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地球的價值創造（2014年）
2014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紀念1月26日的第三十九屆「國際創價學會（SGI）日」，SGI會長池田大作以《變革地球的價值創造》為題，發表了紀念倡言。
倡言中，首先提及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所帶來益發嚴重的受災情況，以及今後為了應付這些天災人禍而需要提高人們和社會韌性（resilience）的意義。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作為每個人都可以實踐的挑戰，提出三個要點：
①經常以希望為出發點的價值創造
②團結互助來解決問題的價值創造
③喚醒自他善良本性的價值創造
並通過南非共和國納爾遜・曼德拉前總統的信念，日蓮佛法所說的「誓願」的生活方式和「十界互具論」，呼籲建設所有人的尊嚴皆能被重視的社會。
繼而，作為令這挑戰步上軌道的方策，提倡把教育和青年加進聯合國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以及在聯合國的框架中設置「全球公民教育計劃」。又強調加強與鄰近國家間應付災害和異常氣候的合作，可以改變國家安全的質素，提議在亞洲先行樹立一個榜樣，推進「日中韓首腦會談」，積極進行對話。
最後提到核武器問題，提議於廣島、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七十週年的明年，舉行一個以世界青年為主的「廢除核武器首腦會議」，通過為核武器時代劃上休止符的宣言和發表核武器非人道影響《共同聲明》等。在這基礎上喚起國際輿論，早日締結《核武器公約》。
以下為本文
為紀念國際創價學會（SGI）創辦日（1月26日），我要和大家一起思考如何能把二十一世紀的潮流導向希望、團結與和平的方向，以及探討如何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讓所有人的尊嚴都受到尊重。
去年，世界經濟有著輕微恢復的跡象，各國的軍事預算也出現減少傾向。但與這明朗的徵兆成對比，國際上的糾紛和內戰所帶來的人道危機接二連三地發生，而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也相繼帶來嚴重的禍害。
尤其是日趨嚴重的敘利亞情勢。糾紛進入第四年，二百三十餘萬人被迫逃亡外國，而六百五十萬人在國內也要強忍避難的生活（注1） 。我衷心祈願儘早停戰，確保人道支援能順利進行，齊心合力去恢復國家的和平。
去年（2013年）11月，史無前例的猛烈颱風襲擊菲律賓，六千餘人犧牲，約四百萬人成為災民。為了阻止人道危機事態惡化，盡快救援處於惡劣環境下的難民和災民，我們需要國際社會強力的支援。
近年來，由於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禍害越來越嚴重，除了呼籲國際社會加強支援，還要早日從「如何防備如此的威脅」、「面對危機時如何應對，如何重建」等觀點去考慮。為此，一些專家指出需要提高社會的「韌性」（resilience）。
「韌性」一詞本來多用於物理學範疇，指物質遇到外部壓力後要恢復原有狀態的「彈性」。現在套用於，當遇到環境破壞或經濟危機等嚴重打擊時，使社會恢復原狀的「社會恢復力」。最近這概念在各個範疇備受矚目。
在自然災害範疇來說，就是指加強防災與減災（減低災害程度）等能抑制禍害擴大的「抵抗力」，重視遇到大型災害時能克服眼前困境並指向復元的「恢復力」。
為此，一方面要加強建築物的抗震力，整備社會陳腐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人的因素。如美國作家安德魯・佐利（Andrew Zolli）和安・瑪麗・希利（Ann Marie Healy）寫道：「在我們訪問過的地方，社會韌性強的地方，一定有一個堅實的社區。」（注2）
就是說，有必要著眼於在日常生活中培養起社區中的人際關係，建立堅固的人際網絡。這些無形的「社會資本」（注3） ，關係到從底層支撐著社區和社會的「人的意志和活力」，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有關這韌性的重要性，我和和平學者凱文・P・克萊門茨(Kevin P. Clements)博士在進行的對談中也成為話題。我們都認為，這不僅限於災害時的事後對策，甚至對於變革社會的根基方面，例如聯合國所做的從「戰爭文化」轉到「和平文化」的呼籲也有著重大的意義。
本著這個觀點，我認為不要把韌性這概念所包含的豐富可能性只侷限於「應對災害等威脅的能力」這範疇，要積極地把它擴展為「為開創一個希望的未來而應該發揮的能力」，發展為一個人們積極參與發揮的挑戰。就是說，不但是一種應對威脅的能力，也是一種以創造未來為目的，在任何社區，無論是誰也能參與的「韌性強化運動」。通過這人類合力推進的大業，為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建築一個寶貴的基礎。
展望這遠大挑戰，令我想起二十世紀偉大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所說的話：「我們的命運並非注定要讓歷史重演。我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令歷史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注4）
這裡所說的「令歷史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變化」究竟指什麼呢？我認為就是在每個人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了人類、社會和未來，不斷地挑戰，創造出唯獨自己方可創造的價值。
2002年，對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作的倡言中，我呼籲「看似繞遠路，不過我確信一切還是要回歸到人，唯有從開拓、變革人的生命出發的『人性變革』（日語：人間革命），才是實現『全球變革』的王道。」
我們SGI所說的「人性變革」，是發掘每個人內在擁有無限可能性的自強過程。所以，假如只侷限於個人的內在變化，就無法盡情發揮其真正的無限價值。從這「內在變化」所產生的勇氣和希望，昇華成為能改變嚴酷現實、創造價值的力量，才能掀起「社會變革」。只有積聚如此個人和社會的變革，才能一步一步踏實地走向解決人類面對的各種全球性問題的「全球變革」之路。
在邁向「全球變革」的路上，沉溺於苦海的人民重獲笑容，而通過他們的自強過程，又引發無限的可能性，同心協力勇於向全球性問題挑戰——如此微觀與宏觀的變革雙管齊下地前進，掀起變革時代的浪潮，我認為這就是「創造價值」的挑戰。
這次，為了提高人民超越各種威脅的韌性，更而構築「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作為其原動力，我要就以下三個觀點提出意見。
①經常以希望為出發點的價值創造
②團結互助來解決問題的價值創造
③喚醒自他善良本性的價值創造
經常以希望為出發點的價值創造
2013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簡稱ATT)。這是第一個管制常規武器進出口貿易的條約。其內容囊括從坦克、戰機等大型武器至小型武器及輕武器的常規武器。
跟《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殺傷人員地雷及銷毀此種地雷的公約》（Mine Ban Treaty）、《集束彈藥公約》（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一樣，這條約也是因為非政府組織(NGO)的大力推動和支持而得以通過的。這些充滿希望的例子，都證明了只要秉持明確理念，民眾齊心合力起來行動時，定能為歷史帶來嶄新的變化。
作為長年以來一直呼籲管制武器買賣的其中一人，我熱切期望這條約儘早生效，以避免侵害人權和殘虐行為的武器擴散。
現今的世界，糾紛和內戰頻頻發生，武裝勢力和犯罪組織的暴力行為橫行於世，肆意剝奪他人的性命，或令人終生留下身心的創傷。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為了爭取婦女接受教育權利，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二年前遭塔利班槍手企圖暗殺事件。她頭部和頸部中槍，一度情況危殆。奇蹟般地幸獲生還後仍不屈於暴力，繼續她的信念。去年7月，她在聯合國紐約總部上講演，透露了自己的決心。
她說：「我的人生一點都沒有改變，有的就只是我的軟弱、恐懼和絕望已滅，而堅毅、力量和勇氣已生……我還是同樣的馬拉拉。我的抱負還是一樣，我的希望還是一樣，我的夢想也是一樣。」（注5）
