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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的潮流 世界精神的光芒(2003年)

2003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使人性尊严放射光辉──为实现“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为打破力量对峙的结构而奋勇挑战

  为纪念第28届“SGI日”,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提出以“和平文化”与“文明间对话”为时代关键字的21世纪,也已经迎来了第三个年头。

  然而,围绕世界的形势却日趋紧迫。突然冒出的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问题等,与“和平”、“对话”存在着180度差异,情势紧张、一触即发。与其说是拖着“战争与暴力的20世纪”消极遗产,还不如说是比其更加恶化,更加升级为确切。

愈发紧迫的伊拉克、北朝鲜形势

  迎接新世纪时,人们流露出的喜悦表情,而今已不再重现。引人注目的却是到处弥漫着的闭塞感和焦躁感,而证明人之精神健在的对话却差点被扼杀了。

  在全世界屏息注视中,尽管大多数人祈求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但是美国攻打伊拉克已不可避免。中东的焦点巴勒斯坦局势,新年伊始又陷入自杀性爆炸恐怖活动与复仇这种以暴力还暴力的恶性循环泥沼,且逐步升级。

  加之,一举暴露出的愈发紧张的北朝鲜问题。

  几年前,由韩国金大中总统提出的“太阳政策”,使得朝鲜半岛形势呈现缓和徵兆。但是,随着北朝鲜声明退出NPT(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协定,和透露要重新开发导弹等“危险的边缘外交”,局势瞬间转向了黑暗。

  目睹这些危机状况,我不禁想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博士于30年前在和我的对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启发性地阐述了对人类的警告。

  博士指出,科学技术带来的“力量”将以前所未有的势力加剧扩大,与人们的“伦理行动准则”的反差也将越来越大。而如此戏剧性扩大的原因就是原子能。他阐述到:

  “即使在这样的原子能时代,人类仍必须把自己行动的平均准则提高到释迦牟尼、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实际所达到的准则,否则很难寻找出逃避集体自杀的方法”。

  换言之,就是“规劝世人要有完善的道德”。

  博士指出,为控制核武器等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畸形怪物,不可或缺的就是释迦牟尼或圣方济各所表现出的“完善道德”,即彻底的非暴力精神。

  博士还谈到,姑且不论类似宗教界巨人般的突出人格,能否将全人类的“行动平均准则”提高,参照人类历史,结果悲观。

  倘若寄托希望,仅有的可能性,就是“通过宗教界的革命,有可能使人们的心情产生激烈且广泛的变化,或能导致事态的好转。”

  我认为,正面临着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危机的当今,我们更应该把博士的硕学智慧铭刻在心底。

  为此,我常呼吁:“创价学会的社会作用、使命,就是秉持发自生命深邃处的『精神』力量,去与外在的、且具有束缚力量的暴力、权利、金钱势力等这些不断侵犯人性尊严的『力量』进行斗争”。

“善”的沈默助长“恶”

  具体而言,这种“精神斗争”是指,不论现状如何,绝不放弃言语,将对话贯彻到底。但说是容易,办起来却极为困难。

  在这种“斗争”面前,时常会出现阻止、拒绝对话,否定人性的邪恶存在。而每当需要与这种邪恶相对峙的时候,语言、对话能否顽强地持续言论战,正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真正价值的试金石。

  就此,日本的山崎正和所写的话剧《语言--逮捕艾希曼的男人》(中央公论新社)特具启发性。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众所周知,是执行纳粹大屠杀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伪名逃至阿根廷,后被以色列情报机关逮捕,秘密送往耶路撒冷,在全 世界关注下,审判结果被处以绞刑。即使如此,十恶不赦的他在法廷上依然否认控罪,坚持自己不过是纳粹官僚机构的齿轮,只是服从命令杀人而已。

  这个话剧是以实在的人物彼得‧马尔金(Peter Z. Malkin,逮捕艾希曼的原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特成员)与艾希曼对峙为中心而展开的。

  其主题是艾希曼是否会讲出“良心责备”的言词。

  面对做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恶事、在法廷上却极其卑微的艾希曼,彼得有时不顾违反规定,私下给他放唱片,边请他抽烟或喝葡萄酒,边谆谆诱导,诉之以情, 让他承认罪过。有时甚至还迫切苦苦地请求道:“我想听听你的话,请你开口。求求你,我求你了。“但艾希曼直到最后都未吐出过一句悔过的话,缄默地在绞刑架 上葬送了生命。

  彼得对自己的同事说:“正义并不强大。邪恶可以不需说明就去杀人,不理解邪恶的人也会被毁灭。但对于不理解正义的人来讲,正义是不具备任何力量的。正 义就是说明。能令人信服的才是正义。所以正义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被解释清楚。就是对坏人恶事,也想得到为什么如此的说明。”

