数不胜数的生命威胁。
但是，经过七百五十多年的时光，日莲所提出的观点与当今的人类安全基本理念竟然是极端雷同，互相呼应。以下我要引用“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报告书，来证明我的观点。
“国家还是处于向人民提供安全的主要位置。但是它经常没有履行保障安全的任务——有时候还成为威胁自己国民安全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安全的视点转移到人民安全的视点，也就是人类安全。”（《人类安全立即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推进经济成长，如何增强军备，如果不努力去除人民的痛苦，不确保人民生活得有尊严的话，那么国家存在的理由又在什么地方呢？
灾害揭露了社会上往往难以见到的薄弱之处。它们显示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士，以及苦于经济差距之人等，都是社会上最易受害的人群。
这在东日本大地震时也是有目共睹的。每当想起大批灾民，尤其是这些社会上弱势群体的苦难时，就不得不对政府的迟缓对应大失所望了。
相互依存的世界观
接下来，我要谈到日莲的第二个视点，那就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观。这里我要再次引用《立正安国论》中的一节：“须知，汝欲求一身安堵，必先祷四表之静谧（欲求自身的安宁，首先要祈祷国家世界的太平）”（《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30页）。日莲指出，没有只是自己的幸福及安全，也没有只是他人的不幸及危险。
如同全球变暖的问题所象征，在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世界，在某地区所发生的威胁，假如不去处理，极有可能发展成全球性的威胁。同样地，看起来如今所面临的只是一个小小威胁，但如果只是袖手旁观，那么对于将来的人类来说，很可能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事态。
关于这种威胁的时空两向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他的2010年联合国大会报告中提到：
“‘人的安全’致力于对个人和社区的各种威胁的特定组合如何会转化为更广泛的国内和国家间安全漏洞，以预防和缓解未来威胁的发生”（《人的安全：秘书长的报告》，Human Security :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这里清楚指出了《立正安国论》所述的，如果没有“四表之静谧”（世界的太平），就根本没有“一身安堵”（自身的安宁）的观点。
这观点立足于佛法的“缘起思想”，与我于过去的倡言中多次引用的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话起共鸣：“我的存在包括自己与自己的环境。假如我不能挽救环境，我就救不了自己。……拯救现象，就是说去理解我们周围事物的意义。”（《唐吉诃德沈思录》，Meditation on Quixote）
当发生灾害时，世界各地人民都表示真诚的关心以及马上送出支持物品。正是这种“同苦之心、团结之心”，给灾民带来无比的希望及勇气。
日莲主张：“一切众生受异苦，悉是日莲一人苦（一切众生所受到的苦难，都是日莲自身的苦难）”（《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792 页）。在《立正安国论》中，提供了一个与民同苦，并奋于解除人民痛苦的生存方式。
日莲所提到的“四表”和立正安国的“国”，其意义包含着广阔的时空观念。从御书中反复使用“一阎浮提”、“尽未来际”这两词汇也可以看到，日莲的世界观同时包含着整个世界以及遥远的未来。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二个向量，就是意味着“不能够轻视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悲剧”，和“断然不能给后代留下负的遗产”。从另一方面来看，前者也就是一种“作为世界公民的自觉性”，而后者就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人类不但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也要把这地球留传给后代。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这生命的连锁，而基于这纵横向量的精神展开行动。
自强的重要
下面我要谈到日莲的第三个视点，就是现代人所称谓“自强”（empowerment）的概念。以日莲的观点而言，于现代就是要通过“对话”，在面对难题时把“共忧”的心情升华到“共誓一起解决”的行动。
正如许多佛教经典皆采用对话及问答形式那样，《立正安国论》也是通过一位来访客人（代表为政者），与主人（代表佛法信者）这立场不同的两者的对话来进行。最初是从客人与主人谈到近年于国土中连续发生的灾难，并表示悲叹的心情开始。双方都对灾难表示非常同情和关心，然后通过对话，各自发表不同立场的意见，要找出如何阻止灾难继续发展下去的方法。
开始对话时，两者的意见都基于自己不同的信念，认真地强烈坚持和碰撞。主人对客人所表示的愤怒及困惑一一分析作答，努力去解决疑团。通过深入的议论，经过这种相互间灵魂碰撞的炽烈过程，最后来客对主人的意见心服口服，意识从开始的“共忧”变成了最后的“共誓”，说出：“非唯我信之，复当诫他人之误（不单只自己相信，也要告诫他人的错误见解）”（《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31页）。
那么，通过对话两者所得到的结论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在《法华经》中所论述的该佛典之精髓——“所有人都具备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人都内在有无限可能性，有能力发挥人这无法取代的尊严。
觉醒这尊严，可以令陷于苦恼的人的心中亮起希望之光。而这人又能于他人的心中同样地点燃希望之光，如此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地，人心复苏的扩大最终会形成冲破覆盖社会混沌与黑暗的力量。
在“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书中，也记有与《法华经》这思想异曲同工的共鸣语句。如，人类安全需要立足于“人的力量与热望”（《人类安全立即行动》），一个主要关键就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行动的能力”（同上）。
“对于所有推进人类安全的活动来说，至为基本的质问不应该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而是‘这些活动能如何直接使人们发挥自身的潜力？’。”（同上）
日莲描述他执笔撰写《立正安国论》的时代为“当今世乱，民力不丰（当今是动乱之世，而民众的力量薄弱）”（《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1683 页）。在接踵而来的灾难之前，许多民众失去了生存的气力，而且社会上蔓延着逃避现实，只求保住内心宁静的思想及风潮。
在这种情况下，日莲认为主张旁观和逃避就能使人获得拯救的思想，是使人们生命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黯然失色的“一凶”。日莲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信任自他的可能性，同心协力打破时代的闭塞感，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