之後雖然她仍然受到諸多恐嚇，但一步也不退縮，堅持自己信念的行動。支撐著她的是什麼？是要為和自己同樣受到不合情理的壓迫和待遇而苦不堪言的所有婦女和孩童們伸張正義，要改善目前的狀況挺身而起的強烈意志。
每當遇到天災或經濟危機等突發性威脅，或於日常中一直受到政治彈壓或壓榨人權等威脅，人會因過度的恐懼、悲愴或痛苦而陷入絕望的深淵，不知所以。但是，假如我們讓這種絕望吞噬自己的心靈，陷於無能為力的狀態，不但無法解決問題，還會令同樣的威脅在各地陸續發生，而且益發囂張猖狂。
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囚禁在納粹集中營的悲慘體驗出版成書（注6）的精神病學家維克托・E・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博士說，能超越這絕望的人性之光，只有在「為了某種大義、為了某人而苦惱時」（注7），才會開始熠熠生輝。
弗蘭克爾博士描述當遇到苦難時，人的精神會如何應對：「重要的是，以什麼態度去接受人生中無法迴避的命運的打擊。所有人到最後一口氣為止，都能爭取到體會生存意義的機會。」
博士把這種精神稱為「態度價值」（attitudinal value）。那就是「無論在任何條件、任何情況之下，人生都有其意義」。本著如此理念，面對苦難時，生命光輝會成為其他苦惱人群的勇氣明燈，正是一種「把個人悲劇變為人類勝利」的價值創造過程。
在弗蘭克爾博士遭遇到人生最大苦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日本的思想統制下，為了與軍政府對峙而被收監的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也提出了與「態度價值」異曲同工的「人格價值」，指出傳授這價值觀應是教育最大的目的。
他在出版自己的教育學說時，通過與同樣是教育工作者的弟子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商議，把這學說稱為「創價教育學說」，以表示創造價值的意思。這套《創價教育學體系》自出版以來，明年將迎來八十五週年。
牧口會長在書中舉出一個「人格價值」的例子，說這種人通常不太引人矚目，但一發生任何事情時，周圍的人都會說，「幸虧有他在」等話，備受眾人景仰，在社會上常起到結合人心的作用。（注8）
於現代，以其「人格價值」為世界人民帶來勇氣和希望的良好典範，就是於上個月（2013年12月）去世的南非共和國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前總統。
由於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先生被收監二十七餘年。在獄中，他接到母親的死訊，以及妻子被逮捕、長子死於「意外事故」等噩耗。雖然悲慘的命運接二連三地襲擊，但他毫不屈服，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說：「希望是個強大的武器，即使失去其他的一切也無所謂。」（注9）
之後在孫女誕生時，曼德拉先生為她取名為「Zaziwe（希望）」，一個一直支撐著他長達一萬日艱苦獄中生活的詞彙。他後來寫道：「我確信她會成為種族隔離已是遙遠過去記憶的南非新一代人的一員……這是我的夢想。」（注10）他以堅強的意志，誓言要奮戰到這美夢成真為止。
我和曼德拉先生見過兩次面。雖然我們所走過來的路不同，但是「所有人的尊嚴都被尊重的社會」是我們要耗盡一生實現的共同目標，這個話題令我們談得很投機。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曼德拉先生認為開創出廢除種族隔離這歷史新篇章的，並非自己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凝聚眾多人民努力的成果。1994年5月，在他當選為南非總統之前，面對國民所講的一番話正顯示了他這信念。
「大家為了要使這個國家回歸人民之手，一直表示著穩重和堅毅的決心，所以現在能從屋頂上歡呼：『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注11）
從這一點來看，曼德拉先生的一生就是體現了「人格價值」的實例。那並非屬於某些特別的人，而是所有普通人都俱備並且能夠發揮的。另一方面，弗蘭克爾博士所提出的「態度價值」，則強調無論處於任何嚴厲的環境之中，只要一息尚存就可以發揮到底。這是在價值創造的挑戰中並存的兩種因素。
希望的力量
我們所信仰的佛法哲學，教導我們一種胸懷「誓願」的生存方式，指出無論自己處於如何困難的環境當中，也能夠把這環境作為達成自己使命的場所，編寫出希望的人生劇本。
日蓮(1222－82)於十三世紀的日本，向當時的為政者高呼：「生於王地，身隨心不隨」（注12），顯示出他那不為任何環境所支配的尊貴自由精神。
當時的日本，受到地震、颱風等天災侵襲，民眾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日蓮為了解救深陷苦海的人民，曾接二連三地對當時為政的幕府進諫，指出政道的錯誤。為此，日蓮除了被襲擊、宣判死罪、二次流放，仍宣稱「無一度退卻之心」（注13），為了解除眾生之苦痛而一步不退地堅持他的信念。
接踵而來的災難，令人民差不多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但當時盛行的三種宗教，還散佈著令人完全喪失生存力氣的虛無思想。日蓮奮力對抗這些思想潮流，竭盡所能鼓勵被苦難折磨的人民，指出「如人倒地，還從地起」（注14），申訴萬人的生命中都有能戰勝任何苦難的力量，為他們帶來勇氣。
第一種宗教對於期望從痛苦環境脫身的人鼓吹厭世思想，指引他們到某個虛無縹緲的地方，去尋求問題的解決和幸福。日蓮指責說：「非去此往彼也。」（注15） 又說：「云淨土，云穢土，土無二隔，只因我等之心有善惡耳！」（注16 ），鼓勵人於所在的地方向苦惱挑戰，把那絕望的「悲劇舞台」變為「使命舞台」，並通過自己向苦難挑戰的姿態，讓遭遇同樣苦難的人們也受到鼓勵而重獲希望。
第二種宗教是一種無論社會發生任何悲劇都與己無關，只重視於自己的精神世界閉關自守的「逃避現實」思想。日蓮努力糾正這錯誤思想，指出於佛教中雖然也有作為挽救沉淪於不幸的民眾的方便之說，但那都是為了指點他們放棄苦惱或迷惑等執著而有的一種暫時性教導，而非釋迦本意。
所以就《法華經・藥王品》中「離一切苦」這句經文，日蓮說「離」字應該解讀為「闡明」的意思。（注17） 就是說，不要否定眼前的事物，把它像不存在似的、從自己的意識排除，這樣不但令問題長期化，也使情況益發惡化。應該勇於面對苦難，找出其發生原由，分析究明應如何解決，令社會不但回復到悲劇發生之前的狀況，還比以前來得更和平、幸福。
第三種宗教鼓吹人民屈服於現實，讓他們認為社會呈現的嚴重混亂狀態是難以改變的現實。日蓮痛斥這種想法，通過佛法的「如蓮華在水」法理，強調情況越混亂，人的生命越能夠湧現無窮力量來克服。
蓮出淤泥而不染，開出大朵美麗的鮮花。正如蓮華一樣，勇敢地投身於混亂的社會之中，一邊與現實搏鬥，一邊把它作為磨練自己、讓自己的生命力堅強起來的養分，一步一腳印地汲取。這樣，不但自己能開出「希望」的花朵，也同時可以變革社會的現實。
於動盪不安的現代，面對著核武器的威脅、環境破壞等嚴重問題，一般的風潮也就是盡量避免去想，離得越遠越好。即便是意識到事態嚴重性的人，也會認為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不能改變社會，而放棄去行動。
為了衝破這種迴避現實、氣餒無助的障壁，我們需要有如曼德拉先生所說的「作為人，絕對不可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說，不向不公正挑戰，不向壓迫抗議，不為自己憧憬的美好社會和生活努力」（注18）這種使命感。也需要基於如環境活動家旺加里・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所說的：「我們被召喚到這地球，就是為了幫忙治癒其累累傷痕。」 （注19）博士在這裡敘述了一直指引著她行動的誓願。
剛才引用的「如蓮華在水」，是《法華經》裡的一句經文，描述在釋迦跟前誓願，自願誕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畢生為掙扎在絕望深淵中的人民奉獻地涌菩薩的姿態。
這裡所說的誓願，並非一種期待他人採取行動去改變現狀的願望，也非一種情況不利時就馬上變卦的約定。而是一種無論遇到甚麼艱險磨難，無論需要多少歲月去變革，也一定全力以赴的誓願。那是一種證明自己生存意義的證據。
日蓮強調，畢生實踐此地涌菩薩的誓願，正是佛道修行的本質。我們SGI正是以日蓮的一生作為典範。那是一種在貫徹實踐自己所立的誓願之中，無論遇到任何情況，都把它作為磨練自己的力量、創造價值的機會，關懷鼓勵社區中陷於苦惱的人，以「自他皆幸福」為目標的人生。
