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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全球文明的黎明(2002年)

2001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自律”才是二十一世纪之枢纽 嫉恶精神与对话的复权

  去年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年,当人类挥别“战争与暴力的二十世纪”,正要迈出新的一步之际,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不用说,那就是称为“9‧11”袭击美国的恐怖事件。

  数千人的宝贵生命葬送在倒塌的摩天大楼瓦砾中,这项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无论是打着什么旗号,都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尽管联合国提倡“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但与这种宽容共生的对话精神极端相悖的恐怖活动震撼全球,造成一场令人痛苦莫名的悲剧。

  为害如此,却没有任何人发表犯罪声明。这种卑鄙的匿名行为,实为彻底威胁人类安危的恶魔行径,简直是对标榜“不同文明间对话”世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侮辱、与蹂躏。

  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带给人类的心理影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er Schlesinger) 形容9‧11之后的美国为“充满不安与苦闷的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以这一天为分水岭,“世界完全改变”了。

  在这事件中,有二十四名日本同胞遇难,但日本却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虽然舆论调查显示出社会的不安因素确实有所增加。

  有人甚至把巨塔似的双子楼崩溃、炭疽细菌恐怖活动带给社会的混乱比拟成“启示录”(注解1)。不可否认,郁闷的千年纪气氛,不仅弥漫在美国,而且也不断向世界蔓延。

  以美英两国为中心的军事行动,使情况看来大致有个终结。但是这次的恐怖事件给社会留下的创伤,包括对经济的打击,实在太严重了。尽管如此,如果因恐怖 活动的影响,使时代陷入黑暗的话,反而正中恐怖主义者的下怀。既然恐怖活动的最大企图是使人类陷入不安与混乱、煽动恐惧与不信赖,那么,人类更应决不屈 服,断然发挥出凌驾于此的“精神力量”。

防止恐怖活动对策的观点

  虽说“夜愈深,黎明愈近”,但新时代的大门不会自动敞开。一切取决于人类能否从悲痛中站起,正视此危机,并将其转化为时代变革的良机。

  时代诚如歌德(J. W. Goethe)所言,“人类只要有信仰与勇气,任何困难的计划都可以实现”(Johann Eckermann埃克曼着《与歌德的对话》),人类要挺胸台头,沈着地面对这困难课题。

  使“不同文明间对话年”陷入低潮的恶性犯罪──为了不使其导致“文明冲突”、“文明间战争”的最坏后果,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犯罪”来处理。这一点我 还将在后面重述。我在以前就曾主张应该及早设置“国际刑事法院”(注解2),这也是因为恐怖活动原本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处罚。

  当然恐怖活动不是靠处罚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了防患于未然,消除恐怖活动的苗头,必须结合国际法、国际警察等力量,共同探讨。

  在制定制度或预防措施的同时,须采行治本的方法。有识之士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对产生恐怖活动的土壤、背景,提出种种指摘。令人高兴的是,为支持重建阿富汗的国际合作体系也总算有了头绪。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苦恼

  在此,我想先从这些问题根源的疑难(aporia)谈起,即如何面对这种不可理喻的狂热恐怖活动?

  要和躲在幕后的他们,别说是进行交涉,即使是对话,或是媾和的可能性到底如何呢?这个难题现仍烦恼着整个世界。

  就此,甚至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间也产生了歧见。由此可见,这并非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去年12月,在挪威举行了纪念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的专题讨论会,其最大的焦点就是应否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抗恐怖活动。与会的得奖者一致认为,仅凭军事行动无法杜绝恐怖活动。至于对军事行动的评价,则产生很大的分歧。

  这些志向崇高、为和平奋斗的得奖人之间也为此而产生了隔阂。如果不耐心地对待和超越这难题的话,那么真正的“和平的二十一世纪”就不会到来。

世界良知面对的重大难题

  在面对冷酷无情的“恶”时,“善”能作些什么呢?又如何与其对抗呢?

  越是深信人类良知与性善的人,越是难免对此感到困惑、无力、束手无策。我想困难就在于难以消除这种像被黑暗所笼罩的负面想法。

  例如,少年时代曾在纳粹集中营受过地狱般煎熬,而后以写作为业的埃利(Ellie Viesel),他通过文人的修饰言词诉说:

  “精神是强大,但面对暴力则显得无力。拿着一挺机关枪的恐怖份子比一百个诗人、一百个哲学家更强。恐怖份子已作出了证明。”(“朝日新闻”2001年12月5日)

  “精神是强大的,但是面对暴力是无力的”──这是一种逆说。

  埃利即使面对纳粹这冷酷无比的暴力,仍然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把对和平的希望寄托于笔端。但是这次,连他也不得不赞成美国行使武力,可见他是处于何等的困惑与进退两难的窘况之中。

  另外,印度出身的剑桥大学森教授(Amartia Sen,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对被指责为恐怖活动温床的第三世界贫穷问题给予深刻的理解。这位学者冷静地说:“行使武力当然是不应该。但想到9月11日 所发生的事情,必须采取某种方法去对付,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如果没有惩罚,恐怖活动还会继续发生。”(“朝日新闻”2001年11月2日)

  我们应注意到他使用“采取某种方法”、“如果没有惩罚”等语句,慎重地避免使用“武力”或是“复仇”的字眼,但仍然强调必须“对付”这一点。他带有抑制的语调,反而突显出所面临的反恐怖活动课题之庞大与艰难。

断绝“连锁报复”的难度

  围绕现代的黑暗深不可测,要透过黑暗遥望晨光,需要相当的精力。

  常言道:“冤冤相报何时了”,报复决不会是次而告终,这是用大量鲜血换来的、可说是人类罪孽的经验谈。

  但是,正像古今中外如《基度山恩仇记》、《忠臣藏》等复仇名着,其脍炙人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摒弃了旁观者的观点,着重描写当事人的意识,使人感同身受。如果轻描淡写地描写,则丝毫不会引人共鸣,只会成为空洞的口号。

  《圣经》中有这样的名言:“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要把“报复的伦理”转为“爱的伦理”,并非一件易事。

  当托尔斯泰(Tolstoy)冒昧正言“不要抗恶”时,列宁对此激烈痛斥(注解3),贯彻非暴力这项艰钜任务,必须得到历经千锤百链的伦理规范所保障。我认为人类为至少一次,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试图解决这最沈重而难解的问题。  

进退两难的“痛苦感觉”

  如果要指责连锁邪恶的蒙昧无知,如果要超越“以牙还牙”的人之常情,那么正如托尔斯泰,经历过灵魂深处的苦恼与纠葛、悔恨与洗心革面的人,才有告发的资格。目睹这次无区别的恐怖事件,那些饱受折磨人士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我。