  “说明”与“信服”--这正是语言的力量,正义与善,只有建立在这基础之上,才能得以成立。

  贯彻这种“精神斗争”是何等的困难,在艾希曼的沈默(拒绝语言、对话)面前,一筹莫展的彼得形象正是最好的象徵。

  这困难虽然连汤因比博士也感到悲观,但在这种精神压抑底下,重要的是不丧失意志,不缄默。

  “善”的沈默正是“恶”所期望的。事不分大小,以语言人(homo loquens)的名誉,必须不间断地持续言论战。若能不为感情所动、顾全大局、竭尽最大程度的精神力量持续对话,就一定能在黑暗的帷幕上打开突破口。

  海明威的名着《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描述古巴老渔翁好不容易煞费苦心地捕捉到巨大的旗鱼后,却又要同为抢夺巨大旗鱼猛扑过来的鲨鱼进行博斗。

  他写道,“瞧吧,人不是为了屈服而被创造出来的。的确,人或许会被杀害,但决不屈服。”

恐怖活动的阴影

  伊拉克、北朝鲜的一系列险恶动态,不待说,与前年9月11日在美国同时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9‧11事件成为“与恐怖活动作战”的契机。

  随着塔利班(Taliban)政权的摧毁,以阿富汗为据点的恐怖活动组织虽被驱逐,但并非表示已被根绝。一连在印尼、俄国、肯尼亚发生的恐怖事件,很 多人怀疑与塔利班有所关联。跨国的恐怖活动组织不像主权国那样有明确的主体,与他们的战争很可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泥沼状态。

  在一触即发、危如累卵之情况下,世界的领导们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成为最大焦点的是如今具有史无前例实力(经济力、军事力)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动态。

  对日本而言,不应认为只要追随美国的意向就可,而是该作为同盟国,积极地提出相关的意见。冷战结束以后,应怎样面对伊拉克、北朝鲜、或者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和平与安定的问题,我认为是考验日本外交的独立性的关键。

  为打开眼下的紧急事态,掌握着主动权的好歹却都是美国。

  正因为如此,自从把与恐怖活动斗争定位于“新的战争”以来,我与世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即为了防止恐怖活动,即使先敌进攻也在所不辞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攻击主义”(注解1),不能不表明忧虑之念。

  美国遭受同时多起恐怖活动的打击确实过大,全世界的同情心也都集中在美国一身。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决定行使即使是在冷战时代都没有行使的“集团自卫权”(Article 5 of Washington Treaty),证明了要与美国步调一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无视国际协调的声援,只携英军为伴进攻阿富汗。

  这场“战果”,促使美国与国际协调主义背道而驰,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美国拒绝签订为防止地球变暖的《京都协定书》, 单方面撕毁ABM(弹道导弹迎击导弹)限制条约,不参加CTBT(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及国际刑事法庭等等。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令人不能漠视,受到 国家内外的强烈批判。

二十一世纪的“国力”

  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敲响警钟的有识之士中,有我的旧友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博士,他是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是国防副部长助理。他认为,国力包括两种力量:一种是经济力、军事力等硬能(hard power);另一种是价值观、文化等软能(soft power)。软能,既不把本国所期望的强加于他国,也不强迫对方服从,它是让对方成为夥伴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尤为重要。

  他指出:“军事力量只是对付恐怖主义的一个部分。要镇压恐怖主义,必须与各国公民紧密合作,需要历经长时间坚韧不拔、脚踏实地的努力。”(《外交论坛》2002年1月号)

  “21世纪的国力是硬能与软能的相互结合。(中略)最糟糕的错误是相信片面性的分析,和相信只要增强军事力量就能维持美国的实力。”(《美国霸权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完全正确。明知是邪恶的、残忍的恐怖事件,却又不知为什么总在世界各地杜绝不了,略加思考,无论是谁都会赞同这道理。

  诚然,恐怖行为是绝不得容忍。为同它对抗,有时可能需要采取武力这种紧急的对应措施。另外,我也不否定这种毅然的态度从侧面会带来抑制恐怖活动的效 果。就像奈博士曾在五角大楼担任重要职位一样,作为一介个人,全面否定军事力量,在“心情伦理”层次(韦伯Max Weber)还说得过,但作为政治层次的“责任伦理”(注解2),则未必具有现实性。

  硬能,特别是军事力量,如果没有导致陷入憎恶与报复的连锁,多少产生些效果。这需要保持军事力量的一方,或者是迫不得已行使军事力量的时候,彻底的自制心也就是源自软能的自制心,能否起到节制作用,我认为这点很重要。

  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t)留有这样的名言:“文明就是尝试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群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这里的“文明”,是指内在的自制心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形态表现出外的结果。

  若从这观点来看,不得不令人怀疑美国一连串的单独行动,会否与美国自身所标榜的自由、人权、民主主义等普遍理念有所抵触。奈博士曾经指出美国的这些普遍理念,随着资讯化时代的发展,会愈发演变成为美国独特的魅力。迫切希望超级大国具有自制力,这也绝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对于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危机,也的确很能理解当独裁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的恐怖与淫威。

  同时,美国为制止这危机而须进行的尝试就是,必须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大拥有者。有必要具体地表示“自制心”,就是为阻止这种威胁 而确立国际管理体系、或设定从削减到废止为目标的手段及步骤。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世界各国真正的说服。否则,即使被指责为道义上缺乏说服力,也真的无力给 予反驳。