在社會貢獻領域方面，作為民間社會的一員，SGI一向支持聯合國，及其為了解決全球問題而展開的活動。關於我們支持聯合國的理由及信念，我在1989年12月和聯合國副秘書長拉菲丁・艾哈邁德（Rafiuddin Ahmed）和揚・莫滕松（Jan Martenson）會談時有如此陳述：「宣揚和平、平等、慈悲的佛法理念，和聯合國所揭示的目標相通。所以支援聯合國，對於我們來說，是理所必然的事。而且，若非如此，作為信仰佛法的人來說，就是歪曲了自己的使命。」
當然，龐大的理想，很多時候並非自己的一代就能完成的。但是正如曼德拉先生或馬塔伊博士一樣，奮力貫徹非己莫屬的「使命」或「誓願」的一生，就會成為永遠指引後人，為後人帶來勇氣的楷模。這個原理，也是日蓮所說「留作未來之佳話，當無復逾於此者矣」（注20）的意思。
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發揮希望，激勵和啟發未來世世代代人——這正是「創造價值」的基礎。我深信，這是人類進行合作、通力解決各種嚴重威脅和問題所需的平台，亦是通往實現「和平共生的全球社會」這理想的橋樑。
團結互助來解決問題的價值創造
接著，我要談及第二個觀點，就是「團結互助來解決問題的價值創造」。
近年來，有關韌性（resilience）的研究顯示了其中幾個主要因素。 例如，佐利（Zolli）和希利(Healy)指出：「有韌性的社區是依賴……以深厚信賴為基礎的非正式網絡來應對及治癒任何紛擾的。由上到下把韌性強加於社會的做法往往會失敗，但當那樣的努力真切地滲透到穿插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時，韌性的強度就會節節攀升。」（注21）
但是，能培育「深厚信賴」，構築「穿插於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的社會資本，年年變得薄弱。同樣的，仰賴社會資本來維持的緩衝地帶，也越來越脆弱，以致所有的威脅和社會上的問題，都直接衝擊每一個人。人們必須獨自承擔這些威脅及問題所附帶的後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或許會選擇沉淪於絕望中，又或許會為了生存而選擇明哲保身，以一己的事為優先。
經濟哲學家塞爾日・拉圖什（Serge Latouche）呼籲，為了讓在弱肉強食的經濟競爭中被捨棄的人能恢復其尊嚴，需要實現一個「正當的社會」（une société décente，不輕視人民的社會）。他也舉出「同歡友好」（conviviality）這價值作為能與他人分享喜樂的其中一個方法。（注22）
在佛法上，也有與拉圖什異曲同工的教導，那就是「喜者，自他共喜也」（注23）的思想。我認為，現代社會所需要的骨幹，就是這種讓社會「輝耀著尊嚴」而不是「富貴逼人」的、能分享喜悅的精神，一種「絕對不會捨棄最痛苦的人」的同理心。可能一般會認為，在這人際關係越來越稀薄的時代，要把社會變得充滿同理心，是無法想像的難題。但我認為，為了逆轉這看似難以抗拒的社會潮流，我們有必要對人類社會的真實本性重新抱持確信。關於這一點，人權運動家馬丁・路德・金博士曾說過：「我們是被相互依存這難以逃避的網所束縛，被一件同一命運的衣裳所綑綁……我們生來就是要一起生活的。」（注24）這樣的形容是最貼切不過的。
佛法思想中的「緣起觀」，與金博士的主張相通。事實上，這世界是由生命相互關聯的網絡交織而成的。無論人際關係在表面上變得如何稀薄，這事實是不會改變的。人的行動可以產生「正面的連鎖反應」。
在世界各地災區採訪的紀實作家麗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強調：「團結、利他主義與應變能力等特徵，宛如點點星座，藏於大部分人之中，在必要的時候會顯現出光輝。災害發生時，人們是懂得如何反應的。」 （注25）重要的是，除了緊急時期之外，如何讓人在平常也能發揮這些往往潛藏不露的能力。
索尼特在接受日本創價學會機關報《聖教新聞》採訪時（2012年4月24日）指出，在災害時能令人產生互助之心的條件，就是「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是群體的一員」，「在群體中，能自發地開始行動，感覺到自身的任務」。
我認為，這正是於任何時候也能呼喚出金博士在提到「我們生來就是要一起生活的」時所指出人性必備的一面，和擴大為了解決問題而聯手行動的網絡的前提。
這裡讓我想起了聯合國第二任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的話。某一日，他和老朋友約翰・施泰因貝克(John Steinbeck)這位作家進餐，施泰因貝克問他：「為了哈馬舍爾德和聯合國，我能做些什麼呢？」他回答說：「腳踏實地，與人們促膝談心。這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注26）
為了解決各地糾紛，不顧困難勇於行動的這位秘書長，至今也被稱許為聯合國的良心。他這句話有著千鈞之重。而且，是他為了調停非洲剛果動亂，前往談判途中墜機身亡前二星期所說的話。
我從他的話中，感受到他在說：「為了解決聯合國和人類所抱有的問題，千里的旅程也始於一步，每一個人在自己所處的場所，與大家展開開誠布公的對話，團結起來挺身行動，除此以外，並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從這點來看，要構成索尼特所舉出的「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己是群體的一員」的狀況，可以說不可或缺的就是「對話」。
說到「對話」，並不需要想得太拘束死板，也不需要一直談到找到解決方法為止，正如哈馬舍爾德溫馨的回答一樣，重視「為了能一起對話而感到高興」這種對話過程，才有其意義。
我自己通過「對話」，加深了對眾多人士的認識，所以特別喜愛對話，把對話作為人生最大喜悅。
在自己生活的社區推廣「對話」，就是給自己開闢一個被他人接納、有歸屬感的「安心空間」。「對話」也可以超越各種藩籬，把擁有同樣煩惱的人凝聚起來。通過「對話」，我們可以發現對方心中也有同樣的「志向」而感到高興，加強共同克服問題的意識。
雖然說一個人有無限的可能性，但要是沒有橫向的團結，就很難發揮全力。「對話」讓人的心更加貼近，在處理問題時倘若途中碰壁，也可以通過「對話」來解決。每取得一份成功，各方就會感到一份喜悅，這能變成一種向著目標再接再厲的前進力量。
有關索尼特所提到的第二點，在群體中「感覺到自身的任務」，其重要的意義就是能分擔各種問題所帶來的苦惱，團結一致地採取行動。
我現在與羅馬俱樂部的共同會長魏茨澤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博士在進行對話。其中一個話題談到「自主的勞動」。博士將之定義為——為了周圍的人或未來一代而自主地進行的勞動。這個概念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自主勞動的意思不單是「為他人服務」，通過這種行為同時能「使自己有所改進」，有著「正面連鎖」效果。
人的尊嚴在單獨一人時並不能生輝，只有在自他兩者間架起心靈橋樑時才開始發出璀璨光芒。佛典云：「為人點火，明在我前」（注27）為他人效勞的行為所發出的光輝，會成為顯照自身尊嚴的光芒。佛法說，無論自己處於任何困難艱苦狀態，也能為他人的心燃點火焰，此火焰不但能消除他人痛苦的烏雲，也同時能消除覆蓋自己心中的陰霾。
我確信，不論是服務社區的活動，或是義工、NGO活動，肩負著艱苦困難的人們若攜手互助，推廣正面連鎖的喜悅行動，加上「對話」，定能成為建構所有人的尊嚴都能生輝的社會原動力。
就此無限的可能性，聯合國開發計劃的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強調：「假如地球的七十億人能同心協力去解決人類共通的問題，定會帶來驚人的變化。」（注28）
不但是社區的問題，為了在解決人類共通的問題時取得有意義的進展，我認為有必要通過「與他人分享喜悅」，建立心與心的聯繫，再以此為基礎，從事創造價值的挑戰。
喚醒自他善良本性的價值創造
最後的第三個觀點，就是「喚醒自他善良本性的價值創造」。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戰爭的性質，以第一次大戰為分界起了極大的變化。
其一就是「不加區別的攻擊」。工業技術的發達，使遠距離攻擊、不受地理環境限制的攻擊成為可能。因此，實質上消除了戰場前方與後方的區分，而轟炸機對城市的空襲造成無數平民的傷亡，潛水艇無區別的魚雷轟炸也令很多民間船隻受害。
另一個變化就是「無限制的手段」。由於戰爭規模越來越大，為了早日爭取戰局的勝利而使用殺傷力高的武器，甚至不惜採用非人道的毒氣等武器。
這是出自要盡最大可能投入一國的物質和人力資源來壓制敵國的思想。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士兵人數固然驚人，連平民也死傷無數。這種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顯著。士兵的犧牲人數為一千七百萬人，而平民的犧牲人數推算為三千四百萬人。（注29）
