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的十字路口走向人的文化興隆（意大利，巴勒莫大學，2007年3月23日）
2007年3月23日，意大利西西里的巴勒莫大學頒發名譽通訊科學博士學位予池田大作會長。國際創價學會副會長池田博正代表接受榮譽稱號，並在該大學舉辦的儀式上代讀池田會長的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尊敬的西爾韋斯特里（Giuseppe Silvestri，1941－）校長、教育學院倫迪納拉*（Patrizia Lendinara）院長、交流學系拉・斯皮納（Antonio La Spina，1959－）系長，以及在座的教職員、同學們、各位來賓，大家好。首先，衷心祝賀貴校巴勒莫大學建校200週年。我能作為貴校的新成員一同慶賀這一意義深遠的日子，感到無上光榮。
我本該親自前往拜領貴校頒授予我的榮譽，承蒙校長及諸位先生的厚誼，以寬大的胸襟允許我委派代表出席，並代讀我的演講稿，對此深表謝意。
剛才我榮獲了貴校交流學名譽博士學位。我始終認為沒有比促進交流、展望人類未來，更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了。儘管現代的交流手段和技術驚人地發達，但依然欠缺聯結人心的「對話」。
17世紀的哲學家帕斯卡寫道：「滑稽的正義啊，竟然被一條河限定。在比利牛斯山脈這邊是真理，在另一邊就成了謬誤。」（《思想錄》，日譯本）地理的境界隔離人，現代人果真可以把這種荒謬的事當作「往事舊話」來取笑嗎？
在現代世界，隔離人的「物理距離」前所未有地被縮短了。儘管如此，對立、紛爭仍是極為嚴重。不僅如此，對不同「民族」「宗教」的憎惡，通過網絡轉瞬之間在全世界散播開來，加劇了社會緊張，這樣的情況甚至愈益增多。世界狀況如豪豬越跑越近般，只會互相用針刺傷彼此，充斥矛盾與焦躁。
去年（2006年）11月，我會見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1942－），他當時的話深深留在我心中。
「我們只會強調各自的『差異』，往往看不到『共同點』。總是按『我們』與『他們』來看事情。」
怎樣能以同樣是人的觀點，來發現彼此的「共同點」呢？怎樣才能把彼此的「差異」當作「多樣性」互相學習，來豐富自己呢？
毫不誇張地說，生活在現代世界的我們應誠摯相對，這正是緊要的課題。
今天，我要就新的「交流」狀況及條件，列舉三點來談談我的想法：
（一） 創造價值源泉的文明交流；
（二） 建立在內發性的開放對話；
（三） 透過教育創造和平的文化。
首先要強調的是，作為「創造價值源泉的文明交流」的意義。「西西里有解決一切的鑰匙。」（《歌德全集》，日譯本）其實我們無須舉出歌德這句極其有名的話。我早就認為，西西里這地方最適於討論文明交流的意義。
西西里在歷史上具有「美的遺產」之名，文明與文明交匯，各民族編織宏大交流的人類文明。早在1984年春天，我創辦的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行盛大的「西西里古希臘展」，榮幸地介紹了西西里的八個考古博物館的雕刻、陶器等700件貴重美術品及考古資料。
展覽在日本五個城市展出，把觀眾帶進「奧德賽」（Odysseia）等古希臘英雄們活躍的宏偉歷史舞台，動人心弦。當時的展覽也得到貴校巴勒莫大學考古學、歷史學專業的教授們大力協助。
該展覽是聯結西西里和日本、在民眾層面加深相互理解的重要機會，我迄今仍滿懷感激。
在西西里放射悠久的歷史光芒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諾曼王朝在實現被稱作「12世紀文藝復興」的大文化運動中的作用。
我以前在創價大學的演講中，曾論及中世歐洲並非黑暗的，我們絕不能忽略那一段歷史。其間，意大利文藝復興之花在萌芽，學問、藝術等已在紮實地發展。