  本来,不论是恐怖活动还是报复行为,从欺负弱小、家庭暴力等的小暴力,至战争这种大暴力,基于人性的尊严,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但是,痛斥行使武力,只是一味强调对话的必要性,则可能在面临憎恶的深渊前束手无策,被暴力的滔滔洪流所吞噬。

  人类史上的和平,经常只是战争与战争间的中场,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我们要返回原点,每个人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革(即所谓人性革命)。这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注解4)所述的,在心中构筑巩固的“和平堡垒”。

从无区别恐怖事件看“无人的心态”

  这次恐怖事件的冲击极其严重,因为它向全人类要求最根本的改革。

  崩溃瓦解中吞噬了几千人生命的世贸双子楼。灰尘弥漫的背后所浮现出的一片荒凉,完全欠缺了人性、价值和尊严。

  加谬(Albert Camus)把沙俄末期的一群恐怖份子称为“心地善良的杀人凶手”(注解5),说:“在他们眼里,杀人是必须的,但也是天理难容的”(《加谬全集6》)。

  “是必须的,但也是天理难容的”──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矛盾、进退两难的痛苦感觉。在进行恐怖活动时,这种痛苦感觉带来某种正面的抑制力。有次因暴君的马车上同乘了两个天真的孩童,恐怖份子就放弃了攻击他的马车。

  这次9‧11恐怖事件的犯人,会否稍微感觉到这种矛盾及心灵的苛责,是否持有自律心,而不单是自我陶醉。

无视他人的野蛮行为

  刚发生恐怖事件之后,我与莫斯科大学萨多夫尼希(Victor Sadovnichy) 校长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对谈(月刊《潮》2001年11月)。

  我完全赞同校长所说的“道德、伦理感觉归根到底存在于个人的心中”,我认为抹杀了这“个人”的性质,正是无区别恐怖活动的病源。

  我指出,这是一种在内心抹杀了“他人”存在的病态。他们的意识中虽有“敌人”,却没有“他人”的存在。他们的头脑中被“敌人”这种非人的观念所占领, 没有生活中千姿百态活生生的“他人”介入的余地,甚至连平民与军人都不能区别。即使有的话,也只是淡淡的假想存在。因此他们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悲 伤、痛楚、哀叹,所以能做出那种野蛮的行为。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无人的心态”,有的只是满腔仇恨与自我陶醉,没有丝毫人本有的感情或温暖。

  人是在意识“他人”、关注“他人”之中才能成为“自我”。通过这种“自他”的碰撞,人才开始走向成熟。

  如果欠缺这个过程,那么人类始终无法摆脱任性、自我陶醉的幼稚性,会变得发育不全。

  雅斯贝斯(Karl Jasper)指出“要承认对方,试从对方的立场观看事物……为了获得真理,反对者的意见比赞成者更为重要”(《问罪于战争》)。与他这观点完全对立的自我陶醉、自以为是,是憎恨与暴力栖息、繁殖的温床。

  注视9‧11过后笼罩文明社会的黑暗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是:难辨自他的“无人心态”像幽灵般泛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易取得对话的成就。无须赘言,对话是在“自我”中存在“他人”才能成立。这是“内在对话”成为“外在对话”不可或缺的前提。否则,言论就成为独白,或是仅止于单方面的主张。不仅如此,如果这种病理进展下去,言论甚至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暴力。

确立防止暴力猖獗的生命观

  在苦思反恐怖活动措施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无人的心态”当成隔岸观火、与己无关的问题。

  我丝毫没有容忍恐怖活动的意图。如果屈服于那种卑鄙的威胁,或是妥协,其结果只是助长恐怖活动。只有坚决对抗的态度,才是杜绝恐怖活动的大前提。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必须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

  但是,许多人指出,掌握了制空权,单向而持续地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已经超过了“对抗措施”的领域,种下太大的祸根。

  确实,塔利班(Taleban,注解6)政权的崩溃,暴露了这个凭仗雄厚资本、超乎想像的庞大势力在控制着阿富汗的恐怖活动组织。

  面临威胁时,究竟是否有完全不行使武力的其它有效措施?这无疑是摆在人类眼前重大而不可避免的课题。

  越是复杂难题,就越不存在像亚历山大大王一刀两断戈登结(Gordian knot)(注解7)般的解决方案。我想只有如我在前文中所述,要与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心路历程,从正面解决。

  这次令人忧心不已的是,空中轰炸的“无人心态”。

  在我方人员的损伤近乎于零的前提下,予以对方最大、甚至难以估计的伤害。这种想法,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的生死全无感觉,把心灵的层次远远抛在脑后。

  更何况使用集束炸弹(cluster bomb)、燃料气化炸弹(daisy cutter)等大型炸弹,只会增进、恶化这种麻痹的“无人心态”病症。

德国将军杰克特(Hans von Seeckt)的回忆

  我想起小林秀雄在太平洋战争中留下的《关于杰克特的<一位军人的思想>》(《小林秀雄全集第七卷》,新潮社)中的一段。

  他引用了杰克特将军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旗下,转战欧洲战场时写的感想文。

  “一向勇猛的俄军在我们准确的榴弹炮猛烈轰击下,仓皇失措。当我凝视着如同被恐怖侵袭的大群褐色野兽在东跑西窜时,我不由得希望他们立刻逃离这烈火般 的地狱。其实我方也不知如何防御这种猛烈的炮击。在该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反倒因为看到人类精神的惨败而不寒而栗、呆若木鸡。”

  小林秀雄评论说,杰克特看见的是“无法忍受的战争的堕落”。

  正像这里所描写的俄军,塔利班与阿尔奎达组织(Al Qaeda)的士兵也置身于最新式武器的猛烈攻势中,他们一定也是不知所措地到处逃窜。我们能否通过想像力,体会几分杰克特所感的“人类精神的惨败”的痛楚、生命感觉?

  这不仅局限于战斗人员。在新年的电视节目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无国界医生(MSF)”(注解8) 集团的一位代表谴责政治家,说他们经常都是太远离自己造成后果的地方。在认清战争的基础上,采取比较抑制和灵活的方法去对付恐怖活动,难道也会受到指责, 说如托尔斯泰般太憨厚?