至今，這兩個「無區別、無限制」性質不但沒有減退，還變本加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把敵方所有人殲滅殆盡的「核武器」，以及最先進的遠距離攻擊手段，即國際社會至為憂慮的「無人駕駛飛行器」的攻擊。
無人駕駛飛行器是一種用來對付恐怖集團或武裝勢力、通過遠距離操控來襲擊威脅自己國家的敵人的武器。本來是應該通過司法審理來處理的事件，如今已不容許對方有任何爭辯的機會而直接行使用武力來處決，甚至還把牽連周邊居民作為「附帶性被害」而加以允許。這種行徑引起爭議，去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委託專家小組進行實況調查。
核武器和無人駕駛飛行器，不但都違反人道和人權精神，而且於其根本，是一種對於敵人，無論他是任何人，不惜用任何手段也絕對要把他殲滅，不管有任何犧牲也在所不辭的極端思想。
這種善惡二元論的嚴峻區別，究竟如何腐蝕人的精神？社會倫理學家西薩拉・博克（Sissela Bok）曾對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注30）的詩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體驗報告進行分析。
斯彭德寫道：「當我看到被法西斯勢力殺害的孩子們的照片時，我既憤怒又悲痛。當佛朗哥支持者談到左翼紅軍的殘暴行為，我很憤怒，只覺得他們在造謠。（中略）對於自己的想法，我開始覺得恐怖。我清楚明白到，除非我可不偏不倚地關心每一個被殺的孩子，不然我根本就不算是在關心這件事。」（注31）
博克指出：「由於斯彭德太過關心糾紛中己方人員的生命危險，還有對法西斯陣營的策略感到恐怖和猜疑，以致扭曲了他的觀察力。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法西斯陣營孩子的關心，而把任何有關那些孩子受苦的言論當作一種宣傳手段而已。」（注32）
把己方當作「善」，把敵方當作完全「惡」的思想，在由於意識形態對立而分裂世界的東西冷戰結束之後，仍然歷久不衰，改頭換面地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種問題。例如以「恐怖主義的威脅」為理由，煽動人群把某些特定宗教的所有信徒定為危險分子，或把引起社會不安的原因指向特定的民族或人種的仇恨性言論（hate speech）和仇恨性犯罪（hate crime）（注33），還有在國家安全的名目下限制人民的自由，加強監視等，把維護人權置於腦後的傾向。
雖然是為了對付恐怖分子的威脅，消解社會不安或維護人類安全的措施，但於其根底假如存在善惡二元論的思想，反而會增加恐怖與懷疑，令社會越發支離破碎。
許多時候，認定自己是處於「善」一方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之間跟「惡」的一方一樣，作出同樣的行為，如殘害性命、無視人權等。
在此，我們要再次參考曼德拉先生就任總統時向世界發表的宣言：「我們宣誓要把所有同胞從貧窮、缺憾、痛苦、性別等長久以來的歧視解放出來，永遠、永遠、永遠在這美麗的國土上不再讓人壓迫人的舊事重演。」（注34）
在對付恐怖分子的威脅、安撫社會的不安、推行安全政策時，我們都要立足於「絕對不壓迫任何人」的原則，堅忍不拔地去糾正社會的各種歪曲，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佛法的「十界互具論」，提示出一種可以超越這善惡二元論的哲學思想。佛法強調，處於善的生命狀態的人也具備惡的生命狀態，要警惕自己不讓惡緣影響而亂了方寸，同時無論處於任何惡的生命狀態，也並非固定不變，任何人都可以藉著自己意念的轉變和行動來顯現自己的善性。
我要談及「乞眼婆羅門」的故事作為前者的例子。釋迦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於過去世修行菩薩道的布施行時，一個婆羅門說想要舍利弗的眼睛。當舍利弗如他所願把眼睛挖給他時，他非但沒有一句感謝的話，還嫌眼睛臭而把它扔到地上，甚至用腳踐踏。舍利弗大為震驚，心想「我絕對救不了這種人」，而放棄了長年的修行。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並非因為要忍受挖出眼睛的痛苦而放棄修行，而是因為不能忍受對方踐踏自己的好意這恩將仇報的舉動。把眼睛交給對方時，舍利弗的心中充滿利他的精神，但這精神因對方把眼睛踐踏而瞬間煙消雲散。他心中已經忘記了要為他人的幸福行動，而變得只顧自己追求悟達，這令舍利弗長期陷於利己主義的苦惱之中。
日蓮通過這故事，指出任何人都會被惡緣所影響，而為了戰勝這負面的力量，就要誓願為他人而行動，「所願我之弟子等，須發大願」（注35），而且遇到任何事情也經常要回歸此誓願的精神。
接著我要舉出古代印度阿育王的史實來作為後者的例子。
紀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征服羯陵伽國，有十萬人被殺，十五萬人被俘。面對這生靈塗炭的地獄般景象，連暴虐成性的阿育王也開始深深地懺悔。他責備自己，在極度痛苦之餘，阿育王轉變意念發誓絕對不再發起戰爭。之後，他除了派遣和平使節到鄰近國家促進文化交流，還在各地建立許多石柱，刻上不殺生等敕令和教諭，稱為「敕」。
就阿育王的轉變，我曾和甘地研究專家、印度哲人尼拉坎塔・拉達克里希南（N. Radhakrishnan）博士交換了意見。
他說：「在他內心深處，阿育王從一個暴君變成愛好和平的領袖。甘地認為每個人之中都有阿育王，每個人都能夠進行如此的變革。」（注36）
正因有此史實，甘地有信心不斷與自己「內在的惡」對峙，「對人性有逆向的應力持有不滅的信念」（注37），畢生貫徹其非暴力(ahimsa)運動，「除了自己前進以外，有時甚至把敵人也招來同行」（注38）
佛法的「十界互具論」所提倡的是，不可把他人歸類為「惡」而加以譴責和排斥，而要以指向剷除人人皆可能含有的「社會弊病」的根源為彼此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不可忘卻要警惕自己「內在的惡」，一起發掘彼此「內在的善」。
譬如某一個集團中有排他性暴力傾向的人，但要是因此敵視整個集團，那只會招來惡的連鎖反應，重要的是努力增強人民「明確反對任何排他性暴力行為」的凝聚力，在社會上豎立一種超越所有歧視的潮流。我們SGI，至今一直支持聯合國提倡的「和平文化」、「人權文化」建設，目的就是要在社會上培育如此的風氣。
繼承甘地思想，為人權奮鬥終生的金博士指出，與攻擊自己的自由運動的勢力相比，「熱衷於維持『秩序』而不是正義」的人、「善人令人恐懼的沉默」，和「自以為是的旁觀態度」等是更加龐大的障礙。（注39）
建設「人權文化」，就是要互相警惕不要持有上述的弊病，以致釀成社會惡的蔓延。每個人都通過自強來發揮原有的善性，作為守護人性尊嚴的主體來貢獻社會，同心協力去提升維護人權的力量。
聯合國推動的《世界人權教育計劃》（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第三階段（2015－2019），以傳媒和新聞界人士為對象，強調推動平等和不歧視的教育和培訓，改變固有觀念和消除暴力，培養對多樣性的尊重等。自2005年起，我們SGI 一貫支持聯合國的《世界人權教育計劃》，也和聯合國其他機關和NGO合作，挑戰「喚起自他善性的價值創造」。
培育全球公民
接著，為了建構一個能讓所有人生活得有尊嚴的「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我要從三個不同角度提出建議。
第一是有關教育和青年的建議。
在上面，我引用過了湯因比博士的話：「我們的命運並非注定要讓歷史重演。我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令歷史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變化」，論及要挑戰一種出自民眾、為了民眾的價值創造。從事這挑戰所需的力量來自「自強」，而「自強」的泉源，就是教育。
回想起和曼德拉先生1990年10月於東京見面時，我們就教育和培育青年這兩個建設新時代至為重要的主題交換了意見。當年2月剛被釋放出獄的曼德拉先生，認為建設新的南非共和國需要以教育為基礎。我表示認同，指出展望一百年、二百年未來，令國家發展的要因就是教育。
通過那次對話，我們都加深了理解，明白到教育才是令人的尊嚴輝耀的光源。教育不但掌握著一國未來的命運，也掌握著全人類未來的命運。
曼德拉先生能忍受二十七餘年的監獄生活，是因為他一直教育自己，要實現一個人民能超越恩仇、和平共處的社會的理想。
他在獄中寫道：「只是我的血肉之軀被困在堅實的牢牆裡。我的視野依然擴展至全世界，我的思想依然自由得像一隻隼鳥。我所有夢想的支柱就是人類的集體智慧。」（注40）
他在希臘古典名劇中，尋找令自己不屈於逆境的精神來鼓舞自己。他和其他服刑的人一起把監獄變成一所「大學」，努力增進學識，來把自己的夢想變為事實。
