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危机时代创造价值（2021年）
池田大作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21年1月26日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紧迫危机。从异常气候事件逐年递增，反映出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恶化，加上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继而威胁到全球社会和经济的稳定。
我使用“前所未有”一词，不仅是指当今所经历的危机相互重叠、环环相扣，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虽然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却从未遭遇到如此全球同时备受打击，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命、尊严和生活，迫使他们陷入需要紧急援助的困境。
截至2021年1月25日，短短的一年多期间，全球累计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超过9900万，死亡人数超过212万。[1]这是远远超越过去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的牺牲人数总和。[2]一般人突然失去亲人的悲痛之大，无法计量。尤其惨不堪言的是，为了预防感染，许多病患者无法与家人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不断加剧的丧失感四处蔓延，经济活动的崩溃导致破产和失业人数激增，迫使许多人被剥夺生计，堕入贫困之中。
然而，尽管这场危机的乌云持续笼罩整个世界，各方却从未停止一切旨向于建设和平与人道价值的全球社会所做的努力。其中取得重要进展的项目包括：《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TPNW）已于今年的1月22日生效；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的187个成员国一致批准《关于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及在非洲根除野生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等。
上述的每一项成就，对于联合国要在2030年之前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这显示了人类具有克服任何障碍，创造新历史的无限能力。尤其于去年联合国日（2020年10月24日）达成生效条件的TPNW，为长期以来欲实现消除核武器的目标，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废除核武器是在联合国成立翌年（1946年）的大会上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从那时起一直悬而未决。
1957年9月，在核军备竞赛不断加速的冷战期间，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以此为原点，创价学会致力于全面禁止核武器，并使之成为国际间的规范。为此，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与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简称ICAN）等组织展开积极的合作至今。TPNW的生效对于我们来说，是无上的喜悦。
在世界仍未摆脱疫情冲击的状态下，我想探索一些可以克服此复杂危机的方案，并为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社会，掀起建设和平与人道价值潮流的挑战提出一些建议。
我要探讨的第一个课题是，决不离弃和孤立在逆境中挣扎的人们。随着危机感愈益形成常态时，他们往往是被忽略的一群。
自去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每天的新闻都在报道确诊病例与死亡人数。为了反映这些不断更新、看似无尽头的统计数据其背后的实际意义，在WHO宣布大流行病的一星期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向其人民发表的演说值得我们关注：“这不是简单而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人，可能就是父亲、祖父、母亲、祖母、伴侣。我们是共同体，每个生命、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3]
每当面对巨大灾害等紧急状况时，我们都必须警惕世人，不可忽视这重要的观点。而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持续威胁全世界的大流行病，并且愈益习惯于这场危机时，这一观点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全世界的SGI会员，除了日常彻底注意防范感染之外，在我们日常的佛教实践中，也祈愿新冠疫情早日结束，以及罹难者的安息。
自去年9月起，我所创办的创价亚马逊研究所，为了悼念新冠疫情的罹难者，在巴西开始了“缅怀生命”（Life Memorial）的植树活动[4]。通过植种一株又一株的树木，缅怀曾与巴西大地共生的罹难者，以及他们宝贵的生命，同时也为亚马逊森林的生态保护做出贡献。
大家共同缅怀去世的人们，继承他们的遗志活下去，这一直是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根本基础。如今，我们能聚在一起缅怀罹难者的机会愈益困难，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每一个尊贵的生命沦为纯粹的统计数字。
随着危机日趋常态化，每个人都会倾向于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然而，这也将导致处于水深火热的社会弱势群体备受忽略。
在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中，各国把重心放在加强医疗和卫生体制，同时采取各项被形容为“新常态”的措施，这包括“社交距离”（确保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免于直接接触）、远程工作和在线学习，以及尽可能留在家中等。这些措施对于抑制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及缓和医疗体制的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来越多人响应预防感染措施的呼吁，积极探索新的适应方式和创新方法，具有超越预防轻易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些看似微小且重复性的举动，除了可直接为至亲及身边的人们提供保护以外，更将发展为对生活在同一社会却被忽略的一大群人的关注。
我们必须支援那些因各种差异和歧视而变得脆弱的人们，他们是否有尊严地生活的能力取决于社交和人际网络的支持，而疫情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例如，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而减少了支援那些日常需要护理的人，这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严重障碍。再者，若失去了与平时照顾他们的人共处的宝贵时光，即剥夺了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的基础。而且，当人们的工作、教育以及购物等行为，转移到在网上的时间愈频繁，对于因经济贫困或其他因素而无法充分使用互联网，或尚未掌握使用方法的人，将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此外，据报道指出，由于人们被限制外出而长时间留在家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人数随之激增。而因施暴者（配偶或伴侣）持续待在家中，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获得政府或社会机构的援助。[5]
随着遏制疫情蔓延的预防措施在社会中扎根，人们已逐渐适应，此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积极地守护那些陷入困境且被忽视的群体，而且必须优先减轻他们的痛苦和恐惧感，以作为我们重建社会的前提。
WHO建议使用“身体距离”一词代替“社交距离”，以避免人们误解为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而加剧社会的孤立和分裂。[6]即使全世界仿佛走进了看似望不到尽头的漫长隧道，以至难以察觉他人的遭遇，也绝对不能失去我们都是共同生活在同一社会屋檐下这根本方向。
这里我想引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说话。在去年7月，联合国举行了“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线上研讨会，会上秘书长被问及“新常态”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时，他拒绝以此用语来形容今天各国面临的共同局势，反之他称此为“异常”。[7]确实，即使人们因疫病被迫陷入紧急状态，也必须警觉这对于人类在本质上是异常的状态。
秘书长在另一个场合也表示：“许多人都在谈论要在这场危机之后建立一个‘新常态’。但我们不要忘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之前的世界与常态相差甚远。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系统性性别歧视、年轻人缺乏机会、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失控的气候变化，所有这些绝非‘正常’。”[8]
我对这两个观点深感共鸣。如果我们让这种全球性的不平等和扭曲现象持续恶化，将无可避免地使越来越多人掉队，这将促使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后疫情时代”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新冠病毒对所有国家构成威胁，但事实上其影响仍根据人们所处的不同环境，有着严重差距。例如，纵使用肥皂洗手是预防感染的基本措施，但是世界上约有40%人口生活在无法经常使用肥皂洗手的环境中，这意味着约有30亿人无法获得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基本防护。[9]