关于这点，令我回想起奥地利思想家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的一件轶事。通过这件事，他鼓励人无论黑暗有多么深，也要不怕成为一枝点燃的小蜡烛。他在描述和一位天主教主教卡马拉（Hélder Câmara）的友情中，谈到这位主教在1960年代和当时军政下的巴西非人道主义斗争的事。卡马拉曾尝试和一位后来成为巴西最残忍的拷问者的将军进行对话。结果当然以失败收场。在对话结束而将军离去后，卡马拉沉默了好久之后，对友人伊利希这样说：
“绝对不要放弃。只要这个人活着，在看似死灰之下定有一点残余的火，而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对它吹气。慎重地、非常慎重地不断地吹气。之后，确认火是否燃起。甚至不去顾虑火会否重燃，你需要做的只是吹气。”（Ivan Illich in Conversation）
卡马拉说出的“绝对不要放弃”，一方面是要重新确认自己的决意，另一方面，显示出他要继续不断地鼓励那些身陷绝望深渊的人们。
使人自强的精神，相等于对敌友双方的心灵深处沉睡的残火吹气的行为。我相信这种坚毅的信心和努力，正是推动甘地（Mahatma 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等民权运动家，以及终止冷战的东欧革命、最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权运动等的原动力。
我从冷战时代开始访问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努力为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相互理解进行交流。也不断与各种不同文明宗教背景的人士进行对话，来扩大超越国境文化的友谊。因为我相信，归根到底，构筑“和平共生的地球社会”的基础，就是每个人心灵上的变革，这是只有从相互触及灵魂的一对一的对话之中才能产生的。
心灵的复苏
以上通过贯通《立正安国论》中的三个观点，提出了遇到灾害时，如何去保障人类的安全。而其中第三的使人自强这点，对于如何去恢复灾民的心灵健康与平衡，即“心灵复苏”上至为重要。精神上的复苏，在所有重建工程中，是至为困难和需要花费时间的课题。
刚才我提到的“人类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书中，也讲到人类安全需要立足于“人的力量与热望”。实际上，这一挑战并不是一个人简单地就可以独自开始的。即使开始行动，但要持续到对人生重新怀抱希望，还需要超越更多的困难。因此，为了向人类安全这高峰挑战，为了能继续攀登险峰而不放弃，就必须有“心连心的纽带”这登山的绳索，和“相互鼓励”这登山用的系绳钉。
这点，可以从上文提到的三位历史人物：爱默生、圣埃克苏佩里和多田富雄生平看到极好的例证。
爱默生的妻子及弟弟们相继去世，随后他儿子也病故。往后，他讲述到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种的悲哀变成了人生的“引路人、守护人”，成为后来把他的生活方式领向好的一面的力量（《爱默生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圣埃克苏佩里至为理解失去故乡的悲痛，在其后的文章中他记述了震撼人心的话语：“能拯救一个人的就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然后又一步。虽然总是同样的一步，但你要踏实地跨出……未知让人感到恐惧。但是当人向未知挑战后，恐惧不再是恐惧，未知也就变成了已知的事态。”（《风沙星辰》）。
因为突然生病而不能够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免疫学家多田富雄，最后终于能重新开始执笔恢复工作。他仿效但丁《神曲》的心境，写道：“如果说现在是处于地狱的状况，那我就书写我的地狱篇……虽然不知道从今以后是个什么情况，但这是我依然生存着的证据的一部分。”（《沉默的巨人》）
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出出从悲伤中复苏的人间剧，包含了一幕幕有人在背后提供精神支柱的情节。
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灾民进行了调查。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当灾民觉得有人愿意分担他们的悲痛体验时，他们对苦难及失落感又会有不同的感受。虽然这种分担的感受并非可以使他们马上奋起，但至少可以让沉迷于苦恼之中的他们“抬起头向前看”。
为此，我们就不应仅仅是单方面的鼓励，最重要的是去倾听对方的心声，让自己心灵去感受对方的苦痛，为其所撼动，并耐心地去吹燃对方心灵深处残存的生存意欲火焰。
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指，释迦的八万法藏这一庞大的教说，其大部分都是对个人或小组的说法。因为释迦相信，“面向全体的教说，其实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说。”（《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所以释迦的教导都是针对个人的烦恼和痛苦而说的。
释迦称呼对方为“朋友”，尽量去接近对方的心灵，通过对话去找出烦恼的本质，然后促使对方明白到什么是解决的方法。如同毒箭的比喻那样（注解3），佛法的智慧不是为沈湎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及哲学性争论而有的，其根源是视眼前每个人为无法取代的存在，无论如何也要予以拯救的心愿。
日莲的教诲也是这样，对于弟子们的苦难就如同自己的苦难那样叹息，像拥抱于怀般去温馨地鼓励弟子。由于所有的教诲出自要弟子们于人生中奋起和超越任何考验的坚强决意，所以作为“慈爱和祈愿的结晶”所表达出来的字字句句，对于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也是人生的重要指标。
与民同在
SGI立足于这样的佛法精神，在社区推广“一对一的对话”，扩大相互鼓舞的网络，坚实地培育心与心之间的纽带。因此，当灾害等紧急事态发生时，我们不但开放社区内的SGI会馆来接受灾民，也积极地参与搬运和分配救援物资、清理收拾灾区等赈灾活动。不少参与的SGI会员自己也是灾民，但出于不能把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顾的心情，积极地起来行动，共同承受悲痛及苦难，通过持续对话相互鼓励。
这种相互扶持、共同分享人生悲哀喜乐的行动，正是我们以“万众幸福”为目标的SGI会员的日常信仰活动的延长。
去年6月在瑞士举行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年度协议大会上，召开“基于信仰的团体（faith-based organizations，FBOs）”的任务为主题的分组会议。该会议瞩目于社会中发生威胁人的安全与生活的事故时，此类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分组会议上，SGI代表做了东日本大地震赈灾活动的报告，指出“受灾者每日的生活虽然异常艰辛，但若灾民本身站立起来，率先展开救援活动，那么人道救援的效果就会更加持久，而这正是信仰团体最强而有力的贡献”。