無論是面對威脅而苦惱不堪的人民、奮力把社會不良趨勢扭轉至正面方向的人民，或是肩負建設未來重任的年輕一代，現今世界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培育用以創造價值的能力——「不屈的精神」和「汲取人類集體智慧的才能」等的教育。
去年(2013年)9月，聯合國大會舉辦了一個特別活動，來決定在2015年《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結束之後推出的新發展議程（注41）的制訂流程，其中包括於今年9月展開一系列政府間談判，以及於明年9月的首腦會議上通過現在廣泛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發展議程。
至今為止，作為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內容，我曾經提出過實現資源再循環、無浪費的社會，重視防災減災的社會，重視人權、人類安全、裁軍的社會等主張。這次，我要把「教育」也加進這些提案之中。
具體來說，於教育範疇，除了「使初等和中等教育完全普及」，「於所有教育水平上廢除男女差距」，我還要提出把「推動全球公民教育」這項目也列入「可持續發展目標」當中。
尤其要使第三項上軌道，希望作為繼承於今年結束的「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聯合國和民間社會合作，共同推進一個新設的「全球公民教育計劃」。
有關「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自四十多年前和湯因比博士對話以來，和其他國家領導或有識之士會談時，也是我一貫強調的主題。1987年發表的倡言中，作為其具體構思，我提出以環境、發展、和平、人權這四個範疇為軸心，去推進追求人類普遍價值的「全球公民教育」。
自SGI於1982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核武器：現代世界的威脅」展以來，作為聯合國世界裁軍運動的一個環節，展覽在世界各國巡迴展出。舉辦展覽的構思，是我為了更加深化「為了解決全球性種種問題，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這一信念而提出的。
1989年，SGI主辦了「戰爭與和平展」。為了從民間社會的立場，支援從1995年開始的「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和2000年開始有關「和平與文化」的聯合國一連串的活動，我們主辦了「現代人權展」，「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文化展」等，全力通過草根活動去啟迪人民的意識。
我們又和其他NGO合作，呼籲早日制定「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和提倡延續人權教育的國際框架。在2005年，當「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和《世界人權教育計劃》開始後，也積極支持聯合國在這兩方面的活動。
此外，我們也一直支持《地球憲章》的制定過程，這份文件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未來的行動規範和價值，我們多年來推進各類活動，以確保其精神得以滲透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心中。
通過上述三十餘年的活動，我們和各領域的NGO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在二年前的「里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舉行時，通力召開一個正式的周邊活動―「我們創造的未來」圓桌會議。今年2月，將會在紐約召開「全球公民和聯合國的未來」圓桌會議。
在里約的圓桌會議上，我們了解到不應只限於加深人民對教育問題的理解，還要每一個人自覺到自己內在的無限潛力，以這自強精神來勇於採取變革時代的行動，發揮領導作用。這才是我們對教育所要追求的過程。從這點來看，本著至今聯合國的活動成果，下一步應該開始商量如何建構一個從「每一個人的自強」移向「所有人向價值創造挑戰」的新教育框架。
在此，我要提出三個觀點，作為建構「全球公民教育計劃」的骨幹。
第一：能使人分享這希望的教育——加深對人類所面對的各種問題的理解，通過探究其原因的過程，了解到「無論如何困難的問題，既然是由人所引起的，一定可以由人去解決」。
第二：能夠引發出這力量的「自強」性，和能促進團結一致解決問題的教育——在全球性危機惡化之前，於發生徵兆的地方能敏感察知其原由，繼而採取行動作出應對。
第三：能提高這「不在他國人民的犧牲上，追求自己國家幸福與繁榮」的共通意識的教育——培育能理解他人痛苦的同苦精神，推進有益自己國家的行動，同時也不忘考慮到對他國會否帶來負面影響或威脅。
把以上三個概念加進「全球公民教育」中，除了把它納入各國的中等或高等教育的課程，還在民間社會中，作為終生教育的一環，通過各種機會去推進。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12年，提出把教育作為國際社會最優先課題的「全球教育第一倡議」（Global Education First），其中一個主題就是培育全球公民。如此於聯合國也開始重視培育全球意識，實在令人鼓舞。
今年11月將於名古屋市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可持續發展教育大會」裡，也準備商量有關可持續發展教育對全球公民教育的貢獻，和今後的步驟。我認為應該根據會議的成果，進一步推進制定「全球公民教育計劃」。
促進可持續發展未來的青年自強教育
接著，除了「教育」以外，我也提議把「青年」列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其中一個項目。
青年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除了是最受到可持續發展目標影響的一代，同時也是最有力量將其實現的一代。為了令世界的青年能積極挑戰價值創造，建設更美好的社會，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加入這些目標之中。
具體來說，我提議設定如下的三項目標：
①各國全力以赴地確保青年們能擁有正當和有足夠工資的工作
②讓青年能積極參與解決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③擴大跨國的青年交流，培養友情和增進合作
估計於現今世界上，失業人數達到約二億二千萬人，而有約九億人每天的工作收入超不過二美元這貧困線。（注42）尤其對於年輕人來說，情況更為嚴重。一直沒有固定職業，有工作但收入低，工作環境惡劣，不安定的僱傭形式，男女待遇差距等等，苦於如此情況的青年比比皆是。
如果這種情況長期持續下去，年輕人的自尊會深受打擊，失去對未來的希望，甚至喪失求生意志。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目前正在向各國呼籲要盡量提供所謂的「體面工作」（decent work，即正當和有足夠工資的工作），假如能把這點明確地加入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中，一定會更確切地促進改善狀況。
第二，有關讓青年積極參與解決社會問題，這對今後的世界是絕對必要的。去年9月於哥斯達黎加舉辦的「全球青年峰會」（Global Youth Summit）上發表的宣言顯示，這是受到世界的青年們認同的。我也曾於2006年對聯合國提出的倡言中做過同樣的呼籲。所以我非常高興見到聯合國於去年8月為青年開設了「聯合國在線平台」（Online Platform for Youth），更期待各國有同樣的舉動，設立反映青年人的聲音的措施。
第三點有關擴大青年交流。我提議把至今以學生為主的各種交流擴大到一般青年，把這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加以落實。從這意義上，不要止於加深相互理解或關心這個地步，而要通過交流培養出友情及心與心的聯繫，因為這是阻止煽動憎恨、偏見等集體心理的最佳防護。
無論任何國家，假如要阻止對軍力的依賴，確保排他性政治不會出現，並構築和平人道社會，必須不斷增加有「不在他國人民的犧牲上追求自己國家的幸福繁榮」這全球公民意識的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民眾。這種通過面對面交流所培養出來的友誼，會在世界的未來主人翁心中燃點起「誓約不戰」的燈火，並且化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群的行動，是人類的無價之寶。