此外，世上由于冲突或迫害导致流离失所的人数近达8000万人，许多人只能在人口稠密的难民营中过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保持身体距离，一旦感染暴发，他们将暴露在风险之中。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危机，夹杂了许多复杂且环环相扣的各种因素，想要厘清问题之间的牵连并对症下药，极其困难。在承认受种种因素制约的同时，我想要指出，即使我们正全面地努力应对危机，还必须优先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的每一个人消除痛苦。
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佛教的观点。释尊在《佛说箭喻经》的譬喻中，讲述一个男子被毒箭射伤的故事。男子在允许拔除毒箭之前，坚持要知道是谁制造的弓箭，以及射箭人的身份和姓氏，得不到答复则不拔除毒箭。这男子最终会怎样呢？那就是毒箭仍留在他的体内，最终会性命不保。释尊以这个譬喻来教导热衷于观念性理论的弟子们，应关注于实际影响人类生活的事情上。
二十世纪著名宗教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通过这个譬喻，敏锐地洞察释尊的教义并非旨在提供义理体系。伊利亚德认为，释尊是教导人类根治痛苦的方法，最为重视“拔除毒箭”[10]，意即在现实中从根源为人们去除痛苦。佛法的教导，正是源自于释尊在各种情况和场合下，对人类的生活遭遇而给予我们的启示。
十三世纪在日本弘扬释尊教义精髓《法华经》的佛教僧侣日莲（1222-1282），描述释尊言语的力量“如灯之添油、老人得杖”[11]。换言之，释尊并非依靠什么“超人”的力量来救济人们，而是通过温馨的言语，引导出原本潜藏在人生命内在的力量。
日莲佛法的教义脉动着相同的精神，强调采取行动消除痛苦和绝望至关重要。他的论著《立正安国论》是在日本遭遇自然灾害、饥荒和传染病蔓延，严重危害民众的背景之下，本着欲消除人类痛苦的强烈愿望而撰写的。
日莲在另一篇论著中，描述了日本民众遭受接连不断的灾难折磨所受的深重苦难，其部分内容如下：“三灾七难在这几十年间连续发生，人民减少了一半，剩下的人，或是与父母、或是与兄弟、或是与妻儿别离的哀叹声，跟秋天的虫叫声没有两样。家家零散，就如草木受到风雪欺凌似的。”[12]
正是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日莲持续地鼓励人们，以希望的明灯照亮充满混乱和困惑的黑暗社会。
贯彻信念到底的日莲，屡次遭到当权者的迫害和流放。即使身处与世隔绝之地，他还经常写信鼓励门人要鼓起勇气。有一次，他向失去丈夫的女门人写下这段话：“令先夫既有一个生病的儿子，又有幼少的女儿。他必定会感叹地想，要抛弃他们而独自前往冥途，留下老朽得像枯木一般的女居士一人抚养他们，会是多么痛苦啊！”[13]
信中他更写道：“冬必为春”。日莲竭力鼓励这位女门人，为她送去无比的关心：“目前您可能会感到绝望，仿佛冬天的冷风压在您身上。但是冬天不会永远持续着，春天一定会到来。希望您以勇气和坚强的心活下去。”最后还补充说道：“我一定会守护您年幼的孩子们。”日莲为因丈夫逝世而人生处于寒冬的女门人心中，注入春天的温暖阳光。
通过这种方式，日莲在每一封信的文字中注入他无尽的关心，传送给收件人。当收件人阅读从千里迢迢寄来的信件时，如同日莲在身边鼓励一样，生动的一字一句深深烙印在生命中。
尽管目前的情况与日莲的时代不同，但这场疫情所造成的广泛混乱，已经使到许多人陷入绝望，感觉人生像骤然停顿、生活失去方向，完全看不见未来。
如果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被迫独自承受痛苦，失去社会或身边人的支持，他们的世界将一直黯淡无光。但只要有人关注他们的处境并伸出援手，以关怀的温暖光芒照亮他们，我相信他们极大可能涌现重建有尊严地生活的力量。
我们SGI会员继承了日莲的精神，以“决不对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置之不理”为根本信念，在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信仰实践和社会活动。我的恩师户田城圣会长的一句话，充分表达了这种信念：“希望‘悲惨’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世上任何国家任何人。”[14]
我想强调，户田会长正是要从个人、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层面，彻底消除“悲惨”的状况。无论是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或是任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在任何人身上所遭遇的困境，我们都必须和衷共济，致力消除不必要的痛苦，弥合分裂我们的所有分歧。此决心成了SGI的基础推动力，与许多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组织和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简称FBOs）加深合作关系，寻求解决全球性挑战的方法。
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类历史是一连串危害和威胁的延续，今后也无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形式的威胁。所以重要的是，无论面对再大的威胁或挑战，都决不对弱势人群及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置之不理，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一个消除“悲惨”二字的社会基础。
在疫情持续的危机中，我们被要求保持身体距离，使得更难以察觉他人的遭遇。这不禁让我感到宗教运动和FBOs应该积极担起其重要的角色，以确保我们不会迷失作为共存于同一社会的一分子这基本方向。
新冠疫情对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解决方法如同要从迷宫脱逃般，绝非易事。但我坚信，当我们珍视每一个人的可贵生命，并努力思考应采取什么行动来支援和守护他们时，带领我们走出危机的“阿里亚德妮之网”（Ariadne’s thread）将清晰可见。
我要强调的第二个课题是，各国需要超越各自的立场，万众一心，克服危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究竟为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和伤害？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简称UNDRR）就疫情所带来的生命和健康的悲剧性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困难，指出：“如果将雇用和收入的丧失包括在内，比起其他任何灾害，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单一灾害中影响最大的一次。”[15]
此外，这场空前的危机已影响了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
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相继发生各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印度洋地震海啸（2004年）、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大地震（2005年）、缅甸纳尔吉斯气旋（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2008年）及海地地震（2010年）等，所有灾害皆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从灾害发生后以至复兴重建的过程中，其他国家都以各种形式提供救济和援助。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许多国家陆续为灾区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成为灾民莫大的鼓励泉源。当灾难来袭时，这种国际团结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灾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但是，现今的情况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受新冠病毒侵袭，以至造成了更加复杂、混沌和困惑的局面。如果我们把世界各国比喻为在海洋航行的船只，新冠病毒就像无可匹敌的大风暴，同时袭击所有船只，虽处于同一个“烦恼之海”，各艘船只被冲往不同方向偏离航线。
那么，要克服新冠病毒危机这“没有航海图的航海”，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指南针呢？我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曾进行广泛的对谈，汤因比博士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话：“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16]
基于此精神，我想回顾1950年代冷战至为激烈时，为了防止脊灰感染扩大，美国与苏联的专家协力开发疫苗的事例。
在这之前，脊灰病毒非活性疫苗一直是预防脊灰病毒感染的主要方法，这方法必须通过注射方式，而且费用相当昂贵。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美国科学家致力开发了一种口服脊灰减毒活性疫苗。但由于注射非活性疫苗已经在美国广泛使用，因此相对较少人能参与新疫苗的临床试验。
另一方面，尽管是对自己国家的孩童会带来好处，但苏联当初与敌对的美国进行合作的想法却抱持冷漠态度。后来由于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而感到忧虑，苏联当局于是寻求与美国合作，而美国也认为有这个必要。经双方同意后，于1959年开始在苏联及周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终于开发了安全且有效的活性疫苗。
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活性疫苗挽救了日本许多孩童免于染上脊灰病毒。1960年脊灰病开始席卷日本，到了翌年疫情继续蔓延。随着每日新闻报道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尤其是母亲们，疾呼要求获得疫苗。当时除了从加拿大进口300万剂活性疫苗，苏联也为日本提供了1000万剂活性疫苗，使日本的感染传播迅速受到控制。由于美苏两国合作而诞生了活性疫苗，让人人从中受惠，进而使到全日本的母亲们安心下来。这种情景经过了六十年岁月也难以忘怀。
如今，新冠病毒的感染在全世界不断扩大，随着疫苗的开发和生产，更需要探讨如何确保所有国家获得稳定的疫苗供应。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去年4月，WHO与政府和民间的合作伙伴等，联手推出“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简称COVAX机制），目的是确保所有国家的人民能迅速及公平地接受安全的疫苗，并计划在2021年底前提供20亿剂疫苗给所有参与国家。