手段与目的

  硬能突出的背景,被认为是深受美国“一国独赢”的全球主义的影响。在自由化、规制缓和的口号下推进的这股风潮,显然是倾向于金钱资本主义、金融主导型国家。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经济自由度增加,不确实性因素也增加。高风险、高收益的竞争走向愈益激烈,必然产生少数的“胜利者”与多数的“失败者”。而且,即使说是“胜 利者”,也总是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若希望一直是“胜利者”,就不得片刻休息,从理论上讲,在成为最后唯一的“胜利者”之前,必须一直不停地跑下去。故此, 缺乏“安全网”的金融主导型全球主义,逐渐变成了“一人独赢的金钱游戏”。

  在这个容许上流百分之一的人拥有几乎占国家财富一半的极端的贫富悬殊、不公平的社会里,不管是在国家内外,对“失败者”或“弱者”的视线就显得薄弱了。这种投向“他人”视线的衰弱,就是自制心、道德心衰弱的别名。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任职世界银行副总裁期间,奔走于受到全球主义影响的国家、地区,探求问题的所在。他在近着《全球化的许诺与失 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发出如下的警告:“现代的高科技战争,不通过肉体的接触就能进行。从一万五千米上空投下炸弹,本人『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 么。这也如同现代的经济管理,只要是坐在豪华饭店的客房里,不论是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也都会无动于衷地强加于他人。如果能够『看到』、认识到对方,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为将破坏对方的生活,那就一定会重新考虑所制定的政策。”

  金钱本来用于生产人类生活必须的商品、服务,是为了圆满地进行再投资、再生产的手段。虽然在活化经济活动中缺少不得,但终究只是手段、配角。而现在这个手段代替了目的、配角成了主角。

  佛经有云:“仓之财无胜于身之财,而身之财莫若心之财第一也”(《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1222页)。

  在像现在的情况下,理所当然的结果是,真正是主角的“人”,反被逼成不重要的小角色,对于攸关他人生死的痛苦感受即“心之财”也早已麻木不仁。这不仅 限于美国,在受到全球化巨浪席卷的现代世界,不管胜败如何,不、不如说正是胜利者一方,在生命感觉的深处栖居着这种病理,这样说并不过分。

  我荣幸地能够与尊敬的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加布赖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博士结为知己。他一直在对网路泡沫经济敲响警钟。我认为应该真挚地接受他对转换价值观的如下劝告。

  他指出:“经济所提供的所有商品与服务,既不是里程碑,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今后,应以经济能否使人在生活中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和随同而来的真正的幸福度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日本经济新闻》1月3日)。

  美国是一个宽容的国家。或许是同时发生的多起恐怖事件给予美国过大的打击,如今令很多人担心的是,美国是否允许了单凭力量这硬能推动事态发展,从而取代通过对话方式的说明、信服、达成协定。

  我要重申,应当彻底声讨无差别恐怖活动的非人道性、残酷性。但是,若为对抗恐怖活动而向硬能一边倒,则就太没策略,太令人悲哀了。“憎恶与报复连锁的 反复”,归根到底会令人与恐怖主义陷落到同样的层次,如果用加塞特流形容,是从“文明”到“野蛮”的历史倒退。恐怕连“文明的冲突”这最恶劣的一幕也可能 成为现实。

  我们诀别了受尽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恶梦折磨的20世纪,我祈望不再被别种形态的恶魔重新缠绕。

帕斯卡的“人性观”

 我想对时代精神迫切要求的“等身”范例(对事物的见解、事物的结构)、“等身”构思的重要性阐述己见。所谓“等身”,正如字面,是与自己的“身长、尺寸”相适应的思维、感受。也可以说是不脱离人的生命感觉、生活感觉。

  倘若单从肉体面来看,置身于自然界的人类是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的存在。即使自己的恶行使人类灭亡,但从地球整体的悠久活动来看,也不过是些微的损失。帕斯卡(Blaise Pascal)把“人”喻为“自然界最软弱的一根茎”。

  但是,“这根茎是会思考的芦草”。“无论拥有多大的领土,我都不可能变得比现在的我更大。从空间来说,宇宙包含着我,把我当作一粒原子来吞并。但在思 考的领域,我包含宇宙。”(《Pensees》)这里“包含”的话语中有“理解”“信服”的意思。因此“思考”不只是笛卡尔(Descartes)式的狭 义的理性行为,即在量上把一切都等质化。“思考”该是全面地掌握住人的感性,兼具质的一面。换言之,兼备“几何学的精神”与“纤细的精神”,掌握整个生命 的活动及作用。帕斯卡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探求“等身大”的人性与人的尊严。

“我身一人之日记文书”

  这与重视“六根”协调的佛教教义在根底是相通的。大家都知道,六根是指眼根(视觉能力)、耳根(听觉能力)、鼻根(嗅觉能力)、舌根(味觉能力)、身根(触觉能力)、意根(思维能力)。

  大乘佛教探求意根深处无意识的多层构造,在此暂且不提,重要的一点是,正因为六根不偏不倚、协调平衡,才使得生命活动能够完全地完善地表现出来。

  正如帕斯卡正确认识到,“在思考的领域,我包含宇宙”就是人的尊严所在,佛经中也指出,“八万四千法藏,是我身一人之日记文书”(《御书》563页),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壮观巍然的“等身”范例。

  这范例有何构思,是如何的广泛呢?在这里又是通过怎样的实践规范,来引导出上述汤因比博士的“伦理行动准则”“品行的水准”呢?

