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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文化 对话硕果(2000年)

2000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转换“战争与憎恶的人类史” 依靠人民强有力的联合 阔步在“希望的千年”大道

  在“第三个千年”的开始,我想阐述一些关于异文化间对话与和平问题的看法,以纪念SGI成立 25周年。

  二十一世纪最后的十年真是个令人眼花缭乱、动荡的十年。刚以为冷战构造已经崩溃,可以展望人类历史光明的未来,刹那间世界各地又恰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般,各种各样的地域纠纷不断蔓延,也不知这些战乱何时会了结。

  据说,从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至去年的十年间,竟有50多个国家经历了纠纷或独立分离等波澜起伏的变化,超过四百万人因而丧生。

  特别是在近年的纠纷中,非士兵(平民)牺牲的比率达到90%、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这实在是令人值得忧虑的事态。而在纠纷发生后,大多数的幸存者无可 奈何地被迫过着难民生活。据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推定,大约有二千三百万人需要国际上的保护及援助。

  为了克服二十世纪这个被称为“战争与暴力的世纪”的“负面遗产”,联合国把新的千年开端的今年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又把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2001-2010)定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

  为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把“战争文化”变为“和平文化”、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起来行动的最佳机会。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2000年 世界儿童白皮书”中强调,应该下定决心,专志于在我们这一代中,完成克服构造性暴力、贫穷和种族歧视等世界问题。

  在面向困难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丧 失希望,不应忽视直接与我们无关的问题。我们要持有清晰的目标,对社会所有的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我们要有“一定要从世界上消除悲惨这二字”的坚强意志。我认为只有在这种不断挑战之中,二十一世纪才不会成为二十世纪的延长,才能建立起迈向新的“和平与希望的世纪”的轨道。

对和平的誓约

  人类所要解决的课题,不单是实现没有战争这一消极的和平,而是要实现积极的、一种能从根本上改变威胁“人性尊严”的社会构造的和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并享受到和平的真正意义。

  为此,有必要增强国际合作及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推进广泛的个人参与,来构成一种超越民族的“和平文化”,使它成为建造新地球社会的基础。

  SGI各国的会员,正在积极地推进这种和平文化运动。例如去年,美国SGI青年部举办了“战胜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运动(注解1)。他们并不为现实的严峻而绝望,或是因不危及自身而袖手旁观,他们鼓励其他青年去爱惜自己的生命,进而爱惜所有的生命, 互相启发、鼓励,为他人带来希望。

  同样地,SGI代表于去年在黑格和汉城召开的NGO(非政府组织)会议上,分别主办了专题讨论会。又于去年春天,在和平研究机关“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BRC),为摸索构筑“和平文化”的途径,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

  不论是在哪个会议,引人注目的焦点,总是如何把产生悲剧的“憎恶与对立的环境”转变为“和平与共存的环境”这一问题上。

  SGI亦一直在协助UNHCR开展救援难民活动。一旦发生战争,不仅重复杀戮与破坏,而且还使许许多多的人为了逃避暴力和恐怖而被迫离乡背井。这些难民非常需要长期的援助。

  日本创价学会青年部,从1973年起,曾举办二十余次对越南、非洲西部的救援募捐宣传活动。也从1980年起,曾十四次派遣调查团视察难民营,搜集最新情报,向世界媒体公开,帮助增进对难民生活的理解。

  又于去年,派遣了代表团视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和坦桑尼亚的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难民营。

  今后,我们还将在多方面努力开展这种以佛教哲学为根基的运动。因为这是作为佛教信徒对社会的使命,也是作为人的责任。

  SGI自1975年1月26日在关岛汇聚了世界五十一个国家、地区的代表而成立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国高扬以日莲大圣人佛法为基调的“人本主义”,推进各种和平、文化、教育运动。现今,会员已扩展到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SGI的目标,是要以民众的力量,推行民众能得益的和平运动;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变为“和平与希望的世纪”,以改写充满不幸与悲惨的人类史。

建设和平文化

  那么,我们如何去创建恒久的和平文化?而和平文化又是什么?以下,我想谈谈武力文化与和平文化的区别,和如何使之过渡。

  的确,虽说“武”的相反是“文”,而“文”的语感接近文化,使人联想起和平。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历史上某些文化传播的方法,以及异文化间的摩擦,可以看到并非经常都是一种和平的过程。

  历史学家阿诺‧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曾说:“接受外国的文化是痛苦的,同时又伴随着危险”(《世界与西欧》) 。历史证明,不同文化的接触经常伴随着权力斗争,产生暴力和血腥。当今世界不断发生的纠纷,证实了人类历史与文化冲突所引起的杀戮,并未完全绝缘。

  这些纠纷究竟是源自文化的本质,或是人为的歪曲操作?在此我姑且不详细涉及这微妙问题。但事实已足够使我们明白到,文化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性质。一种就是“文化”的字义所包含的,开垦人的内心、提高精神性的一面。另一种就是引起民族纠纷的、单方向地强迫他人认同的侵略性一面。后者已经不是“和平文化”,而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文化”。

克服“文化帝国主义”的弊病

  把文化这侵略性的一面表露无遗的,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开始张牙舞爪的“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这词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脱殖民化过程中受到注目。特别是在1960年代,相对于近代欧洲的正统价值观,产生了嬉皮士等对抗文化、或是代替文化的这段时候,更为流行。

  但是,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早已植根于从大航海时代到近代为止的、持续五百年漫长岁月的殖民地主义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单方面的把自己以外的文化称之为“野蛮”或是“未开化”,把支配或掠夺其他民族当作正当行为。

  这种侵略性的文化与和平实际上相距甚远。殖民地主义的侵略、暴力战争,常被侵略者以文化的美名粉饰起来,掩饰他们极为原始的集团利己主义。

  现代,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国家已从宗主国争取了独立,揭开了这些粉饰面具,而文化不再堂堂地受政治所利用。虽然如此,世界各地明里暗里发生的种族纠纷,显示了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被消除。

  我自去年起,与在这方面学问渊博的比铁尔博士(Cintio Vitier ,马蒂研究所所长) 以“马蒂 (Jose Marti) ”为题开始了对谈。马蒂被称为“古巴使者”,是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诗人、领导古巴独立运动的革命家。比铁尔博士是研究马蒂的专家。

  通过对谈,我认识到为何马蒂于一百多年前所指出对美国的强烈不信任和警惕之心,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古巴人民心中。而这决不能轻易地认为只是杞人之忧。