COVAX机制是在WHO宣布新冠疫情暴发的一个月后所创设。毫无疑问，对应如此迅速，反映出人们担心倘若没有国际性机制监控而任由开发疫苗自由竞争，将造成财力雄厚与财力匮乏的国家之间产生严重差距，并导致疫苗价格暴涨。
WHO在去年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需要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公益服务，开展大规模免疫接种疫苗工作。[17]目前已有19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COVAX机制，希望在2月开始提供疫苗。但是能否确保疫苗的稳定供应，取决于所有主要国家的合作及建设应有的支援机制。
我希望作为COVAX机制早期参与者的日本政府，努力积极地呼吁美国、俄罗斯等尚未参与的国家，尽早加入COVAX机制。与WHO合作管理COVAX机制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对于日本在去年10月已承诺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一事，给予高度评价：“当安全而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开始使用的时候，这重要的资金不但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不被遗留在队伍后面，对于阻止疫情暴发也有重大作用。” [18]
过去在2000年于日本九州和冲绳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日本作为峰会主席提出以传染病对策为会议的重要议程。以此为契机，两年后创设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以来，在日本和许多国家相继支援下，从这三大流行病中挽救了估计3800万人的生命。[19]
我认为，在建构全球团结以应对新冠疫情时，重要的是积极关注“能成功挽救多少性命”这正面的想法。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了多少感染者”的负面想法，很容易会囿于优先捍卫自己国家，而产生把与其他国家合作放在其次的狭隘想法。重要的是，必须从“努力保护各国人民免于感染，也将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国民”这一认知来开展工作。
正如WHO已将新冠病毒疫苗的广泛使用议定为“全球公共卫生公益服务”，我相信，当COVAX机制全面投入运作时，将会为共享更大价值的“全球公共卫生公益服务”开辟道路。
“全球公共卫生公益服务”的研究，并非只限于疫苗制品或互联网等社会基础设施，它也包括各国在和平、健康环境等范畴的合作政策所得到的成果。[20]以气候变化课题为例，当各国采取积极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可共同创建能够利益所有国家的条件，例如大大减低异常气象或海面上升所构成的风险等。同样地，这次的新冠疫情如果得到世界各国的协力合作而得以受到控制，那将昭示着世界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复原力来对抗今后可能发生的各种传染病的威胁，并为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奠定基础。
当考虑需要以什么来支撑这复原力，正如我刚才提出的比喻，能确保各国船只安全航行的就是“灯塔”的存在。那些孜孜不倦地实践“灯塔”般崇高使命，持续为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奉献生命的，正是世界各地的医疗人员、医生及护士。我谨向那些日复一日、无私奉献的人们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我还要指出，世界上估计每八名护士当中，就有一名是在其出生或受训的国家以外的地方工作。[21]在许多国家，我们看到了一种冷漠对待移民及其家人的趋势，甚至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负担而排斥他们。联合国曾采取措施以纠正这种趋势，尤其当各国面临新冠病毒危机时，移民经常作为护士、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医疗工作人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挽救许多人的性命。
当宣布新冠疫情暴发不久后，口罩的严重短缺导致各国之间为确保供应充足而引起争夺。在这期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UNHCR）列举了几项难民自发地协助收容国所面临挑战的事例。
当肯尼亚在去年3月出现第一个感染个案后，政府马上发布，呼吁人民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指令。一名从刚果民主共和国逃难而来的男子，是在难民营中当裁缝的。当指令一发出，他立即主动开始制造口罩并分配到难民营、当地社区，甚至分给UNHCR的职员。他认为：“我们（难民）不应只是依赖支援，在这危机中也有我们可以贡献的地方。” [22]
在德国，一个叙利亚难民家庭为了支援接待他们的城镇医院护士，而开始制作口罩。当知道用以制作口罩的橡皮筋不足时，当地居民立即提供物品到他们家中。难民家庭的其中一员描述他们的感受说：“这地方的人真的非常热情迎接我们。不但帮我们找到住处，还找到工作，孩子们也可以上学。能够做些事情回报德国，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23]
当一个人拥有无论如何都想要出力帮助他人的强烈欲望，就算只能帮助一个人，也希望能出点力。正因为关心生活在同一社区的人们，所以想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而去行动。我相信，尽管大家的国籍或所处的境遇不同，但这种持续不断的意识和行动聚积起来，就会成为耕耘及培养社会复原力的精神土壤。
当然，为了度过危机，开发疫苗是当前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但正如WHO警示，只是开发疫苗并不能马上解决所有问题，[24]还需要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并建立有效的运输和管理体制。随着控制感染传播的持续努力，这意味着在每个阶段都不可缺少众多人员的协力合作与支持。基本的挑战在于确立和保持“万众一心克服危机”的意识，并增加在各自社会构筑复原力的人手。
“大流行病”（pandemic）一词源自希腊文“pandemos”，意指“所有人”。正如其义，直到新冠病毒在全球获得遏制前，病毒将不分国籍或所处的状况不断蔓延，威胁着所有人。从这点来看，只追求自国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这种传统的“国家安全策略”有明显不足之处。相反，像冷战时期出现美苏两国协力开发脊灰活性疫苗一例那样，各国需要超越各自眼前的利益，致力减少和消除所有人面临的威胁，共同为了“人类安全策略”而努力。
随着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让各国在采取措施——包括提供疫苗——以减少感染传播时，把重心放在挽救全球人类，而非以自国安全为优先考量。从某一方面来看，这问题可概括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核战略“相互确保摧毁理论”（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根据这一学说，双方通过建立压倒性的核威慑力量来追求自国的安全。但是，只要核武战争一爆发，不仅会导致两国毁灭，甚至还会破坏整个人类继续生存的基础。
如前所述，去年宣布非洲已根除脊灰病，[25]现在只要亚洲仅存的两个国家也消灭其病，那么全世界就不再有脊灰病的存在。人类首次克服传染病，是在1980年消灭了天花。这令我想起我的好友、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简称IPPNW）的共同创始人伯纳德·劳恩（Bernard Lown）对此重大成就所说的感想。
“即使在冷战最黑暗的日子里，两国意识形态对立的医生，彼此之间也从未停止过合作。在众多导弹准备就绪，随时爆发核攻击之际，美国和苏联的医生却在全球根除天花的奋斗中并肩作战。这种同志情谊是反核武器斗争中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 [26]
ICAN是由IPPNW所发起，它与广岛和长崎及世界上所有原爆幸存者一起，在民间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最终实现了TPNW。
只要地球上有任何地方还残存威胁的火种，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来说，就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不让任何国家牺牲，能维护世界所有人民的生存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安全策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我认为，TPNW于1月22日生效，正是一个作为开启新时代指标的关键国际条约。
汤因比博士曾经以“时间透视法”提出了以下问题：“若干个世纪之后，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二十世纪前半部分，用时间透视所给予的正确比例试着来看这一时期的活动与经历，什么会被挑出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事件？”[27]
同样地，假如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以“时间透视法”观看二十一世纪前半的时代，究竟会选择什么作为最重要的事件呢？其中之一很可能是TPNW的生效，它是在新冠病毒危机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实现，这一事件也促使各国改变安全策略思维。我也强烈期待，国际社会在COVAX机制的运作下，于全球促进疫苗接种的努力，将永远成为铭刻历史的事迹。
尽管病毒危机确实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我相信，只要集结人类无限的力量，突破僵局并创造新的历史，必定能将之克服过来。我们在应对这场危机所做出的共同努力可以作为基础，使全球人们意识到，人类团结在转变危机中的关键角色。这可以改变人类悲惨的历史轨迹，使我们能够摆脱根深蒂固的国家安全策略所带来的悲剧和冲突。
我要探讨的第三个课题是，制止传播关于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尤其这种错误信息将加剧对感染者的歧视。这必须作为建立人权文化的一部分，确保任何人都不能被剥夺尊严。
以这次的疫情暴发为契机，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文学作品《瘟疫年纪事》重新受到瞩目。作品的舞台是十七世纪的伦敦，描绘了当时疫情暴发，令市民在受到恐惧、混乱和不可靠的煽动性言论影响下，完全丧失理智和自我控制的社会情景。