  “知此身中,具仿天地。(中略)鼻息出入,法山泽溪谷中风。口息出入,法虚空中风。眼法日月,开闭法昼夜。发法星辰,眉法北斗。脉法江河,骨法玉石,肉法地土,毛法丛林。五脏在天法五星,在地法五岳”(《御书》592页)。

  文章中的“法”字,是效法的意思。其含意是人与宇宙、自然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相互依存。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遵循生态系持续生活,乍看似乎比较粗略,其实是含意深刻的构思。

共生的精神气质

  以此观点看,我们似乎能领悟出它是一种警告:人只要是“一棵芦草”,就无法冲破森罗万象遍布各个角落的这种依存性、关联性的网路,如果破坏这个系统,例如将钸等异物带入这系统,则迟早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正如加塞特一语道破的那样:“我就是自己加上环境。如果不能拯救环境,我也不可救药”(《关于对唐‧吉诃德的思索》Meditations on Quixote);又如劳伦斯(D. H. Lawrence)在临终前写道:“先由太阳开始,其他便会慢慢发生”(《现代人能够爱吗》),表明了没有“他人”就没有“自己”,没有“环境”就没有 “人类”。这也该是我们以此为目标的第一准则。

  牧口常三郎创价学会首任会长在其主要着作《人生地理学》中留下这样有先见之明的观点:“慈爱、好意、友谊、亲切、真挚、质朴等高尚的情感涵养,在故乡之外难以培养。”

  在此,我想使用“共生的精神气质”(ethos,道德风气,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演中做为关键字语使用)这词语对伦理规范进行归纳、总结。

  “共生的精神气质”的基本方针,就是协调胜于对立,结合胜于分裂,“我们”胜于“我”。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相互支持,共同走向繁荣的精神。

  倘若这“共生的精神气质”,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共同点,我深信,汤因比博士所期望的弥补“力量与伦理的行动准则之间的差距”的王道必将打开。

  前文也已提到,若从这观点来看,现状则实在令人心寒,所及的都是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力量”层次的较量。精神气质、伦理等则处于完全无关的状态。虽然 任何人都明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生产出来,如果对它的核查不深入到对包括习惯了这种威胁的人之精神等社会性因素,那么,削减、乃至废除它是根本不可 能的。

“繁荣时代”的空洞化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为使全球主义的潜在利益成为现实的利益,有必要关心环境,使贫穷的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坚持民主主义和公 平交易”(前述书籍)。这也意味着铲除恐怖活动的温床。我认为,若无“共生的精神气质”作后盾,上述的哪一项都无法实现。

  在气势汹汹的怒吼和暴力决定一切的势力时代,“共生的精神气质”之类可能被视为脱离现实。但是,请看个例子,美国的罗伯特・莱克(Robert B . Reich)在担任政府要职期间,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他顾,一次,当他听到电话的那头传来因父亲不在身边而寂寞难堪的儿子的声音时,受到不小的刺激,毅然 辞职,此举轰动一时。当我们看他如下的陈述,就绝不会再认为是什么脱离现实的事情了。

  他写道:“在这繁荣时代,最令人担忧的是家庭的崩溃,社区的瓦解,和难保自身的诚实性。这种担忧即使与新兴经济所带来的财富、技术革新、新的机会、多 种选择等这些巨大的恩惠相比较,也绝不能算是一桩小事。”(《胜者的代价》The Future of Success)

  自不待言,莱克并不是与新兴经济即新经济所带来的网路社会潮流相背驰。他费尽心思考虑人怎样才能不沦为其工具、奴隶,从而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平衡的生活。他奋斗的目标就是仿照斯蒂格利茨的“有人性的全球化”的“有人性的网路社会”。

  的确,新经济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及选择范围。只要付出努力,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也增多。迅速扩展的电子波浪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主权国家的框架。这种倾向使 得公司、学校等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区交流、乃至家庭,也不得已蜕变或崩溃。随着个人所占成分的不断增大,本可依靠的“归宿”的解体也导致了自我危机的不断 增大。

  然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吗?如此随波逐流,真能切实地感受到实际的幸福吗?诚如莱克所忧虑的,归根到底还不能持乐观态度。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经指出,“在民主主义时代,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而最为明显的,就是人心的变化”(《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这是一直都没有着手解决的难题。为此,我们正面对着摆在眼前的紧迫严峻的地球环境问题。