  这种对生命的冷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比恐怖活动、用武力以牙还牙的做法更令人难以忍受、毛骨悚然。

  被核武器、生化武器等恶魔产物所支配的当代战争,完全忽视人类的气力和精神。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人格等要素已没有介入的余地。

  若说杰克特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战争的堕落”已经走到了极点,也不为过。这正是所谓的“无人心态”。

  的确,就阿富汗国内而言,恐怖组织已大致肃清。然而,这份胜利感与人类伦理相距甚远,只存在于报复的感情领域,绝对无法斩断报复与报复、憎恶与憎恶的连锁行为。

  我不唱缺乏建设性的“恐怖活动不对,报复战争也不好”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高调。

  我认为应该找出造成真正威胁而必须歼灭的敌人,它们就是贫穷、憎恨、与“无人心态”这种现代恶魔。

  荣格(Carl Jung)曾悲叹人类的精神病理,说:“可悲的是,零加零一万次也得不到一。所有一切都依靠每个人的素质。尽管如此,我们这时代只知道肤浅地以数量的大小或组织的大小来考量事物。”(《现代与未来》)

  向贫穷、憎恨、“无人心态”挑战,可能会被认为过于迂缓,但我深感忧虑的是,假如偏离了核心,把手段当成目的,我们就会误会认为只要灭绝了恐怖组织,就解决了一切。

  去年年底,阿富汗的事态告一段落时,美国《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月18日)评论说:“胜利的游行还太早……只要逮捕本‧拉登(Bin Laddin)事情就了结的想法未免太天真。应该递补起来埋进深坑的不是本‧拉登其人,而是他所实践的理念。”

  我有同感。如果不把此点定为核心,会促使军事对策无止境地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文明间冲突”。恐怖主义不是仅以军事力量为主的“硬能”(hard power)就能根绝的单纯事物,它必须以“软能”(soft power)来处理,即国际间的调整、对话、道德观念等因素。

复兴人本主义

  驱逐“无人心态”这人类最大敌人,振兴人类复兴潮流源泉,唯有求助于人本主义哲理。

  至今为止,人本主义这词语曾被频繁地、多元地解释。例如通过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实在主义、基督教……等等范畴。在此,我通过佛教的看法,来对“中道人本主义”进行若干的考察,希望从中找出能破除现代黑暗的方法。

  多重结构的“中道人本主义”所形成的生命观,可以通过佛法的“十界论”、“十界互具论”明显地表示出来。

  佛教把人类的境界、生命状态分为十个阶段。从最低的地狱界到饿鬼界、畜生界、修罗界、人界、天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循序而上,一直到达佛界这一最高生命状态。

  在此省去各项详细说明。十界论中讲到,十界的每一界并不单独存在,每一界都潜在地又包涵十界,相互具有。

  就是说,即使现在呈现地狱界,却潜伏着下一瞬间可以转变至十界中任何其他生命状态的能力。同样,其他的各界(生命状态)也是永无止境的连续变化。这就是十界互具论。

持有坚强的心

  如果说十界论是各界(生命状态)独立的一个个静止画面,那么十界互具论就是生命从冥伏到显现,从显现又到冥伏的、像电影一样生气蓬勃的多重构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不是仅限于佛教,可以说是所有东方思想的特徵。如十界论和十界互具论,它们不把生命客体化,作为理性分析和操作的对象。它们主张发掘出深藏于自我的主体存在,即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要“活得好”的逻辑。

  故此,研磨生命就会放出光彩;不研磨、放置不管,转眼间就会失去光泽。如果被“懈怠心”所支配,那么就会被地狱、饿鬼、畜生、修罗这些恶能量所左右。如果坚决保持“坚强的心”,那么一定会显现出菩萨界或是佛界的善的能量。

  以“坚强的心”为发条,为了打开停滞的僵局,人要通过内心的奋斗与自律,来发掘出善的能量。而且要不断如此重复,养成习惯,让善的能量成为生命活动的基调。这就是十界论、十界互具论的大意。

开展“中道主义”的社会理论

  那么这种“中道人本主义”在社会理论上是如何展开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1973年7月的学生集会中畅谈过,在此想以其为基础进行讨论。

  “一般社会的主义主张必然带有其限制性质。例如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着与『社会化』对立、互不相容的限制性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呈现同样的性质。 唯物论就是排斥唯心论;而唯心论者则排斥相反的唯物论。即便是艺术领域的主义主张,也受这限制、排斥性质的影响。其结果是把人与社会套进自己所主张的模子里。

  世上的主义主张总是带有这种'套入模子'的作用。我们基于佛法的主张,并不重视这种定型化。我们着重于把握时代与状况的实质,并从此观察应走之方法。

  这又与顺应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这是中道主义,它不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束缚个人或社会,再加以锤链。

  -中略-

  就是说,我们能从完全相反的主义中找出各自的长处而加以发挥──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但,这又绝对不是没有原则。”

  这是当时与学生恳谈的纪录,无可否认,在说明上是有些不充分。

  基于上述的观念,在此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事物和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

  就如生命不断地反覆着其显现与潜伏一样,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相对、可变的。诸行无常、盛者必衰--没有任何“恒常”、“不朽”的事物和现象。如果无视这一点,拘泥于墨守成规,那么就会像二十世纪流行的意识型态一样,显得僵硬。

超越墨守成规

  社会主义的兴亡是上一世纪的最大活剧;风光一时的自由主义,最近也稍显褪色。这是相对性、可变性的典型例子。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把握时代与社会状况, 而不是在“墨守成规”上。这不是仅限于意识型态、或是唯物论、唯心论等方面,善与恶、幸与不幸、战争与和平也基于同理。

  根据十界论的洞察,像地狱界这种极恶之中也冥伏着佛界的极善可能性,祸福也会不断地接连出现。

  另外,无论在多么严酷的战争中,也定能找到和平的因素。反之,像最近的日本一样,表面看似和平,但是如果不能区分和平与安逸,让现状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无法保证什么时候和平就以“昙花一现”而告终。

  正因如此,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培养能看清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的洞察力,不受世间潮流左右,律己并且确立主体。

  我所说的“要把重点放在把握时代与社会状况,从而观察应行之道”,这点也带有“中道人本主义”的多重结构特徵。

  为了培养这种洞察力,就像十界论中涉及到的,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经常会遇见现存的语言或意识型态所掌握不到的“某种事物”──我们要不断研磨自己的心镜,来捕捉这些新鲜的变化。

  换言之,通过自律来确立不动摇的主体,并以此为光源投射现象界时,事物或是现象的真正形态,才会恰如其分地映照在心镜上。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作为开拓时代的关键语句,引用了森有正(1911-76)寓意深刻的话语。

  他阐述到“世界是自律的竞争。正因如此,政治才优越于军事,而和平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森有正散文集5》)

  我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就像人有人格一样,国家也有国体。

  总之,只有“自律心”所酝酿出来的独自品格,才能受到他人尊重,和获得尊敬。

  关于此点,我想介绍一段释迦牟尼的逸事。

  有人问释尊:“若说生命皆有尊严,但人类是靠牺牲其他生物来维持生存的。什么样的生物可以杀,什么样的生物又不能杀呢?”