自远古以来，迄至近代出现的艾滋病毒，在人类历史上就屡见不鲜地发生传染病患者遭受歧视的悲剧。非理性恐惧的爆发，会尖锐地造成社会上一次又一次的分歧和破坏，并留下深刻的伤痕。
传染病与癌症或心脏病等疾病不同，人们始终担心会否被传染而保持警惕，对病毒的恐惧心理容易变成对他人的警戒。问题是，当这种警戒心理升级，导致受歧视而痛苦的患者及其家人感到雪上加霜，或把传染的蔓延归咎于一直以来被歧视的弱势群体。如今，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关传染病的错误信息或煽动行为，通过社交媒体便能快速地传播开来。
随着防止病毒感染的对策不断更新，加上感染扩大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极其深刻，为了满足对信息的迫切需要，人们不再单纯依靠报纸和其他传统媒体获取信息。因此，许多人暴露在未知或未经确认来源的不可靠信息。虚拟信息空间通常是恶意言论的温床，这些言论企图使人们感到不安，目的是以煽动破坏社会，甚至对某些人或群体产生仇恨。
“信息疫情”这一新词汇，经常被用于形容无限制传播毫无根据的错误或煽动性信息，使人类社会的基础被歧视和偏见蚕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流行病”，与实质的疫病并行蔓延。
联合国对此采取高度谨慎态度，并于去年5月发起了“验证”倡议，以对抗有关新冠疫情的错误信息或谣言的蔓延。联合国与多家媒体合作，传播已得到专家和科学家核实的准确信息。该倡议也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参与，成为“信息志愿者”，积极分享可靠信息，以确保家人和社区的安稳与联系。
假如无法彻底揭露错误信息或谣言，它所引起的危险不仅仅是妨碍正确信息的传达，更令人担忧的是，谣言背后的强烈歧视和偏见，会利用对传染病的恐惧而使人产生严重猜疑，导致加深社会的分裂，破坏人人享有的尊严与人权。
有关人权和传染病问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于去年3月6日，即WHO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五天前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在应对过程中，我们必须将人的尊严和权利置于首位和核心，而不是到事后才去考虑。” [28]
9月，巴切莱特高级专员就克服新冠病毒危机时不可忽视的重点强调说：“我们目睹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与人权差距，是如何助长了这一病毒的扩散，即扩大病毒传染范围和极大地加剧其威胁程度。我们今天必须看到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以弥补这些差距，治愈各个社会内部和之间的这些深刻创伤。” [29]
她提及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与人权差距”这些深刻创伤，经常由于社会的结构而令人察觉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以新冠疫情为契机，人们早已下意识地浮现出这种歧视心态。随着新冠疫情的恶化，令人更担忧的是，人们在受到充满仇恨的言论影响下，寻找目标当作发泄对象，以减轻自身的痛苦和不满情绪。
不论地理或职业上的差异以及种族或信仰的区别，每个人都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尽管这显然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和克服的挑战，但我们却看见社会分裂并加剧了这一威胁。究竟是什么潜在的因素促成此局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参考美国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其论著《逃避人性——恶心、羞耻与法律》中关于歧视本质的分析。努斯鲍姆博士认为，人们在社会划定界限，是基于内心对认为是邪恶的人感到反感或恶心，并试图疏远他们。她如此总结自己的观点：为了远离邪恶、获得安慰，我们召唤恶心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将邪恶行为与特定群体联系在一起，并设想这种行为与自己无关——尽管努斯鲍姆博士专注于探讨这种思维模式，但我认为这种思维与传染病所引致的混乱和歧视问题，从结构上来说极为相似。
努斯鲍姆博士于书中提及，在许多医学用语中，例如“细菌”（bacteria）被转用为对某些群体感到厌恶，借以正当化他们对特定的群体的诋毁或压迫。[30]
歧视的根源在于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是“最正确和尊贵的存在”此种意识。每当社会发生危机，就有强烈意识认为应优先考虑自己的群体。这是因对他人感到厌恶所产生的作用，导致人们通过切断与被视为异己者的接触来寻求安堵。
努斯鲍姆博士警告说，这种厌恶感使他们认定对方“不再是主体之社群或世界的成员之一，而是一种外来的异种”。[31]她进一步认为，当弱势群体或个人被政治边缘化并挤压进从属地位时，厌恶感便成为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 [32]
另一方面，努斯鲍姆博士将愤慨视为支撑民主社会的一种情感。她指出：“愤慨却有建设性的功能：它说，‘这些人受到错误的对待，而他们不应该受到错误的对待。’愤慨本身提供矫正这些错误的动机。” [33]从这个意义来看，人们的生活困难甚至危及性命的经历，正是增加歧视意识的原因，并承担分裂社会的风险，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具有孕育出构建共生社会的潜能。
新冠病毒危机几乎影响着社会的所有阶层，也许有许多人已强烈地感受到其生命尊严受到凌辱。但我们必须警惕，不可让因恐惧而衍生的绝望感，转为对他人产生厌恶感。反之，重要的是，我们要将之转为同情他人，对他人所面临的困难与危险感同身受，并努力从事建设性的行动，以扩大团结的阵容，进而改变严酷的社会现实。
当然，视自己的生命为至宝乃人之常情。SGI会员所奉行的佛教教义也阐明了包括“珍惜生命”的人权问题。
例如，我们从释尊的生平和教义中学习到以下教导：
有一次，古印度的憍萨罗国王夫妻在交谈，各自都认为没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爱的。当释尊知道他夫妻两人真实的心情后，吟咏了如下的偈颂：
“以心游历一切方位后，
从未证得任何比自己更可爱的，
像这样，这一个个其他的自己是可爱的，
因此，爱惜自己者不应该害他人。” [34]
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宝贵和不可替代的，那么你应该了解到每个人也一样宝贵。以这种认知成为生活的基础，你就会下定决心不对他人造成任何伤害。
正如这故事所示，佛教的人权思想，并非要我们排除或压抑珍爱自己的心态，而是推己及人，扩大为珍惜他人的心态，重新编织我们的生活，从而恢复自己与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联系。
释尊的教义精髓《法华经》开展和叙述了充满戏剧性的人类生命复苏，教导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是最尊贵的存在。随着人们接触这思想，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尊贵人性尊严时，也会开始认识到他人尊严的尊贵性，而相互决心要构筑起一个“自他共尊的辉煌世界”。
释尊在《法华经》中消除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并强调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最崇高的生命，包括长期遭受严酷歧视的妇女以及犯下恶行的人。《法华经》阐明了受到各种形式压迫和歧视的人们平等地拥有尊严，众人相互确认彼此存在究极尊严，为此而高兴地热烈欢腾。通过这种生命与生命相互触发的实例，明示出“万众皆有尊严”的法理。
我们SGI基于《法华经》人性尊严的哲理，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任何歧视、人人不轻蔑他人的社会，而致力推进联合国所呼吁的人权教育。
为了呼应自1995年开始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SGI于8个国家的40个城市举办了“现代人权展”。自2005年起，也配合联合国推出的《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积极推广人权教育运动。
此外，于2011年，SGI与其他组织合作促进通过首次制定人权教育国际基准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其后，在获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协助下，共同制作和推出“生命的变革——人权教育的力量” [35]展览，并开设“人权教育资源平台”网站。[36]
去年9月，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SGI代表人权教育与学习非政府组织工作组发表声明，论及从去年1月开始将青年订为《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四阶段的焦点。
“此方案赋予人权教育和青年莫大的可能性。虽然新冠疫情为其实施加添了不少困难，但绝对不能中断作为实现人权重要条件的人权教育。” [37]
今年刚好迎来通过《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十周年，该宣言将人权教育描述为建设包容性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如圆形，缺乏任何一条弧线都不能成型。同样地，只要有人因歧视或社会的区别而被排斥，社会的不平等和差异继续破坏对普世人权的尊重，那么人权教育将只是个空洞的口号，无法成为现实。
人权教育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牢固团结，共同觉醒人类尊严的重要性，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社会。如此一来，就能把至今社会上被结构所压迫而迷失和模糊的人权与尊严弧线，变得清晰而明显。
SGI所推进的人权教育运动，是希望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一起努力，共同实现包容性的社会。现今正需要一边防止有关新冠病毒病的歧视和谣言蔓延，一边消除新冠病毒危机所造成的焦虑和恐惧，同时下定决心，建立“不让任何人受到歧视”且充满活力的人权文化。
接下来，为建设一个推崇和平与人道价值的全球社会，我想提出三个具体建议。
第一个是关于强化以人为本的全球治理，以及制定传染病对策的国际指针。