  不该忘记的是,人也不过是生态系统中“一棵最软弱的芦草”,如果忘记,将如同过去古代的长毛象,某天突然迅速地走向衰亡。

  有预测表明,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使用的能源、不用说与先进国家一样多,就是为其一半,地球有限的能源储藏就都要见底。还有资料表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阶层的收入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七的最贫困阶层的收入相等。

  对这种贫富不均、不公平抱有敏锐的危机意识,是“共生的精神气质”的根本。如果立足于这观点,那就难以想像会有国家无视防止地球变暖而制订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另外,不管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将1颗100万美元以上的导弹射向每天生活费仅为1美元或2美元一贫如洗的人民,对这种奇怪的战争构图,我们绝不该漠不关心。不,这是难以容忍的。这种构图极端畸形而导致脱离“等身”的范例,只有认识到这点,才是人之尊严的证明。

近代科学文明的歪曲及环境问题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在高举反对军国主义大旗的同时,认识到:“通过军训,人民学习到忍耐与规律,对于他们的成长也是很需要的”,从而推举“为社会服务的义务 劳动”,作为战争的“道德等值”(《宗教与道德散文集,Essays in Religion and Morality》)。

  他说的也就是“等身”的想法、范例。

  毫无疑问,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浩劫,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我怀疑这种“等身”的想法是否还有介入的余地。

  这样,伴随着某种悲情的自觉,应该促使某种觉醒。这种自觉与觉醒不断地重复相互应证,从中一定会结出或多或少的“自制心形态”的果实,而且也确保“强者”“胜者”在道义上的领导作用。这正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期望。

  从这“等身”的范例来检证整个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是非,我认为,这种扭曲归因于“六根”中“意根”(知性)“非等身”的畸形化,以及其他“五根”(概括为感性)“非等身”的矮小化、萎缩化。

  因此,一直以来,这种扭曲常常形成一种背离民众朴素的生命感觉及生活实感的畸形现象。而民众朴素的生命感觉及生活实感,正是人类最根本的普遍精神。涉 猎古今东西宗教史、精神史的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曾说:“我已经明白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去爱。”(《人性的圣经,The Bible of Humanity》)

  果真如此,就应该纠正这一扭曲,志向于回归生命感觉、生活真实感。这不正是妇女最擅长的本行吗?因为男子往往容易成为理智、观念的畸形化俘虏,而妇女则不管处于任何时代,都是紮根于大自然生态系统,孜孜不倦地继续着营生。

  加塞特将近代文明的横冲直撞比作“像一支箭般盲目地直冲向光荣目标的英雄”,并看穿了这种行动将会带来地球环境问题这严重后果。

  他说,“环境(Circum stantia!)就在我们周围,默默无言”。他具有先见之明,早已看出,大自然虽然沈默寡言,但是具有巨大的力量、容量和深度,决不是人为的雕虫小技能克服的。若不积极地倾听它的呼声,就绝不可能开拓新的文明天地(前述书籍)。

  加塞特将大自然拥有的力量、容量、深度比作“少女”,正如将浮士德(Johan Faust)的灵魂从灭亡中解救出来的也是一种“女性”的形象,在“光荣的目标”彻底褪色的现代,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与环境共生。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懈地呼吁21世纪是“妇女的时代”。

世界人权宣言55周年

  今年适逢采纳“世界人权宣言”的55周年佳节,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留下了印象极深的话语:“普遍的人权始于何方?其实,它是始于家庭四周这些小地方……假如人权于这些地方不能通用,那它就不能通 用于任何其它地方。”(大卫・温纳David Winner 《埃莉诺・罗斯福》)

  只有在成为所有人际关系基础的家庭,在一对一、面对面的日常生活之中,才可能丰富地树立出具有切肤之感的现实的人权意识。

  而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正是妇女。

  针对妇女的作用,我和未来学家亨德森(Hazel Henderson)博士在上月出版的对话集《地球对谈——迈向光辉的妇女世纪》中各抒己见。

  博士谈到自己致力于环境问题的契机,说:“在纽约开始的防止大气污染运动的夥伴,几乎都和我一样是为人之母。母亲深知育儿的艰辛。为此,她们都强烈地祈愿,希望把孩子的未来建设得更加美好。”

  博士满怀深情地说,为了孩子的未来--正因为紮根于这种“等身”的想法,才使运动获得广泛共鸣,从而冲破现实的沈重障碍。

  这种孜孜不倦展开个别对话的主角就是妇女。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有别于“革命”的急剧变化,以妇女为主的“一般生活”,其特点就是具有“连续性”,恰如太阳的节奏,一个接一个勤恳不懈地重复着平凡的对话,从中创造出真的价值。

把孩子们的“笑颜”作为社会的“指标”

  对此,世界银行的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总裁也指出:开发援助等项目的成功与否,“孩子们的笑颜”比数位、数据更加令人信服。我认为,他的着眼点是与亨德森博士相一致的。

  另外,博士诉说:衡量经济成长,不是采取一边倒的GNP(国民生产总值),而应移向测量人们幸福程度的指数。建立“爱情的经济”这一新经济学,也是因为亲身体会到:理论上虽被认为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得到正确结果的事实。

