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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搖籃出發的新絲路(土耳其,安卡拉大學, 1992年6月24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92年6月24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學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尊敬的塞林(Serin)總長,山口日本大使,諸位先生,今天非常感謝各位。

  剛才,「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第一任總統所創立的、富有傳統的安卡拉大學授與我名譽博士,在此謹致謝意。

  並且還給予這樣的演講機會,使我感到無比的光榮和喜悅,在此向塞林總長等有關人士,在座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謝。

絲綢之路連結既遠而近的國度

  一位通曉土耳其狀況的日本人士稱貴國是「既遠而近的國度」。確實,從地理上看,兩國一在亞洲大陸的西端,一在東端,相隔遙遠,可是文化的、民族的距離卻近得驚人。

  三個多月前,我曾有機會與出生於貴國的著名人類學家、哈佛大學的努爾・亞曼(Nur Yalman)教授暢談,當時的話題也是兩國的相近性。

  土耳其民族的源流也在中亞,而且,大概是因爲兩國有悠久的民衆交流之路——絲綢之路相連結,在語言、風俗、習慣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類似。用亞曼教授的話來說,兩國是「自然的同盟國」。

  土耳其人特別重視友情,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我非常敬佩貴國的精神,即「arkadaclik(同志、友人關係)」一辭所表示的以信義、友情爲重和富於勇健之心。

  近代日本和土耳其開始交流以來百餘年,與貴國送來的友情信息相比,不得不說我國回敬的「訊號」太微弱了。

  通過創價大學、民音等,我曾略盡綿薄之力,促進日本與貴國的文化交流。今後,我決心繼續爲新世紀的兩國的友好貢獻全部力量。

以大眾的才智決定意向的時代

  世紀末的今日,激動的二十世紀向我們提出什麽要求呢?

  可以說就是新的和平秩序的形成。其形成不是依賴於財富、權力等硬能手段,而是靠組織、規則等軟能手段。正如塞林總長前年在創價大學講演時指出的,「從絕對的單一權力和主張的時代,轉向以大衆的才智決定意向的時代」。

  我認爲,只有把聯合國這不完全的國際組織、規則改造得更爲寬泛、更爲緊密,才是通向和平的途逕。作爲NGO(非政府機構),我們一貫協助、支援聯合國。爲建構這樣的組織、規則,需要的是對此寄與期望的世界輿論,和培養這種輿論的精神基礎和時代。在此,我想重新注目於貴國的凱末爾主義。

  誠如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三個大城市所象徵的,貴國處於東西十字路的要衝。又如七百年前貴國民衆詩人埃姆萊(Emre Yunus)所謳歌——「我不是爲爭鬥生於斯世,唯有愛才是我人生的使命」,貴國脈動著普遍的人道主義。

卓越的選擇

  我認爲産生於這塊土地的凱末爾主義的本質,不僅僅是一種西歐化,而是長期治亂興亡交錯的歷史經驗所培養的選擇,是文明搖籃放射的光彩。

  無須贅言,凱末爾主義由六個原則構成:1.共和主義2.民族主義3.人民主義4.國家企業主義5.世俗主義6.革新主義。而我關注的是,在這些制度深處,平靜而確實地流貫著的追求普遍性和敞開的精神。

  凱末爾・阿塔圖爾克(Ataturk,意爲「土耳其之父」)總統的最終願望就在於土耳其民族的覺醒,但是,正如總統的格言「珍惜老朋友,結交新朋友」所示,凱末爾主義並未陷於偏狹的民族主義,而是向普遍性的全球主義敞開門戶。

平衡感覺和自我抑制力

  我這樣說的第一個理由,在於凱末爾主義瀰漫著出色的平衡感覺。第一任總統是勇猛而果敢的實踐家,是時而充滿激烈感情的人。同時,他又以強大抑制力控制自己的行動,經常保持著非凡的平衡感覺。

  在歷史上,像凱末爾總統那樣自身不受事業所牽制的人是罕見的。湯因比博士曾驚歎他在一代完成了相等於西方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法國革命」、「産業革命」等偉業。總統那種平衡感覺、自我抑制力實在值得大書特書。

  差不多同年代的權力者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都成爲了權力魔性的俘虜,跌入毀滅之途;相反,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同樣手握強大權力,卻了解到魔性爲何物,與前者形成鮮明的對照。

  他嘗試禪讓政權尤其有名——爲促進土耳其近代化、民主化,主張廢除一黨獨裁,主動成立在野黨。遺憾地這些嘗試由於爲時尚早而未至成功,但大權獨攬者主動讓位,是絕無僅有的壯舉,儼然銘刻於近代史上。

  平衡感覺的事例不限於此。一邊鑑於奧斯曼帝國時代的苦難經歷,提防外國借引進外國資本等機會介入,一邊爲促進教育而積極迎請外國教師,這種開明性,也應歸結於他非凡的平衡感覺和自我抑制,是偏見的排外主義者所望塵莫及的。

  而且,確立新生的土耳其領土後,對外從不曾動用過武力。再者,不贊成「泛土耳其主義」,也是卓識遠見的平衡感覺。

  這樣的資質,實際上不正是現今地球時代的迫切要求嗎?