去年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WFP）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数十年来，WFP致力通过粮食供应援助遭受饥饿的人们，也为改善冲突地区的和平条件做出贡献。尤其是去年，当新冠疫情暴发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激增， WFP本着“在医用疫苗诞生前，食物保障是预防混乱的最佳办法” [38]的信念，努力增强粮食的支援。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正是对他们的义举与贡献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WFP在对抗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另一重要作用。由于疫情暴发而导致飞机航班相继取消时，为了协助救援，WFP建立重要的物流支柱，利用其物流能力和专业知识取得包租船只和航班，运送急需的医疗服务物资以及卫生和人道援助人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UNICEF）也提供了后勤支援，运输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医疗用品，例如口罩、防护服和氧气浓缩器，以及诊断测试套件。UNICEF与各国不同地区的物流行业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支持疫苗接种计划以保护儿童免受传染病的侵害。从去年10月起，为迎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接种活动之一”[39]，UNICEF已开始通过采购和预配置注射器及其他必要的器材和设备，也开始准备运输与发送的计划，好让疫苗准备好时马上可以发送。UNICEF对于在温度可控的环境中运输疫苗，以及在电力供应不稳定的国家推广太阳能制冷设备方面颇有经验。他们专有的经验对于在疫情下管理疫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WFP和UNICEF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重大意义，让我强烈感受到联合国与众多机构通过长年的部署，相互编织成“全球安全网”的重要性。联合国有许多专门机构致力于解决特定社群的需求，例如联合国妇女署和UNHCR。通过这些机构所采取的具体行动，除了持续关注那些经常被忽略的群体，也为国际性支援开辟了道路。
我在2019年的《和平倡言》中，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在守护面临最严重威胁和挑战的人们之重要性。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将这方针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生活的基础。
去年，联合国发起了“UN75”全球对话活动，以纪念其成立七十五周年。这是一项充满抱负的尝试，通过民意调查和对话，广泛聆听世界人民的心声。除了亲身见面、在线和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1000多次对话以外，全球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员国中，也有超过100万人回应了一份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谋求加强全球合作的呼声占大多数。不同年龄层和国籍的受访者都认为，全球合作对于应对当今的挑战至关重要，而且新冠疫情也促使国际间需更紧密合作。[40]
调查结果的报告书中，收纳了来自全球参与者的心声：“该病毒夺走了就业、互动、教育与和平……。勤奋学习的学生可能找不到工作，无法获得技术的人在当前严重依赖技术的社会中举步维艰，养家糊口的工人丢了工作，生活似乎不会很快恢复正常，所以人们感到紧张、焦虑和沮丧，因为他们担心未来。” [41]
正如上述调查所示，大家对于全球合作的深切渴望，并非源自对国际社会的理想愿景，而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现实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时说出的切实感受。
说到世界民众对联合国寄予的厚望，令我想起去年3月以百岁高龄去世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1920-2020）的话。他出生于秘鲁利马，1946年作为秘鲁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之后长期担任大使和联合国高级官员。从1982年起就任秘书长，之后连任一期，共达十年之久。
1982年8月，德奎利亚尔前秘书长上任不久后，我们在东京第一次会面，以来曾会见不下数次。每当我谈及关于民间社会支持联合国的重要性时，以冷静和诚实见称的德奎利亚尔前秘书长脸上总会泛起一丝微笑，表现他对联合国使命的深切承諾。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在解决许多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使在任期的最后几天，他仍继续为调停萨尔瓦多共和国的内战奔波。直到最后一天，也刚好是除夕，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他的这项功绩至今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灿烂辉耀。
他曾经如此描述联合国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的《宪章》和工作并不能保证出现一个不出问题的世界。它所许诺的只是一种合理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除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扩散，政治纷争、人权侵害、贫穷增加和对环境的威胁这些严重危险之外，现今还增加了新的冲突根源。世界的政治智慧和想象力（还有同情心）必须用来对付这些危险。只有在联合国内进行持续全面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42]
在另一次讲演中，德奎利亚尔前秘书长表达了自己身为联合国负责人，致力为全人类利益奋斗的坚定承诺，并说出联合国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是为联合国进行复兴和改革提供了创造性的机会。[43]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及气候变化的挑战，我认为应采纳已故秘书长的呼吁，将当前的危机变为转机，通过联合国强化“以人为本的多边主义”。
同样地，古特雷斯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呼吁，为了克服当今的脆弱性和挑战，需要改进全球治理，[44]这是我们必须继续推广的理念。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解决新冠病毒危机的高层会议，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并通过关于对抗流行疫病的国际指针，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传染病。
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专门探讨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联合国大会主席沃尔坎·博兹克尔（Volkan Bozkir）在会议上致辞，表达了世界人民的梦想：
“那一天，我们可以深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不必担心。那一天，我们可以与同事握手，拥抱我们的家人，并与朋友开怀大笑。” [45]
为此，他呼吁加强由联合国领导的国际性合作。其后的特别大会上，为缅怀所有罹难者进行默祷后，各国首脑通过录像进行讲演，并举行以WHO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盖布雷耶苏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为中心召开的在线小组讨论会。而我所建议的高层会议可以作为后续行动，以制定作为协调各国团结一致对抗新冠病毒的国际指针。这项指针应当具有足够力量来抵御未来可能暴发的传染病。
我们见证了在2001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其中制定优先课题和达成期限一览表，成为了每个国家应对这一流行病的强大动力。
其实，各国应对不同灾害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2015年，东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发生后的第四年，在当时受灾严重的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举行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会上通过了《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简称《仙台框架》）。该框架涵括了减灾行动指南及优先事项，明确强调保护人的性命及他们的生计，以及从东日本大地震等灾害中汲取的具体经验，如增强抗灾能力，即从严重冲击后的社会复原力。此外，在《仙台框架》中，设定了直至2030年的具体目标，包括大幅减少全球灾害死亡率及受灾人数，并遏制对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害，世界各国已开始分享减少灾害须注意的优先事项和最佳做法。
我认为，在实现《仙台框架》的基础上，并基于已汲取的教训和经验，当务之急，应尽早建立一个对抗当前新冠疫情的国际指针。
尽管SDGs包含了终止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的目标，但并未明确提及有关大流行病的应对。我们必须警惕，新传染病的威胁今后也可能发生，所以应该向着2030年制定国际指针，把应对大流行病定为重点项目，并强化SDGs，制定与其他各项目标整合的准则。
除了召开通过这项国际指针的联合国大会，我也建议召开一个题为“后疫情时代”的青年峰会，让青年来讨论在这场危机之后，他们希望构筑一个怎样的世界。两年前，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与机会，让来自全世界的年轻领导人与联合国领导们互动，分享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让青年们的担忧更好地反映在相关气候的决策中。
我希望，“后疫情时代”青年峰会可以利用在线平台，让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参加者，包括在贫困中挣扎、在冲突地区中生活以及被迫过着难民生活等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这样的峰会，将为青年提供一个机会，与联合国官员和国家领导自由交流意见与期望。