為了鼓勵青年去思考且合力應對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創價學會從今年開始推展「創價全球行動」運動。希望能和其他NGO及民間團體一起，互相合作，推進以青年為主去解決問題的潮流。
增強韌性的區域合作
跟著我要談及第二個提議，那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反常氣象和其他災難所帶來的損害而進行的國際合作。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去年發表的報告，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年（2001－2010），各地發生反常氣象，如颶風卡特里娜（Hurricane Katrina）、巴基斯坦的洪水、亞馬孫流域大旱等，三十七萬餘人因此而喪命。（注43）
反常氣象在2010年之後也頻頻發生，光是去年的2013年，就已經有在菲律賓和越南造成嚴重災害的颱風海燕（菲律賓名颱風尤蘭沓Yolanda），在歐洲中部和印度等由暴雨所引起的洪水，還有侵襲北半球廣大地區的熱浪。除了帶來這些直接損害以外，氣候變化還影響到支撐人民生活的農業、漁業、林業等，所造成的全球年度經濟損失金額據估計達到二千億美元。
防止地球變暖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已經把如何應付氣候變化所牽涉到的損失和損害問題，從如何削減二氧化碳等溫室效應氣體的排出量此一問題中劃分出來另行檢討，而去年11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第19屆會議，也設立了「氣候變化影響相關損失和損害華沙國際機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但是，這個機制只是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完全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而且下一次的審核是在2016年，所以它的實際效果還存在著疑問。
聯合國大學環境與人類安全研究所警告：「現行程度的應對策略和緩和策略，不足以迴避各種反常氣象的負面影響。」（注44）指出需要儘早找出新對策。
在此我要建議，為了減輕反常氣象及其他災難所引起的損害，於亞洲、非洲等地區建立一個強化「韌性」的合作體制來推進災後重建。這可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提出的全球規模的應對策略並行展開。
反常氣象及其他災難的應對，包括「災前的防備」、「災時的救援」和「災後的修復和重建」這三方面。災害發生時，很多時候會得到各國派遣援助隊伍的幫助，但其他的兩個方面卻需要集合更多國際合作和關心。儘管災害發生後國際支援紛至沓來，之後當一國要親力親為去推進復興活動和強化災害預防時，會遇到不少困難。參考和分享各地至今的教訓來設立一個互助制度，也是當務之急。
在面臨糾紛問題時，聯合國會通過其建設和平委員會，把預防糾紛、解決糾紛、建構和平視為一個整體過程來處理。同樣的，我建議在鄰近國家間設立一個應對反常氣象及其他災難的合作體制，把「災前的防備」、「災時的救援」和「災後的修復和重建」視為一個整體過程一併處理。
為何這應對需要鄰近國家協力合作？與災害發生時馬上需要的支援不同，「災前的防備」和「災後的修復和重建」需要長時間協力處理才可以完成。鄰近國家間的互助合作至為合理，而且由於地理環境相近，也可以在合作中，汲取彼此在防備和應對隨時皆有可能發生的反常氣象方面的教訓和知識。
鄰近國家間對反常氣象及其他災難協力互助，這本身已經深具意義。假如能走上軌道，我相信那更會為整個區域帶來難以估計的價值。因為那有可能改變各國對國家安全的看法。
2013年3月於韓國首爾舉行了亞太地區氣候安保會議。根據當時發表的報告，最少有110個國家認為氣候變化問題對國家安全有所威脅。（注45）至今，許多國家把氣候變化作為一個「環境問題」處理，也並不如經濟成長般把其視為需要優先考量的問題。但這樣的意識於這數年間起了變化，認為這是一個對國家安全有所威脅的問題而必須認真處理的國家陸續增加。
在此需要特別一提的就是，增強這方面的安全，是不會招致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又叫「安全兩難」）。「安全困境」所指的是，當一個國家增強軍力，另外一個國家會感到威脅而採取對抗措施，如此你來我往地爭著擴充軍力，使不安與緊張的情緒不斷加劇的負面連鎖反應。
尤其是，反常氣象及其他災難，對於任何國家來說，何時發生也難以預料。一定要培養起國家間「同苦」和「互助」精神，一種在看到某個國家受災時其他國家會紛紛趕去救援，絕不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有關這點，我曾與和平學家凱文・P・克萊門茨(Kevin P. Clements)博士在對談時論及。我們所住的國家於2011年都受到地震災害——紐西蘭的克賴斯特徹奇，日本的東日本大地震。
博士在談到地震發生時親眼目睹大規模的國際合作時提到：「這帶出了一個我們每個人都了然於心底的事實——儘管我們之間存在著文化、言語、國籍等差異，但大家都是人。可惜的是，這種『大家都是人』的認知往往只在災難發生時才體現出來。重要的是，在平時也要維持這種『災難時期的精神』。」
我完全同意。正因為如此，倘若鄰近國家在強化韌性、協助重建的層面上長期進行合作，便可在整個區域中培育出一種「相互扶持的精神」的共通文化。
事實上，這範疇所需要的知識、信息、技術、竅門等，與原本靠軍事力量來維持的國家安全所涉及的情報機密性質完全不同，是需要各國之間公開分享，才能至大地發揮其價值。越多國家分享這些信息和技術，越能降低各國的受害程度，並且減少整個區域的災害危機，使其變得更加安全。
這和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作為全球公共財產的知識」（注46）的概念不謀而合。他在提出這概念時，引用了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所說的話：「他從我處得到了靈感，並不會使我的靈感減少，正如以我的蠟燭點亮他的蠟燭時，也不會令我的燭光變弱。」（注47）
有關面臨災害時的韌性，那是由下列四個因素構成：
1、穩健性（robustness，社會機能不容易受損）
2、可取代性（redundancy，遇到意外時能由其他對應方法取代）
3、靈活性（resourcefulness，能善用社會的機能及知識資源來進行重建）
4、迅速性（rapidity，能於問題變得深刻之前迅速找到修復的途徑）
這四個因素都擁有傑斐遜總統所說的「利人而不損己」性質。
我認為作為地區性互助的先鋒，應該由受災最嚴重的亞洲開始，進而在世界其他地區推廣這「強化韌性與支援重建的互助網絡」。
其基礎其實早已存在。那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還有日本、中國、韓國、北朝鮮所加盟的東盟區域論壇(ARF)（注48）。建議把「賑災」歸為ARF有關安全的優先課題之一，定期商討互助方法。值得注目的是，至今為止，ARF已召開了三次賑災演習。演習由民間主導、軍方配合支援，在ARF各國的參與下，進行了醫療、防疫、供水等方面的聯合訓練。
我從這演習，看到了牧口首任會長於二十世紀初（1903年）於其大作《人生地理學》中所倡議的，把排他性軍事競爭轉向人道競爭的可能性。
牧口會長在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猖獗時代，指出各國競爭主軸從軍事力移向政治，之後又轉為經濟。他提出要制止這些「在他人的犧牲上追求自己的繁榮」的競爭，而應該把「為國」競爭的目的轉為「為人」的人道競爭。他認為，在如此挑戰過程中，也可以從本質上改變軍事、政治、經濟層面的競爭，呼籲要選擇「為他人，對他人有益也對自己有益的方法」，把競爭的重心移到「有意識地進行共同生活」（注49）上。
牧口會長的主張已過了一個世紀，ARF為了加強賑災合作而開始的演習，正是一個促進各國立於「不以利己主義為目的，除了自己以外，也保護和增進他人生活」這人道主義觀點，從本質上改變軍事競爭的好契機。
通過賑災的相互扶持，能逐漸消解國家間的猜疑，並把合作體制延續到「災後的修復和重建」階段。增強災害時的韌性，是「災前防備」的一環，為了達到此目的，建議通過姐妹城市協議，促進地方政府間面對面的交流，在各國落實以友好為基礎的合作體制。為此，我還提議以ARF的實績為基礎，締結一個「亞洲地區重建與韌性協議」作為進行的框架。
為了在亞洲地區率先樹立一個榜樣，我提議日本、中國和韓國，以地方政府的姐妹友好城市交流為軸心，積極推進加強韌性的活動。
現在，日本和中國之間有三百五十四個地方政府簽訂姐妹友好城市交流協議，日本和韓國之間有一百五十一個，中國與韓國之間有一百四十九個。並自1999年起，每年舉辦「日中韓三國地方政府交流會議」來促進交流。
