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的十字路口走向人的文化兴隆（意大利，巴勒莫大学，2007年3月23日）
2007年3月23日，意大利西西里的巴勒莫大学颁发名誉通讯科学博士学位予池田大作会长。国际创价学会副会长池田博正代表接受荣誉称号，并在该大学举办的仪式上代读池田会长的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尊敬的西尔韦斯特里（Giuseppe Silvestri，1941－）校长、教育学院伦迪纳拉*（Patrizia Lendinara）院长、交流学系拉·斯皮纳（Antonio La Spina，1959－）系长，以及在座的教职员、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衷心祝贺贵校巴勒莫大学建校200周年。我能作为贵校的新成员一同庆贺这一意义深远的日子，感到无上光荣。
我本该亲自前往拜领贵校颁授予我的荣誉，承蒙校长及诸位先生的厚谊，以宽大的胸襟允许我委派代表出席，并代读我的演讲稿，对此深表谢意。
刚才我荣获了贵校交流学名誉博士学位。我始终认为没有比促进交流、展望人类未来，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了。尽管现代的交流手段和技术惊人地发达，但依然欠缺联结人心的“对话”。
17世纪的哲学家帕斯卡写道：“滑稽的正义啊，竟然被一条河限定。在比利牛斯山脉这边是真理，在另一边就成了谬误。”（《思想录》，日译本）地理的境界隔离人，现代人果真可以把这种荒谬的事当作“往事旧话”来取笑吗？
在现代世界，隔离人的“物理距离”前所未有地被缩短了。尽管如此，对立、纷争仍是极为严重。不仅如此，对不同“民族”“宗教”的憎恶，通过网络转瞬之间在全世界散播开来，加剧了社会紧张，这样的情况甚至愈益增多。世界状况如豪猪越跑越近般，只会互相用针刺伤彼此，充斥矛盾与焦躁。
去年（2006年）11月，我会见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1942－），他当时的话深深留在我心中。
“我们只会强调各自的‘差异’，往往看不到‘共同点’。总是按‘我们’与‘他们’来看事情。”
怎样能以同样是人的观点，来发现彼此的“共同点”呢？怎样才能把彼此的“差异”当作“多样性”互相学习，来丰富自己呢？
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我们应诚挚相对，这正是紧要的课题。
今天，我要就新的“交流”状况及条件，列举三点来谈谈我的想法：
（一） 创造价值源泉的文明交流；
（二） 建立在内发性的开放对话；
（三） 通过教育创造和平的文化。
首先要强调的是，作为“创造价值源泉的文明交流”的意义。“西西里有解决一切的钥匙。”（《歌德全集》，日译本）其实我们无须举出歌德这句极其有名的话。我早就认为，西西里这地方最适于讨论文明交流的意义。
西西里在历史上具有“美的遗产”之名，文明与文明交汇，各民族编织宏大交流的人类文明。早在1984年春天，我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举行盛大的“西西里古希腊展”，荣幸地介绍了西西里的八个考古博物馆的雕刻、陶器等700件贵重美术品及考古资料。
展览在日本五个城市展出，把观众带进“奥德赛”（Odysseia）等古希腊英雄们活跃的宏伟历史舞台，动人心弦。当时的展览也得到贵校巴勒莫大学考古学、历史学专业的教授们大力协助。
该展览是联结西西里和日本、在民众层面加深相互理解的重要机会，我迄今仍满怀感激。
在西西里放射悠久的历史光芒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诺曼王朝在实现被称作“12世纪文艺复兴”的大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我以前在创价大学的演讲中，曾论及中世欧洲并非黑暗的，我们决不能忽略那一段历史。其间，意大利文艺复兴之花在萌芽，学问、艺术等已在扎实地发展。
当时，王宫所在地巴勒莫，将希腊、拜占庭、伊斯兰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等大量珍贵文献翻译成拉丁语。这些宝石般的知识在欧洲各地广为传播。巴勒莫作为世界最前端的智慧与文化中心，笼罩着无与伦比的光辉。那辉煌的传统精神迄今仍遗留在为数甚多的现存建筑物上。
现在作为西西里州议会堂的巴勒莫王宫，就是一座著名的建筑、世界的无价之宝，当初是阿拉伯人修筑的城堡，诺曼人改建为宫殿，西班牙人又施以华丽的装饰。
接受不同的文明，使之融合创造新的价值，把丰饶的果实传播至世界各处，这个场所极具象征性地体现了国际城市的真正价值。以巴勒莫为首都，西西里王国也成为西欧近代国家的摇篮。这表明与不同文明的创造性对话和交流所带来的活力。基督教也好，犹太教也好，伊斯兰教、大乘佛教也好，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是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上诞生的。
公元二世纪，处于迦腻色迦王治世鼎盛时期的古代印度贵霜王朝，通过印度洋、阿拉伯湾的海路，以及绿洲贸易之路，联结波斯、罗马，进而联结中国，进行交流。
