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世界大學的道路——北京大學
本文為「通往世界大學的道路」系列散文之一，最初刊登於2006年9月24日《聖教新聞》。
於北京大學的紀念演講（1990年5月，北京）
「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我觀北大》）
這是在北京大學任教六年的文豪魯迅先生的話。
魯迅先生達觀到北京大學貫徹的「向上精神」，牽引著中國的改革和前進。
與「大學」的交流就是與該國的「未來」進行交流，連結起青年人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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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也曾六度訪問北大。
周總理是何等重視學生，何等重視青年啊！
回想起，總理對比他小三十歲的我說：「因為你還年青，所以我重視與你的友誼。」
那是1974年12月5日於嚴寒的北京夜裏與總理會見時的一幕。
總理當時沉痾纏身，邊抵抗四人幫的陰險迫害，邊一心一意地為開拓中國的未來燃燒自己的生命。
而我於其六年前（1968年9月8日），罔顧一切非難中傷發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我選擇了在學生部總會席上發表。那是因為青年就是開啟新歷史的力量。
「池田會長數度主張，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有必要用盡種種方法。對此我實在非常高興。」
周總理比誰都知道，我為兩國的和平友好奮不顧身地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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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中，我對鍾愛的青年們如此訴說：
「當諸位很快將成為社會的核心的時候，日本青年和中國青年應當能夠互相攜起手來，歡快地為建設光明的世界而努力。」
與總理會見前兩天，我前往北大。在捐贈圖書典禮上，我也申明了這信念。
因為想和中國的青年人交談，我訪問了位於大學正門側邊的外文樓。十五名日語系學生正在那裡等我。
聽說他們學了八個月日語。我主動當「考官」。
「如果在學生時期能到外國去，你想去哪裏？請用日語回答。」
「當然是日本。」一名學生隨即以流暢的日語說。「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一定要去一趟。」陸續出現了這樣的回答。
我高聲回應：「我熱烈歡迎大家！」他們認真的態度讓我感動。
其實這個12月的二度訪華是突然決定的。
記得接到北大透過中國大使館向我傳達的邀請時，已經踏進了11月。
因為6月首度訪華時寄贈給北大的五千冊圖書已經運到，所以校方誠意邀請我參加捐贈紀念典禮。
想到當時出入境等事情，實在是非常倉卒的決定，更何況北京已是隆冬季節。周圍猶疑不定。
可我心意已決——「迎向北風走吧！」
因為我在9月訪問蘇聯時，得到柯西金首相的親口允諾「蘇聯不會攻打中國」，所以我一直想儘早再訪中國。
就是因為我決心訪華，才實現了與周總理一生一次的會見。
而且，總理更將萬代友好的接力捧交與我。
倘若錯失了這次「時機」，便無法與總理見面了。
翌年1975年，創價大學接收了新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的六名英才。
我視他們為總理的分身，親自當擔保人，真心誠意地歡迎他們。
如今他們已人人獨當一面，肩負重任，更有擔任大使的。我無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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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一百零八周年的北大的歷史，就如近代中國一樣動盪。
1919年，成為中國新民眾革命導火線的「五四運動」，也是由北大學生帶領發起的。
當時在北大等任教、注視著這群青年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洞悉：中國欲從精神底部開始改變，不久將來將成為大大地貢獻世界的國家。
有一位教育家被杜威博士激賞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校長」。
那就是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1868－1940）。蔡校長差不多與創價教育之父牧口常三郎先生（1871－1944）同一世代。
蔡元培校長奮身對抗軍閥政府的鎮壓，將北京大學構建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鍛鍊學問和人格」的學府。
就「五四運動」來說，蔡校長並不贊成學生參加遊行。他認為追求學問才是學生的本分。
然而5月4日，當學生被拘捕時，他奮然站起來，與其他大學校長主張「由校長來承擔罪罰」，為營救學生三日三夜東奔西跑，與當局持續直接談判，終於使學生們獲釋。
5月7日，獲釋的學生們回到校園。在歡聲四起之中，蔡校長熱淚盈眶。一名學生追憶說：「那一刻，我一生不忘。」
專心致志辦教育的蔡校長到了古稀之年仍沒有自己的居所。
他的學生和北大的同僚提出要為他建了一所房子——我們終生不忘老師的大恩，要將老師的偉業永留後世。人人心懷此念。
為教育奉獻一生的老師與報答師恩的學生——引領近代中國學問的教育城堡，脈動著此崇高師弟精神。
與中國的友好，是作為弟子的我，傳承自與瘋狂軍國主義對抗到底的先師牧口先生和恩師戶田先生的。
胸懷此師弟夢想的我往來的友好金橋，一直也與北大連接著。
1984年，中國最先頒授名譽教授稱號給我的學府也是北京大學。
其時，為頒獎典禮竭誠盡力的是擔任副校長的季羨林先生。
季先生是中國的「國學大師」，是語言學、印度學、佛學泰斗。
其後，我和季先生及其愛徒梵文學家、法華經寫本專家的蔣忠新先生出版了對話錄《暢談東方智慧》。
持之以恆才能將友情提昇為「真友情」。
在天安門事件翌年1990年，中國仍處於被國際孤立的狀態，我率領三百名學會員訪問中國。
這次我在北大進行了第三次演講。
第一次是1980年，講題是《尋求新的民眾形象》。
第二次是1984年，講題是《走向和平之康莊大道》。
這此的講題為《文化之道、文化之橋》。
我訴說：「政治、經濟之『船』，需要『人民』這大海，才能夠航行。人民和人民間心的聯繫是眼看不見的，但正因為看不見，所以才牢固。」
不管經濟或政治遇到怎樣的風浪，只要其根底有著民眾與民眾「直接聯繫的友情」，友好的水脈是不會中斷的。當中重要的是青年與青年、學生與學生的交流。而此人性交流的動脈就是「大學」了。
而今，北大派遣到創價大學的教員已超過三十人。當中更有父子兩代同為創大交換教員的。
這些年來，我也有很多機會和當時參加我的演講和圖書捐贈典禮時結識的北大學子歡聚。
創大派到北大留學的學生也近百人了。美國創大的學子也開始到北大留學。
榮幸的是於2001年，北大設立了「池田大作研究會」，由賈蕙萱教授擔任會長。北大又再起了牽引作用，如今亞洲已有十三所大學設立了研究創價思想的研究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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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月，我初訪綠茵映照的北大時，校方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歡迎我。
「中日兩國友好萬古長青」——北大贈送我的攝影集裏題寫了這句話。
以來三十數載。今年3月，在鄰接北大校園的大樓裏開設了創價大學北京辦事處。
開幕典禮獲中國四十四所大學和學術機關約百名的來賓光臨。擔任名譽處長的北大王學珍教授滿懷自豪地說：「北大最初締結交流的日本大學就是創價大學。」
以北京大學為源流的和平友好大河，正朝著亞洲以及全球青年共生共長的「希望未來」滔滔奔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