在此令我想起过去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在著作中介绍过的一件轶事。一位上年纪的妇女响应当时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拒绝搭乘实行种族隔离措施公交车运动，1955-56），拒绝乘车而在蹒跚地走路时，一个也在参加运动的男士把自己的车停在她身边邀她上车。她挥手拒绝上车，说：“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步行，我是为了我的子孙而步行的。”（《阔步走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遇到灾难之后，无数人虽然自己也是身心受到创伤，但为了所爱的家庭、朋友，以及眼前受痛苦的他人，马上自愿起来行动，负起任何能做的支持活动。
佛法教导，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可以成为拯救他人的存在。又强调，最苦的人最有权利成为最幸福的人。
佛经有云：“宝塔即一切众生”（《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第834页）。《法华经》所说的宇宙大的庄严宝塔，就是指所有人各自的尊贵生命姿态。自觉于本有的尊严的人“不能坏心（心灵不能被破坏）”（同上第67页），无论受到怎样的威胁打击和考验，生命的尊严是绝对不会被破坏的。日莲指出：“是恶象等，唯能坏身，不能坏心（甚至凶恶的大象，也只能破坏你的肉体，但绝对不能破坏你的心）”（同上）。
我们坚信，假如更多的人能以这确信来奋起，牵引沉没于痛苦中的人们的手，共同迈出重建的新的一步，如此一个又一个的尊贵生命宝塔耸立，就能使地域重建真正地走上轨道。我们SGI就是本着如此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灾害，使当地的行政机能受到破坏，而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是立足于社区的“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网络。处于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勇于参加志愿工作，也有很多从外国得到的支持与鼓励。
如在灾害发生时所看到的那样，于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高社会全体的互助风气，进一步加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纽带，如此来提高对应“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的能力。
去年逝世的诺贝尔得奖人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在肯尼亚和非洲其他地区推行“绿带运动”，使人民自强起来，以民众自身的力量去保护环境。植林运动曾多次遭遇妨碍与困难，好不容易种植的树木也屡屡受到破坏。但马塔伊博士写道：“树木与我们同样顽强地生存……雨会继续下，太阳也会继续照耀。不知不觉的，树木已经向着天空长出绿叶及新芽。”马塔伊博士这不屈不挠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不朽的鼓励。
回顾自己所开展的“绿带运动”，马塔伊博士指出其成功是因为它能带出人民的潜力，使他们发挥自己的力量。她说：“这运动的主旨不是‘应该为民众做点什么’，而是贯彻‘与民众一起做点什么’的精神。”
我相信这种不是“为他人”，而是“与他人一起”做点什么的精神，正是让民众自身积极参与的自强网络的关键。这种自动自发的过程，正是可以打破绝望的黑暗，升起无限希望的朝阳的要诀。
对未来抱有清晰展望
接下来想谈到如何克服对人类的生存、生活尊严有着深刻影响的各种威胁的具体方法。
在此之前，我想提出的是被称为“和平文化之母”的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博士所强调的两个观点。
其一是人类要对未来抱有清晰展望，而向着实现这理想去行动。其二就是要立足于一个她称为“前后200年”（《向着和平文化的光辉世纪 》）的价值观。 关于第一点，博尔丁博士介绍了以下的故事。
在60年代一个研究裁军的经济性侧面的学术会议上，博士问在座的人如果实现完全的裁军，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的时候，得到的是“我们不知道。我想我们的工作只是说明裁军的可能性”的意想不到的回答，令她不禁怀疑到，“连对这场运动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够衷心地献身于这项工作呢？”（同上）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问题。不管促进和平、裁军的运动有多么重要，如果其核心没有具体的展望和理想，就很难产生打破严峻现实的墙壁的力量。博士认为，只有大家从心里理解并胸怀明确展望，才能真正带来全心全意的团结。
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前后200年”，是指以今天为起点的100年前和100年后的时间框架，来作为自己人生的立脚点。博尔丁博士强调：“人不是仅仅存在于现在的这一刻。如果认为现在的这一刻就是自己整个人生的话，那么现在发生的事态在转眼间就会把自己打垮了。”（同上）但是如果考虑到自己是活在更大的时间框架内的时候，就能发现到与许多人的生存时间有着共同关联，包括从今年刚刚诞生的婴儿到今年迎来百岁寿辰的老人在内。博士指出，重要的是要拥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观，明白到自己是这“更大共同体”的部分存在。
这种想法能令我们顾及到受着各种威胁之苦的人们，同时也令我们感到必须负起责任，要建设一个不使后代重复同样悲剧的未来社会。
根据博尔丁博士的观点，我要从“人道”、“人权”、“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观点， 提出人类应该共同拥有的理想。
“要建设一个绝不忽视于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人类悲剧，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威胁的世界”。
“要建设一个民众能自强不息，优先守护地球上所有人的尊严及和平的生存权利的世界”。
“要建设一个不忘过去历史，全力克服人类的负的遗产，令后世不继承这些负的遗产的世界”。
这也是我至今的三十次倡言的中心思想。
我深信，无论面对如何复杂困难的课题，只要明确其理想，而从这理想目标开始倒算，这种思维方法正是引领我们走出混浊的现实社会死胡同的路标，能够成为一种变革的代替方案的源泉。
接着，我要针对“灾害”、“环境与发展”、“核武器的威胁”这三大课题来讨论。因为这三项课题的对应越迟延，未来世代的负担就会日益增大。
扩大UNHCR的任务
首先就“灾害”这课题，我要提出的方案是扩充支持灾民的国际框架集织，尤其是要增强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责任。
目前，联合国是由“国际减灾战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通过推展国际间合作来防止灾害扩大。但是，因为灾害何时到来难以预测，而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以便在发生灾害时能马上对灾民提供支援。
在此，我要强烈呼吁，除了对灾民提供人道上的紧急支持以外，还应该重视灾民的人权，注意要令他们能度过有尊严的生活。
具体来说，就是正式委托UNHCR，把目前对于灾民的个别救援活动列为正式公务。
