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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俱樂部聯合創辦人——奧銳李歐・貝恰博士


奧銳李歐・貝恰與池田大作於1983年6月在巴黎重逢。

奧銳李歐・貝恰與池田大作重逢,香峯子夫人站在身後見證此刻(1983年6月,法國,巴黎)

有個著名的謎語:「池塘上浮著大片的睡蓮葉。蓮葉每天以兩倍的速度繁殖,第2天變成兩片,第3天變成四片,第4天變成八片。那麼,如果『池塘在第30天會被完全佈滿』的話,蓮葉佈滿半個池塘的日子是第幾天呢?」

答案當然是「前一天的第29天」。

在佈滿池塘的前一天,池塘還有一半的空間,所以還不成問題。但一到翌日,「終結」突然降臨。

第29天或28天時可能大家都察覺到了,但是有人更早就發現,而聲嘶力竭地叫著「不趕快處理的話,便會太遲!」那人便是羅馬俱樂部的創辦人——奧銳李歐・貝恰(Aurelio Peccei)博士。

他曾警告說,在人口爆發、環境破壞、資源浪費、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悲劇性的貧富差距等的各種因素相互交纏下,如骨牌效應般,「毀滅之日」終會來臨。

已經沒有時間

博士說:「現今的領導人都太不負責任了。如果照這樣放置不管的話,21世紀的自然與人類皆會被毀滅,成為『荒蕪的地球』。儘管事實擺在眼前,但政治家、財界人士、技術者、學者、官僚等,什麼都不去做,只考慮自己眼前的利益。優先守護自己現今的生活,顧不及『後代子孫的時代會變得如何』。所以,無論如何須要人類自身的革命。而且必須儘快著手,因為沒有時間了。」

「藍天的沙龍」

第一次與博士的會面是在「巴黎的藍天」下,蘋果的白花在柔和的微風中閃光。博士遠從意大利專程來到創價學會的巴黎會館。

最初是在會客室招待,但我提出「臨時動議」說:「不好意思,房間太小了,外邊的庭院很漂亮,所以我們在外面談,好嗎?」而博士也微笑的回答:「好主意!」,他似乎也「非常討厭形式」,他馬上起身,俐落的動作令人印象深刻,他是個「行動派的人」,長年在商場爭戰中生存下來的人。

此時,博士已66歲。那天是1975年的5月16日,剛好是夫人瑪麗莎女士的生日,在如此重要的日子,為了配合我的行程專程前來,我感受到他的溫馨誠意。

因陽光很強,所以在綠色的草地上撐起橘色的遮陽傘。再搬來沙發後,庭院搖身一變成為沙龍。

「比IT革命更重要的人間革命」

不時從沙發探出身子,博士說:「截至目前為止,人類經歷了產業革命、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等『三種革命』。任何一種都是『人類外在的革命』,但是那些革命是為了什麼?應如何運用呢?那智慧,完全處於未開發狀態。令人驚訝的,無事不知的人類,對於自身應如何行動,卻意外地全然無知。即使技術進步了,但文化面卻有如化石般停頓不前,而為了彌補此落差,需要『人類的精神復興』,『人類自身的革命』。」

如果在現在,博士可能會說:「比IT(信息技術)革命更重要的,是人間革命」。

「成長的限度」

在那次會談的3年前,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第一份報告「成長的限度」,震驚全世界。其中警告「以現今的步伐持續地增加人口及工業成長的話,不到100年,便會面臨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糧食不足等悲慘的結局」。

翌年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石油會用盡」的恐慌瀰漫全世界。不用等到100年,報告上所指出的狀況,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任何人都為「眼前的豐裕生活不保」,感到不安。

但是,貝恰博士最想說的並不是「資源會用盡,所以用別的資源來取代」這種層次的事。而是主張以「更加豐裕」、「更加發展」、「經濟更加成長」為唯一目的向前猛進的「軌道」本身就是錯誤。只要循此軌道前進的話,無論是何種資源,都會被加速地消費,大自然一定會被污染。

博士談到「生活在現代的這一代人類至死為止消費的資源,超過了人類世世代代祖先們至今所消費的資源」。究竟為了什麼?貝恰博士說:「人類的心靈已被經濟成長的『神話』所污染」。

今年要比去年、明年要比今年增加生產,增加消費。如不這樣做,就無法戰勝經濟競爭,公司會倒閉、政治家會落選。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持續向前衝。

結果,不管地球變得如何,或其它被壓榨至一無所有的國家陷入窘境,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發展」這字眼成了「現代的符咒」。對於隱藏在「虛有其表的希望」背後的未來悲慘結局,視而不見。

瘋狂的時代?

在發展中國家連生存用的「淨水」都缺乏,一天有超過3萬名幼兒死亡,平均「兩秒鐘一人」死去。另一方面,在「萬物俱全」的發達國家中,為了經濟成長還不斷地製作、販賣「新產品」,一面浪費龐大的資源。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只要有三架最新型戰鬥機的預算,就可以為全世界的小孩做預防接種,可以使他們免於生病。

難道付得出「殺人」的預算,卻沒「使人活下去」的預算嗎?這不是很奇怪嗎?