  巴勒斯坦出生的文明评论家爱德华‧赛特(Edward Said,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被称为研究殖民地主义经典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所谓过去的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与其时代一同完全消失。它 进入了几亿人的现实之中,成为共同拥有的记忆,以及异文化、思想意识与政策冲突的场所,现在仍然持有巨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当我们阅读赛特这旁证博引的研究,不难发现在他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有教养男士女士”之中,实际上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根。

  虽然赛特是以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深处》(Heart of Darkness)、奥斯汀(Jane Austen) 的《曼斯菲尔德公园》(Mansfield Park)、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等文学作品为中心进行分析,但他也深入研究了托维尔(A. de Tocqueville)、穆勒(J‧S‧Mill)、黑格尔(Georg Hegel)、马克思(Marx)等人在有意无意之中,完全没有罪恶感地,支持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事实。而这些作家后来却对日本的“有教养男士女士”留下了极大的影响,更毋庸指出之后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地主义国家,如何使亚洲各国人民深受苦痛。

  赛特举例指出像写《耶稣传》的法国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却能于同时倡导如纳粹主义般的种族理论这一事实,令人不能熟视无睹。

  作为一个最后的例子,我想举一句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注解2)的话:“黑人像儿童。对儿童来说,如果不带着威严来接触的话,什么事情也不会成功。所以与黑人交往时,我需要自然而然地露出威严。正因如此,我对黑人灌输这样的想法:『我虽然是你的兄弟,但我是你的哥哥』。”(《在水与原始森林的缝隙》)

  众所周知,说这句话的施韦策在非洲热带林中经营医院达数十年,曾被称为“密林圣人”。而他的名声,在各殖民地国民族意识高涨的同时,急速地消声匿迹,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施韦策话中对黑人流露出的所谓善意,更使人感到是一种带有歧视的俗不可耐的优越感。

文化相对主义

  二十世纪智慧的重要遗产之一,可说是“文化相对主义”。这是以欧美文化人类学者为中心所推行的,对附着在欧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傲慢本质所进行的自我反省。

  所谓文化相对化,就是停止把异文化贬为“野蛮”和“未开化”。承认各文化具有的独自价值,并诚实、理智地作出相应的评价;也否定以某种文化作为基准来衡量其他异文化,或采用某种制度来制定文化的等级。这对冲淡文化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毒害,有很大的效果。

  但是我亦怀疑,这种认识能否对应全球主义——全球经济技术统一的挑战?

  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争取到的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它只局限在“消极地勉强承认异文化”的概念上,是不可能抑制文化的负面,即文化内部所隐藏着的排除、敌视论理。藉赛特的语言来形容,只能变成是“主义主张各自炫耀、互相排斥的战场”,而不是“如贵族般优雅的静谧领域”(前书所出)。

 和平学权威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博士,也在与我的对谈《和平的选择》中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弱点是“不积极地学习异文化,只对异文化保持消极的宽容态度”。

  博士指出,围绕着人权的普遍化,欧美各国(主要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各国的对立,也是源于作为现代人权思想的母体、即欧美政治文化的相对化。每当欧美各国试图批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遭反驳为“干涉内政”。同样地,从人权的立场向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压力,而无视政治文化之不同、曾否受过殖民地支配、以及因之而产生的贫富差别等等,必会招来同样的抗拒。单方面一味强调人权普遍性,不单是伪善,更是大国主义的表现。

  像这样以一般的方法难以解决的对立或差异,若是以“消极的宽容”的暧昧态度来处理,不单无法找出解决的头绪,更无法期待能为即将来临的第三个千年打下“和平文化”的基础,或创出使人民受益的“地球文明”。

  和平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虚度的“幕间休息”,而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活空间。我们要以自己的意志主动地去争取,和平应是一场活剧,正如史班诺沙(Spinoza)所说的,“产自精神力量的美德”。

  以高压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手法固然不用说,同时也不应采用低声下气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手法,“和平文化”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应该积极地相互共存,并且 一边互相刺激一边确定世界文化和地球文明的方向。若非如此,那不仅是与最近全球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甚至会陷入危险的冷笑主义。

从“文化国际主义”至“文化民际主义”

  为此,我想继续探究被称谓“文化国际主义”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所积累下来的贵重成果,试图把它更发扬光大。

  哈佛大学美国史的入江昭教授,在《超越权利政治》一书中,介绍了这种萌芽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文化国际主义。他指出此种运动能帮助国家间建起交流的桥梁,能排除迫使各个国家经常处于备战状态的对立关系。

  推进科学家及医生等的国际合作及情报交换、统一计量单位等,通过文化与教育等交流,渴望建立和平的思想,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之中也从未间断过。

  战后,人们更加认识到它的重要,进而发展为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骨干。

  近年来,作为它的旗手而特别积极开展活动的,就是各地的NGO。我认为,这潮流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被称为“文化民际主义”(Cultural Interpopulism)的先兆。这是一种以一般市民大众为主角的运动,将来必定会对创建新和平文化作出有力的贡献。

  据京都产业大学哲学教授大桥良介氏在《内在的异国 外在的日本》一书中所述,最近在欧洲各国的言论界,“international”(国际、超越国家)这一词语已逐渐被“intercultural”(超越文化)一词所取代。

  大桥教授指出,为了掌握“地域性复数文化的垂直轴与技术普遍化的水平轴”相互交叉的现代世界文化状况,必须把目光从“国家”这个以政治为主导的表层次元,转换到“文化”这扎根于人自我意识的深层次元。这种着眼点的转换已成为一种现代的默契。

  的确,如果过于拘泥“国家”次元,就不能看清为迎合国家的方便而形成的近代国家主义的虚假部分。如果把这些虚假部分持久化、实质化,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也应了解到,“国家”范畴并不会马上消失,这是不现实的想法,虽然这在将来会是必然的。因为在千年纪分歧点的当今世界,岌岌可危的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危机意识,仅以政治次元是无法完全解决的。所谓顺应汤因比博士所指出的“水面下缓慢的流动”,这种时代的潮流逼使我们必须转向用 “intercultural”的观点来解决问题。

  就文化国际主义来说,是多以国家政府为主导。而文化民际主义的主角,则是众多的人民团体,和属于NGO或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民间社会志愿团体。