當時，王宮所在地巴勒莫，將希臘、拜占庭、伊斯蘭的哲學、數學、天文學等大量珍貴文獻翻譯成拉丁語。這些寶石般的知識在歐洲各地廣為傳播。巴勒莫作為世界最前端的智慧與文化中心，籠罩著無與倫比的光輝。那輝煌的傳統精神迄今仍遺留在為數甚多的現存建築物上。
現在作為西西里州議會堂的巴勒莫王宮，就是一座著名的建築、世界的無價之寶，當初是阿拉伯人修築的城堡，諾曼人改建為宮殿，西班牙人又施以華麗的裝飾。
接受不同的文明，使之融合創造新的價值，把豐饒的果實傳播至世界各處，這個場所極具象徵性地體現了國際城市的真正價值。以巴勒莫為首都，西西里王國也成為西歐近代國家的搖籃。這表明與不同文明的創造性對話和交流所帶來的活力。基督教也好，猶太教也好，伊斯蘭教、大乘佛教也好，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是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上誕生的。
公元二世紀，處於迦膩色迦王治世鼎盛時期的古代印度貴霜王朝，通過印度洋、阿拉伯灣的海路，以及綠洲貿易之路，聯結波斯、羅馬，進而聯結中國，進行交流。
在觸發與融合之中誕生了著名的「犍陀羅美術」，興起「大乘佛教」。最近的研究證明，大乘佛教的勃興沒有這種宏大的交流是不可能誕生的。文明交流使更為豐饒的人類文化興隆，培養開啟時代大門的新思想。
當然，歷史上不同文明的相遇與接觸招致始料不及的事態，因而產生很多對立與紛爭的悲劇也是事實。過去曾與我共同發行對談集的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博士以「挑戰與應戰」的概念分析、考察人類文明盛衰的歷史。
簡潔地說，他的史觀認為，如何「應戰」，如何適應「與不同文明相遇」這一挑戰，是發展或衰退的巨大分水嶺。
在全球化以迅猛之勢進展的現代世界裡，我們必須把不同文化及文明的相遇，轉向和平與共生、創造性的方向。我和湯因比博士對話時也在這一點上達到共識。
這正是現代人類所面臨的重大課題。「文化交流」「文明交流」，都是從人與人的「一對一交流」開始。
翻閱歷史，那些能給我們的心帶來希望的是積極融入不同文化之中、充滿活力的「世界公民」。巴勒莫與遙遠的日本之間也留下如此激動人心的先輩足跡。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一詞來自「宇宙」（cosmos）。「波斯菊」（cosmos）與「宇宙」一詞的英文完全相同，而出生於西西里的偉大藝術家溫琴佐・拉古薩（Vincenzo Ragusa，1841－1927）把這種花帶到近代日本。
在日本作為近代國家起步的黎明時期，拉古薩最先把西方美術傳授給日本，因此培養了很多日本的年輕藝術家，是近代日本美術的大恩人。1876年，明治政府剛剛興辦的工部美術學校請他當教師，教授西方雕刻。和拉古薩結婚的日本女性清原玉（1861－1939）擔當拉古薩後來創辦的巴勒莫工藝美術學校的副校長、教授，為介紹日本美術和日本畫製作做出貢獻。她也曾就讀於貴校巴勒莫大學美術專業，成為藝術家。
丈夫去世後，她回到日本，是第一位女性西洋畫家。拉古薩夫妻打從心裡熱愛西西里和日本，要用藝術與文化連結人心，我彷彿從他們的深邃胸懷看見了「世界公民」的榜樣。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是跟日本軍國主義戰鬥的「世界公民」。
戶田會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最提倡「地球民族主義」的人，他掀起以佛法為基調的民眾和平對話運動。那就是以「一對一對話」為中心，擴大草根民眾的心的聯結。
在踏實的運動中，使青年養成「開放的世界精神」，把地球當作自己的鄉土，與各民族心心相連。
那麼，將文明與文明碰撞時產生的差異和緊張關係，轉變為和平且富有創造性的能量，這種原動力到底是什麼呢？