  因爲所謂平衡感覺、自我抑制,就是嚴格擯棄自以爲是的獨善和偏見、從與他人的比較上客觀地看待自己、將自己正確地置於全體之中的能力。

  具有這種能力的人,才能具有平衡本國與世界、個別與普遍的開敞精神,才會有志於推行普遍性全球主義。我確信,只有在這種精神基礎上,才能成立正確、平等處理國際關係的組織和規則。

公平、中庸之德

  第二任總統伊諾努(Inonu)繼承第一任總統的遺志,建立複數政黨制,實現了通過選舉交替政權,對其劃時期的意義,湯因比博士評價爲「對於政治上的公平和中庸觀念來說,是值得紀念的勝利」。

  這裏所說的「公平」、「中庸」,不消說,就是我所講的凱末爾主義的普遍性志向和開敞精神的重要要素。

  第二,凱末爾總統作爲開明的領袖始終站在民衆一邊。普遍性不是天馬行空,而是要滲透民衆的大地,讓民衆心心相傳,進而超越國境,連結地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衆才是普遍性的「大地」,是它的「母親」。

  我曾這樣謳歌我心中的民衆像:

  「民衆啊

  你才是現實,

  離開你,世界就變得虛幻

  …… ……

  缺少你的科學是冷酷

  缺少你的哲學是荒蕪

  缺少你的藝術是空虛

  缺少你的宗教是無情」

  正因爲如此,1926年8月凱末爾總統在國民議會所作的有名演說才強烈地震撼人心。

  「偉大的運動必須完全把它的根子深深紮入人民的心底,這才是一切力量的偉大的根源。除此之外,就只有廢物和灰塵。」

  不用說,這無所畏懼的自信來自他的無出其右的實績。

使民眾的心態為之一變

  投身於民衆之中,無論在戰場,還是在政治或教育的現場,與他們一道戰鬥,同甘共苦,喚醒每一個民衆作爲土耳其人的自覺和驕傲,在這方面,凱末爾總統的名字永遠光輝燦爛。

  凱末爾總統踴躍挺身,爲倦於戰鬥、處於自失狀態的土耳其人帶來勇氣。由於民衆的心態爲之一變,從危機存亡中解救了祖國,建設了新生的土耳其。而且,這種民衆的自覺,定能發揮其力量,成爲堅強的世界市民隊伍。

  覺醒了的民衆定能組成普遍性的連帶,這是一個法則。而其先決條件就是教育。

  從凱末爾總統與民衆的共同戰鬥中,我察覺到普遍性的搏動,因爲教育被置於首位。一看顯得急進的凱末爾革命,其實也是一種以教育爲機軸的漸進主義。這不正是革命成功的最大秘密嗎?

  能使民族、文化這個別的因素融和爲普遍性的東西,只有依靠包括對話在內的廣義的教育。

  我與努爾・亞曼教授都同意這一點。他說:「只有靠教育,人才能超越背景的不同,發現‘共通’點。我們要脫出屬於什麽‘流派’的想法,而立足於人類這基層來思考。」這實在是至理名言。

  教育才是通向普遍性的、和平世界的唯一道路。

  其實,凱末爾革命也堪稱一大文化革命,側面諸多,但我認爲都沒有取得像教育革命那樣顯著的成果。

  凱末爾總統率先拿起粉筆和黑板,奔波於土耳其各地,把自己創製的土耳其式羅馬字教給人民,那崇高的身影清晰地浮現在我的心裏。

好國民同時是世界市民

  凱末爾主義以教育來建設「新的土耳其人」、「新的土耳其」。而且,高瞻遠矚,設定了超越一國框框的有著普遍性價值的「文明」。

  1921年第一任總統說過:爲拂去民族內部長年的敵對情緒,「不是靠軍事的勝利,而是靠達成近代知識和文明的要求,和實際達到一切文明民族所實現的文化水準」。

  由於文明化,土耳其人作爲世界市民,體現了全球主義,就是說,好的土耳其人,同時亦能成爲好的世界市民。

  對於文明進步、人類進步的如此樂觀的看法,確實只存在於施本格勒(Spengler Oswald)的《西方國家的沒落》所象徵的、以歐洲爲中心的進步史觀崩壞以前。之後,歷史的進步絕非如一路上坡般單純。

  再者,本世紀的文化人類學推倒了西歐價值觀的支配,認爲文化無分先後,確定了「文化相對主義」的潮流。

  接著,我想指出的是凱末爾主義的「初衷」,即志向普遍性,以開敞精神參與世界史的主流,這種生氣勃勃的「初衷」。

  相信不只我一人,會認爲那不單是一種理想,而是實際上在效法歷史上的某一個模式。我認爲年輕的凱末爾如飢似渴地學習的,正是新生土耳其的憲法和教育制度視爲楷模的「大革命」時的法國及法國人。

  本世紀法國的優秀哲學家韋伊(Simone Weil)說:

  「大革命把屈從於法蘭西王冠下的諸地域住民融合爲一個整體,而且灌注了國民對主權的熱忱。被權力作成法國人的人們,靠自由的共同意志成爲法國人。不是法國人的人們當中,想成爲法國人的人也很多。」當時,「法國人」一辭裏蘊藏著充滿魅力的音響。

  倘若把法國人換上土耳其人,我相信,韋伊的文章就會鮮明地映出要創造新的土耳其及土耳其人的凱末爾總統的構想。

  總之,位於東西文明十字路口的貴國的作用,近年來一躍而爲人矚目。

世界的流動聚集於土耳其

  我認爲,那不僅是經濟、宗教、或民族因素,而是受到凱末爾主義所體現的普遍性、開明性的影響所致。

  從這點來看,最近活動不斷加強的,是貴國的基本路綫,即「對內和平,對外和平」的大步前進。進而甚至使人預感到,日本將來也可以參加這熙來攘往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往返於「新的絲綢之路」。

  在那「精神的絲綢之路」上,更深更廣地共有「人的尊嚴」、「與自然的諧和」、「對未來世代的責任」等價值觀,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它也通向解決環境問題等「地球性問題群」的合作。

  作爲世界和平的貴重的里程碑,我也要全力以赴,貢獻微薄之力。

  最後,請允許我再引用一節埃姆萊的詩,以寄託我的心意,結束這次的紀念講演。

  「世界是我生命的支柱

  世界上的人民與我是同一民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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