上文提到的UN75全球对话调查报告，许多参与者希望联合国能够进行改革，以强化与民间社会的联系，并增加妇女和青年参与联合国决策的机会。在报告书中也详细介绍了民众的具体意见，我特别要强调建立联合国青年理事会的想法，该理事会的作用是从年轻人的观点向联合国领导传达想法和建议。
我在2006年提呈的联合国改革建议中，表示坚信让青年积极参与联合国的重要性。我引用阿基米德的原理指出，当青年有了“立足之地”，他们可以让联合国发挥更大力量。接着在2009年《和平倡言》中，我也建议在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一个展望全球未来的部门，以协助联合国策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聚焦力量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是，联合国不仅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也必须在面向未来的行动策略中，更能体现女性和青年的观点和意见。
为此，联合国青年理事会将确保维持和规范上述青年参与的形式。根据青年气候峰会的先例，致力于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青年峰会，将为建立青年理事会创造势头。我真诚地相信，当青年能如此积极地参与，不但能强化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造福世界民众，也为联合国带来崭新的思维与活力。
我要提出的第二个具体建议，是关于禁止和废除核武器课题。
2021年1月22日，民间社会引颈期盼的TPNW正式生效。该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包括禁止发展、试验、生产、储存、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目前，该条约已有86个国家签署，并获得52个国家批准。
继《生物武器公约》和《化学武器公约》所规定的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先例之后，TPNW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规定核武器不能继续存在地球上，其生效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去年10月，曾与ICAN合作倡导TPNW生效的原爆幸存者节子·瑟洛（Setsuko Thurlow），在听说TPNW达成生效条件时分享了她的想法。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人，她的话语深深打动了我：“这确实标志着终结核武器的开端！当得知这条约已达到第五十个批准国时，我兴奋得站不起来，双手掩面喜极而泣。……我充满了极大的成就感、满足感，还有对大家感谢的心情。我相信其他受害者——无论是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幸存者；或南太平洋各岛屿、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的核试验受害者；或加拿大、美国、刚果的铀矿遭受辐射感染的人们——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 [46]
正如瑟洛女士所说，在延续超过七十五年的核时代中，由于核武器的开发、核实验等而受害的人们遍及世界各地。正如TPNW所强调，核武器的存在对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或发生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它对地球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远远超出了以“大规模毁灭”来形容的惨剧——一个个宝贵的生命、赖以营生的社区、人类构筑的文明和历史，全都会在一瞬间被毁灭殆尽——所有事物全都会失去其存在意义。能够带来如此惨痛悲剧的东西，只能被称为“绝对恶”。
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于1957年发表声明呼吁废除核武器。当时，全世界正处于能被核武器轰击范围的核军备竞赛时代。为了对抗和纠正这种把拥有核武器正当化的潜在思维，户田会长在宣言中断言要“把隐藏在其（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摘除掉” [47]，还主张“无论基于任何理由，也绝对不允许使用核武器”。他以强烈的措词，强调如果不揭露潜伏在拥有核武器之中的“绝对恶”的真实本质，就不可能保障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利。
正如TPNW序言声明，迫切维护“全人类安全”正是条约的立足点。根据国际法建立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规范，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存权利——无论其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依赖核武器或无核武器，并确保子孙后代得以生存。
在达成了作为生效条件的50个国家批准之后，于去年联合国大会召开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会议时，另外有16个国家接连表示其批准的意向，可见条约的支持度确实在扩展着。[48]
目前的焦点应当落在条约生效之日的一年内必须召开的TPNW第一次缔约国会议。下一步就是要为“全人类的安全”争取广泛的支持，以扩大签署国和批准国的数量。此外，所有国家包括非缔约国也欢迎参加这次的会议，因此会议的焦点将是如何使更多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参与讨论。我们的挑战是共同建立强而有力的团结，以终结核武器时代。
刚才我提及的UN75报告书中，显示了全球民众越来越渴望构筑如此的团结。当中也介绍了未来10项优先的行动提案，包括在全球推动支持TPNW生效，以及禁止诸如机器人武器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49]此外，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16个国家和地区的千禧世代（20-35岁）展开的调查，84%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在战争或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有核武器国的千禧世代也对此表示了压倒性的支持。[50]
日本作为战时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应该率先表明愿意参加第一次缔约国会议，并积极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为其他依附核武器国充当开路先锋。
在此基础上，日本应争取早日批准TPNW。鉴于其历史和条约的基本精神——即保护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生存权利，并确保子孙后代得以生存——日本务必向世界发出如此强而有力的信息，为确保第一次缔约国会议取得建设性成果做出贡献。
TPNW规定，除了审议和讨论其适用或执行的任何事项外，缔约国会议还可以“依照及符合本条约规定的任何其他事项”进行讨论。[51]基于此规定，我谨提议在第一次缔约国会议期间，举行一个讨论关于核武器与SDGs关系的论坛。
核武器问题不仅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正如TPNW序言列明，它对于人权与人道主义问题、环境与发展、全球经济与粮食安全、卫生与性别平等诸多相关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各领域都是SDGs所关注的议题，因此，核武器与SDGs的相关主题可以成为关乎所有国家的命题，并促使更多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广泛地参加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期的冷战对立导致世界笼罩在核武器的威胁阴影。迄至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状况仍被强烈认定为直到未来也既定不变。然而，无论国家安全再怎么重要，也没有永远依存核武器的理由。因此我认为，鉴于实现每一项SDGs的重要性，为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提供一个良好机会，就此问题进行辩论，并重新审视他们当前的立场。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冲击全世界，使各国都面临深刻的医疗危机及经济受创，并且预测复苏期可能需要数年之久。我坚信，我们已经来到了重要关头，各国必须认真考虑，为了拥有核武器以获得安全保障而继续投入大量军事预算，到底有什么好处。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米达斯国王的故事。国王获得“点物成金”的力量，然而，当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后，发现连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水和食物，也都变成了金子，变得毫无用处。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力量。
人类当前不仅要面对气候变化，还加上新冠病毒危机，因此所有国家迫切需要重新考虑核武器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刻影响。我相信，通过讨论“核武器和SDGs”的关系，可以理清核武器对世界人民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这也是构筑人类理想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努力。
重要的是，民间社会的共同呼声，将成为TPNW争取来自全世界更大支持的原动力。我在去年的倡言中，除了呼吁民间社会观察员参加TPNW第一次缔约国会议外，还提议举行“朝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论坛”。作为第一次会议的后续行动，邀请世界各地的原爆幸存者、支持TPNW的自治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出席。这两项提议除了有助于扩大民间社会的声音，还可将TPNW立为“二十一世纪裁军的支柱”，使它成为改变人类历史之民众力量的焦点。
如今TPNW已正式生效，世界各国能否万众一心，携手消灭威胁全球的核武器？