在触发与融合之中诞生了著名的“犍陀罗美术”，兴起“大乘佛教”。最近的研究证明，大乘佛教的勃兴没有这种宏大的交流是不可能诞生的。文明交流使更为丰饶的人类文化兴隆，培养开启时代大门的新思想。
如何应对不同文明
当然，历史上不同文明的相遇与接触招致始料不及的事态，因而产生很多对立与纷争的悲剧也是事实。过去曾与我共同发行对谈集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博士以“挑战与应战”的概念分析、考察人类文明盛衰的历史。
简洁地说，他的史观认为，如何“应战”，如何适应“与不同文明相遇”这一挑战，是发展或衰退的巨大分水岭。
在全球化以迅猛之势进展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必须把不同文化及文明的相遇，转向和平与共生、创造性的方向。我和汤因比博士对话时也在这一点上达到共识。
这正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文化交流”“文明交流”，都是从人与人的“一对一交流”开始。
翻阅历史，那些能给我们的心带来希望的是积极融入不同文化之中、充满活力的“世界公民”。巴勒莫与遥远的日本之间也留下如此激动人心的先辈足迹。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一词来自“宇宙”（cosmos）。“波斯菊”（cosmos）与“宇宙”一词的英文完全相同，而出生于西西里的伟大艺术家温琴佐·拉古萨（Vincenzo Ragusa，1841－1927）把这种花带到近代日本。
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起步的黎明时期，拉古萨最先把西方美术传授给日本，因此培养了很多日本的年轻艺术家，是近代日本美术的大恩人。1876年，明治政府刚刚兴办的工部美术学校请他当教师，教授西方雕刻。和拉古萨结婚的日本女性清原玉（1861－1939）担当拉古萨后来创办的巴勒莫工艺美术学校的副校长、教授，为介绍日本美术和日本画制作做出贡献。她也曾就读于贵校巴勒莫大学美术专业，成为艺术家。
丈夫去世后，她回到日本，是第一个女性西洋画家。拉古萨夫妻打从心里热爱西西里和日本，要用艺术与文化联结人心，我仿佛从他们的深邃胸怀看见了“世界公民”的榜样。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先生是跟日本军国主义战斗的“世界公民”。
户田会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最先提倡“地球民族主义”的人，他掀起以佛法为基调的民众和平对话运动。那就是以“一对一对话”为中心，扩大草根民众的心的联结。
在踏实的运动中，使青年养成“开放的世界精神”，把地球当作自己的乡土，与各民族心心相连。
那么，将文明与文明碰撞时产生的差异和紧张关系，转变为和平且富有创造性的能量，这种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其关键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即“建立在内发性的开放对话”。换言之，那就是发现彼此的共通点，发挥各自多样性的“开放对话”。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把和平定位为“从精神之力产生的德行”。（《关于思想的自由》）诚然，呼喊和平却不伴随人的积极意志，与他人的关系就难免不安定。而且，若不超越“消极的宽容”这阶段，就不能从“差异就是彼此间的隔阂”此想法里挣脱出来，很可能继续仿徨于“自以为是”的黑暗之中。
反之，是要把和不同文明的交流当作启发、提升自己的成长粮食。构成其基础的就是“开放对话”，有如黑暗中互相照亮脚下的灯光、联结人心的纽带。
在考察21世纪所需的“开放对话”的条件时，必须谈谈彰显西西里历史的“和平对话”—巴勒莫诞生的明君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180－1238）和伊斯兰君主阿尔·卡米尔（Al-Kamil，1177－1238）所实现的和平协议这一伟业。
幼年当上西西里国王的腓特烈二世，于1215年即位为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称他为“王座上第一个近代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日译本）、“世界之惊奇”，据说他通晓希腊语、阿拉伯语等七种语言，对伊斯兰文化也深有造诣。
他还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办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那不勒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为夺回耶路撒冷，他非率军作战不可。
当时，阿尤布王朝的君主阿尔·卡米尔统治耶路撒冷，击退了来自西欧世界的进攻。对于欧洲盟主腓特烈二世来说，无论愿意与否，夺回耶路撒冷是攸关至要的事。不难想象，他自幼浸濡在伊斯兰文化，麾下又有很多能干的阿拉伯人，他绝对不想与伊斯兰世界打仗。于是他心生一计，在1228年先到达以色列北部的阿卡城镇。