若從未來回顧現在,可能會被稱為是「瘋狂時代」,話雖如此,現在人們卻自豪這是史上最進步的社會,這不是很奇怪嗎?

人生的奮鬥原點

事實上,貝恰博士是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向我推薦「希望今後能與他對話」的有識之士之一。貝恰博士也知曉我與湯因比博士的對談。他帶著小說《人間革命》來,而且主動提及創價學會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對於牧口首任會長的獄死及戶田第二任會長獄中的抗爭,他也非常清楚。

我說:「貝恰博士不也是獄中的鬥士嗎!」

眼前博士的風采,令人感受到在其寬厚的胸膛深處,有著鋼鐵般的信念。

我一直想請教博士的精神原點——當大家都不願挺身而出的現今,「那麼由我來吧!」這一人奮起的戰士,他胸中存在的理念。

在參加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時,博士已經是位成功的實業家,在法國、俄羅斯、中國等地累積豐富經驗。返回祖國後,加入地下組織活動。

1944年2月被捕,當時墨索里尼政權已處於崩潰狀態,同盟國的納粹德國已控制了意大利。

博士當時35歲,「在黑暗的牢房中,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存在意義。當不安不斷地朝我襲來時,我一心一意只這樣想:『將來,絕不允許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忍受拷問

博士被捕時,正帶著運動的最高機密「軍事計劃書」及「暗號表」,情勢相當危險。

「只要讓貝恰招供,就可以破壞叛軍的計劃」——為了獲得情報,毫不留情地嚴刑拷問。

他說:「那是相當殘忍的暴行。憎恨與狂信使他們的手段更加殘酷。」

持續的拷問下,博士從未吐露一字。某日早上,一位婦人為了尋找失蹤的兒子來到監牢,看著在庭院中被拉著到處走的人,她驚訝地倒吞了一口氣:「莫非,那是貝恰先生?」博士的顏面已經無法辨識,但她記得博士身上穿的大衣。

「要儘快通知同伴們!」

同志們立即發出宣言:「若不停止嚴刑拷問,將對法西斯幹部下追殺令!」

於是法西斯軍停止拷問,但附上條件:「若軍隊的幹部有任何一人被害,將當場槍決貝恰」。

如此,暫且保持住危險的平衡。

在獄中,為博士辯護的友人,也被反覆地處以粗暴的酷刑,為了就是要取得對博士不利的證言,但那位友人始終如一守護博士。

「在牢獄中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信念及人性。平日慣於對人發號施令的人最為脆弱。反之,沈默安靜的人在極限狀態下反而顯得堅強,我最厭惡背叛者。」

被囚禁了11個月,戰局也漸漸顯現出法西斯陣營的敗相,而同時復仇的危險也一步步逼近博士。

在千鈞一髮之際,害怕戰敗後會遭報復的一個軍方幹部,暗中將博士釋放,那是1945年1月,在一個幾乎被凍僵的寒冷早晨。

「入獄經驗是我的幸運」

「我真是吃盡了苦頭,但愈是被欺虐,愈鍛鍊了我的信念,也結識了絕不背叛的友情。所以,相反的也可以說『從法西斯主義學到了東西』。」博士微笑地聳聳肩膀,附加一句,「因此現在,我的心情已經是原諒他們了。」「那11個月對我而言,真的是很幸運。」能如此暢言的博士的勝利姿態,我為之感動。

在獄中,博士看盡了人類「極惡的一面」,同時也得知了人類「最崇高的品性」。「我明白了在人的體內有著追求大善的偉大力量,儘管平常處於沈睡狀態,但嚴然存在心中。我終於明白了!」

60歲的新出發

戰後,博士為祖國的經濟復興盡力,成為一位成功的實業家。但是,在「跨越赤道三百餘次」的東奔西走下,一股疑團逐漸在心中擴散。

盡力於「成長」或「發展」之事,可稱之為善嗎?無論如何努力,其活動如果將世界全體推向毀滅之路的話,就結果而言,豈不是毫無意義嗎?

人口每年約以1億人的速度在增加,21世紀中期便會增加至100億人口,而農業生產速度無法趕上。砍伐森林如果也以同樣的速度進行的話,100年內森林便會消失,地球的溫室效應會持繼進行。

納粹犯了「滅絕種族」的罪行,但是,現在全體人類卻持續犯下「滅絕環境」的罪行。

博士在牢獄中曾發過誓,「如此的野蠻,將來絕對不可再重蹈覆轍」。他在1968年對知識分子呼籲,在羅馬召開會議。各領域的專家俯拾即是,但現在最需要的是立於人類未來「整體觀」上,願意負起責任挺身而出的人。