到目前为止，UNHCR一直不断在扩充其援助对象及活动范围，除了原有的保护难民任务以外，还增加了救援国内难民、战争难民、寻求保护者及无国籍人民等。这是由于UNHCR规章的第9条声明该公署会“从事联合国大会上决定的其它活动”，经过数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而正式增添了上述的任务。
据报告，世界上每年大约有一亿六千万人遇到自然灾害，十万多人失去性命。灾害发生的次数及受灾的人数与70年代相比，大约增加了三倍。特别是大多数的牺牲者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灾害和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指出：“无论什么样的新对策都必须以人权为基础。通过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及其它近年来的灾害经验，让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此等灾害对灾民的人权也带来了新的威胁。”（《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正如古特雷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从赈灾到重建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灾民的尊严就成为最大的焦点。灾害发生时，灾民的健康状况及生活环境的恶化往往会被看成是在所难免的，但正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这些一个接一个的权利的丧失，对灾民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因素。
为了对此进行改善，应该让UNHCR站于一个能持续支持灾民的立场。应该设立一个框架，令UNHCR能与其它国际组织共同开展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权文化”的救援活动，贯彻保护人们的生命与尊严。我们要建设“人权文化”，来保护受到灾害、威胁及社会弊害之苦的人民的尊严。
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采纳了一个历史性的新联合国宣言——《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为国际社会设立通过教育及训练培养人权文化的原则和目标。这宣言是从200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决通过后开始起草草案，反映了以NGO“人权教育与学习工作小组”为首的各式各样NGO民间社会的意见。
SGI作为这个NGO工作小组的主席，也为了要落实宣言的精神，正在与联合国“人权教育协会”（Human Rights Education Associates，HREA）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RH）的合作下，制作人权教育的DVD。
如果世界各国都开展以宣言为基础的教育活动， 那么可以期待的是，在灾害发生时，受影响国家的政府及地方自治体在进行赈灾活动时必会意识到维护灾民人权的必要。建设“人权文化”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社会的中心课题，SGI今后将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再接再厉，希望可以为这课题做出更多的贡献。
防灾、重建与妇女
第二个要提出的方案，就是从防灾到赈灾重建的各个阶段，国际社会要加以重视妇女所能够扮演的角色。
在对应处理灾害与“突如其来的穷困危机”时，需要重视每一个灾民所处的不同状况。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当事人能以自强的精神以自己的力量试图打破现状。在此，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
一般来讲，发生的灾害规模越大，丧失性命的女性与男性的数字差距也就越大。而且每当发生灾害时，妇女在生活上的不自由及负担会比男性大，而且对于其人权及尊严的威胁也越大。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着眼于妇女与生俱来的“对于防灾与重建的贡献能力”，有必要把它反映在防灾重建的对策上。
在2005年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世界减灾会议上采纳的《2005-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条文中指出：“应该把以性别为基本的思考方式加进各种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计划决策过程中。”但遗憾的是，在去年提出的报告书中指出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认为应该提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确原则。
在这里我想起在2000年10月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325号决议（注解4）。它提倡在维护及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各种活动中，男女应该拥有平等参加及参与的权利。这项决议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的讯息。
经过十多年，在其履行上仍然留有课题，需要更进一步的推动和支持。但是，在各地进行各种活动时，这项决议经常成为了活动的行动指南，证明决议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
当时，为通过该决议而尽力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瓦尔・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在与我的对谈中这样讲述：“通过妇女的参与，和平文化可以延伸出更顽强的根。……不应该忘记的是，没有妇女参加的世界和平，就没有其真正的意义。”（《创造新的地球社会——畅谈和平文化与联合国》）同样地，在防灾与重建这方面，妇女也承担、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各地开展维持和平活动的联合国也根据2010年1月的中美洲海地大地震所造成的深刻损害，提出有必要将1325号决议的对象范围扩大到自然灾害领域。
所以，我提议将1325号决议的构筑和平概念扩大到包括防灾及重建工作，或通过一项新决议，聚焦于妇女在防灾及重建中所能分担的重要作用。
我强烈希望，日本作为采纳《兵库行动框架》的主持国，也经历过阪神・淡路大地震及东日本大地震，应率先整顿日本国内妇女活跃的环境，以成为各国的模范。
前智利总统、也是二年前创设的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第一位执行主任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说：“我亲眼见过，当那些常常陷入极端困境的女性一旦获得机会，会对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做出何等贡献。她们的力量、勤奋和智慧是人类尚待开发的最大宝藏。我们决不能再等100年才去释放这一潜力了。”（2011年国际妇女节新闻稿，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2011）。