腓特烈二世在那里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伊斯兰君主阿尔·卡米尔写了充满敬意的书信，并派出使者觐见。阿尔·卡米尔也许对腓特烈二世的英智与人格深有感触，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和平谈判。
使人惊奇的是，二人通过书信一方面进行艰难的领土谈判，另一方面就哲学、数学等难题反复对话，广泛地探讨学问。彼此在这过程中建立了信赖关系，一再让步直到危及自己地位的底线，终于缔结了历史性的《雅法协议》（Treaty of Jaffa），决定了圣地的和平统治。
双方一次也没有动用武器，便实现了和平。
在宗教狂热与憎恶、政治及经济的圣地激烈之争的历史上，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为什么这样的“和平协议”成为可能呢？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见解，而我认为，首先，双方完全以“和平解决”为目的；其次，二人都具备“世界公民”的资质；接着是，双方并不采取敌对关系，而是贯彻作为人的对等立场。
尽管以书信形式，在不断进行精神对话的过程中，二人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友情。
或许现代的状况截然不同，但二人达成的伟业超越时空，提出了很多值得人类学习的启示。
我本人也属于吃过战争苦头的一代，作为一个追求和平的佛法信仰者，一直与世界众多有识之士和领导人进行对话。
1968年，我提倡“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年后（1974年5月）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我在北京看见人们挖掘地下防空壕。当我走访中学，看见学生们在校园里挖地道备战，那种不安的情景使我痛心。加之美苏对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为打开局面，我于三个月后前往苏联。
我在那儿逗留十天，和莫斯科老百姓交谈，切实感受到他们和北京市民一样殷切希望过和平生活。我下榻之处，那位管理房间钥匙、沉默寡言的妇人，也对我讲述了她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悲痛。
两国民众同样希冀和平。为此，必须先去除互相不信任及猜忌心，首脑之间建立明确的信赖关系。抱着这种想法，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柯西金（Aleksey N. Kosygin，1904－1980）总理时，我坦率地问了苏联是否打算进攻中国。柯西金总理明快地回答：“苏联没打算进攻中国，也没打算使之孤立。”同年12月，我再次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明确传达了这一点。
周恩来总理说：“20世纪最后的25年是世界最重要的时期。所有国家应该在平等的立场上互助。”我听了后，坚信中苏和解即将实现。
事实上，历史正是这样演进。
20世纪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是“敌与我”“善与恶”这种二元论造成分裂因素，在全球加剧的过程中使战争与破坏翻来覆去，并失去极多可贵人命的“杀戮世纪”。
大屠杀（Holocaust）是如此，种族灭绝（Genocide）也是如此，冷战后接连发生的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亦是如此。
“人，为了把善推到一边，把不善推到另一边，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致力于打仗。”（《托尔斯泰全集》3，日译本）人类未能走出托尔斯泰的警戒。
一切善都归于自己，一切恶都推给别人。委身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如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浮士德，一定连良心的苛责也渐渐地感觉不到了。
苦于恐怖活动、民族纷争的21世纪，要解决这一难题，打破基于外在性差异的束缚，建构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其原动力就是“对话”与“交流”，像前面提及的腓特烈二世与阿尔·卡米尔那样，超越敌我的层次、靠人的共情及精神内发性支撑的语言，就能沁入对方的内心深处，使双方共同向和平迈出一步。
佛法将之称作“善恶不二”，意思是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潜伏着“善恶”两面，由于机缘而变为善或恶。
所以我认为，自他都抑制内在“恶”的显现，不断绽放“善”而磨砺生命，才是创造性“对话”的要诀。现代所需要的“对话”方式、“交流”条件，归根到底，不就是这样吗？
释尊的话深入挖掘此问题，且富于启迪性：