我認為，其關鍵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即「建立在內發性的開放對話」。換言之，那就是發現彼此的共通點，發揮各自多樣性的「開放對話」。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把和平定位為「從精神之力產生的德行」。（《關於思想的自由》）誠然，呼喊和平卻不伴隨人的積極意志，與他人的關係就難免不安定。而且，若不超越「消極的寬容」這階段，就不能從「差異就是彼此間的隔閡」此想法裡掙脫出來，很可能繼續仿徨於「自以為是」的黑暗之中。
反之，是要把和不同文明的交流當作啟發、提升自己的成長糧食。構成其基礎的就是「開放對話」，有如黑暗中互相照亮腳下的燈光、聯結人心的紐帶。
在考察21世紀所需的「開放對話」的條件時，必須談談彰顯西西里歷史的「和平對話」—巴勒莫誕生的明君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180－1238）和伊斯蘭君主阿爾・卡米爾（Al-Kamil，1177－1238）所實現的和平協議這一偉業。
幼年當上西西里國王的腓特烈二世，於1215年即位為神聖的羅馬帝國皇帝，歷史學家布克哈特稱他為「王座上第一個近代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日譯本）、「世界之驚奇」，據說他通曉希臘語、阿拉伯語等七種語言，對伊斯蘭文化也深有造詣。
他還致力於教育事業，創辦了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那不勒斯大學。值得一提的是，為奪回耶路撒冷，他非率軍作戰不可。
當時，阿尤布王朝的君主阿爾・卡米爾統治耶路撒冷，擊退了來自西歐世界的進攻。對於歐洲盟主腓特烈二世來說，無論願意與否，奪回耶路撒冷是攸關至要的事。不難想像，他自幼浸濡在伊斯蘭文化，麾下又有很多能幹的阿拉伯人，他絕對不想與伊斯蘭世界打仗。於是他心生一計，在1228年先到達以色列北部的阿卡城鎮。
腓特烈二世在那裡做的第一件事，是給伊斯蘭君主阿爾・卡米爾寫了充滿敬意的書信，並派出使者覲見。阿爾・卡米爾也許對腓特烈二世的英智與人格深有感觸，開始了長達五個月的和平談判。
使人驚奇的是，兩人通過書信一方面進行艱難的領土談判，另一方面就哲學、數學等難題反覆對話，廣泛地探討學問。彼此在這過程中建立了信賴關係，一再讓步直到危及自己地位的底線，終於締結了歷史性的《雅法協議》（Treaty of Jaffa），決定了聖地的和平統治。
雙方一次也沒有動用武器，便實現了和平。
在宗教狂熱與憎惡、政治及經濟的聖地激烈之爭的歷史上，這簡直是一個奇蹟。
為什麼這樣的「和平協議」成為可能呢？
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見解，而我認為，首先，雙方完全以「和平解決」為目的；其次，二人都具備「世界公民」的資質；接著是，雙方並不採取敵對關係，而是貫徹作為人的對等立場。
儘管以書信形式，在不斷進行精神對話的過程中，二人不知不覺間產生了友情。
或許現代的狀況截然不同，但兩人達成的偉業超越時空，提出了許多值得人類學習的啟示。
我本人也屬於吃過戰爭苦頭的一代，作為一個追求和平的佛法信仰者，一直與世界眾多有識之士和領導人進行對話。
1968年，我提倡「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年後（1974年5月）第一次訪問中國。當時中國與蘇聯關係緊張，我在北京看見人們挖掘地下防空壕。當我走訪中學，看見學生們在校園裡挖地道備戰，那種不安的情景使我痛心。加之美蘇對立，中蘇關係日益惡化，為打開局面，我於三個月後前往蘇聯。
我在那兒逗留十天，和莫斯科老百姓交談，切實感受到他們和北京市民一樣殷切希望過和平生活。我下榻之處，那位管理房間鑰匙、沉默寡言的婦人，也對我講述了她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悲痛。
兩國民眾同樣希冀和平。為此，必須先去除互相不信任及猜忌心，首腦之間建立明確的信賴關係。抱著這個想法，最後一天在克里姆林宮會見柯西金（Aleksey N. Kosygin，1904－1980）總理時，我坦率地問了蘇聯是否打算進攻中國。柯西金總理明快地回答：「蘇聯沒打算進攻中國，也沒打算使之孤立。」同年12月，我再次訪問中國，向中國領導人明確傳達了這一點。