在這基礎上，以各個地方政府的青年為中心，推進增強包括防災、減低災害的韌性的交流，鞏固「友好與信賴紐帶」。以這些地方政府的友好交流為點，把點與點連結成「行動同盟」的線，然後連起這些線，開創出超越國家的「和平共存」平面。
如何呼喊世界和平？若不努力去真誠地與鄰國友好，也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遇到災害時相互扶持的精神，不正是平時與鄰近國家交往的基礎嗎？
我要再次強調，為了讓新的價值觀之風吹拂亞洲乃至全世界，應舉行「日中韓首腦會議」，以促進對話來實現包括我於去年倡言所提出的環境問題等的合作。也希望在明年3月於仙台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滅災大會」上，具體地商量今後如何進行合作。
無核武器世界
最後第三點我要倡議的，就是有關如何禁止和廢除核武器。
剛才我們談論的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雖然事前的準備功夫可以減輕受害的程度，但不能阻止它的發生。相對地，為人類帶來比任何自然災害更大慘劇的核武器威脅，假如能集結眾多國家明確的政治意識，不但可以阻止其發生，還可以把核武器完全消除。
去年8月，化學武器的使用在敘利亞造成無數民眾的傷亡。對此，國際社會發出強烈抗議。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通過了決議，要求「敘利亞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開發、生產、獲取、儲存、保留或轉讓化學武器」（注50）。
化學武器實際上被使用，其非人道性質不言而喻，所以安理會才會嚴格規定「誰也不能持有或使用」。既然如此，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最的核武器，為何到現在也沒有賦予任何嚴格規定呢？實在令人費解。
國際法院在1996年通過的諮詢意見書中，警告說：「核武器的破壞力，是超越時空的。它有能力消滅地球上所有文明和整個生態系統。」（注51）核武器於人道和破壞能力方面所帶來的後果，是化學武器無法相比的。
由於國際政治一直以國家安全的概念為優先，所以長期以來一直迴避從正面檢討核武器這非人道破壞能力的問題。2010年舉辦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締約國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表示深感憂慮，隨後國際社會展開新的動向。
2013年3月於挪威奧斯陸舉行的國際會議，於近七十年的核武器時代中，首次從對人道方面的影響這觀點來重新探究核武器問題。通過科學觀點驗證，出席的所有代表都持有同樣意見，就是「任何國家或國際團體，都不能適當地處理由核武器爆發所引起的緊急人道狀況，和對受災者提供足夠的救援」。（注52）
基於這驗證結果，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所有有關核裁軍和核不擴散的商議都注重於檢討「核武器的人道影響」。自2012年5月以來，這些國家不斷發表有關核武器對人道影響《共同聲明》。發表於2013年的第四屆《共同聲明》中，包括處於核保護傘下的日本等贊同國家數目達到一百二十五國。
聲明中說：「就人類的存活而言，於任何環境下，也絕對不讓核武器再次被使用。究竟是意外地、計算錯誤地，或有計劃地使用也好，核武器爆發所帶來的災難性是無法言喻的。」（注53）
其背景就是，人民要求廢除核武器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包括一直申訴「絕對不讓任何人再嘗核武器所帶來的慘劇」的日本廣島縣和長崎縣。聯合國三分之二的成員國皆堅持，禁止核武器是絕無例外可言，確認到使用核武器會帶來災難性的人道後果，違反人類利益，這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回顧歷史，1986年於冰島雷克雅未克舉行的美蘇首腦會談中，美國的里根總統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就「全面廢除核武器」推心置腹地對話，其背景就是害怕核戰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後來回述：「沒有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就不會有雷克雅未克會談。沒有雷克雅未克會談，核裁軍就不會有所進展。（中略）假如我們不能對付一個核子反應堆散發出的輻射物，那我們又怎能對付在蘇聯、美國和日本引爆核武器所引起的輻射塵污染。那將會是我們的末日。」（注54）
那時，就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ce Initiative）兩國意見分歧，「全面廢除核武器」的談判功虧一簣，終究無法達成協議。但里根總統一開始就抱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夢想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我要我們的兒孫們能從這些武器得到解放」。（注55）基於此，於第二年的1987年，美蘇間簽訂了《削減中短程導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是兩國間首個核裁軍條約。
過了二十五餘年的現在，又是怎樣一個情況呢？
2013年6月，奧巴馬總統在柏林的演講中說：「我們可能不再生活在世界毀滅的恐懼中，但只要核武器存在，我們便沒有真正的安全。」（注56）
偶然的事故或錯誤情報所引起的核攻擊，或令人日益不安的核恐怖活動所帶來的災難性人道後果，難以否定其可能性。只要有核武器國增加，危險性也隨著增加。
但是，與冷戰時代相比，我們可以發現有極其相似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以這觀點去考慮「無核武器世界」，相信會找到新的啟示。
首先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冷戰時期所憂慮的有核武器國之間以核武器互相攻擊或徹底開戰的機率異常低，而核武器對現今的恐怖活動等威脅又不太起作用。這大大減少核武器於軍事上的用途。就是說，當今時代不再是「存在深刻對立」所以危險，而是「核武器一直存在」所以危險。
冷戰時期，日益加劇的對立促使危機意識不斷高漲，相互威懾和抑制的政策招致核武器的對峙。而現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狀況經常招致不安，所以才會有國家要成為新的有核武器國，而有核武器國又不願意放棄手頭上的核武器。
2008年發生世界經濟危機，所有國家都面對嚴重的財政困難。然而為了維持這些軍事效用已然遞減的核武器，所有有核武器國每年都要花費一千億美元。（注57）這令核武器從「提高國家威望的資產」，逐漸變為「消耗國家財政的包袱」。於此情況下，有核武器國應該勇於採取行動，去消解核武器所帶來的威脅。
還有一個非常實在的理由，就是自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以來，於這六十八年間，包括冷戰終結之前和之後，沒有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國家領袖曾經使用過核武器。
這讓我想起了決定轟炸廣島和長崎的美國杜魯門總統，在轟炸三年後的1948年所說的一段引人深思的話：「我們要理解到，這並不是一種軍事武器……這是一種用來殲滅婦女與孩童，還有手無寸鐵的平民，而絕非軍事用途的武器。我們要把它跟槍械、大砲等一般武器區分開來。」（注58）從他話中，可以感覺到杜魯門總統在呼籲抑制使用核武器，以及提醒美國人民作為有核武器國所肩負的責任。
翌年的1949年，繼美國之後，蘇聯也成功地進行了核試驗。以後，甚至直到今天為止，核武器威懾論一直支配著全世界。正因核武器不是「軍事用途的武器」，而是一種擁有「需要以不同於一般武器的方法來處理」這種獨特的器物，很多負責控制及使用核武器的世界領袖慢慢悟出那是一個非比尋常的重任，這形成了一種不使用核武器的風氣。
去年，一個基於聯合國大會決議，為了促進多國間核裁軍交涉而設置的開放工作組進行了協議。主導這決議的奧地利於6月提出的文件中，提起了如下的問題：「世界各國都一致認同達成和維持沒有核武器的世界這普世目標。但是，就如何有效地消滅核武器令它永不復返的方法，大家卻有不同的意見。如何去填塞這意識上的鴻溝呢？」（注59）
一方面是基於核武器對人道影響《共同聲明》的參加國，另一方面是如杜魯門總統般，雖然明白到「核武器的性質跟其他武器不同」，但仍然基於國家安全觀點而持有核武器的世界領袖。能填塞這兩者之間的觀點的，我相信只有「誰也不想見到核武器所帶來的災難性人道後果」這觀點。