我们已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我想借此介绍曾担任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会长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的生平。他的人生轨迹，将成为实现我们的憧憬之指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科学家参与由美国领导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而罗特布拉特博士是唯一中途退出该计划的科学家。在加入该项目的数年前，他为了从事研究工作从家乡波兰移居到英国，之后由于家乡被纳粹德国占领，被迫与夫人分隔两地。博士被聘请为英方代表团一员参加“曼哈顿计划”。他在赴美途中，自己的良心与“为了不让纳粹党使用核武器”的大义一直在搏斗。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罗特布拉特博士与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的办公室相邻。某天，博士从“曼哈顿计划”的军队负责人听到，研发原子弹的真正目的是要牵制苏联，而并非为了防止纳粹的胜利，令他深受打击。[52]
多年后，博士在与我的对谈中，回顾了他当时的心情：“我开始思考，这可能就是自己错误的理由。那时感觉，好像我脚下的大地在崩溃。” [53]他申请退出这机密计划，尽管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和要令他打消念头的试图，最终他决定只身回到英国。可悲的是，他挚爱的妻子已在纳粹大屠杀中丧命。
博士后来从新闻报道中得知，1945年8月6日发生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他随之下定决心将余生献给防止再次使用核武器。翌年，他设立了英国原子能科学家协会，展开反对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的运动。为了提高公众对核武器危险的认知，他赞助在火车车厢中举办的移动展览，于不列颠群岛、欧洲和中东各地巡回展出。博士更将研究领域转移至放射治疗，希望将研究用于挽救人的性命。博士早期的研究发现放射性元素“钴-60”，至今仍用以治疗恶性肿瘤。
1954年，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氢弹实验，导致当地居民和附近航行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的船员等受到辐射感染。以这事件为契机，罗特布拉特博士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相遇。罗特布拉特博士后来签署了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并于1957年联合创设了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并于日后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直至2005年去世为止，罗特布拉特博士将其一生奉献给禁止和废除核武器。
当罗特布拉特博士和该会议共同于1995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谈及核威慑理论的观点，至今仍然深具意义：“保留核武器是为了防御某些未知的危险。这项政策仅仅是冷战时代的惯性延续。……至于核武器可以防止战争的说法，究竟还需要进行多少场战争来反驳这一论点？” [54]
在对谈中，我和罗特布拉特博士谈论核武器最初是以对抗纳粹德国的名义而研发，之后屡次改变其理由和战略论，以便把拥有核武器合理化并持续着核军备竞赛。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为某种需要乃有核武，而是核武本身需要其存在的理由。” [55]
只要有国家以某些“未知的危险”为由，持续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的地球将一直备受核武器的威胁，直到无限的未来。与此相对，TPNW的目的是努力消除“核武器继续存在所构成的风险”，[56]确立一条各国能共同向前迈进的道路。
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于1963年（即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翌年），使《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取得了废除核武器的首个成就。尽管该条约禁止于大气层、外层空间或水下进行核爆炸试验，但并未禁止地下核爆炸试验。而最终结果，为禁止一切核试验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简称CTBT），在三十年后的1996年通过。
尽管CTBT尚未生效，但已有184个国家签署，并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CTBTO）筹备委员会的核查制度，确保在地球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核爆炸不遗漏地记录在案。这是一项可以防止罗特布拉特博士所告诫的“未知的危险”发生的防御体制。此外，CTBTO动员其遍布全球的监测站网络收集的数据，来预警灾害的发生、观测核电厂事故等，有助于守护全人类性命。
同样，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自2020年3月起，利用核衍生检测技术以协助超过120个国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57]至今为止，IAEA除了普及癌症治疗，也一直支持各国开展快速检测测试，以对抗埃博拉病毒病和寨卡等传染病。
针对这些举措，IAEA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Rafael Mariano Grossi）声明：“当人们在危机时刻向IAEA寻求援助时，IAEA没有辜负他们，也不会辜负他们。” [58]这些活动，令人联想到罗特布拉特博士为了挽救人命而不断从事研究与开展的行动。
若当今世界需要某种威慑力量，肯定不是用核武器。相反，最需要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联合行动、超越国境的团结力量”，以对抗气候变化问题、新冠疫情，以及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等相互纠缠的危机。
在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条约生效之后，国际社会对生化武器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开始销毁生化武器。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已销毁90%以上。[59]至于核武器方面，可能无法马上看见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发起同样的行动，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2013年至2014年间，举行了三次“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依附核武器国都持续增加。尤其是第三次会议，共有158个国家参加，包括美国和英国也与会讨论。[60]
从这些会议得出的结论中，我认为以下三点特别重要：
尽管威胁的性质不同，但与上述所论述，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都与核武器威胁相通。新冠病毒对全世界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应让所有国家——包括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意识到消除核武器威胁更为重要，因为核武器造成的大规模破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事实上，消除自冷战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危险，正是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以及本月刚生效的TPNW这两个条约的核心精神。NPT呼吁其签署国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核战争，[61]以及它将给全人类带来的破坏。两项条约相辅相成，为全球努力告别“依附于核武器的安全政策”提供了双重基础。
在此，我谨向定于今年8月召开的NPT缔约国审议大会提出两项建议：一、鉴于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危机，大会就安全的真正意义进行讨论；二、最终文件应包括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以及在2025年审议大会之前，冻结所有开发核武器的保证。
原订于2020年召开的审议大会，由于疫情暴发而推迟举行。在召开审议大会时，我敦促参加者反思过去一年来世界人民一直渴望的真正安全保障，并认真检讨继续拥有和发展核武器作为防御某些“未知的危险”，是否与NPT的精神一致。
1958年，在冷战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背景下，美国筹备一个秘密计划，要在月球表面引爆一枚氢弹，目的是产生一道从地球上可以清楚看到的强烈闪光，从而向苏联展示美国优越的军事力量。所幸该计划很快被终止，月球得以幸免。[62]滑稽的是，一方面要利用月球进行核威慑计划，而另一方面在地球上美苏之间正联手进行开发防止脊灰病的疫苗。
今天，当世界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摆脱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破坏时，各国政府应该借鉴历史教训，并认真地质疑继续将核武库现代化的价值。
在今年8月将召开的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上，我强烈敦促各国，除了宣誓不使用核武器以及冻结开发核武器以外，应尽早开展真挚的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履行NPT第六条款的义务。此行动将确保在2025年下一届审议大会之前使核裁军取得实质的进展。
TPNW同意有核武器国通过提交取消该国核武器计划并成为缔约国。[63]通过NPT制度下采取的上述步骤，即基于不使用核武器以及冻结开发核武器的誓约为基础，开展多边核裁军谈判，将促进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加入TPNW。我呼吁各方致力将这两项条约连结执行，使我们能一起走上终结核武器时代的轨道。
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具体建议，是关于如何从新冠疫情危机重建经济和生活。
至今为止，由于货币不稳定、能源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等因素引发的严重衰退，一次次地打击全球经济。然而，这次新冠病毒危机的冲击，远远超过以往的各种危机。根据世界银行估算，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64]几乎所有行业的收入都锐减，出现大规模裁员和家庭收入大幅下降。