  释迦牟尼回答说:“那就杀掉杀生之心。”

  这既不是岔开话题,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从正面回答这问题,只会陷入如经院烦琐哲学般的迷宫(注解9)。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正确、更正统的回答。

  暴力、杀生等的错综现象带有许多形态。哪个杀生是正确、哪个杀生是错误,无法一概而论。因此“杀掉杀生之心”,不从外面判断是非曲直,而首先从克服内 面开始。如果确立了“自律”之心,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迷惑、踌躇都能克服,并能作出最善的选择、决断--这正是释迦牟尼的本意。

马蒂与甘地在灵魂深处的一致

  去年我与学识渊博的比铁尔(Cintio Vitier)博士以“古巴使者──马蒂(Jose Marti)”为主题,出版了对谈集。(《加勒比海的太阳 正义的诗歌》)

  书中,我把马蒂比喻为甘地,说:“马蒂的一生虽不一定是清一色的非暴力,但是他精神的核心,在日后却想不到,非常接近圣雄甘地所走的道路。”

  比铁尔博士回答说:“马蒂的主张比甘地的『市民不服从』更困难。他要在势所难免的革命暴力(从一心一意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物质、精神胜利)中,排除憎恶 的本能。他曾虔诚地写道:『神啊,这是正当的战争,恐怕是一场重要而具决定性的、能解放民众的唯一战争──是一场对抗憎恶的战争。』”

  为从压抑中寻求解放,甘地与马蒂有时会显示出非暴力与暴力、两种完全相反的抗争方式。虽然方式不同,但想要克服憎恶的意志,基于“杀掉杀生之心”的“自律”这点来说,两颗巨大的心灵想必有强烈的共鸣。

  我与比铁尔博士都相信,当马蒂必须二者择一时,他心灵深处必有止扬合一的哲学为后盾。 “当脖子被绳子勒住,快将死去的时候,如果绳子不会自动解开,那产就只有扯断绳子”(《马蒂选集第3卷》)。

  有些所谓革命家,他们把邪恶与暴力当作促使革命发生的“产婆”,因此倾向于血流满地的革命。马蒂的革命观、战争观,完全有异于他们。

  按照马蒂的方法,不论怎样反复试验和失败,几经周折,最终应该会走上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轨道。

文明的命脉在于对共存的意志

  我要强调的第三点,就是“中道人本主义”深入思考生命,进而发掘万人共通的普遍资质,所以,就像地狱界也潜伏着菩萨界、佛界一样,无论在任何状况下,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是人,都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佛典上说:“自在无障碍”。其精辟的无歧视、平等的生命观、人性观,不分人种、阶级、民族、国籍、宗教、意识型态、性相,也不通过外在、他律的要素而强硬地把人划分和套入模式。

  我说“我们能从完全相反的主义中找出各自的长处而加以发挥──这就是我们的特点”。就是因为二者择一的结果,往往是在本来没有差别的人类中形成差别,这不是人本主义、人类外交应走的道路。

  基于“中道人本主义”,就会领悟到“身而为人,对他人的任何事情不认为与己无关”这种人本主义的宗旨。在我们跟前,必定会开拓出超越差异、能与所有人毫无隔阂地交心、对话的大道。我也是遵循这项信念而行动过来的。

  1974年秋,在我初次访问苏联之前,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敌视宗教的国家,而当时苏联的意识型态斗争风暴正烈。

  我回答说:“因为有人,所以我要去。”

  那次的访苏是我首次访中几个月后的事。当时两国隔着乌苏里江发生武力冲突,陷入紧张状态。但是我先后访问两国,并与两国首脑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因为我确信纠纷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结局正如所料。

以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

  六年前,在我初次访问古巴的时候,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正笼罩着浓厚的乌云。但是,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各项活动后,直奔古巴,与卡斯特罗(Castro)议长会谈。

  因为我一贯的信念是,如果贯彻真正的人本外交,就没有超越不了的差异屏障。

  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说:“文明的大前提,就是对共存的意志。”(《大众的叛逆》)

  “对共存的意志”,是指尊重差异的同时,更应超越差异,共持人类普遍资质的意志。为贯彻这种意志,可以通过对话,切磋琢磨,活跃地开展“文明间对话”,由此带来丰富多彩的世界──我坚信这样定能开拓人本主义的富饶世界,甚至可以诞生全球文明。

  正像美国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国务卿所述,去年的9‧11恐怖活动,反而形成了国际间对抗恐怖活动共识这一始料未及的讽刺结果。

  不过,每个国家都有各自复杂的国情和想法,共识到底坚定到什么程度,是否长久,尚无定论。但是,可说达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那就是对抗恐怖活动不能仅依靠一个国家,国际间的协调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美国SGI青年部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行“战胜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运动。为了创造真正的地球文明,我们要使这场“战胜暴力”运动发展成全球规模,大幅度地修正呈现衰退的“文明间对话”潮流,使它恢复应有的状态。

开辟“人道竞争”时代

  关于这点,我认为“自律竞争”是极其有效,且富有启示性的提议。

  创价学会的牧口常三郎首任会长,在一百年前(1903年)所着的《人生地理学》中提倡的“人道竞争”,其精神正符合这“自律竞争”,堪称为先驱。

  我在四年前的倡言中也曾论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人道竞争”并非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并列,而是要根本地改变战争形式。

  牧口会长指出:“人道的方式,本来就没有单纯的方法。是要把政治、军事、或经济活动,都包含在人道的范围里。总而言之,其目的是摆脱利己己主义,使自己 与他人的生活同时受到保障,获得进步。换而言之,就是在有益于他人的同时,又有益于自己。选择如此的方法,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

  “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也就是奥尔特加所指的“共存的意志”。

  牧口会长提倡把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所有层次,从弱肉强食的对立竞争转换成共存共荣的协调竞争,呼吁建设一个实现“自他幸福”的地球社会、地球文明。

  对于不同文明的接触,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1889-1975)曾说:“接受外国文化伴随着痛苦,同时也伴随着很大的危险”(《世界与西 欧》)。正如他所言,万事不一定会圆满顺利地进行,但也不是注定会发生冲突与排斥。如博士研究结果所指出,带来触发效果的事例不胜枚举。我认为,绝对不可 以用“文明冲突”这一词语,来掩饰人类的怠惰。