“认为‘他们和我一样，我和他们一样’，设身处地，不能杀生，也不能被杀。”（《佛陀的箴言》，日译本）这里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 不是把应该遵守的戒律规定为外在性规矩，而是设身处地地把扎根于同苦的内省性问题作为出发点。
第二，“不能被杀”，不单自己不杀生，还要促使他人了解到生命尊严，并尊重生命。
“内省性问题”和“对他人起作用”的一来一往之间，也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相信对方的善性而提出的“对话”，无疑是把控制和自律的力量锤炼得不可动摇的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支撑对话的两个轮子，是对人人具备的善性的信赖，和不屈不挠地把它引发出来的忍耐精神。这两个轮子就是文明间对话以及宗教间对话的要诀。
我强烈感到，对话的真正价值在于人的精神互相撞击、交织的过程本身，要胜过对话所能得到的成果。
我和世界领导人及有识之士进行了1600余次的对话，出版了约50种对话集，全是出于我想“通过对话联结世界，找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头绪”的成果。我创办的三个研究机构（东洋哲学研究所、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波士顿21世纪中心〔现称“池田和平、教育、对话中心”〕）一直积极致力于文明或宗教间对话，着重于通过具体方案防止纷争、克服贫困、防止全球性环境破坏的“解决问题型”的对话，汇集着人类的智慧。
13世纪日本僧侣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采用了主客的对话形式。“客来既共为嗟叹，愿多研讨。”（《立正安国论》，载《御书全集文白本》Ⅰ）意即思想背景不同的两个人，基于忧虑社会混乱，而在这一基础上共同展开对话。
那产生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制止悲剧发生的方法？真挚议论，最后心心相印，立誓为人民、为社会而行动。
宗教本来就是“道德气质”的源泉，使每个人的心回归“生命尊严”这一人类普遍的基点，建构和平文化。如果“对话”能睁开人的眼睛，把人们从狭隘的偏见与憎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使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普及，并提升为时代思潮的，只有教育。
现在探讨一下最后的问题，即凭借教育创造和平的文化。意大利伟大的教育家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曾一语道破：“避免纷争是政治该做的，建构和平是教育该做的。”（《儿童的心智教育与和平》，载《蒙特梭利文集》第五卷，中译本）并且指明：“教育通过人的变革，使人格的内侧发达成为可能，给人类的目的及社会生活的方式定向。”（《儿童的心智教育与和平》，载《蒙特梭利文集》第五卷，中译本）
教育的成败决定人类的命运。我尊敬的友人、伟大的人权与人道斗士、南非共和国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断言道：“没有人生来就憎恶不同肤色、不同习惯、不同信仰的他人。憎恶是人学来的。”（《迈向自由的长道》，日译本）因此，他重建南非共和国之际，竭尽全力从人们心里拔除“憎恶”的根子，推行培养“信赖别人”和“非暴力精神”的政策与教育。
我们国际创价学会（SGI）也在世界各地开展和平与非暴力的教育运动，如美国青年部的非暴力对话运动“战胜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以及“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文化”展览等。
2001年春于巴勒莫市，在众多人士的协助下，举办了“现代世界人权展”。当地很多青少年来参观，引起巨大共鸣，我由衷感到高兴。
对于贵校巴勒莫大学以及西西里的诸位毅然坚持言论斗争，积极建设非暴力社会与创造和平文化，我要表示最大的敬意。
这是给予世界及后世无限勇气的伟业。
越过两千多年的遥远岁月，哲人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在西西里以言论为武器，与欺压民众的恶势力战斗到底，这一历史赋予了我们力量。
自公元前73年，担任西西里总督的韦尔斯（Gains Verres，前115－前43）在任期的三年间利欲熏心，横征暴敛，强行专制，民众苦不堪言。可是，当时的西西里人没有办法把韦尔斯告上罗马法庭。最终的希望是请担任过西西里财务官、深受人们信赖的西塞罗当代理人起诉他。
西塞罗听了人们的请求，当即应允，挺身而出，并赶赴西西里，向民众详尽收集关于韦尔斯如何穷凶极恶的证词。
他在街上倾听了被韦尔斯一伙谋杀了孩子的母亲们的哭诉。为了回应母亲们的愿望，西塞罗在严冬的西西里东奔西走了50天，冒着杀身之祸，积极地准备在法庭上应战的一切文件，以期万无一失。
由于西塞罗的雄辩，再加上他所代言的民众证词和收集得来的庞大资料，西塞罗一方在法庭上取得压倒性胜利。