正如巴切莱特所说的那样，妇女不能总是以灾害最大受害者的身分而告终。这是与防止纠纷及构筑和平的场合一样，在防灾及重建上，妇女是最大变革的主体者，可以发挥其专长使局面好转。现在正是构筑这一时代的时刻。
SGI对发挥妇女在和平文化活动上的专长不断进行意识启蒙活动。今后更准备通过草根启蒙活动，让妇女在防灾重建领域上能充分扮演其角色。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接下来第二点我要提出的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今年6月，将在巴西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迎来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召开二十周年的今年，将会在会议中检讨于这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并商讨以下两个主题：“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
关于前者的绿色经济，虽然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我认为不应把这定义下得太狭隘，譬如把它当作经济成长与环保这两个看似相互抵触的需求之间的一个折衷之策，又或者促进经济成长的新模式或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等狭义的概念。
去年秋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国际青年会议。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把绿色经济定为：“把人的幸福、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放于等同地位的，真正可以持续的唯一整体化框架”。世界青年代表们对未来满怀理想与责任感，也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我强烈呼吁，作为继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注解5）的新活动，制订共同目标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在一份为准备“里约+20”会议所结集的最初的文件草案（zero draft）中，也提出了需要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希望不要放过这一大好机会，从一种顾虑周全的综合性视角，深入讨论这些人类与地球所面临的课题。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一直在努力减少社会上遭受贫困饥饿之苦的人口。就是说，从各种的角度改善上文曾提及的因为出生国家、成长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生活及尊严上的不平等。虽然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多人认为有必要在期限的2015年以后，设定新的目标。
我欢迎这种建议，期待通过设立新目标来继承《千年发展目标》的精神，以继续改善由贫困及歧视带来的地球社会的不公平。也希望能将任何国家人民都不能回避的，有关人类安全的各种问题也列入解决范围之内，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人类共同指向的作业。
我提议于“里约+20”设置研讨新共同目标的工作小组，推展对话过程。作为其根本理念的，就是“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那么，“可持续发展”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我认为就是：“不把幸福建筑在他人的不幸之上”、“不把被污染和破坏的社区和地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的子孙着想，不要只为满足现在而牺牲未来”。
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应义务性地受外部规则所束缚，也不应感到某种艰苦的重责。不如讲，应该是一种自然的分享，也就是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博士与我在对谈中所提到的，一种要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人类可以说，活在这个世界是快乐的”世纪的心情。（《人本主义的大世纪》）
我在2008年的倡言中，曾指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不但是要努力实现目标，还要恢复每个受悲痛的人的笑颜。
我们也不需要从零开始创造其伦理基础，因为它本来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以及宗教之中，只不过我们现代人忽略去认识而已。譬如北美原住民易洛魁（Iroquois）所继承的教诲说：“要经常考虑不但是眼前的事物，也应该包括未来的，比如那些还没有露面的下一代。”
佛典之中释迦也有同样的教导：“为人能见或不见，如是近者或远者，无论已生或未生，平等慈眼视众生，祈愿彼等心安住（眼睛看得到跟看不到的，住在远方跟住在近邻的，已经诞生和将要诞生的，以平等的慈悲眼光来看众生，愿所有生灵都得到安稳幸福）。”（《佛陀的话：慈爱经》）
为新目标制定作为基础的伦理观念时，不是把它制定为一种外在的规章制度，而是应该通过教育及意识启蒙，让它成为一种扎根于民众生命的“誓约”。
同时要具体地、认真细致地考虑如何解决贫困、收入不均衡，各种突如其来的灾害威胁等问题，还有如何阻止生态系统的破坏，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等等。
我们应该汇集世界的睿智，通过反复议论，探讨为了保卫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尊严，要如何向未来发展，需要什么样子的生存方式，和应该构筑一个怎样的社会。
新能源的未来
联合国制定今年为“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明确显示在考虑世界能源问题上，最要重视的就是其“可持续发展”。在此，我们先要考虑核能发电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
随着地震与海啸而来的福岛的核电站事故，是继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1979年）、旧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之后发生的、带来同样深刻影响的事故，而至今还不能看到有终结的征兆。如何去除、储藏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土壤及垃圾等课题依旧处于不透明状态。这种“现在进行性”的威胁继续给许多人带来难以估计的痛苦。