SGI率先“文明间对话”、“宗教间对话”

  就这一点,我们应关注去年发起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的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伊朗总统所讲的话。

  他说:“任何主要文明都不是发展在隔离的状态中。只有赋予『说』、『听』、『沟通能力』的文化与文明才能够留存下来。除了『说』,对话还需要 『听』……听不是单纯的被动性行为,而是一种非常能动的行为,能让自己体验对方所发现及创造的世界。如果不采取主动去听的态度,那么对话必定会失败而 终。”(《文明的对话》)。

  我也认为对话的过程本身比对话的结果更具有真正价值,它是人类、文明间积极地相互触发的场所,是“自律竞争”、“人道竞争”的场所。

  我不断地与各国的领导人及有识之士进行对话,正是基于“只有对话的力量才能联合世界”的信条。我希望通过对话,找出解决全球堆积如山的问题的头绪。

  SGI和相关的三个研究机关(东洋哲学研究所、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也在积极从事“文明间对话”及“宗教间对话”。这些都 不是为了较量思想优劣,或者“为了讨论而讨论”。其目的是集结人类的智慧,来预防发生纠纷、克服贫穷、和防止全球性的环境破坏。

  如果没有对话,人类只得在独善其身的黑暗中摸索。对话可说是在黑暗中互相照亮对方足下,找出应行之道的灯火。

  福泽谕吉(注解10)曾说:“本来,人类本性好交流。孤立独行无从发挥其才智,家族相聚不足以达人际交往之顶峰。于世间相互交往,人民相互接触,其交 往愈广,其法愈得以整顿,随之而人情愈益和睦,知识愈见宽广。”(《文明论概略》)文明相互触发,可以带来成熟和发展;反之,只有走向衰亡。人类历史证明,任何盛极一时的文明也不例外。

  本世纪是否有望一睹全球文明的风貌呢?现在正是面临这一重大考验的时刻。我相信“自律竞争”、“人道竞争”的范例,是掌握成败的关键。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恐怖活动对策

  为了把恐怖活动带来的危机,转变为期待全球文明的共识,我在上述文章中谈论了精神方面的对策。以下,我尝试从法律、制度的侧面来作若干探讨。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为了防止恐怖活动,一定要使“绳之以法”作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确立普遍的法律规范,以对付任何性质或目的的恐怖活动。

  就这次以美英两国为中心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阿南(Kofi Annan)强调,应该按照安理会基于联合国宪章再确认个别、团体自卫权的见解。尽管如此,军事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会给将来留下祸根。

  我认为重要的是,恐怖活动的犯罪集团不管带有怎样的思想背景、政治背景,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此为共同意识来制定普遍适用的制度。

  另外,为了逮捕、拘留犯人而出动警察,虽然他们采取的是最低程度的武力,但若把出动警察也包含在这普遍的制度中,则可以防止事态的加重。

  因此我呼吁整顿国际法、国际警察、和国际司法制度,使他们以合作的形式推进制订综合的体系。

  然后,我认为诚如安南秘书长所强调,为了根绝恐怖活动,应该是由联合国作为制定广泛持续战略方针的机关,肩负起核心的使命。

  首先对于国际法,应该加紧制定“全面防止恐怖活动条约”。

  到目前为止,以防止劫机的相关条约为首,一共采纳了十二项对付恐怖活动的条约。但是,这些都是事件发生后,参照各犯罪的形式及使用的武器等,于事后制定的条约。每年,恐怖活动组织的国际网路不断扩大,手法也越来越高明,因此更需要早日制定全面打击恐怖活动的条约。

  当然,制定这些条约的目的是在于抑制、防止重大犯罪,因此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才能生效。正如在各个首脑会议上的呼吁,应当唤起更多的国家给予关心和支持。

  为配合这些条约,使这次事件的悲剧不再重演,作为反恐怖活动的国际联合佐证,应尽快实现缔结“全面防止恐怖活动条约”。

联合国设立防止恐怖活动的专门组织

  第二是关于打击犯罪。我提议在联合国设置专门的常设组织,一面与ICPO(国际刑事警察机构,注解11)及各国的警察当局取得紧密合作,一面推动有效对策,使其发挥国际工作网的核心作用。

  另外,在打击犯罪集团上,要是在当地警察无法对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探讨在将来设立联合国独自的警察网?

  安理会基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注解12)施行强制措施或在行使自卫权之前,先由国际合作的警察处理。在防止恐怖活动的普遍对策上,这方案是非常值得考量的。

斩断“憎恨的连锁”

  第三,整顿国际司法制度。为此,不可或缺的是早日设置“国际刑事法院”。

  为了审判犯有集体杀害、人道犯罪、战争犯罪等个人,已于1988年通过设置国际常设法院的条约。但是,由于尚未达到必要条件的六十个国家的同意,所以还没有设置。

  我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机构,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创设“依据法律解决”的制度,斩断憎恶与复仇的连锁,才是改变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我一向呼吁尽快设 置国际常设法院。现在,通过“期望国际刑事法院的NGO(非政府组织)联合”(CICC)等,正在积极地推动支持设置活动,SGI也积极地参与此项运动。

  过去为了审判在原南斯拉夫及卢旺达的屠杀(注解13)等犯罪,安理会曾设置临时法院。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倘若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考虑采取同样的形式,设置临时法院来处理不时之需。

  不管怎样,我认为有必要以这次事件为转机,确立以国际司法制度审判恐怖活动的原则。

以长期展望支援复兴

  考虑到防止恐怖活动的长久性,我想谈论日本对阿富汗复兴应尽的职责。

  阿富汗在持续二十三年的内战后,虽然在上个月成立了临时政府,现在仍有四百万的难民,而支撑人民生活及社会的基础建设,大半受到破坏。

  阿富汗急需国际社会的人道支持和对复兴计划的持续支持。我认为日本应积极地善尽自己的职责。

  日本在这些地域从没有过殖民地统治、侵略行为等军事、外交上的负面历史。近年,通过“欧亚政策”及“丝路外交”,与阿富汗邻近的中亚各国也建立了信赖关系。在恐怖活动发生之前,日本也曾邀请北部同盟与塔利班两派来东京谈判,努力进行探索和平的道路。

  日本一直以各种方式对阿富汗进行人道支持。日前(1月21日-22日) 在东京举办“支援阿富汗复兴国际会议”的部长级会议时,日本又积极地支持其复兴计划等。

  我对这种努力给予高度评价,期待日本今后能高瞻远瞩、坚韧不拔地持续支援阿富汗复兴,并从中探索克服“难民世纪”(二十世纪)主因的区域纠纷与民族对立的综合方案,支援复兴的理想状态。