周恩來總理說：「20世紀最後的25年是世界最重要的時期。所有國家應該在平等的立場上互助。」我聽了後，堅信中蘇和解即將實現。
事實上，歷史正是這樣演進。
20世紀的歷史，一言以蔽之，是「敵與我」「善與惡」這種二元論造成分裂因素，在全球加劇的過程中使戰爭與破壞翻來覆去，並失去極多可貴人命的「殺戮世紀」。
大屠殺（Holocaust）是如此，種族滅絕（Genocide）也是如此，冷戰後接連發生的種族淨化（Ethnic cleansing）亦是如此。
「人，為了把善推到一邊，把不善推到另一邊，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致力於打仗。」（《托爾斯泰全集》3，日譯本）人類未能走出托爾斯泰的警戒。
一切善都歸於自己，一切惡都推給別人。委身於這樣的生活方式，有如把靈魂出賣給惡魔的浮士德，一定連良心的苛責也漸漸地感覺不到了。
苦於恐怖活動、民族紛爭的21世紀，要解決這一難題，打破基於外在性差異的束縛，建構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其原動力就是「對話」與「交流」，像前面提及的腓特烈二世與阿爾・卡米爾那樣，超越敵我的層次、靠人的共情及精神內發性支撐的語言，就能沁入對方的內心深處，使雙方共同向和平邁出一步。
佛法將之稱作「善惡不二」，意思是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潛伏著「善惡」兩面，由於機緣而變為善或惡。
所以我認為，自他都抑制內在「惡」的顯現，不斷綻放「善」而磨礪生命，才是創造性「對話」的要訣。現代所需要的「對話」方式、「交流」條件，歸根到底，不就是這樣嗎？
釋尊的話深入挖掘此問題，且富於啟迪性：
「認為『他們和我一樣，我和他們一樣』，設身處地，不能殺生，也不能被殺。」（《佛陀的箴言》，日譯本）這裡有兩個重要視點。
第一， 不是把應該遵守的戒律規定為外在性規矩，而是設身處地地把紮根於同苦的內省性問題作為出發點。
第二，「不能被殺」，不單自己不殺生，還要促使他人了解到生命尊嚴，並尊重生命。
「內省性問題」和「對他人起作用」的一來一往之間，也就是不斷地反省自己，相信對方的善性而提出的「對話」，無疑是把控制和自律的力量錘煉得不可動搖的過程。
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支撐對話的兩個輪子，是對人人具備的善性的信賴，和不屈不撓地把它引發出來的忍耐精神。這兩個輪子就是文明間對話以及宗教間對話的要訣。
我強烈感到，對話的真正價值在於人的精神互相撞擊、交織的過程本身，要勝過對話所能得到的成果。
我和世界領導人及有識之士進行了1600餘次的對話，出版了約50種對話集，全是出於我想「通過對話聯結世界，找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頭緒」的成果。我創辦的三個研究機構（東洋哲學研究所、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波士頓21世紀中心〔現稱「池田和平、教育、對話中心」〕）一直積極致力於文明或宗教間對話，著重於透過具體方案防止紛爭、克服貧困、防止全球性環境破壞的「解決問題型」的對話，匯集著人類的智慧。
13世紀日本僧侶日蓮大聖人的《立正安國論》，採用了主客的對話形式。「客來既共為嗟嘆，願多研討。」（《立正安國論》，載《御書全集文白本》Ⅰ）意即思想背景不同的兩個人，基於憂慮社會混亂，而在這一基礎上共同展開對話。
那產生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呢？有沒有制止悲劇發生的方法？真摯議論，最後心心相印，立誓為人民、為社會而行動。