  在此,我们见到的不是划一的国家或政府的面孔,而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的面孔、人的面孔。我相信这种文化民际主义的动向,通过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承认对方职权范围与职务,必定能与国家次元、政治次元相辅相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灵活地对应这复杂而令人无法预测的、飞快进化的多文化世界。

人格的力量

  我们不要忘记,即使电脑或是互联网有多么大的威力,最终决定文化素质的还是人,是人的人格。可是,能否推动此文化民际主义去协助发展和平文化,关键在 于能否通过彻底对话,来克服根深蒂固地藏于人内心的差别意识。我相信只有如此做法,向此极端困难挑战,才可以改变自己以及周围的社会。

  回想起来,二十世纪是正义与正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互相冲突竞赛的喧嚣时代。

  其中一些意识形态,把人种、阶级、国籍、风俗习惯等"外在的差异"当作决定人幸与不幸、事物的善与恶的最大主因,认为只有排除这些差异,才是解决社会丑恶及矛盾的唯一途径。如此的错觉、思想意识笼罩着二十世纪,使当时的历史布满了受害者的血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的1945年6月,容格(C.G.Jung)对德国内“还保持着健康的人们”静静地呼吁:

  “罪越深重,恩宠也越多。正是这种体验带来内面的变化,这比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等来得更为重要。人们经常忘记一点,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外部改革,对于不与自身内面作正面交锋的人,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现在与未来》)。

  他的话在当时并没受到很大的注意,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有着令人吃惊的历史深度和正确性。贤人的话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时代的病理。

  虽然“不起任何作用”似乎说得有些过份,但看看从斯大林到大大小小当权者的群像,就能明显地看出,当权者高高在上,游离民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反倒为社会与人民带来了悲惨的恶梦。

  反过来,像中国革命或是古巴革命那样,虽然不能避免发生流血冲突,但能一直得到民众支持的话,这种坚韧不拔的社会变革过程的背后,一定存在着领导人“与自己内部正面的交锋”。

  如果没有像周恩来总理这样有人格的人存在,中国革命的正统性是不可能想像的。又如前文所述,我在与比铁尔博士的对谈中,重新认识到作为古巴革命精神的源流,马蒂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也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相互大屠杀的时代,所以总是充满坏的形象。但其中也有杰出贡献的事例,如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带来了1964年划时代的公民权法案的制定,和随着展开的各种各样大胆的肯定活动(注解3)。

  这种以法律制度来处理的例子,其背后必存在着支持它的人的精神改革,如果缺少通过“超越内在的差异”来形成普遍性人格这一“画龙点睛”的手笔,就无法期待有令人满意的成果。

  “普遍性的人格”这一词语使我想起在制定公民权法案的前一年,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有名的讲演中的一段话:

  “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小孩将有一天住在不是由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之中”。

  这种对人格的高度评价,与释迦牟尼所说的“不是生来就是婆罗门,而是通过行为成为婆罗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奉献出一切的马蒂的思想相互呼应。他一直不停地高呼“人类才是我的祖国,种族间没有憎恶,因为种族根本就不存在”,认为种族只是一种人为的观念。不论是法律还是制度,都是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执行的。如果疏忽人格内在的磨练,那么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都不可能圆满地发挥它的机能。

  我坚决认为,如金博士与马蒂此两地的“良心”所显现出的普遍性的人道主义,就中才有解决各种各样种族问题的关键。假如在解决种族问题时故意避开此挑战,则只会浪费时间,弄巧成拙。

战胜内在的差别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以“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为题进行第二次讲演 (1993年9月)时,通过释迦牟尼的“我看到人的心上刺着一支看不见的箭”,说明“看不见的一支箭”就是对“差异的拘泥”。我强调只有拔出这支箭、即克 服“拘泥”才是创造出和平的最重要关键。当时我心目中已意识到,要解决种族间或共同社会间的对立,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听众对讲演的支持反应热 烈,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

  另外,容格也曾在他的着作《未发现的自我》(The Undiscovered Self)中,如此讲述:

  “对于各种各样的对立或是分裂,是因人心所向来决定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实际上应该从那里着手。”

  不能只看表面,就不容分说地把对立的某一方定为善,而把另一方指为恶。其实,我们需要重新检讨善恶的定义。

  不管是人还是社会,外在的善恶是相对的、可以改变的。只有当人的心灵受到语言或抽象概念所束缚时,才会认为善恶是绝对的、固定的东西。

  如果受到束缚,变成言语或抽象概念的奴隶时,人就无法认清善中也包含着恶,而恶之中也包含着善。正因如此,通过我们的行动与态度,恶也有可能转变为善。

  不仅如此,即使是善恶的对立,也不过是人借助如语言或象徵等媒介,所表现的一种心灵片段。而人的心灵广阔无垠,大如宇宙。从这个意义来说,对立与分裂,最终也可以说为是人与人、或人跟宇宙的一种连带的表现形式。

  眼睛不要只是注意表面。不要被语言所利用,成为语言的奴隶。大量肃清或是大屠杀 (holocaust),与最近的民族净化运动--正是这些恶梦的温床,正是语言所造成的“外在差异的绝对化,固定化”的好例子。

  在此,我想提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出身的世界文豪艾特马托夫氏(Chingiz Aitmatov)。他在与我的对谈《伟大心灵的诗》的序里,对言语、及人与言语的关系发表了非常精彩的见解:

  “不存在没有归宿的语言。人是所有语言的归宿,又是语言的支配者。甚至当人有求于神而期望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听到的只是自己心中的语言。语言生于 我们之中,离开我们,又重返我们之中。可以说,语言从我们诞生到去世为止,一直在为我们服务。语言承担着整个心灵的世界与壮大的宇宙。”

  我能充分理解为什么艾特马托夫氏对语言的作用进行如此深邃的考察。这是因为他在前苏联生活的大半生,岂止“人不是语言的支配者”,甚至是“语言君临支配人民”的典型时代。“从出生到去世一直在服务的”不是语言,而是人。

  不仅是文学家,当时越是带有敏锐感性的人,对此本末倒置的状态越是感到叹息不已。

  不待言之,共产主义是被“无阶级社会”此语言所束缚,欲以平等外在的因素来排除人际差异。通过外部的语言来束缚、来支配人,而贬低了人内在心灵的素质,把内在的变革看成次要,加以轻视。所以,为了达到目的,最方便的捷径就是使用外在的力量,即暴力。

  艾特马托夫氏大半生经历了这种语言文化、思想观念在容忍、甚至推崇暴力的恐怖。我相信正因如此,他才会被我们推动的以佛教为基础的人本主义运动--特别是作为它基干的彻底重视对话、否定暴力的想法所吸引。