我在此言及“韦尔斯弹劾审判”，是想明白无误地表示，西塞罗的言论战就是现代的我们反抗暴力、建构“和平文化”时应该学习的行动规范。
首先是西塞罗的斗争扎根于民众的“真实呼声”，其次是达成了民众的“善的联合”，再次是以非暴力的手段，靠法庭诉讼实现“法的正义”。
古今中外，试图变革社会的“善的团结”往往被分裂，很多时候无法充分发挥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与日本军国主义对峙，死在狱中，此前他曾慨叹道：“恶人出于自我防卫的本能，转身就跟别人联手，但善人永远孤立而微弱。”
牧口会长指明，重要的是用“教育”的力量引发人的无限可能性，使每个人坚强、贤明，并得出结论：加强民众的“善的团结”，构筑和平与人道的世界，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秉持这样的心志，我也在日本、美国、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地开办了实践创价教育理念的学校。倾注全部身心，扩大民众层次的教育交流，特别是和世界各大学的交流。
作为培育“和平文化”的教育支柱，我尤其重视的是教育要造就和平的“创造者”，而不是“旁观者”。
善良的人在社会上很多，混乱却有增无减，对此，牧口会长如此阐明其因：“善人古往今来必遭受强大的迫害，虽然别的善人在内心寄予同情，却毫无实力，唯旁观而已，所以善人会失败。”
有鉴于此，牧口会长认为单纯传授知识、只学习技术，绝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植根于民众的丰饶大地，毅然面对人类或社会的危机—培养这种智慧与勇气的“人本教育”，才是当今世界强烈需要的。
我认为今后教育的重要支柱，是培养尊重并开放学习多元文化的心，这也是世界公民的素质。
今年（2007年）1月我出版了与中国文明研究权威、哈佛大学杜维明（1940－）教授的对话集。（《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日文版）
杜教授也是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的核心小组成员，他这样敲响警钟：“自己不学习，只是想教别人，如此态度傲慢的文明或人必然衰退。”又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相遇，借以磨砺‘听’的技术、同情的道德观、自我发现的感觉”，这很重要。
我认为，向别人学习的谦虚态度，是一种能使和平文化扎根于世界土壤的力量。
意大利思想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论述第三个千年的方向时，指出：“过去2000年的形象是‘箭’，朝一个方向突进”。
埃科还说：“未来第三个千年的象征应该是‘星座’，尊重多元文化社会。”“星座”一说妙极了。一颗颗星各自绽放光辉，构成一个个形状优美的星座。而且，不损害彼此的美，构成多样的形态，繁复地装饰天空。
这种世界观与佛法阐述的“缘起观”相通。佛典有“帝释天的网”这一比喻。帝释天象征大自然的力量，他的宫殿罩上巨大的网，点缀了很多宝石，熠熠生辉。哪颗宝石都不是中心，各自又是全体的中心。一颗颗宝石互映增辉，创造出和谐的庄严世界。这就是世界的实相。把一颗颗宝石象征各个地域、民族的文化，可以说，宝石放射出的光辉显示着各个文化的独特性。所有宝石互相辉映，放射新的光彩，创造巨大的价值，缔造庄严辉煌的“地球文明”。
尊重多元性，彼此尊重差异，互相学习，发现各自的独特性，同时发现人类共通的“普遍性”，这样的交流就是在创造理想与和平共存的“人的文化”“人类文明”。
我坚信，“世界公民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从培养尊重“多元性”的心灵开始。
我的故乡是世界，一种博大精神西西里诗人阿布·阿尔·阿拉布（Abu al-Arab，865－945）这样写道：
我从大地出生
所以我在哪里都心情舒畅
毕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
世界是我的故乡
—《西西里的千年》，日译本
把世界叫做“我的故乡”，从心里把所有的人叫做我的兄弟姐妹，这种博大精神就是我们有责任给后代培养的世界公民观。
巴勒莫传统的街道中心，有主要道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路口，正如这十字路口所象征的，巴勒莫是多种民族熙攘往来的壮大历史舞台。
贵校位于“文明的十字路口”上，作为创造多元文化、培养出众多世界公民的智慧殿堂，在人类发展上留下了伟大足迹。
期待创造和平与共生的“地球文明”的今天，贵校在世界的存在将更加光芒四射。从今日起，我将成为贵校光荣的一员，在此下定决心，要和尊敬的西尔韦斯特里校长为首的诸位先生，一同在世界上进一步扩大对话网络，使“人本教育”更加兴隆。
最后把被誉为“西西里的甘地”即伟大的达尼洛·多尔奇（Danilo Dolci，1924－1997）的话，赠给贵校的年轻英才们，就此结束我的纪念演讲。
“‘和平’，不是寂静，而是意味要奋起的词语。是一种生活方式，具有明快的视野，培育一切，使之向上，不辞辛苦地解决问题。”
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