宗教本來就是「道德氣質」的源泉，使每個人的心回歸「生命尊嚴」這一人類普遍的基點，建構和平文化。如果「對話」能睜開人的眼睛，把人們從狹隘的偏見與憎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那麼，使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在社會上普及，並提升為時代思潮的，只有教育。
現在探討一下最後的問題，即憑藉教育創造和平的文化。意大利偉大的教育家瑪利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曾一語道破：「避免紛爭是政治該做的，建構和平是教育該做的。」（《兒童的心智教育與和平》，載《蒙特梭利文集》第五卷，中譯本）並且指明：「教育通過人的變革，使人格的內側發達成為可能，給人類的目的及社會生活的方式定向。」（《兒童的心智教育與和平》，載《蒙特梭利文集》第五卷，中譯本）
教育的成敗決定人類的命運。我尊敬的友人、偉大的人權與人道鬥士、南非共和國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斷言道：「沒有人生來就憎惡不同膚色、不同習慣、不同信仰的他人。憎惡是人學來的。」（《邁向自由的長道》，日譯本）因此，他重建南非共和國之際，竭盡全力從人們心裡拔除「憎惡」的根子，推行培養「信賴別人」和「非暴力精神」的政策與教育。
我們創價學會也在世界各地開展和平與非暴力的教育運動，如美國青年部的非暴力對話運動「戰勝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以及「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文化」展覽等。
2001年春於巴勒莫市，在眾多人士的協助下，舉辦了「現代世界人權展」。當地許多青少年來參觀，引起巨大共鳴，我由衷感到高興。
對於貴校巴勒莫大學以及西西里的諸位毅然堅持言論鬥爭，積極建設非暴力社會與創造和平文化，我要表示最大的敬意。
這是給予世界及後世無限勇氣的偉業。
越過兩千多年的遙遠歲月，哲人西塞羅（Cicero，前106－前43）在西西里以言論為武器，與欺壓民眾的惡勢力戰鬥到底，這一歷史賦予了我們力量。
自公元前73年，擔任西西里總督的韋爾斯（Gains Verres，前115－前43）在任期的三年間利欲熏心，橫徵暴斂，強行專制，民眾苦不堪言。可是，當時的西西里人沒有辦法把韋爾斯告上羅馬法庭。最終的希望是請擔任過西西里財務官、深受人們信賴的西塞羅當代理人起訴他。
西塞羅聽了人們的請求，當即應允，挺身而出，並趕赴西西里，向民眾詳盡收集關於韋爾斯如何窮兇極惡的證詞。
他在街上傾聽了被韋爾斯一夥謀殺了孩子的母親們的哭訴。為了回應母親們的願望，西塞羅在嚴冬的西西里東奔西走了50天，冒著殺身之禍，積極地準備在法庭上應戰的一切文件，以期萬無一失。
由於西塞羅的雄辯，再加上他所代言的民眾證詞和收集得來的龐大資料，西塞羅一方在法庭上取得壓倒性勝利。
我在此言及「韋爾斯彈劾審判」，是想明白無誤地表示，西塞羅的言論戰就是現代的我們反抗暴力、建構「和平文化」時應該學習的行動規範。
首先是西塞羅的鬥爭紮根於民眾的「真實呼聲」，其次是達成了民眾的「善的聯合」，再次是以非暴力的手段，靠法庭訴訟實現「法的正義」。
古今中外，試圖變革社會的「善的團結」往往被分裂，很多時候無法充分發揮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與日本軍國主義對峙，死在獄中，此前他曾慨嘆道：「惡人出於自我防衛的本能，轉身就跟別人聯手，但善人永遠孤立而微弱。」
牧口會長指明，重要的是用「教育」的力量引發人的無限可能性，使每個人堅強、賢明，並得出結論：加強民眾的「善的團結」，構築和平與人道的世界，捨此之外，別無他途。
秉持這樣的心志，我也在日本、美國、巴西、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地開辦了實踐創價教育理念的學校。傾注全部身心，擴大民眾層次的教育交流，特別是和世界各大學的交流。