不断流转的世界

  佛法指出,生命在人的内在趋势和外在诱因的相互影响下,不断地流转、变化。以佛法用语来说,生命的真实情况就是“善恶无记(非善非恶)”,指同时受到内外的影响,随之而有时产生善的价值,有时产生恶的价值。

  总之,说起来善恶并没有个别的实质。举例来说,就“愤怒”这一表现,对威胁人的尊严的愤怒是“善”的表现,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蛮横无理而生的愤怒就是“恶”。故此,“愤怒”此一表现经常被误解为“恶”,其实它的本质是“善恶无记”、中性的。

  日本十三世纪的哲人僧侣日莲大圣人,其思想成为了SGI运动的骨干,曾直言不讳地这样阐述善与恶的相关性:

  “背善云恶,背恶云善。故心之外无善无恶。离此善恶云无记也。善恶无记,此外无心,心外无法”(御书563页)。

  在这里所指的是,第一:善与恶的概念本来就存在着相对性;第二:不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人所创作出的概念,是人心中所描绘出来的。

  就像指出“善恶无记”是与“善”和“恶”并存的三种形式之一一样,说“无记”、“心”,绝不意味着等于“无”或“空白”,而是指充满了创造力量的宇宙生命的内在作用。

  大圣人把“心”描述为“劫火不烧,水灾不朽,剑刀不斩,弓箭不射,如芥子中,芥子不广,心法不缩。满虚空中,虚空不广,心法不狭”(同上页)。“心”不会受任何拘束,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伟大境界。

  这种“善恶无记”想法所揭示的“超越内在的差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等于达到一种不再拘泥于差异的境界。

  关于这一点,战后不久恩师户田城圣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话。恩师通过日莲大圣人的因果观念,讲及到转换宿命后,说:

  “归依,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转变命运的最好方法。通过这个方法,途中因果全都消失,出现久远凡夫。”

  恩师指出,通过信仰能超越“内在的差异”。“途中因果”是指产生境遇、肉体、精神层面上各种差异的原因、结果。

  国籍、肤色、门第、学历、职业、性格、性别等等,各人有各不相同的特徵、差异。佛教的因果法则解说这是由于自己过去所种下的因,所带来的现在的果。

  “途中因果”消失,并不是指差异完全消灭的意思。只要是人的社会,就必定会存在差异。比方拿人的相貌来看,任谁都有着不同的特徵。

  并非如此,“消失”一语是指消失对差异的拘泥,不在乎差异。这才是“超越内在的差异”。

久远凡夫

  通过皈依真实的佛法, 在自己的生命中就会出现“久远凡夫”皈生命状态。“久远者,不作不缮,本然之义”(御书759页),指超越一切人为的东西,发放出生命原来的威光,就能对事物有正确的看法,消除“拘泥”之心,觉得所有外部的差别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举例来说,“途中因果”是点缀夜空的月亮星星,而“久远凡夫”就是太阳。夜空中的月亮星辰,放射出满天的光辉,炫耀自己的存在。但是当太阳从东方露脸时,它们的身影马上从视线中消失,但并不表示不再存在。只因它们在灿烂的阳光面前不显眼,以致发现不到它们的存在。

  真实的信仰产生伟大的生命力。前文当我讲及“不受任何拘束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伟大境界”“充满了创造力量的宇宙生命的内在作用”时,心里也浮现了恩师此不朽的留言。

  本来就差异来说,原因并非只在个人身上。很多时是由于歧视或偏见等造成的一种社会歪曲构造的责任。

  虽然佛法是讲因果理法,但如果在此闭上眼睛,把所有一切的原因都归究自己的话,就是纵容社会的丑恶,成为过度的宿命论。如果把人变成如此无力、没有骨气,就会重蹈所谓“宗教鸦片说”的覆辙。

  要算能把社会所有的偏见歧视都除掉,人之间仍然会存在着差异。就像佛教用语中之“世间”意味着“隔别”“间隔”一样,归根到底,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差异而构成的。

人性与对话

  为了创设恒久的“和平文化”,我们一方面要让五花八门的“差异”百家共鸣,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除去歧视或偏见等坏的差别。为此,我相信如上佛法所提出的 哲理,可以揭开“虚言”的面纱,使人们不再受到语言和抽象意识的束缚,成为能自由自在地驱使语言的人。通过跟地球上不同种族人民的对话,我们可以创出最大的价值,协助创造新的地球文明。

  正如大圣人所说,“此心,值善恶之缘,而造出善恶之法”(在此“法”与“语言”是同义语,同上564页),此中指出一种能动的变革、实践真理,教导我们要一面纵横无尽地开展对话,一面努力创造善的价值,并主动地把恶变成善。

  为了要具体地实践,我本身不断地与地球上各大陆的人士进行文明间的对话。我曾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各种不同宗教背景的有识之 士展开对谈,出版了许多对谈集。从我长年的经验,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开放、坦诚的对话”带来的可能性,与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SGI的宪章里有说,“以佛教宽容的精神为根本,尊重其他宗教,就人类的基本问题进行对话,并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而相互协作”。以此为基础,SGI会 员在世界各地,为了建设和平的社会而不断努力作出贡献。除此之外,SGI还与欧洲科学艺术学院等机关共同举办专题讨论会,推进宗教间的对话。去年,SGI 派遣代表出席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PWR),亦决定派代表参加预定今年8月举行的宗教领袖世界和平千年首脑会议。

  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把代表各宗教的有识之士的论述汇集成书,出版了《克服憎恶——宗教传统与非暴力挑战》,内容阐述了世界八大传统宗教的非暴力哲学,与克服对立的途径。

  另外,东洋哲学研究所也从各方面尝试推进宗教间的对话。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在今年2月于冲绳召开了国际会议,主题是“文明间的对话——第三个千年的新和平议题”,聚集各国专家,研究商讨世界主要文明和其宗教背景。

  明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是“2000年为动员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的不容忍问题国际年”。明年7月在南非预定召开世界会议。

  我希望人类能立足于二十世纪苦痛的教训,认真考虑应如何构筑和平与共存的社会。为此,SGI 合作举办了“现代世界人权展”、“勇气的证言——安妮‧弗兰克与大虐杀展”(Anne Frank and the Holocaust)等,并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意识启蒙活动,推动联合国的“人权教育十年”。我们SGI必定会更积极地协助,使明年南非的世界会议得到如期 的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负起筹办“国际和平文化年”的活动,开始了世界规模的意识启蒙运动,称之为“2000年宣言”(Manifesto 2000),面向联合国“千年大会”,正在募集一亿人的签名。