据初步估计，从发生事故的核电站去除核燃料及核辐射性物资、拆除工厂设备等，最长需要四十多年。除此之外，还有如何恢复四周及受污染程度较强地区的环境等课题，和核辐射对人体的长期影响等问题，都是涉及现代以及下一代的生活，实在令人担心。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已经提出了如果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的话，就会造成无法估计的巨大灾害。就算不发生事故，处理核废料也需要为期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以上的时间，会为将来人类留下一个沉重的负的遗产。至目前为止，依旧还没有找出一个能从根本上处理这些核废料的方法。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指：“核能事故是没有国境之分的。它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与环境……正因为它的影响超越国境，所以这件课题需要在全球间进行讨论。”（A Visit to Chernobyl）
不错，核能源这问题超越国境，仅仅在某一国家的能源政策范围内进行讨论是没有作用的。日本有全球百分之十的地震发生，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海啸及各种灾害，是绝对不能乐观地认为核电站事故不会重演。
我认为，日本应该尽早研究如何摆脱核能源的政策，与已经导入可再生能源的先进国家一起合作，积极地共同开发能大幅度降低成本的技术，让那些受能源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受惠。我认为积极研究如此的技术革新，正是日本的使命。
另外，在改变能源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其对社会及经济的影响，有必要对于那些目前经济大部分依赖核能发电的电力供应地区，实施包括培育其它代替产业基础的各种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的课题，核能源依旧存有许多仍待解决的课题，当务之急是各国之间如何去协调合作。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二十五年后的去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访问当地后发表的文章中提醒国际社会对核能源的注意，说“必须要像对待核武器问题一样对待核电站安全问题。”
使用核武器就不用说了，伴随着开发及实验核武器所产生的核辐射污染与核电站事故的污染，对人体带来同样的灾害。绝对不应重复发生这样的事故。
从1954年苏联在世界上首次启动核电站起，经过了超过半世纪的时间，很多核电站已经迎来了使用寿命的时期。另一方面，与世界上核电站的数量成正比的是，核废料的数量也不断地增加。
到目前为止，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一直在推进对于和平利用核能的研究和开发，协助科学、技术信息的相互交换，以及防止原子能用作任何军事目的。但是，面对世界目前面临着的核电站已使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问题，在吸取福岛核事故教训的同时，应在现在的日常工作基础上，追加上如何推进处理核废料的国际间合作。
我呼吁，除了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中心尽早推进关于核废料管理的国际合作之外，更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核电站发生事故时的紧急对策，及处理废弃核反应堆时的国际合作。
彻底废除核武器
最后我要为禁止、废除核武器提出具体的意见。
从某种观点上，去年3月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令人想起自1950年代以来核武器国在各地反复举行的核武器试验所带来的辐射污染。当时开发核武器竞争不断激化，致令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于五十五年前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
在宣言中，户田会长谈到，“现在虽然在世界各地展开禁止核武器、原子弹实验的运动，但是，我至想做的是把隐藏在其背后的魔爪摘除掉”。（《户田城圣全集第四卷》）
他坚决认为，如果不能完全废除建立在牺牲许多民众的基础上的安全政策，那么禁止核武器实验本身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此之前，户田会长就提出了“地球民族主义”倡言，以现今的言语表现，就是“世界公民主义”，呼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民众需要团结来杜绝战争。
在户田会长去世的前一年（1957年9月），他把阻挡人类发展前进的“一凶”定位为核武器，通过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禁止和废除核武器的运动。
在宣言发表的三年前，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实验（注解6），对人和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从这事件可以看出，核武器不但在作为攻击武器的时候，在其开发阶段也给人类及生态带来严重的祸害。另外，虽然同意不再进行核武器实验，但是拥有核武器作为威胁力量本身，就表明了如此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的政策，可以不惜牺牲其他多数民众及地球生态环境，是一种非人道至极的思想。
佛法把引起战争的贪、嗔、疑的烦恼根源称为“元品无明”，指出这是来自对于他人的蔑视、憎恶，和践踏生命的心态。如果不克服这种不尊重生命的本能性冲动，那么即使不使用核武器，毫无疑问地牺牲民众也并不在乎的悲惨战争定会不断重演。
这就是户田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由始至终在探讨的问题点。我们绝对不应把核武器当作“必要的恶”来容忍下去，相反地，要把它作为“绝对的恶”而努力禁止和废除。
实际上，于1996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的咨询意见书上，也遇到一个不能打破的障碍。那就是，使用核武器一般是属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但“当一个国家的存在受到重大威胁，处于需要自卫的极端状况下”，使用核武器是否具有违法性这点还得不到具体的最终结论。
但是，201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份或许能弥补这一法律漏洞的最后文件。
以下是其中一节：
“审议大会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深表关切，重申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文中的“各国在任何时候”，明确指出无论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都必须遵守这国际法。
我在2009年发表的废除核武器的倡言中，曾经呼吁到，应该以2015年为目标，汇集全世界民众要求把核武器非法化的意思，确立一个能成为《核武器公约》（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NWC）基础的国际规范。
在NPT审议大会上达致的规范是打破这僵局的关键处，我们要再接再厉地使其升华成为一个明确的条约。
一般来讲，为了确立新的国际规范，是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1. 原有规范的限度变得清楚明确，要求制定新规范的意见蜂起。
2. 要求新规范的意见广泛增加，赞同国数目日益扩大。