  可见,经妇女证实的具有生活实感的“等身”想法是很重要的,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近年来,在和平、安全保障领域,这种想法也开始引人注目。

  在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上,通过了一项划时代的决议,就是向各成员国提出,在预防纠纷、管理、解决一切问题上,保证在作表决时增加妇女代表的名额。

  这一方针,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特别大会“2000年妇女大会”(注解3)的成果文件上也得以确认。考虑到在纠纷中的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这一事实,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 Annan)也强调:“预防纠纷的最好战略,就是扩大妇女作为和平创造人的作用。”

  我深信,今后,当这种潮流被确认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时,定将超越制止纠纷、缓和紧张的层次,一定能从“战争的文化”转向“和平的文化”。

21世纪的人类保障

  以下,为在21世纪建设“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地球社会,我想具体地论述一下方法及策略。   毫无疑问,我们期待其大部分是在联合国、或在联合国介入下展开。但在此前,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与美国显眼的单边主义成反比,作为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协调组织的联合国机构的地基在下沈,事态令人担忧。

  尽管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而导致联合国机能不健全,但联合国在冷战后的活动引人注目、充满活力,遗憾的是此景不长。

  联合国很快就受到以美国为中心的“权力游戏”的摆布,立志永久和平与人类利益的“康德(Immanuel Kant)方式”消失了,主权国之间权益相互争执权益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方式”横行一世。这样下去,历史的齿轮将向后倒转。

  我认为,因为目前还没有其他组织可以代替联合国,所以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如果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倾听弱者的声音是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美国就应该按照其标榜的普遍理念进行选择。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近十年来历经种种议论的“人类安全保障”。

  2001年6月,成立了“人类安全保障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注解4)。

  该委员会为扩大对“人类安全保障”的理解,并为使它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政策方针而制定报告书,预计将在今年6月发表。

  对此,“人类安全保障”的研究小组共同提出问题,命题为“关于『人类安全保障』的公开信”,汇总了36位研究人员的研讨成果。

  其中提到有四点很值得重视:1‧注意日常的不安;2‧重视弱者;3‧珍惜多样性;4‧珍惜相互性。呼吁我们应该关注导致人类不安及成为威胁根源的军事化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这些主张与我多年来的主张相吻合,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从这观点出发,我首先想列举的是,现在被视为焦点的伊拉克与北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

  我认为,特别值得讨论的是,如何防止加深危机的核武器扩散及裁军、废除核武器的方针政策。

  美国的科学杂志《原子能科学家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发表的“世界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在去年已拨到7分钟前。

  列举的理由如下:至今作为美俄间裁减核武器基准的ABM条约的垮台、核武器保有国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对核物质管理的担忧倍增、妄图获取核武器的恐怖组织的存在等。

  另外,最近北朝鲜宣布重新启动核设施,表明退出NPT。

  长此下去,以NPT为轴心的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框架,不但会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带来无止境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并且还会给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裁军进程带来深刻的影响。

  在去年4月举行的NPT再研讨会议的第一届预备委员会上,议长的总结发表中敦促:1‧促进CTBT生效;2‧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古巴加入NPT;3‧北朝鲜遵守IAEA的保障措施等。

  其中,古巴于去年10月批准加入NPT,同时还批准加入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the Treaty of Tlatelolco,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

  我们强烈希望其他三个国家也能早日加入、北朝鲜继续留在NPT组织。为此,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也要给予协助,创造条件促进各地区间的相互信赖。

  特别是在北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上,希望能选择古巴所选择的道路--通过参加地区性无核区组织,在确保地区安全保障的同时,努力沿着继续留在NPT体制中的道路前进。

将“无核地带”扩大到北半球

  我早前就开始呼吁在东北亚地区设置无核地带。

  在这地区,已于1992年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蒙古无核武器国地位宣言”,日本也提出“无核三原则”。

  依照这些宣言,是否可邀请北朝鲜参加、由联合国主办召开“东北亚和平会议”,在建立该地区相互信赖关系的同时,讨论在将来设置无核地带的可行性。

  现在,北朝鲜参加的地区安全保障组织,只有ARF(东盟地区会议)。我认为,特别是针对东北亚的问题,与联合国有关人士进行共同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20世纪,地球南半球几乎实现了无核化。

  这个事实证明,不拥有核武器比拥有核武器更能确保本国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不但符合本国的利益,还有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也昭示了现实性政治选择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我强烈呼吁,21世纪国际社会应面向的挑战是北半球的无核化。

  其中,中亚及中东地区已经进入设置无核地带的构想阶段。在东北亚也到了该认真研究的时期。

  假如设置无核地带需要时间,那北朝鲜还可以走与蒙古国同样的道路,即是宣布“无核武器国地位宣言”。

  对于蒙古国的宣言,除了联合国大会通过对此表示欢迎的决议以外,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于1995年发表声明,对加盟NPT的无核国的消极安全保障 (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保证不向无核国进行核武器攻击)适用于蒙古国,并就此作了再次的确认。