  至今为止,SGI曾配合UNESCO的方针,协力举办“国际识字年启蒙运动”,或为了培育和平文化意识,在世界各地主办“世界少年少女绘画展”的巡回展览。我们赞同“2000年宣言”的理念,会广泛地开展包括宣传报导方面的协助、支援活动。

妇女领先构筑“和平文化”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妇女对构筑“和平文化”的作用。

  在人类长远的历史中,每当遇到战争、暴力、专制、压抑人权、疫病与饥馑等社会混乱不安时,受尽其苦的总是妇女。

  但是,亦是妇女,坚韧不拔地持续把动荡的社会导向“善”的方向、“希望”的方向、“和平”的方向。

  正如圣雄甘地强调指出,“如果『力量』意味着粗暴的力量,则妇女没有男性那么粗暴;但如果『力量』意味着精神的力量,那么妇女的力量比男性更要杰出多少倍......如果非暴力是我们人的法则,那么未来就是妇女的世界”。的确,妇女担负着开启充满希望未来的关键。

  SGI积极地支持妇女的活动,例如妇女的反战出版活动、启蒙反战意识展览、讲演等。去年十月,在汉城的NGO世界大会上,SGI举办了以“妇女领先构筑『和平文化』”为题的专题讨论会。

  另外,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今年出版了《从妇女观点看地球宪章》等书籍,以妇女的眼光重新研究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在今年考虑召开“妇女对和平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会,和举办“思考和平妇女的系列讲演”。

  联合国也将在6月召开“妇女2000年”会议,SGI预定参加,并期望能深入进行各种讨论。

日常生活中的和平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外,不可或缺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具体地创造“和平文化”。

  着名和平学者博尔丁(Elise Boulding)博士呼吁,指出“和平文化”存在于每个人每天不屈不挠地持续着和平的言行举止的过程之中,并特别重视妇女在此方面起的作用。

  和平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事。通过各人每天对他人的关心与爱心,在地域中筑起友情与信赖的纽带,世界就会一步一步地走近和平。通过每天的言行举止、踏实的对话,宣扬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的重要,就能滋润“和平文化”的土壤,使新的地球文明开花结果。

  这并不局限于妇女﹐只有每一个人开始觉醒并奋起努力﹐就能阻止社会发狂地奔向“战争文化”﹐成为构筑和平世纪的原动力。

  SGI基于自他共同享受幸福的佛教理念,努力开展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授权运动” (empowerment),名之为“人间革命”运动。

  在此所说的“授权”,意即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谁都本来具有的无限可能性与力量。

  为此,我们要积极地与他人接触,互相关怀,互相启发,自他共同实现和平与幸福,如此,世界和平的基础会更加坚牢。

  我非常高兴和自豪,因为世界各地的SGI会员积极地参与此授权运动,日常不断鼓励有烦恼痛苦的朋友,为他们带来生存的勇气与希望。他们更成为各地的模范市民,努力推进各种和平、文化、教育运动,在世界上筑起了一个民众团结合作的网络。

  我想再次确认,只有扩大这种人与人、心与心的团结合作,才能创建“和平文化”。我坚信,只要和平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就能把“和平文化”扩展到地球的每一角落,和使之持久不衰。

地球公共财产

  接下来我想具体地考察一下为建设“和平与共存的二十一世纪”而需要采取的方法。

  人类要告别“战争与分裂的时代”,开始展望万年的未来;要消除引起战争的原因,开创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不战时代”。

  随着国际化的进行,环境的破坏、贫穷问题的加剧、难民的增加、疫病的蔓延等,诸如此类超越国境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迫使我们尽快找出对应的办法。至 今为止,主权国家体制范畴内的危机,无外乎涉及到的是领土危机。为了预防危机发生,许多国家只会不断地扩充军备。但是,这种防御手段,是绝对不能对应众多 全球性问题所引起的一连串危机。假若把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则于很多地区会招来内战与冲突。

  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Shimon Peres)指出,现今是一个从“充满敌人的世界”转向“充满危机的世界”的时代。对中东和平事业做出极大贡献的佩雷斯引用欧洲的事例,说假若“以相互依存为基础来追求共同发展的话,以力量均衡为前提的政治或霸权抗争都无所作为”。如此在国际化危机越益深刻的现代,不再是斤斤计较本国利益与安全的时候,我们应以“人类利益”为大前提,一起正视所有共同的课题。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一直主张以“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来代替国家中心的安全保障观念,在 1999年发表了以“地球公共财产——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合作”为题的报告。

  所谓“地球公共财产”,是指能使所有国家、所有个人、所有世代都可以分享的利益。它不排除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阶层、任何个人,对未来世代的人们也没有危害,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社会发展方向。

  报告书中指出,为实现地球公共财产,必须解决以下的三个课题:“权限的隔阂”、“参加的隔阂”及“动机的隔阂”。

  “权限的隔阂”是指地球规模的政策问题范围,与国家规模政策制定范围间的矛盾。

  “参加的隔阂”指虽然世界上有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在活动,但国际间合作主要还是限定于政府间的交涉结果。

  “动机的隔阂”指单凭道义上的理由很难说服国家改变其现今的政策来进行国际间合作。

联合国的新任务

  我认为,能够解决这三个隔阂,并以“人类利益”的视点来建立共同奋斗基础的机构,是非联合国莫属。

  我们正站在新千年的开端,现在也正是地球时代的到来。我们要描绘与此相符的蓝图。为此,作为人类共同奋斗的核心机构,我们首先要把联合国变得强大起来。

  今年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实现如此的愿望。联合国预定把在今年9月召开的第55届会议定为“联合国千年大会”,要“明确能使联合国适应新时代的方针”,“以此机会强化联合国,使之能对应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与此同时,将举行由世界各国首脑参与的“千年首脑会议”,以“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为主题,预定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包括裁军的和平与安全保障问题[2]包含消灭贫穷的开发问题 [3]人权问题[4]强化联合国的问题。