3. 新规范在国际社会上广泛地被接纳，以条约等的形式正式制度化。
根据这一方式来看，我们现在正处于进入第二阶段的时机，赞同国日益增加状态指日可待。我抱有如此确信，是根据如下的世界形势：
1. 1997年以民间社会为主导完成了《核武器示范公约》，而2007年提出其增订本，显示出研讨从禁止到废除核武器所必要的法律措施已在进行中。
2. 1996年以来，以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中心，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要求开始讨论《核武器公约》的决议，到去年已获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伊朗等130多个国家赞同，支持的范围不断扩大。
3. 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倡根据《核武器公约》或一个独立但又相互支撑的协议框架来推进核裁军。
4. 潘基文秘书长的主张在2010年的NPT审议大会上得到了全会一致的同意。
5. 在由159个国家参加的“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上，包括俄国、英国、法国、中国在内的全体参加国一致表明支持这项主张。
6. 由全世界超过5100个城市参加的“和平市长会议”要求开始讨论《核武器公约》。同样地，以各国前首相、前总统构成的“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Inter Action Council of Former Heads of Government，ICFHG）也呼吁缔结《核武器公约》。
7. 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以构筑无核武器世界为誓约的1887号决议。
8. 各国财政预算受目前经济不景气打击，核武器国之间也提出检讨包括核武器支出在内的军事预算的议论。
虽然以上的行动也许还不是具有单独打开局面的力量，但是要求“无核武器世界”的呼声却是一步一步、义无反顾地在前进。在民间社会的主导下起草的示范条约，以及透过署名运动等活动要求展开以缔结《核武器公约》为目标的磋商等事例都显示，作为这公约的规范的精神源泉，正脉动在民众当中。
现在所要求的，就是把“绝不能重演核武器带来的悲剧”、“人类不能与核武器共存”这些民众共识，具体地把它成立为条约，作为人类共通的规范明确树立起来。
扩大反核章程
现在需要汇集起最后的努力，来急遽增加《核武器公约》的赞同国。为此，我提议除了现存的国际人道法所体现的精神以外，更需再加上“人权”及“可持续发展”，以此来汇集全球民众的意识。而青年们应该站在这运动的最前线，强力呼吁要求“无核武器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站在“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上，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有无使用核武器，只要核武器继续存在，而国家安全政策继续依靠核武器来维持，那么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许多人及其后代，都必须挑起异常沉重的担子。
作为世界保障人权支柱的条约之一，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984年，作为监视公约实施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人权理事会），曾作出如下的意见表明：“设计、试验、制造、拥有和部署核武器显然是当今对人类生命权利的最大威胁。……此外，这种武器的实际存在和威力在国家之间制造了猜疑和恐怖气氛，从而妨害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促使全世界都尊重和遵守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工作。”（第14 号一般性意见，General Comment No.14）
也就是说，只要存在核武器，就会萌生以强大军事力量恫吓对方的冲动，令其他许多国家感到不安及恐惧。而事实上，这种恫吓的恶性循环，会带来无法估计的核武器扩散和军备扩充，令世界永无宁日。
威胁带来不安，不安造成扩军，而这又进一步增加威胁——为了这种负面连锁，把庞大的预算与资源，都耗费在产生核武器及扩充军备上，如果将其用在维护人的生命、生活、维护尊严上的话，那么世界上各项以消除贫困、促进教育等为目标的议程不知要取得何种程度的进展。
1955年，主张消灭战争及核武器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其起草者之一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异样的安全概念和歪曲的道德观念。在把武器像珍宝一样保护着的同时，却把孩子们放于战火的危险之下。”（引用自The Words of Peace）
为了打破这种非人道、冷酷的社会状况，我在两年前的2010年倡言中呼吁，将《联合国宪章》第26条的精神进行具体化，强调“把裁军作为人道主义的活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克伦贝格尔（Jakob Kellenberger）也在2010年4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警告：“核武器破坏力大，造成难以名状的人类苦难，而且不太可能将其破坏力控制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还会对环境、人类的后代甚至是生存造成威胁。”（Bringing the Era of Nuclear Weapons to an End）。
这都是在警告世人关于核武器的非人道性，以及此类武器会对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再加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于2011年11月举办的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废除核武器的决议，这都是核武器国家应该侧耳倾听的疾呼。
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着两万枚以上的核弹头。其总和威力可以不止一次地消灭地球上所有人类及其子孙，破坏地球上所有的生态系统。我们怀疑，究竟这些庞大数量的核武器所保护着的又是什么呢？假设通过核武器维护而自国的部分人民能侥幸生存下来，但是他们所要面临的，又能称得上是一个“未来”吗？
如此在国际人道法的精神上，加上“人权”和“可持续发展”这全球人类都关心的课题，我们能扩大以“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的运动范围。
特别是对于核武器国和依存在“核保护伞”下的国家的人民，希望以上的做法能引起他们开始考虑和认识到，继续执行现行政策，会对“人权”及“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的侵害，并促使他们进行意识上的转换。
本着以上的条件，作为实现《核武器公约》的一个方法，我提议以基本条约配合议定书的形式，来禁止及废除核武器。就是说，以“赞同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为人类共同的事业，遵照国际人道法、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不进行违反这一建设、损害其理念的行为”，以这精神作为基本条约的骨干，通过不同步骤缔结各种议定书，来彻底禁止开发、制造、使用和威胁使用，决定如何进行废弃及验证。