  对于北朝鲜,如能确立同样的方式,相信迟早也能成为无核地区。

  与NPT一样,CTBT是防止核武器扩散体制的核心。但遗憾的是,CTBT条约通过后的六年间,仍然处于未生效的状态。

  因此,现在也有草案提出,当批准条约的国家达到一定数量时,条约暂定生效,提前开始对核武器试验进行国际监视的体制。为使核裁军不再后退,应该展开积极的探讨。

在联合国设置裁军的专门机关

  另外,面临2005年NPT再讨论会议,和在防止核扩散上必不可少的对弹道导弹进行军备管理,我认为,去年11月通过的“ICOC(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动准则)”(注解5)应该成立为在法律上具有强制性的条约。

  在确认防止核扩散体制的同时,作为刚才所提出的“自制心”的形态,应强烈向有核国提出具体的努力削减、废除核武器的要求。

  在举行NPT再研讨大会的2005年,适逢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60周年,我建议,召开由各国首脑参加的“废除核武器特别大会”。

  自联合国在十五年前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大会以来,全球规模讨论废除核武器问题已历时太久。

  重审决定人类命运的这问题、认真探索方法及途径以达成实现“没有核武器”的21世纪,现在正是时候。

  当前,美俄两国间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于去年5月签署,在核裁军方面,它取代了ABM限制条约。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削减核武器的多国间条约。

  我曾呼吁,制定“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在特别大会上,首先是在核武器拥有国之间推进制定裁军条约。

  这在三年前NPT再研讨会议的最终文件中得以体现,即“明确保证达到全面废除拥有的核武器”。

  加之,我还要呼吁,为确保忠实地履行核裁军的规定,根据NPT第6条,在特别大会上,应该讨论在联合国内新设专门机构。

  正如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所斥责的,核武器是威胁地球上所有人类生存权的“绝对的恶”。以他这和平思想为根源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也为2005年的大会而与世界的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核裁军及废除核武器的研究课题。

达成“千年开发目标”

  第二,克服威胁人类尊严的贫穷饥饿等问题。

  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的报告书中指出,世界上有28亿人靠每天不到2美元度日,其中有12亿人每天不到1美元,而且据推算,超过8亿人营养不良。

  为了改善这种状态,国际社会应该下决心尽早解决这一问题,和要求实现三年前联合国通过的“千年宣言”中明确指出的“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十亿多男女老少同胞摆脱目前凄苦可怜和毫无尊严的极端贫穷状况”的誓言。

  联合国的具体目标有8大部分18个专案,其中包括在2015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这是综合了90年代召开的主要国际会议、首脑高峰会议、以及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达成的协定,总称“千年开发目标”。

  但是,按照现在的进展,预计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33个国家,连目标的一半都难以实现。UNDP的报告书也发出了强烈的警告:“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下一世代的世界领导们不得不重新制定同样的指标。”

  我在三年前的倡言中就曾呼吁,为解决地球社会面对的贫穷问题,必须实行“全球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争夺全球战略的重点--欧洲的扩张计划,也是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最成功的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胜者在良好“自制心态”下的成功之例。

  在21世纪的当今,更加强烈需要这种全球性的“自制心态”。

  从这意义看,去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通过的实施计划中,同意设立“世界联合基金”,促进发展中国家消灭贫穷、进行社会开发及人力开发。对此,我是非常欢迎的。

  在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已经正式承认了这个基金。以消灭贫穷为焦点而设立的基金尚居首例,这是继1992年经由地球峰会设置的“地球环境研究机 构”(注解6)之后,经首脑会议认可的全球规模的基金,具有一定的意义。为达成“千年开发目标”,作为国际社会强有力的联合标志,各国的协作必不可少。

  另外,联合国每年都发表秘书长报告,汇报“千年开发目标” 的实施状况。世界各国首脑在严肃地接受报告内容的同时,为进一步深化扩大国际合作,我建议,直至2015年为止,定期召开“世界峰会”。

  这也可以每隔两年,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各国首脑集聚一堂,共同探讨21世纪的人类和平与幸福,这是富于想像的展望。

  会场不应局限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我认为,应该在贫穷与饥饿最严重的地区召开会议。

  要加强这种国际合作的框架,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援与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为使全世界的人们深入理解“千年开发指标”,联合国努力创造环境,掀起了“千年宣言宣传活动”,促进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紧密联系。

  我们SGI也赞同该活动的宗旨,一向积极举办各种展览、讲座等民众阶层的意识启蒙普及宣传活动。

  另外,波士顿21世纪中心于去年发刊了《克服贪婪》(Subverting Greed),内容是展望公正的地球社会应有的形态。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念念不忘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形成世界规模的连带做出贡献。

“国际淡水年”与发展中地区的课题

  除贫穷饥饿以外,当今最大的焦点是水资源问题。

  现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人面临缺水问题,11亿人不能取得安全的饮用水,25亿人得不到合格的卫生条件。据推计,因患有与水相关连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每年超过500万人,这是平均每年在战争中被杀人数的10倍。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强调的:“要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拯救生命,任何措施都比不上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水和合格的卫生条件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确保安全饮用水及整治卫生条件。