  在此,我将就上述几个议题,尝试作一些具体的提案。

和平与安全保障

  首先是关于和平与安全保障,正如安南(Kofi Annan)秘书长在去年的年度报告上所提倡的那样,应该把观点从“对应”转为“预防”。

  所谓预防,不是指发生问题后如何作事后处理,而是以防患于未然为原则,把损坏减少到最低限度。

  现在,联合国OCHA(人道问题调整办事处)的主要事务,就是当内战、国际纠纷等人为因素引起饥馑等问题,或因地震、水灾等天灾所引起的紧急情况发生时,进行调整和促进各种必须的人道援助。同办事处与其他国际机构、NGO紧密合作,曾在纠纷激化的刚果、乌干达,受灾害之苦的孟加拉国、北朝鲜(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等许多国家、地区开展活动。

  但是,当问题严重起来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对应范围、手段等都会有所限制。不仅如此,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劳力才能恢复原状。

  虽然联合国的人道援助起着很大的作用,但纵观世界从不间断地发生需要人道援助的状况时,不禁使人想到,先决条件应是对需要人道援助事件的本身进行改善,尽量使之能被防范于未然。

  在此我们应当考虑一下,为了预防纠纷,联合国到底能起到如何的作用?

  虽然解决纠纷是联合国宪章中详细规定的主要任务之一,但冷战结束以后,发生内战的趋势不断增加,对应的措施也变得不很有效。

  例如去年受人瞩目的科索沃纷争,因为联合国所采取的防止纷争恶化措施不得当,使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没有安理会的决议下,以“人道的介入”为理由,开始了对科索沃的轰炸。

  之后,在科隆首脑会议上讨论了以联合国的承认为基础,以国际文职人员、治安部队的进驻为主的停战方案。由最终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来看,形式上最终是委托了联合国来处理纠纷,但还是留下了“未经联合国同意的军事行动”及“人道介入的基准”等未得处理的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科隆首脑会议的G8宣言中也写入了这样的“意见”,即“认识到联合国对于预防危机的重要任务,今后将在这方面增强其作用”。我们应时时刻刻牢记,在联合国宪章中,行使武力只是最后的手段。故此,重要的是联合国今后应该以“软能”(soft power)为基础,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预防系统。

  关于这一点,我非常赞成于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在其属下设置“预防纠纷委员会”此一机构的方案。就此方案,我更进一步地提出其委员会应该发挥如下列的具体作用。

  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首先重要的是,应具有“早期警报”机能。如果没有一个能及早发现纠纷的潜伏、或对立激化徵候的体制,就很难有效地早期对应。

  另外不可缺少的,是信息的共有化。公开通过持续观察所积累下来的信息及分析报告,让更多的国家、NGO对此持关心的态度,并加入到解决问题的行列之 中,为促进和平而提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委员会所应发挥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把由于纠纷而引起的损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考虑对一般市民采取彻底的保护措 施。

  就现行的国际法而言,于普通和平时期的国际人权法,与战争状态下的国际人道法(注解4),是具有相互补充的关系。由此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制度。

  但是近年来纠纷的特徵,多是以一般市民为目标,例如集体屠杀或民族净化运动等。与其说战争自体违反人道法,倒不如说战争目的其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道法。

  在由于内战所引起的社会混乱之中,确定什么时候进入了战争状态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许多时会形成人权法和人道法同时被无视的“空白状态”。其结果是,和平、战争时期都应该得到保障的人权受到公然的侵害,牺牲了许多市民的生命。

  为了使纠纷地区不陷入“无法状态”,发生威胁人权的现象;为了不延误由人权法保护转为人道法保护的过程,就必须对其进行监视。并且为保护一般市民的人权不受侵犯,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预防纠纷委员会应该确认此地区是否已进入适于人道法的战争状态,并努力进行彻底的人权保障活动。另外,委员会为了执行此 任务,应该有权利派遣调查团、设立纠纷受害者的个人通报制度、召集并听取有关各方面的意见。

  在这之中,我认为设立公听会尤其重要。当发生纠纷后,即使是有可能进行相互对话,但是由于武装冲突不断昇级激化,当事人再坐到同一桌子前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武装冲突激化之前,联合国应设立一个可以互相阐述意见的“对话场所”,在国际社会中公开当事者的主张、意见。如此,可以有效地抑制双方日后的行动。

  今后,SGI将与户田和平研究所及其他的NGO合作,在问题不断深刻化的非洲等地,召开像预防纠纷委员会这样的国际会议,同时可以广泛地听取当地饱受纠纷之苦的人民的声音,来完成“公听会”的效果。

开发与人权

  下面我要就“开发”与“人权”的观点,考察如何能改革并加强联合国的权力。

  “千年首脑会议”的议题中,特别加入了尽快解决“消减贫穷”这一从人道出发的课题。

  现在,伴随着国际化的进行,贫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一部分国家大量消费资源来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占世界总人口1/4的人们却生活在贫穷状态下,甚至连人的尊严也时常受到威胁。对于地球社会说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就是要纠正如此的不公平。

  但是,这一课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根据UNDP的统计,消灭贫穷对策所需的费用,只是全世界各国的国民所得总值的1%左右。除去最贫穷的国家以外,也不过是国民所得总值的2-3%左右。如果各国能够削减其军事费用的支出,将剩余的资金用于缓和贫穷与人材开发,就可以形成一个解决此问题的良好环 境。

  纠纷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于社会中造成不安定的贫穷现象。贫穷招来纠纷,纠纷又不断地招来贫穷。解消贫穷,斩断这一恶性循环,可以消除引起战争诱因的同时,也可以减轻地球社会的不公平。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消除战争与贫穷的诱因,可以减少对人类尊严的威胁,改善人权的状态。在去年的首脑会议上,就减轻贫穷 国的重债务,达成了“科隆债务倡议”决议,将此等资金用于缓和贫穷、教育、保健及医疗等社会开发上。

  这意味着对消灭贫穷这目标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打开新时代的大门,我们要有新鲜灵活、能冲破束缚的想法。

  在“新千年”之际,我提议要发展首脑会议所定的协议,以更进一步的形式,以全人类的观点为基础,以全球的范围去推广“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复兴而起了很大作用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注解5)。联合国应该高举旗帜,率领大家奋勇前进。

  接着的提案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人的开发”。在这里,我的着眼点放在扩大各国的“联合国之家”的机能。

  “联合国之家”的构想,源于为了使联合国的各个机构能增加协调,把在各国活动的各机构汇集在称作“联合国之家”的地方,共同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开展活动。