因此,跨越各學界領域的團體「羅馬俱樂部」成立了。

博士的「第三人生」——「從60歲開始出發」。

友情的回憶

從巴黎的「藍天沙龍」開始,我們之間的對話,直至博士過世為止,持續了約10年,直接會面了5次。

第二次在東京的會面,博士在「今天來,明天走」的匆忙行程中,還到聖教新聞社訪問。

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時,博士由羅馬親自開著小汽車,花了4個小時前來,而且,前一天他才由倫敦返國,真令我過意不去。

那時著手進行的對談集《為時未晚》,博士也是全力以赴。在澀谷區的國際友好會館迎接他時,我們在小小的庭院中並肩而行,由於太過投入話題,所以要時時小心不要掉入池子裡。

博士說:「這庭院真美,可是世上沒有比真摯的友情更美。」與其說是說給我聽,那口氣像是在喃喃自語。

最後的會面也是在巴黎,1983年6月,博士辭世前9個月的事。那天博士在美國開完會後,由巴黎機場直接到我下榻的飯店。但那時,在機場的行李全部失竊了。博士雖察覺有異狀,但為了遵守與我約定的時間,延後申報失竊的手續而直接開車前來。博士沒有繫領帶,一襲便裝的英姿,看來莊嚴、英挺。

「今後可能會有傳媒的指責或中傷。但是無論變得如何,都希望能延續這份深厚的友情!」那是他給我「最後的一句話」。

以長遠的眼光

博士最討厭新聞媒體「短視」的傾向,因為那是與博士完全兩極的態度。

博士一直強調,如果沒有「長遠的眼光」,不論討論什麼、如何努力,都會成為白費。如果知道搭乘的船航行在最後會相撞的航線時,「一開始應做的事」不就是馬上變更航道嗎?只注視眼前的海浪,哪能看得到什麼?

對於羅馬俱樂部的活動,也有許多媒體給予冷嘲熱諷,貝恰博士被譏諷為「毀滅的預言家」。也有學者附和這種不負責任的論調,嘲笑說:「他們的擔心和18世紀的人類擔心『馬車若再增加的話,世界會被馬糞給埋了』一樣,不考慮技術的進步。」

他被共產國家稱為資本主義者,而被資本主義國家稱為共產主義者。在發展中國家被指責是「剝奪我們發展的空間,反正有錢人不會知道窮人的感受」。但是博士們的正確言論,逐漸受到廣泛的支持,「地球的有限性」也是現今人類的共識,從過往堅持「豐裕生活」的醉夢中清醒。

以聯合國的「地球高峰會議」(1992年)為首,國際組織、各國政府、民間團體已開始著手處理「全球問題群」。

博士孤獨的一步,已轉變成人類的一大步。

過世前的12小時亦然

1984年3月14日,這位先驅者以75歲之高齡長眠,結束勤懇奮戰的一生。直到辭世前的12小時,博士仍執著在病床上口述著作。這未完結的遺稿被命名為「給本世紀末的備忘錄」,之後雖發表,但博士卻已無法親閱。

其中一節是:

「我們無法阻止(技術的)進步,人類唯一的依賴是『提升人類的品質』。因此,應學習如何駕馭自己釋放的『技術之虎』的方法,明日的主角不是機械,而是人類自身。」

提升人類的品質——博士起初稱此為「人性革命」(Humanistic Revolution),之後改為「人間革命」(Human Revolution)。在過世前一個月的遺稿中寫著「我們需要的是,生命的新哲學」。

繼承偉人精神

博士過世後,我與他兩位公子——羅伯特・貝恰博士(Roberto Peccei、物理學者)、里卡爾多・貝恰博士(Riccardo Peccei、社會學者)分別會面。

與里卡爾多博士是在英國會面,談到對其父親的回憶,我說「一位偉大人物過世後,人類在不知不覺中遺忘其理念及精神,而被自己利己的心所牽引,這是人性的醜陋弱點。貝恰博士所追求的理念及目的,我們必須嚴然地繼承,這是此時最重要的事。」

現在,羅馬俱樂部在第三任——霍夫萊特涅爾(Ricardo Diez-Hochleither)會長的領導下,繼承博士遺志,展開深具影響力的活動。公子告訴我,「晚年父親常這麼說:『可以改革世界的是青年,靠青年的人間革命可使世界改變』」。

博士生前也很重視創價學會的青年部,說他們:「將友情擴展到世界上,從事最尖端的活動」。博士寬大人格如慈父一樣。

他如哲學家般注視「遙遠的將來」,同時也以經濟人的「當機立斷」為宗旨。這兩方面,都是出自對人類的愛,此亦是博士偉大之處。

思念博士時,便會想起那巴黎的「藍天」。希望人類未來如那藍天般,光輝明朗——相信博士是以此般心情持續奮鬥。一想起博士,我耳邊就響起他的話語。

「經濟成長有界限,但人類的學習是無界限的。」

「外界資源有限,但人類內在的財富是無止盡、未開發的,啟發它的是人間革命。我們為了推進人間革命,必須竭盡所能去做。」

「池田會長,我們所見略同,一起努力吧!讓我們攜手,為了21世紀!為了我們的子孫世代!趁為時未晚!」

來源: 《聖教新聞・暢談世界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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