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根廷的人權運動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博士
本文摘自1997年1月19日《聖教新聞》的「暢談世界領導人 第二部」系列。 |
「在軍事政權統治之下的阿根廷（1976－1983年），有三萬人因被綁架、受拷問等刑罰而喪生。」
創價大學的學生們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埃斯基維爾（Adolfo Perez Esquivel）博士的演講（1994年6月）。
在現今我們這個時代，居然發生如此駭人聽聞的事件？雖然曾在報導上聽說一二，但直接從曾經體驗過的人口中聽來，印象卻特別的強烈。
1995年12月，池田會長與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博士及其妻子阿曼達・格雷尼奧（Amanda Guerreño）於東京千駄谷相談甚歡
「當然，不是一次屠殺三萬人，而是一人、兩人……悄悄地抹殺。犧牲人數遞增到五人、十人、一百人，社會對此仍默不作聲，結果導致了三萬人的犧牲。」
突如其來，丈夫、妻子或孩子會「下落不明」，製造「失蹤」這種伎倆，正是權力狡猾的智謀。
處於不可無視國際輿論的當今，是無法明目張膽地肆行鎮壓。既然如此，對有礙於政府的人，就讓他們一個一個暗暗地「失蹤」，事後只佯裝不知情，說「與政府毫無相幹」即可。
總之， 只要能奪走那些麻煩人物的反抗力，任何手段在所不計。
博士寫道：「掌權者都認為，人們的死活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母親、家屬、祖母們，一次又一次地叩敲教會、工會、中央和地方政府機關的大門，然而得到的總是一樣的答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也許是有什麼原因吧，定幹了些什麼』。」
即使身為犧牲者，卻被視為惡人，說成「或許幹了什麼壞事吧」。
然而，局外人難分真假，信以為真，許多言論機構也追隨著政府。
博士把這種現象稱為「封鎖良心」。被剝奪了批判精神的人們，與其去發出良心的呼喚，還不如沉默暗想「既然大家都這麼說，肯定有什麼理由吧」、「還是不管為妙」。
但是，埃斯基維爾博士卻無法沉默。
他與受害者家屬取得聯繫，站在索求還我家屬之母親們的行列之前頭。在這之前，博士已公開反抗拉丁美洲各國壓抑人權的勢力。作為一名基督教徒，為了忠於自己的信仰，也只有採取如此的行動。
1977年，博士突然被逮捕，既無拘票也無審判。
監獄──這裏唯一存在的就是暴力與謾罵。平時巧於粉飾、隱而不露的強權暴力之魔性，在這裏卻暴露無遺。
單身牢房小得好不容易能走上四步，且寒氣逼人，儘管將廢報紙塞入沒了玻璃的窗框、拍打凍僵了的身體，但仍無法入睡，加上，看守每隔兩小時就過來叫醒。
他們企圖從肉體、精神兩方面來摧殘人。看守說：「在這裏，你只是個罪犯，即使上帝也救不了你。」
有人遍體是被香煙灼傷的疤痕，有人因長久被戴上眼罩而在臉上留下痕跡，很多人被逼得精神失常。博士也屢遭電擊等拷問。
「決不屈服！忍耐到底！堅強起來！」博士就這樣叱吒自己。
1995年12月，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博士與國際創價學會池田大作會長於東京千駄谷進行對談
在我們的會見（1995年12月）中，博士對我說：「在監牢裏，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即，在極限狀態中也能活下去的力量和抵抗的力量，而這力量就是精神之力、心靈之力。囚禁在獄中，雖身不由己，但心是自由的，心是不可束縛的。」
博士在祈禱中強忍著。
但是最不堪忍的就是那不斷傳來的毆打人的聲音和痛苦的喊叫聲。權力只把人當作一件物體。
「欠缺正義的社會」是何等的危險。
聽說在日本有個少年因受欺負而自殺，可他的一位同學雖感到悲哀，卻自言道：「這樣我就少了一個對手……。」
指責這種心靈的墮落很容易，但在一個領導階層沒有任何節操、正義，淨追求滿足欲望的社會裏，到底誰有資格去指責他人呢？
博士一有機會就大聲疾呼：「青年啊！切勿成為旁觀者！必須成為參與者、人生戲劇的導演，進而成為歷史的主角！要具備看破邪惡的批判力！積極行動、團結眾人！」。
總會有誰來幹吧……，這種不負責任的想法，就是自己精神的失敗。
博士說：「關心社會的意識非常重要。」他強調應該挺身反抗歪風邪氣。
對，應該憤怒，如果高潔的人被投擲石塊。
應該憤怒，如果辛勤勞動的人民遭到踐踏。
應該憤怒，如果對他人存有歧視，不管他是世上的何等人物。
善良的人們啊，讓我們怒髮衝冠，高聲疾呼！讓我們比那謊言之徒的擴音器更為高聲、更為齊聲地疾呼「住手！」
斷念、懦弱和習慣人權被侵──人民「精神的空虛」，對惡權力來說，是最好不過的機會。
歷經獄中的苦鬥，博士仔細領會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牧師的箴言：「最可悲的不是惡人的暴力壓制，而是善人的沈默。」
不願有所牽連──這種自鳴清高的想法在社會中佔上風時，「邪惡」就可肆意地張開黑翅膀。結果還是成為邪惡之幫凶。
創價學會第一代會長牧口先生在獄中，曾這樣問過囚犯：「做壞事與不做好事，是否一樣？」
對此，牧口會長的哲學是：一樣的。善與惡之間，沒有模稜兩可。
被囚十四個月後，博士得到釋放，但仍舊受到監視。
富有正義者一人站起，強過對正義無動於衷的大眾。
博士本是位著名的雕刻家和畫家。
他的信念是：「與人民一起去感受他們的喜悅、悲傷和痛苦，而把這些形象化的就是藝術家。」
博士夫人阿曼達女士是一位音樂家。
我坦率地對他暢敍胸懷：「如果您夫妻只邁步在藝術大道上，或許能平靜安穩地度人生。但是，你們選擇了波瀾壯闊的為人權而鬥爭的人生。為拯救不幸的人挺身而起，為此，隨接而至的就是批判與迫害。儘管如此，你們還是踏上了這條崎嶇的道路。這是偉大的歷史，與權力抗爭到底的人生像黃金般發放光華。」
1980年，博士被授與諾貝爾和平獎，這是對人權鬥爭的一大鼓勵。
我試問：「對博士得獎最感不快的，難道不就是那些曾迫害過博士的當權人物嗎？」
「誠如您說的，對我得獎，他們極力反對。」
據悉，對於博士活動的真正價值與國際社會的評價，國內的傳媒也都保持沈默，或一味歪曲、批判。
離開日本之前，博士託人給我傳言：「當我所信賴的人受指責、遭誹謗、被迫害的時候，我不會對他說什麼。但當他不為任何人斥責時，我則會對他訴說不滿。堂吉訶德的故事裏有這樣一句話：『群狗的吠叫就是我們騎馬行進的證據。』」
這不愧是「戰士」才傾吐得出的熾熱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