联合国的和平建设(注解14)构想

  近年的纠纷,经常伴随战争、难民、饥饿与自然破坏等,是一种“复合性紧急事态”,有必要同时展开多方面的合作来解决。

  具体地,我提议日本应参与。

  这活动是帮助因纠纷而受到破坏的社会,协助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来重建安定和平的社会。内容涉及到民族和解,尊重人权,解除武装势力,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确立法律秩序,增进民主制度,修建基本的基础设施等各方面。

  联合国以实验性的方式,在中非等设置了“支援和平建设办事处”。

  日本也在阿富汗推行协助难民回归、再定居等阿苏拉计划(Azra and Tizan project)(注解15)。今后日本应与联合国各机关加强合作,一面配备支持当地计划的体制,一面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以确立随时派遣人员的协助体制。 特别对于成为焦点的扫雷问题,日本可能在技术合作等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

  另外,汲取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漠视阿富汗状况的沈重教训,我提议,在逐步向世界报导其和平复兴进展状况的同时,为增进对阿富汗的理解,可在日本设置介绍其文化与传统等的“阿富汗和平中心”。

从保障人类安全角度来防止恐怖活动

  以上论述了建立防止恐怖活动的制度,及纠纷后的和平建设问题。

  与这些“事后工作”同样重要的,就是“预防工作”。就是说,需要全世界共同合作,创造一个消除恐怖活动及纠纷的环境。

  首先,国际社会应全力以赴地展开“预防工作”。如果仍然发生恐怖事件,重要的是以“绳之以法”为原则,在国际社会协定的基础上,按照普遍的规则来处理,应做好这双重准备。

  近数年来,我一直呼吁建立以 “人的安全保障”(注解16)为主的国际合作组织。

  从这个观点,我想对“人权”、“贫穷”、“裁军”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提议。

摆脱种族歧视、排外主义

  第一是“人权”。

  我特别强调,应从“人权教育”着手,进行人类心灵的预防工作。

  去年9月,联合国在南非德班(Durban)召开了“反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不宽容主义”的世界大会(WCAR)。在这之前,召开了NGO论坛。

  经由与会的SGI代表团,我向联合国提出继“为了人权教育的十年”(1995-2004年)之后,设置“为了和平的人权教育十年”建议。

  为了实现德班宣言所主张的:“一个公正的、全面性且具有永续性的和平……人类共存,共同享受平等、公正,世界尊重人权与安全”,其关键在于踏实地实践人权教育。

  任何人都不是生来就抱有排外的观点。很多情况是在成长过程中产生了偏见、歧视等感情,以及对其他团体的憎恶。

  基于上述观点,SGI为支持联合国“为了人权教育的十年”,举办了“现代世界人权”巡回展,召开了人权讨论会等,一直持续启发意识的活动。

  从去年起,为了重视对儿童的教育,我们开始举办介绍世界一百二十个国家地区图书的“世界童画展”。这个图书展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介绍世界各地的种种文化及生活方式,让参观的儿童能自然地体验到世界千差万别的文化,进而接受彼此的差异。

  我深信,通过日常生活中各种机会,培养宽容与关怀他人之心,如此反覆地累积,才是“创造人权文化”的最佳途径。

为消灭“贫穷”的协力合作

  第二是如何“消灭贫穷”。

  实际上,“贫穷”正是产生恐怖活动及纠纷的重大原因。

  至今我们一再强调,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纠正在国际化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消除绝对贫穷阶层。贫穷剥夺了世界上许多人的尊严,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威胁。

  我在二年前的倡言中,提出了实施全球性的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注解17),对严重债务国拨出可利用资金作为救济措施,缓和其贫穷状况,协助配备教育、保健、医疗等各方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1年世界儿童白皮书”中,介绍了乌干达将债务救济金的利息,充当儿童教育及健康资金的例子,强调“将债务转为对儿童的投资,是终止贫穷的关键”。

  联合国去年5月为最落后国家召开了第三届国际会议,通过了如何克服贫穷等问题的行动计划。7月,日内瓦高峰会议(Geneva Summit)宣言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支援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为了实现联合国千禧年宣言:“到2015年为止,使一日平均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现在正是认真地再作商讨的时候。特别是在建立联合国的“人的安全保障基金”(注解18)中起积极作用的日本,应该为解决贫穷问题而发挥更大的领导能力。

  另外,联合国应该研究安南秘书长的提案,设置高级专员公署,以处理世界最贫穷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立足于人本主义精神,齐心协力地消灭贫穷。

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改革

  第三,裁军是预防纠纷恶化的制度性方法。

  近年来的当务之急是确立不扩散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与恐怖活动相关联的大量破坏性武器的体制,彻底裁军。

  作为突破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我强力提倡改革CD(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运作方式。

  以“十国裁军委员会”为首,于1960年设置的CD,经过更改名称和组织的变更,作为唯一的跨国裁军谈判机构,成立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使 用生物、毒素武器条约”、“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等许多重要的裁军条约。但是,从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以来的五年间,一直处于毫无任 何成果,甚至连新的谈判项目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状态。

  为了打破僵局,我提议应该考虑修改CD最大的特点、即招致目前死结的最大原因──“全场一致同意”的规定。

  关于这一修正方案,日本于去年8月提出导入“手续上的事项由2/3的赞成票来决定”的多数表决方式的非正式方案。如果认为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不适宜采取 多数表决方式的话,那么还有WTO(世界贸易组织)所采用的“Consensus Minus One”制度(当只有当事国反对,而其它成员国一致同意时,应尊重众人意见)方式。我认为如果不在运作上进行某种改革的话,CD自身存在的意义就受到威 胁。

  不是完全否定CD,而是改变运作方式,首先就谈判主题取得大致的认同后,进行讨论,而后再推敲细节,这样可能会更有效。

  因为这牵涉到大幅改变CD传统的作法,一定会出现异议。但是,基于推动裁军为第一要义,正是该认真研讨如何进行改革的时候。

早日缔结防止核恐怖活动条约

  在裁军方面,特别要强调的是对核武器的裁军

  9‧11事件以后,在帕格沃什会议(the Pugwash Conference)上,以诺贝尔得奖人罗特布拉特(Dr. Joseph Rotblat)博士为首的与会者,对于“恐怖份子使用核武器”的危机表示忧心。IAEA(国际原子能组织)也通过了防止非法使用核材料,要求切实做好原 子能设施的防御破坏活动的决议。