在核軍備競賽展開得如火如荼的1957年9月，我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指出了威脅世界人民生存權利的核武器的本質。之前，他曾呼籲：「對於世界、對於國家、對於個人而言，希望絕對不再使用『悲慘』這兩個字來形容。」（注60）
上述的第四屆《共同聲明》中，指出「於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用核武器。對於此點，相信不少國家領導人會擔心維持國家安全的軍事戰略會受到限制而沒有太多選擇餘地。但假如從災難性人道後果的觀點去想，把「於任何情況下」這句話改為「對於任何人」，則相信再也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例外及藉口。
「殲滅手無寸鐵的人們」，這已經是越過了絕不能超越的一條線。既然核武器會帶來災難性人道後果，從根本上威脅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利，那麼正如戶田會長所指出，「無論任何國家」、「無論任何人」也難以容許其使用核武器，讓人廣泛認同這思想，正是破斥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而使用核武器思想的關鍵。
以前我曾經倡議，於明年原子彈轟炸七十年，在廣島和長崎舉行「廢除核武器首腦會議」。配合這首腦會議，把要求「無核武器世界」的超越國家立場的人民匯聚一堂，作為生存在同一地球的人類，共同誓願為實現消滅核武器這萬眾願望而努力。
具體來說，我提議由上述贊同《共同聲明》的國家、NGO代表，以及包括有核武器國等各國青年們為中心，舉行一個「世界青年消滅核武器首腦會議」，以青年為中心，定下要終止核時代的宣言，並以這宣言為契機掀起新的行動。
不使用核武器協定
除了這會議，我還要提出二個具體方案。
第一，明年的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上，把「核武器的災難性人道後果」定為中心議題之一，作為確保履行NPT第六條（誠實地追求核裁軍）的措施，設立一個協議制度，來制定「不使用核武器協定」。
從1995年決定無期延長NPT時起，以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來確保有核武器國不對無核武器國進行核攻擊這「消極的安全保障」，成為極大的課題。我認為，有必要把NPT締約國不使用核武器的條款，確立為持有國應該遵守的協定，把NPT基本精神義務化。其目的就是通過「不使用協定」，大幅度減低由於核武器的存在而對各地區帶來的不安因素，於現實中縮小核武器的作用。
於2010年的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上通過的《最後文件》，舉出了有核武器國應馬上採取的一連串措施，並且要求他們在今年的籌備委員會上報告關於這方面的進度，更指出明年2014年的籌備委員會將「進行評估，並審議促進全面執行第六條的今後步驟。」（注61）。其中一個步驟是「減少核武器在安全概念、理論和政策中的作用」。為了在這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非達成「不使用核武器協定」不可。
我呼籲，配合2016年在日本舉行的G8首腦會議，同時主辦一個「為了無核武器世界的擴大首腦會議」，作為誓約早日簽訂「核武器不使用協定」的平台。
二年前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上，成員國已經達到共識，一致認為「很難想像會有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況」（注62）。如今正是有核武器國表明要實踐NPT上的承諾的政治意願，並將之落實為「不使用核武器協定」的時候。
1960年後期，那時的英國國防部長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就冷戰時期核威懾的問題，曾作出如下的分析。他說，為了抑制蘇聯的核攻擊，美國的報復只需要5%的確實性就足夠，但為了說服處於核保護傘下的歐洲諸國，令它們放心，卻需要拿出95%的確實性。（注63）由此可見，依存於核保護傘的各國的觀念，其實正成了維持過量核軍備的因素。
通過成立「不使用核武器協定」，成立讓處於核保護傘下的國家備感安心和安全的框架，不再依存核武器作為安全保障，解除自國和他國同時面臨災難性人道後果的威脅，這樣絕對可以縮減核武器的作用。然後，以「不使用核武器協定」為起點，在亞洲東北部和中東等還沒有實現無核武器區的地帶，作為其前一階段，設置「不使用核武器區」。
我強烈希望，既處於核保護傘下，也贊成《共同聲明》的日本，毋忘被轟炸國這原點，除了通過「不使用核武器協定」，更應積極推進設置「不使用核武器區」。
廢除核武器戰略
第二就是與這些基於NPT框架並行，以有關核武器的人道影響《共同聲明》為軸心，廣泛地喚起國際輿論，開始交涉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約》。
我在兩年前的倡言中，曾提議以基本條約配合議定書的形式，來嘗試禁止及廢除核武器。例如在條約上只寫上「有鑑於核武器所帶來的災難性人道後果，永遠放棄依存核武器為國家安全手段」的條文，至於具體的禁止與廢除事項，以及有關驗證的內容等，就以議定書的方式來落實。即便到議定書生效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由於締結了條約，「核武器不應存在於世界上」成了國際社會的共識，我確信如此一定會帶來核武器時代的末日。
另一個方向性，就是沿習《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注64）「假如不達成嚴格的條件，議定書就不會生效」的方式。條約的重點並非要處罰使用核武器的國家，而是確立禁止規範並把它普遍化。
我相信，除了贊同《共同聲明》的一百二十五個國家以外，出於國家安全上的理由而對禁止使用核武器表示難色，但仍舊擔心它的災難性人道後果的國家也為數不少。而在條約的基礎上，加進對國家安全的保證制度，相信會令更多的國家感到放心而樂於簽署廢除核武器的條約。
無論如何，「不使用協定」也是為了達到最終目的的一個手段，加速禁止與廢除核武器的挑戰是當務之急，而民間社會的團結和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從這觀點來看，重要的是作為繼承奧斯陸舉行的核武器的人道主義影響的國際會議、2月於墨西哥舉辦的「核武器的人道主義影響會議」，至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七十年的明年8月為止的期間。我們SGI願與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簡稱ICAN），以及要求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眾多團體合作，結集世界民眾的意思，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聲音。
SGI青年會員曾對九個國家的青年進行有關「核武器的非人道性」的意識調查，把其結果於去年4月提交了給NPT締約國審議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科爾內爾・費魯塔（Cornel Feruta）。其中，90%以上的人認為核武器是非人道，80%支持制定禁止條約。
建設「無核武器世界」的目的，並非只是消除核武器的威脅，也是民眾自身向著和平共存時代親身披荊斬棘開闢道路的一個挑戰。這是建設一個讓所有人，包括未來一代能活得尊嚴幸福的「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的必要前提。
假如能把這視為生存在這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應團結一致而進行的價值創造挑戰，那麼其主角就是青年。為了讓未來主人翁的青年們，「誰也不再經歷核武器帶來的悲劇」，堅持「核武器跟人類永不共存」的立場，只要我們本著這思想去擴大團結和行動，絕對不會有不能超越的障壁。
我們SGI，為了廢除核武器，為了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定會以年輕一代的活動為中心，與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的人和團體合作，努力掀起創造價值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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