其重点就是树立一个全人类共同合作的废除核武器的框架，令所有人民在物质和心理方面都得到保障。
如此条约能超越现在各国不同的立场，成为一个向着“无核武器世界”这共同目标前进的立脚点。同时，缔约国由于拥有共同目标，就不用继续进行相互威胁的角逐。
如果能够成立如此“把威胁变为安心”的条约，那么下一阶段的议定书生效即使是多少有些延迟，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前途不明朗，威胁被漫无边际地放纵和扩大。能基于一个明确的整体形象，形成根据国际法来自发停止的状态。
为此，有必要尽早开始进行准备。我提议在今年乃至明年间，以有志的国家及NGO为中心，成立一个“核武器公约行动小组”（暂定名称）。我们SGI也将会积极参与这一运动。
一方面研究和探讨基本条约的原方案及议定书草案的构造，一方面以青年的热情及信念唤起国际舆论，来加强全球民众的团结，扩大赞同国家的阵容。
希望到2015年为止，能争取签署禁止及废除核武器的基本条约。我提议以广岛或长崎作为发表其最终草案的场所。
我一直以来提议，在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于广岛及长崎举行由各国首脑及民间社会代表参加的，带有终止核武器时代意义的“废除核武器首脑会议”。而准备于2015年召开的NPT审议大会将会是一个最好的候补。
虽然考虑到NPT审议大会通常只是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而在其它地方召开可能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无论是“废除核武器首脑会议”还是NPT审议大会，我期盼能在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召开，是希望亲身访问该地的各国首脑和参加者，能重新立下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不屈不挠的信誓，来解决核武器问题。
最近几年，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共同提倡“无核武器世界”的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J. Perry），在参观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遗址及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的感想中这样写道：“原子弹爆炸后的恐怖画面，深深烙印在我心中。当然，到目前为止，我自认为对于核武器的恐怖有充分的理解。但是当实际的悲惨现实呈现眼前，让我去感受的时候，我重新痛感到原子武器拥有的强大威力，和能带来的无法估量的悲剧。这体验令我强烈地决意，绝对不能在地球上再次使用这种武器。”（《追求无核武器世界》）。
当然，每一个人的感想是不同的，但是一定会有铭刻在心中的想法。
无论如何，为了要尽早阻止目前的核武器扩散，阻止其实际的威胁，我们要向在同一地球上生活的人们进一步呼吁，让大家更为关注这一与自己的生命、尊严以及子孙后代息息相关的问题，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SGI从户田第二任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的2007年起，发起了“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运动，努力汇集民众的呼声。作为其中一环，到目前为止，已经在世界二百二十个城市举办了呼吁废除核武器的“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得到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除此之外，SGI还与防止核战争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IPPNW）所开展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Abolition of Nuclear Weapons，ICAN）”合作，来扩大要求实现NWC的民众网络。同时，也通过与国际新闻社（Inter Press Service，IPS）共同发表有关废除核武器的消息等，来寻找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新方案。
另外，我在1996年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为了支持从一般民众的层次开展“无核武器世界”的国际性行动，准备从今年开始推出扩大“无核武器区（Nuclear-Weapon-Free Zones，NWFZs）”的新研究项目。
“如果是我的弟子，就应该继承我今天的声明，并将其意义向全世界推广。”（《户田城圣全集第4卷》）五十五年前恩师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
与SGI的青年们一起，为了实现对恩师户田会长的誓言，创建一条由民众亲自开拓的“无核武器世界”的道路。为此，我们要与志同道合的所有团体及人民共同携手，决心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
分享誓言
以上，我对如何解决灾害、环境和开发等问题，以及消灭核武器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方案。虽然这些都并非朝夕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深信，只要汇集民众的无限可能性和每个人的力量的话，就一定能够开拓解决的道路。
六十年前，恩师户田会长提出了“地球民族主义”构思；五年后又发表了上述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户田会长的信念，就是要我们经常瞄准一百年、二百年后来行动。
他向弟子的我所托付的言言语语，就成为了我终生的誓言和行动的原点。
“为了人类的和平，你要提出具体的方案，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站在运动的前列行动起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即使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也将成为星星之火，绝对会扩大成为燎原的和平火焰。脱离实际的理论永远是空洞的。提出具体的方案，才是向着实现的骨干，才能保护人类。”
至今于这三十年间的和平倡言，正是为实现与恩师的誓言的不懈行动。
为了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在不断提出各种方案的同时，为了扩大作为解决问题最大原动力的全球民众的团结，我正与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地区的SGI同志们一起，日复一日地推进对话运动，来点亮人们心中的勇气与希望。
为和平、人权、人道的奋斗，绝不是像爬到高山的顶峰就可以达到终点那样。重要的是要创建一股一代接一代、谁也阻挡不了的滔滔洪流，并日积月累地把它发展和扩大。这就是我们为了建设一个和平未来的不断挑战。
今后，也将继续燃烧着这一信念，更加强有力地推动这“民育、民有、民享”的运动，决心建设一个和平与共存共荣的地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