  虽然联合国正在审议“防止核恐怖活动条约”,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国际舆论,以尽早实现条约的缔结。

  不仅是对于恐怖活动,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及进一步裁减核武,是关乎二十一世纪人类生存的课题。

  去年12月,美俄两国基于START1(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履行了削减六千枚战略核弹头的诺言,其后裁军的具体日程尚不明确。

  在2000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届再研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将“核国家对全面废除核武器的明确诺言”这一内容列入会议最终纪录。但是,在具体的措施及设定的期限上,尚未达成充分的协定。

  会议上,核国家之所以最终认可核武器的“全面废除的明确诺言”,是因为有以七个无核国为主导的“New Agenda Coalition”,和其支持者的NGO运动。为了不使这一潮流消退,必须加强民众舆论的包围网,迫使核国家诚实地履行诺言。

  到目前为止,SGI继承了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从生命论的观点上,及抨击核武器为“绝对恶”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精神,继续支持“核武器威胁展”的世界巡回及“Abolition 2000”反核运动,扩大要求废除核武器的人民阵营。

  今后,将会以制订“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为目标,继续展开活动。

永远从地球上消灭地雷

  接下来我准备谈的是,与核武器问题同样严重的地雷问题。

  在阿富汗纠纷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造成许多人民,尤其是儿童牺牲的非人道武器。废绝这些武器成为冷战后的世界焦点。我在1997年的倡言中曾呼吁制订全面禁止条约。

  在ICBL(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全球禁止地雷运动)等NGO的大力推行下,“全面禁止地雷条约”于1999年生效。但是,据说现在世界上仍埋设有一亿一千万个地雷,储藏有二亿五千万个地雷。

  这种武器最大的问题是不仅在纠纷中,即使在纠纷结束后,埋设的地雷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命造成威胁。据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上述条约生效以后,仍有近半数的意外发生在没有战争的国家。

  此条约不只是禁止使用,同时还禁止储藏、生产及转让,负有废绝义务的划时代条约。但是,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这条约,就无法杜绝因地雷引起的牺牲。

  我强烈呼吁,作为构筑二十一世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第一步,国际社会应该一致早日实现禁止出口地雷,并以此作为完全废止这非人道武器的一个步骤。并在建立合作体制的同时,也应确立清除地雷及支援牺牲者的体制,以开拓迈向“人道世纪”的道路。

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以来的十年

  接下来,我要讨论二十一世纪地球社会不能避免的“环境问题”。

  今年正值在巴西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召开的“地球高峰会议”十周年,8月将在南非召开“WSSD(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1992年,在冷战结束及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心不断提高之中,召开了全球高峰会议,一百八十三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规模空前。会议取得了签署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条约,和通过二十一世纪议程“Agenda 21”等许多成果。

  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评价该会议为“认识论的突破”,指出它在改变人们意识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会议以后,由于在对策上裹足不前,并没能遏止地球环境不断恶化。仅以防止全球气温升高为例,在通过条约的九年后的去年11月,才终于在日本京都就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义务的 “京都议定书”(注解19)的执行规章达成协定。

  这意味着今年举行的WSSD会议,应该是实现从“认识论的突破”走向“行动上的突破”的机会。

  会议除了验证对策在过去十年的进展状况外,应该以新的决意和坚强的决心,提出彻底的改革对策,为人类的未来开始行动。

统筹各环境条约的公署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我提议在WSSD的会议上研究讨论以下三点方案。﹙1)设立“联合国环境高级专员”与其公署,﹙2)分步骤地合并各环境条约公署,同时设置“地球绿化基金”,﹙3)及早缔结“促进能源再生条约”。

  第一项内容是关于机构的改革。

  现在的联合国,除了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外,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WHO(世界保健组织)等许多机构也在开展与环境有关的活动。

  由于各公署分别展开各自的活动,为此必须建立总体规划,互相交换信息和加强联系。

  人权领域设有人权高级专员、难民领域设有难民高级专员,因此在环境领域也应该设立同样的职能及公署,调整各关联机构的活动,健全体制,对地球环境问题发挥强大的主导作用。

  授予“环境高级专员”副秘书长级权力,因应需要,进行国际上的劝告,召开贤人会议或科学家会议,发表对将来的展望等,使他能在解决地球环境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个方案是,取消分别设置各环境条约公署。这既能加强活动的联系,也可以使业务合理化,减低管理成本。

  同时可以协助削减各条约盟国在履行报告义务时的费用,将这些资金作为“地球绿化基金”,有效地用于保护生态环境、扩大森林面积的植树活动等。

  SGI与巴西SGI在巴西“亚马逊自然环境研究中心”进行热带雨林再生研究,我们会把从中取得的实际经验与成果,尽力支持解决环境问题。

导入再生能源

  第三个方案是,积极导入再生能源,转换依赖石化燃料的社会系统。

  积极从事这项活动的UNEP指出,“积极导入太阳能、风力、波力等保护环境的能源,是千禧年人类必须努力研究的紧迫课题”,并于去年3月发表了题为“当然的选择──再生能源的技术与政策”的报告书。

  发达国家对此问题的意识日渐高涨。2000年在九州-冲绳高峰会议后成立的“G8再生能源特别研究委员会”,在去年的日内瓦高峰会议上提出了报告书。

  在日内瓦的G8共同宣言的“留给将来的遗产”一章中指出:“除了在自国计划中确保充分的再生能源外,也奖励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是G8共同宣言首次对普及再生能源的宣言。

  在欧洲已经开始执行具体的行动计划。去年9月,EU(欧洲联盟)通过了关于普及再生能源的指示,争取2010年,在总能源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一倍。

  在发展中国家,UNDP也展开了各种活动,例如在孟加拉国的小村落导入太阳能等,作为“可持续的农村能源计划”之一环。

  我提议不管是发达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在WSSD上,讨论成立如“促进再生能源条约”等全球规模的协议。

采纳地球宪章

  与WSSD有关联,我还要提出的是“地球宪章”(注解20)。

  提倡可持续未来的价值与原则的“地球宪章”,是以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担任地球高峰会议秘书长的斯特朗(Maurice Strong)为中心的地球宪章委员会负责拟草,于2000年6月发表了最终草案,并希望在今年得到采纳。

  我们SGI赞同“地球宪章”的宗旨。除了在世界各地展开支持活动以外,还在和平研究机构“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召开研讨会,为拟定草案提供多方位的观点,出版研究书刊等等。