作為培育「和平文化」的教育支柱，我尤其重視的是教育要造就和平的「創造者」，而不是「旁觀者」。
善良的人在社會上很多，混亂卻有增無減，對此，牧口會長如此闡明其因：「善人古往今來必遭受強大的迫害，雖然別的善人在內心寄予同情，卻毫無實力，唯旁觀而已，所以善人會失敗。」
有鑑於此，牧口會長認為單純傳授知識、只學習技術，絕不是教育的終極目的。植根於民眾的豐饒大地，毅然面對人類或社會的危機—培養這種智慧與勇氣的「人本教育」，才是當今世界強烈需要的。
我認為今後教育的重要支柱，是培養尊重並開放學習多元文化的心，這也是世界公民的素質。
今年（2007年）1月我出版了與中國文明研究權威、哈佛大學杜維明（1940－）教授的對話集。（《對話的文明—池田大作與杜維明對談集》，日文版）
杜教授也是聯合國「不同文明對話年」的核心小組成員，他這樣敲響警鐘：「自己不學習，只是想教別人，如此態度傲慢的文明或人必然衰退。」又說：「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相遇，藉以磨礪『聽』的技術、同情的道德觀、自我發現的感覺」，這很重要。
我認為，向別人學習的謙虛態度，是一種能使和平文化紮根於世界土壤的力量。
意大利思想家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1932－2016）論述第三個千年的方向時，指出：「過去2000年的形像是『箭』，朝一個方向突進」。
埃科還說：「未來第三個千年的象徵應該是『星座』，尊重多元文化社會。」「星座」一說妙極了。一顆顆星各自綻放光輝，構成一個個形狀優美的星座。而且，不損害彼此的美，構成多樣的形態，繁複地裝飾天空。
這種世界觀與佛法闡述的「緣起觀」相通。佛典有「帝釋天的網」這一比喻。帝釋天象徵大自然的力量，他的宮殿罩上巨大的網，點綴了很多寶石，熠熠生輝。哪顆寶石都不是中心，各自又是全體的中心。一顆顆寶石互映增輝，創造出和諧的莊嚴世界。這就是世界的實相。把一顆顆寶石象徵各個地域、民族的文化，可以說，寶石放射出的光輝顯示著各個文化的獨特性。所有寶石互相輝映，放射新的光彩，創造巨大的價值，締造莊嚴輝煌的「地球文明」。
尊重多元性，彼此尊重差異，互相學習，發現各自的獨特性，同時發現人類共通的「普遍性」，這樣的交流就是在創造理想與和平共存的「人的文化」「人類文明」。
我堅信，「世界公民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從培養尊重「多元性」的心靈開始。
我的故鄉是世界，一種博大精神西西里詩人阿布・阿爾・阿拉布（Abu al-Arab，865－945）這樣寫道：
我從大地出生
所以我在哪裡都心情舒暢
畢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
世界是我的故鄉
—《西西里的千年》，日譯本
把世界叫做「我的故鄉」，從心裡把所有的人叫做我的兄弟姐妹，這種博大精神就是我們有責任給後代培養的世界公民觀。
巴勒莫傳統的街道中心，有主要道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路口，正如這十字路口所象徵的，巴勒莫是多種民族熙攘往來的壯大歷史舞台。
貴校位於「文明的十字路口」上，作為創造多元文化、培養出眾多世界公民的智慧殿堂，在人類發展上留下了偉大足跡。
期待創造和平與共生的「地球文明」的今天，貴校在世界的存在將更加光芒四射。從今日起，我將成為貴校光榮的一員，在此下定決心，要和尊敬的西爾韋斯特里校長為首的諸位先生，一同在世界上進一步擴大對話網絡，使「人本教育」更加興隆。
最後把被譽為「西西里的甘地」即偉大的達尼洛・多爾奇（Danilo Dolci，1924－1997）的話，贈給貴校的年輕英才們，就此結束我的紀念演講。
「『和平』，不是寂靜，而是意味要奮起的詞語。是一種生活方式，具有明快的視野，培育一切，使之向上，不辭辛苦地解決問題。」
衷心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