  我在这里提议将其作用进一步扩大,把“联合国之家”发展为各国的联合国大使馆,负责推进联合国活动与宣传。

  特别是在消灭贫穷这方面,需要全面地理解各国或地区的情况,并且统一与政府交涉的渠道,能使推行活动更加顺利。

联合国的改革

  最后,就如何强化联合国机能此点,我提出联合国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如何使民众的呼声反映在联合国的方案。

  在前面我已提出,为实现地球公共财而必须解决的三个课题: “权限的隔阂”、“参加的隔阂”及“动机的隔阂”。能协助解决此问题的原动力就是联合支持联合国的民众阶层,和广泛及多样化地开展NGO活动。

  事实证明,NGO的联合活动可以大幅度地引起群众的关心,可以推动国际社会向前。

  NGO经常提出往往被主权国家忽视的议题,并为解决其问题而提前进行分析,从而找出解决的办法。其功绩是非常之大。我认为只依靠国家是不能弥补隔阂 的。而正是民众的力量才能克服隔阂,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萌芽。特别是自1992年“地球首脑会议”以来,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大大地确认了NGO的作用。

  1994年9月,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博士(Boutros Boutros-Ghali)曾作了如下的评价:“现在的NGO是国际社会的正规军”“NGO构成了国际活动正当性的主要部分,否则所有活动将会毫无意义”。最近NGO更多时被称作CSO(市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这一名称来得比 NGO积极,显示了作为地球社会旗手的积极意义。

  虽然NGO的存在价值益发增加,但得到联合国正式承认的,只有以经济社会理事会的NGO协议制度为首的有限团体。

  我坚信,联合国要改革,必定需要听到民众之声,并与民众一起活动。基于此信念,曾提出设立由市民社会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国民众大会”方案。

  实现召开“民众大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总要确立一个制度,即以某种形式将民众的意思反映到联合国。

  我这次的提案是创设对联合国具有谘询机能的“地球民众评议会”。

  这个评议会从人类共通利益或共通威胁的“地球公共财”观点,拥有对联合国大会需要审议的课题进行谘询、和对危机提出警告的权利。并且充分利用NGO的信息收集能力与现场活动经验的优势,提供事前的反复检讨,有利于联合国大会作出适当的审议。

  由于对过去会议的检讨按五年、十年周期而召开,我认为评议会可以协助经常调查过去各届大会所作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在确立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评议会可以作为NGO与加盟国的网络中心,作为经常讨议问题的场所而发挥机能,能大为改善现状。

  先于“联合国千年大会”,于五月将召开国际NGO的“千年论坛”,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联合国与各国际机关的强化与民主化”。也就是从民众的观点出发,讨论联合国的强化与改革方案。这正是我们从心里所期望的事情。

  与此有关联的是最近的“新外交”概念,正在逐渐改变国际社会潮流,引人注目。以“以人地雷禁止条约”为象徵,这是具有改革意识的政府与市民社会协同一致所实现的、新的国际协调,是国际协力的一种新尝试。

  其精神在去年5月举行的黑格和平市民会议(HAP)上所采决的黑格基本十原则之中再次被确认:“所有国家要采纳此新外交原则,令政府、国际机关及市民社会能树立起合作关系”。

  会议上发起了数个新运动,包括成立监视小型武器的国际行动网络;为承认国际刑事裁判所条约而发起的国际运动等。除此之外,还有阻止儿童兵参加军队的运动等。这些都是我曾在提言中所阐述到的,SGI今后会积极支援此等运动。

  特别是禁止儿童兵参战,是为了截断“战争文化”的重要步骤。禁止未满18岁参战及强制徵兵的“儿童权利公约”的选择议定书在2000年1月总算通过,我们对这一前进衷心表示欢迎。

促进承认CTBT的运动

  除了上列的运动以外,在“新外交”这一框架里所要研究的课题,我想提出的即是推进核裁军,而第一个提案就是促进承认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运动。

  CTBT是用来辅助C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防止核武器的水平扩散(增加拥有核武器国家)与垂直扩散(提高核武器性能)所制定的条约。此条约 在1996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而得到采纳,但时至今日仍处于没有生效的状态。原因是此条约需要所有四十四个有核国与具有开发潜力的国家承认才 能生效,而目前承认此条约的只有二十六个国家。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有核国,而其中只有英国与法国承认了此条约。1998年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印度、巴基斯坦及被怀疑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北朝鲜等三个国家则拒绝签约。

  其中,对CTBT生效的前景给予最大打击的是去年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此条约的承认案。今后,假如此否决对未承认、或未签字国的行动有所影响的话,CTBT将继续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

  虽然1999年度联合国大会采决了敦促承认此条约的决议,但如果不发动国际舆论,将会很难打开如此僵局。

  对于一贯推行促进核裁军运动的SGI来说,我们愿以NGO为中心,建立“促进承认CTBT的国际网络(暂定)”,与热心促进承认CTBT等国家相互配合协作,以“新外交方式”发起对未承认国家进行坚韧不拔的说服运动。

  并且在此运动中,不仅是呼吁承认条约,同时为提高CTBT的实际效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促使国家负担提高核检查能力的预算。美国参议院之所以否决批准CTBT,其论点之一就是担心核检查能力不足。现在,CTBT的暂定技术办事处正 在全球推进核检查的准备。我要强调指出,对于取得预算,提高检查能力,不仅是有利于有核国,对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来说也是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其二是设立新制度,来监察CTBT所未涉及到的未临界试验,判断其有否抵触条约。许多无核国对有关未临界试验的实施都表示不满,设立一个消除此等不满的制度,也可以提高CTBT的存在意识。

  最近,引人瞩目的动向,是由积极争取核裁军的国家所组成的NAC(新议题联合,New Agenda Coalition),及作为NGO联合体的MPI(中坚国家构想,Middle Powers Initiative)。

  这些组织都是在1996年组建的。率先开始活动的MPI,就是从废绝核武器的NGO全球网络“Abolition 2000”运动中诞生的。

  NAC由当初的八个国家起步,渐渐地不断增加成员国。1999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由六十个国家联名提出了决议案,形成了一股促进核裁军的新力量。

  NAC制定首先在NPT范围内进行核裁军的方针。但是假如在今年的讨论会议上取不到什么成果的话,将考虑以另外的形式提出要求制定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方案。