ILO警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导致16亿劳动者，即相当于全球劳动人口的一半，面临谋生能力严重受挫，让人们意识到经济的深刻危机。[65]
一些国家已采取紧急措施，为了支持人民的生活而发放临时福利款项或收入补助。去年9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劳工就业部长会议上，与会者共同呼吁建立强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在新冠疫情期间支援所有工人及其家庭。[66]
社会保障制度，是对每一个人在遭到贫困、失业、疾病等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有的保障制度。《世界人权宣言》也明文规定个人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67]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多数人在就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遭受打击，联合国随之于2009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倡议”，以支撑人民生活的基础。
在2013年的《和平倡言》中，我表示坚决支持这项政策，尤其当时许多年轻人正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情况。我呼吁：“年轻人失去希望的社会没有可持续的未来，也培育不出人权文化的风气。”我也建议将这些目标纳入由联合国倡导的SDGs，作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目标，以确保极度贫困的人能够活得有尊严。
相关内容虽然已纳入SDGs，[68]但新冠病毒危机对经济冲击的程度，甚至超过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包括曾过着安定生活的人，都陷入财务灾难。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人们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机会，这也是由3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共同支持的目标。[69]
去年5月，OECD发布的“新冠病毒危机中的生计支援——弥合安全网差距”报告书中指出，多数的劳工及其家人被迫以积蓄来填补生活支出，现在以及将来的健康和生活也面临威胁。它还指出：“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危机，并非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挑战，可能会持续到未来数个月，甚至可能是数年，所以需要有可持续的对应政策。还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使支援计划尽可能有效和可持续地进行。” [70]
OECD的前身成立于1948年，目的是负责监督由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一项为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蹂躏的欧洲国家的计划。如今，OECD被誉为世界最大智囊团，汇聚了来自全球众多专家，以提高国际标准，包括处理国家政策同行评审程序。[71]尤其近年，该组织更着重于政策实施，同时将自己定位为“智囊行动团”（think and do tank）。[72]
在此我提议，OECD成员国能够率领并致力实现SDGs中有关社会保障的目标。我也希望他们能够为了重建因新冠病毒危机而遭受破坏的经济和生活，制定和执行达到国际标准的政策。其中一个可能采取的方向是发展新产业，通过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创造出就业机会，以及削减军事费用，将腾出的资源用在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此外，在制定加强社会抗灾能力政策方面，OECD成员国也可发挥重要作用。这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减少灾害风险和生态保护，支援医疗体制及护理人员的就业环境，以建构区域的可持续性。我援引这些交叠的政策领域，是由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如UNDRR所强调，需要以全面兼顾“多灾种风险”来面对威胁和挑战，并明确地认识到系统性的风险本质。[73]
去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指出，若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将衍生新的传染性疾病。[74]我们需要站在“多灾种风险”的视野，来化解可能急剧出现的负面因素，将其变为正面的积极连锁。即是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也同时是防止新传染病的对策，进而增强社会抗灾能力。而在保护生态环境时，防灾、减灾的努力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如此融汇各种挑战并努力做出改变，能使多样的课题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变化。
为了在后疫情世界中重建经济和生活，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扩大“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和构建社会多维韧性。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建构一个“任何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
与其个别地解决各种危机，倒不如创设一个全面性应对危机的共享平台，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创造新的可能性。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也在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如此申述：“各国应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和更广泛的发展计划相结合。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到2030年，整个自然界的商机可以创造1.91亿个就业机会。仅非洲绿色长城就创造了33.5万个就业岗位。” [75]
秘书长提到的“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简称GGW）是一个泛非洲项目，目的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端的整个萨赫勒（Sahel）地带，种植一道宽约15公里、长约8000公里的“树墙”。它涉及本土植物品种再生，及开发散布在其中的农业地。这是由非洲联盟主导，从2007年开始至今，成功地恢复了2000万公顷的退化土地。[76]该运动的一些主要成果包括：在植树和农业等领域创造了绿色就业机会，改善了由于沙漠的侵蚀所引起的慢性粮食不足，以及稳定了健康和生活条件。[77]GGW项目支持17项SDGs中的15项目标，[78]将增强萨赫勒地区的复原力，并成为使该地区所有人受益的经济发展计划。
雄心壮志地致力于建设全球最大的生态结构——至2030年将恢复1亿公顷退化土地，参与GGW项目的非洲国家正在加倍努力，不但要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还要达成SDGs以及达到《巴黎协定》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从这例子可以看到，即使如萨赫勒地区这样条件不利的地方，也可以通过与自然合作而跨越逆境，为未来建立更美好的世界。
OECD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在寻求克服新冠病毒危机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同样充满抱负的项目。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倘若转向重视自然环境的社会经济系统，推动粮食、土地等利用，可创造出1.91亿个新的工作机会；打造自然受益型基础设施，实行可再生能源的导入等，到2030年可以创造出约4亿个工作机会。[79]如果OECD成员国与其主要伙伴的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共同携手，致力重建世界经济并确保所有人的安全保障，这将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发展。
由于新冠疫情暴发，联合国为达成SDGs于去年开展的“行动十年”而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正如非洲人民团结起来可以将沙漠变为耕地，并将在地球上创造一片新的绿色大地，这也显示了人类具有在面临危机时，挑战并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力量。
创价，意即“创造价值”，体现了创价学会的承诺，即通过充分发挥人的价值创造力，来构建一个“自他皆幸福”的社会。
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将此价值创造力，表现为《法华经》中教示的“如莲华在水”。[80]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并把周围的淤泥当作养分，盛开着芬芳的花朵。这说明无论时代多么混乱和令人困惑，我们都可以不受动摇，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生命中固有的无限价值创造力，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处境转变为履行独有使命的舞台，为身边的人带来希望和安全感。
1930年，在牧口会长与户田会长的师弟对话中，诞生了“创价”一词。创价学会在两位会长的领导下，发展为致力于自他幸福的民众运动，如今已扩展到192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把达成SDGs的期限订于“行动十年”终结的2030年，刚好也是创价学会创立一百周年纪念。
向着2030年，我们作为地球成员的一分子，通过至今所建立的合作网络，将全心全意地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和组织一起加速实现SDGs，来创建一个和平与富有人道价值的全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