  “地球宪章”并不仅局限于环境问题,还包括涉及到公平的社会与经济、民主主义、非暴力与和平等项目,列入今后治理地球社会所不可缺少的综合行动规范,应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指南。

  如果大家不是带有共同的理想,为之努力奋斗,就不可能使地球的未来充满希望。因此,必须取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同意,通过此“地球宪章”。

  同时为使“地球宪章”日后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奋斗的支柱,必须在民间耐心进行意识启蒙。

  SGI将与地球宪章委员会及其他社会团体合作,协助翻译“地球宪章”的各国语言版本,制作解说其内容和主旨的小册子,录影带等。

  从环境教育的观点上,有必要制作简单易懂地介绍地球宪章内容的小册子,以便青少年阅读。

  在WSSD之前,正准备举办儿童创作海报、作文比赛等。希望国际社会今后也继续把焦点放在地球未来的主人翁儿童身上,努力进行环境教育。

  我想今后SGI还将以各种形式为普及环境教育做出贡献。

全球性的支持儿童活动

  为配合以上这些活动,我想就今年5月于联合国举行的“世界儿童问题特别会议”提出一些建议。

  这会议的目的是检讨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所订的目标有否完成,并制订二十一世纪新行动计划。本定于去年9月召开的该大会,因为恐怖活动而被迫延期。

  儿童经常是混乱世界中的牺牲者。世界上约有二十一亿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而能够生活在保障健康成长的国家还不到百分之十。

  在召开“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以后的十年中,死于可预防疾病的儿童人数大幅降低,受基础教育的儿童人数有所增加。结果表明有一定的进展。

  但目前的状况是,高峰会议的行动计划并没有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识,目标的达成状况也不尽理想。为此,联合国儿童基金建立了“为了儿童的世界联合”网路,积极呼吁各国政府、NGO(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新闻机构等的参与。

  “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也是上述活动的一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贝拉米(Carol Bellamy)秘书长说,该会议的目的,在于强调今天的健康儿童与明天的健康世界是相关联的。

  截至目前为止,SGI举办“儿童的人权与现实展”等,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活动。该展为纪念联合国儿童基金创立五十周年,从1996年6月开始以来,在美国各城市及南非等地巡回展出。为配合联合国儿童特别会议的召开,预定5月在纽约举办。

通过儿童权利条约的议定书

  我特别要呼吁的是,在这次特别大会上,各国的领导人应该誓约:在所有的领域贯彻“儿童第一”、“儿童为先”的原则,作为扩大维护儿童的出发点。

  我认为第一步就是强烈要求各国,通过禁止明显侵害儿童人权、儿童买卖及儿童士兵的“儿童权利条约”的两个非强制性议定书(注解21)。

  附带提议,希望能在特别会议上,或在不远的将来通过“世界教育宪章”。

  到目前为止,为了在所有的国家推行识字教育和基础教育,也曾提出“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注解22) 。

  以更进一步的形式,整顿教育环境,进行国际间合作的同时,我们应该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推行以儿童的幸福为重的“以教育为主”的社会理念,实行全球规模的世界公民教育、和平教育,为此建立共同规范。

今年是日中韩的“国民交流年”

  最后,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亚洲和平,我有两个提议。

  今年对于日本、中国、韩国这东亚三个国家来说,意义十分深远。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中韩建交十周年、韩日共同主办世界盃足球赛,是有着三重意义的一年,因而定为“日中韩国民交流年”。

  1999年,在菲律宾召开的“ASEAN+3”(注解23)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三国首脑进行会谈,加速酿成三国间的信赖合作。2000年决定了定期召开首脑会谈,去年又达成了定期召开外长会议与经济相关高层会议等协定。

  今年的国民交流年也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决定的,相信将成为加深彼此信赖与友好纽带的最好机会。

  到目前为止,创价学会期望亚洲和平,努力与中国及韩国进行民间交流。

  由日本中部地区青年部策划,介绍为日中友好奠基的周恩来总理生平的“伟大的领导人──周恩来”展在名古屋揭幕,预计今年内在日本国内八个地方巡回展出。

  另外,我现在正与韩国济州大学的赵文富前校长进行连载对谈,畅谈日韩友好之道。

举办“和平文化与妇女展”

  我认为,亚洲的和平不是在哪个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应该是通过各国加深友好,不断扩大,日渐形成。

  在今年的国民交流年,预定实施“日中韩青年领导人的交流计划”。我希望这种交流能扩展到全亚洲,并且定期举行,积极创造肩负下一代的青年、特别是妇女之间缔结友情的机会。

  譬如,我们可以考虑以并行每年“ASEAN+3”会议的形式,在召开会议的地方进行交流的同时,开展互相加深理解对方文化及历史的活动。也可以举行与首脑们的直接对话,把妇女直率的意见转达给各国的领导人。

  创价学会也预定今年在各地举办“和平的文化与妇女展”。我希望借此机会加深与亚洲各国妇女的交流。

共同的历史认识

  我的另一个提案是,为构筑亚洲对历史的共同认识,推进共同研究工作。

  去年,出现了关于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内部分人对过去历史的错误认识,时而引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这不仅是外交上的问题,考虑到历史教育对儿童产生的巨大影响,实在令人忧虑。

  就这点,历史学家霍布士班姆(Eric Hobsbawm,注解24)曾在《历史论》(On History) 中强烈告诫历史歪离真实的危险,而说:“无论面对多么细微的事情,历史家都应该追求普遍性”。

  曾体验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就历史教育进行两国间及多国间对话,并在1992年出版了以十二国的历史学家为中心所编修的《欧洲历史》。

  虽然对这本书也有正反的两种意见,但通过对话和商讨寻求不偏颇的历史观,我认为这具有很大的意义,并希望亚洲也应该进行同样的挑战。

  真诚地看待过去与真诚地面向未来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以“对话”为中心,继续努力构筑对历史认识的共同基础,相信是亚洲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扩大对话”为口号前进!

  不只是亚洲的和平,紮根于“自律竞争”、“人道竞争”的“对话”、“信赖”和“协调”,才是构筑二十一世纪全球社会、全球文明的支柱。

  牧口会长在《创价教育学体系》中阐述:人类不应过着“依赖他人的生活”,“独立自主的生活”也不够,应该过一种“能贡献他人的生活”。

  就是说,要鼓舞他人,赋予他人力量、勇气和希望,同时追求自己与他人的幸福。当每个人都过着有创造价值的、能贡献他人的生活时,必定能改变社会,改变世界,推动时代。

  今年,以“扩大对话”为口号,我们SGI在各国作为模范市民,无限地扩大“和平”、“共生”的人本主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