  今年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淡水年”。3月在日本召开“世界水论坛”。我认为,日本作为东道主,应通过技术支援与派遣人材在这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这问题在去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也是主要的课题之一。会上,日本表明将与美国合作,推动尽早实现“向人们提供净水”的倡言。

  截止目前,日本通过努力取得如下成绩:向世界4000万以上的人们提供安全的饮用水、整治卫生条件。我期望日本充分利用至今的经验,在水资源领域带动世界的发展。

  第三,建设一个使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教育的社会。因为教育是使人活得真正像人的源泉,也是“和平文化”的基础。

  类似巴勒斯坦问题,是陷入泥坑中的让谁都无计可施的纠纷。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解决这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长期不懈地教育青少年。

  1990年在泰国举行的“教育万人世界会议”上,自提出以全面普及基础教育为国际社会的目标以来,整个世界的初级教育就学率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仍然有1亿以上的未就学儿童、8亿8千万文盲,其中妇女占三分之二,事态严重。

  鉴于这种情况,在去年5月召开的“联合国儿童特别大会”、6月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都提及这问题,再次强调必须致力于全面普及基础教育、创造妇女平等接受教育的环境。

  现在,为了促进该项活动、以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中心,正在世界各地开展着“教育万人”宣传活动。

  同时,从今年开始了“联合国扫盲十年”的运动。

推行终身教育的牧口常三郎

  “教育万人”,也是与创价教育之父牧口常三郎首任会长的理念相通,他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至今我已多次提及,牧口首任会长在《人生地理学》中呼吁:开创“人道竞争”的时代,即培育“世界公民意识”的涵养和树立“自他同享幸福”的目标。

  他为实现这目标,在日本率先致力于开阔充实妇女教育、确立终身教育这一“人本教育”的概念。

  他除了在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推进妇女的函授教育以外,还再三提倡设立学习半天、工作半天的“半日制学校”,强调终身教育的必要性。

  同为教育家的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也致力于函授教育事业。我继承两位会长的精神,在构思创建创价大学的时候,就考虑设置“函授教育部”,终于在1976年得以开设。如今,令人自豪的是,已经发展到拥有全日本最多的在校生人数和最高的毕业率。

  SGI也同样遵循牧口首任会长以来的传统,积极发奋地普及基础教育。在日本以青年部为中心,开展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国进行扫盲的各项活动。在巴 西,国际创价学会巴西教育部也从1987年开始推进对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进行扫盲教育的志愿者活动,受到巴西政府教育部的认定。

可持续发展与“教育十年”

  近年,除了以这种“读写”等基础能力的学习为主体的扫盲教育之外,社会还呼吁培养“和平文化”、与自然环境共生的“新人本教育”。

  基于这观点,我们SGI向环境开发首脑会议,提出制定了“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十年”方案。

  这个以推进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的教育方案,已被纳入首脑会议的实施计划中,并在上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将于2005年正式实施。

  环境教育与和平教育、人权教育一起为新人本教育的栋梁。所有的人都凭藉自己的力量获取幸福。唯普及拓展未来的教育,才是“有希望的21世纪”的基础。

  SGI到目前为止,作为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的关联活动,在各地巡回举办“环境与开发展览”等,致力于启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今后,仍将在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活动。

  扫盲与环境教育,以取得这两项“教育十年”的成功为目标,我将在与联合国各机构及其他NGO(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下,提供最大的支援。

  我认为,环境教育的骨干就是NGO地球理事会推进制定、SGI给予支持的《地球宪章》。

  《地球宪章》指出:“我们是历史上第一次被要求在共同的命运下,开始新的行动。这是贯穿于《地球宪章》原则之中的誓言。……为此,我们必须改变思想与思考。而且,也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及责任感这一崭新的感觉。”

  不只局限于环境问题,在致力于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每个人都秉持这样的责任感与主体性是必不可少的。

一个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SGI还协助地球评议会拍摄电影“宁静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

  该影片主要描述投身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人们,例如,有致力于印度尼米(Nimi)村水资源问题的人,有致力于斯洛伐克希拉巴湖(Lake Zemplinska Sirav)环境污染问题的人,有致力于肯尼亚沙漠化问题的人,反映出“一个有志的人能够改变世界”的精神。

  回顾人类历史,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现实发生变化或是掀起时代变革的浪潮时,总是存在着具有不屈的信念、勇气和炽热情怀的人们。

  但在现代社会,难以消除的无力感“自己一个人怎么做也起不了作用”、自暴自弃放弃努力“怎么做也改变不了现状”,这样的观点大大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心努力的人也在现实面前失去信心,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窄小空间。我认为这是现代的“一凶”。

  在我与核时代和平基金会(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的克里格(David Krieger)会长的对话集《选择希望》中,也着重地论及这问题。

  会长在阐述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博士发现的关于能量与质量的方程式后强调:确立“一个人的一念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一和平方程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SGI开展的“人间革命”运动的重点正在于此。

  现实虽然严峻,但袖手旁观要不得。若能联合觉醒的民众共同行动,定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掀起变革的浪潮--21世纪人类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要对此作出证明。