  为进一步加快NAC的运动,首先有核国及其结盟国应摆脱依存核武器的体制。从根本看来,如果不摆脱抑制论的思考方法,核武器裁军是不可能有什么进展的。

  正如1986年戈尔巴乔夫(当时苏联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经常对报复加以警戒,也就是说,屈于“抑制”或“防御”的理论,是没法得到安全的。必须认识到,基于抑制论的安全保障,只有增加相互的不信任,造成经常扩散军备,而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大。

  事实上,在核保护伞下的国家中,市民们也在不断地展开废除核武器的运动。这也是参加“Abolition 2000”运动的各国NGO通过专门机构所实施的调查结果。就像美国、英国这样的有核国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要求废除核武器。

  虽然有核国强调保有核武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由于国民的支持。但是,实际的调查结果却不尽然。结果表明,有核国及试图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目的除了为保 卫国家安全以外,还以之来确保国家的威信。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其威信的价值观点,来改变拥有核武器的状况。

   故此,NAC及MPI的通过软能来改变民众态度的运动,是非常合时宜的。这种运动如果得到民众的支持,以抑制和防御为基础的依存核武器的超大国就将被淘汰,而以信赖和联合为基础的“新超级势力”就会诞生。

以制定禁止核武器条约为目的

  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叶发行的《人生地理学》中指出,国家的竞争,会从军备转到政治,之后经济,而最终将会是人道的竞赛。

  牧口会长具有先见之明,指出将来人类和国家一定会、或者一定需要就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来作竞争。在其着作中,他指出国家的最终目的,是去完成实践人道主义,说国家绝对不能通过高压或军备等有形物质来增强其势力。从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到牧口会长的思想哲学里,早已存在有“软能”的先见,而且主张只有通过软能,才可以争取民众的支持。

  我认为,就废绝核武器这一课题,其重要性不仅仅局限在裁军这方面。废绝核武器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互不信任、憎恶、和对人道主义的冒渎,而这些都是二十世纪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最大的负的遗产”。这也是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所必须面临的重大挑战。

  今年是我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诞辰100周年。恩师曾在1957年9月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指示,核武器是威胁民众生存权力的“绝对恶”,说“应该切断隐藏在生命深处的魔爪”,要在生命次元的深处,消除此种看不见的魔性。

  从东西方冷战到现在,SGI以有核国的美国、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及中国为首,曾于世界各国进行巡回展览,介绍核武器对人类所造成的重大威胁。也曾致力于启蒙反核意识,协助“Abolition 2000”运动募集了超过一千三百万人的签名。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团结民众为基础,希望能以此冲破现实的厚厚墙壁,确立超越国家民族的连带。除此之外是别无他途。

  我们要排除心理上的懦弱,绝不因自身的力量不足而放弃。我们要坚决地表明人类绝不屈服于核武器的信念。

  SGI是以制订“禁止核武器条约”为目标而进行奋斗,因此今后更要反复强调民众的联合。

东北亚和平

  最后,我要就东北亚地区和平这一宿愿讲讲我的看法。因为东北亚的动向并不单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今后的发展。

  有关这点,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克罗宁(Patrick M‧Cronin)副所长曾意味深长地分析说,东北亚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政治、经济、技术、社会、军事各个方面的活动中心地。今后的国际社会,将进入以 “协调”为主的世界融和时代、或以“冲突”为主的第二战乱时代,其分水岭就是东北亚地区是否能确立起和平与安定的局面。

  我一直认为此地区具有无限的潜力,也因为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曾为此地区带来巨大的牺牲,出于诚恳的歉意,我衷心希望东北亚能早日享受真正的和平,曾特 别就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其中包括南北首脑会谈(1985年提倡);互不侵犯,不战条约(1986);非武装地带的和平利用 (1986);为离散家族设立重聚中心(1994);通过共同建设铁路、道路等工程构筑相互信赖关系(1995) 等等诸多的提案。

  就这样,虽然费尽周折,韩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不断地得到改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1953年7 月缔结“停战协议”以来,相隔军事分界线的两国之间仍然处于军事对立的战争状态。这点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

  我一直强调,朝鲜战争的五十年后的今天,冷战状态已经终结,正是向不战体制过渡的大好时机,也是一举解决上述问题的时刻。为了形成这一环境,希望能推行包括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对话,形成相互信赖的基础。

  基于此点,我在1997年的提言中就呼吁设置“东北亚无核区”。在1999年的提言中提出韩国、北朝鲜及周边国家设置“东北亚和平会议组织”。特别是 后者,是为促进缺乏地区间合作的东北亚的对话而作的提案。为实现这一提议,SGI已于去年10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NGO国际会议上主持了一个专题讨论会。 今后也将继续安排这种供大家议论的会场。

  正如刚才所论述,解决纠纷不能排除当事人的参加,要经常确保对话的机会。这也是防止紧张、军事冲突不断昇级的不可或缺的办法。

  在汉城举行的NGO大会上,也讨论了成立日韩中NGO的联络网。不仅是政府,民众的对话交流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此地区交流的一环,我想提议像欧洲和平大学那样,在联合国大学的支持下,设立东北亚和平大学。候补地方可以是在蒙古,因为该国于1998年得到联合国承认为“无核国家”,也是与同地区的俄国、中国一样,与韩国和北朝鲜都保持有外交关系。

  无论设在任何地方,东北亚和平大学必定可以推进民众交流,培养建设和平的人材,实现长期的地区和平与安定。进而将来可以实践如EU(欧洲共同体)所推 行的“苏格拉底计划”(注解6) 、一种教育交流计划。我想创价大学,凭着多年的教育交流经验,可以积极地协助此地区推进教育交流、青年交流的活动,做出贡 献。

  今年在冲绳举行的G8首脑会议上,正好有讨论亚洲地区和平的议题。我们希望各国首脑能充分利用这机会,为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和平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发挥人的精神力量

  如果人类能忆起充满悲剧的二十世纪的忠告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就是“行动”与“联合”。

  围绕人类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是如此的复杂,以致我们不知如何下手处理。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踏实地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前进、采取行动。而重要的是不屈于现状,向创造新的现实挑战。

  人类具有无穷的能力,能于最困难条件下开拓新的局面,创造更充实和丰饶的价值。当每个人都尽情地开发使用自己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当所有的民众开始为“变革”而团结起来,“和平的文化”、“生命的世纪”必定可以实现。

  民众就是这伟大挑战的主角。我们SGI,本着“民有、民治、民享”的宗旨,继续支持此对民众授权的运动。我们希望与怀有共同志向的世界民众,齐心合力共同开拓“新千年”的和平与希望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